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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否認，就算是資深股票分析 員，亦很難掌握和黃的盈利前景。除了因為該集團的業務橫跨多個行業，業務分布全球外，集團的主要附屬公 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達到200間，實在很難掌握整個集團的實際財 務狀況。

和黃在1999年以1,180億元出售英國電訊公司Orange， 錄得過千億元溢利。這些溢利，當中只有264億元是現金，另加214億元三年期浮息票據，其餘700億元是收取電訊公司Mannesmann的股權。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後，全球各地的電訊公司股價急挫，和黃手上的股票價值亦要大幅減值。之後集團還投入超過3,000億元發展3G業務，結 果泥足深陷。

1999年和黃錄得巨額盈利，大大壯大集團的資產負債表（即財務狀況表）。資產淨值（總資產減總負債）由1998年的800多 億元，上升至1999年的2,500多億元（見附表），上升了近兩倍。3,237億的非流動資產中，有1,762億是管理基金及其他投資，主要是因為有千 多億元「賣橙」（Orange）的收益入賬。當年流動負債（一年內償還）及非流動負債（不須在一年內償還）共1,100多億元，當中約900億元屬銀行貸 款及其他債務。整個集團有2,000億元以上的流動資產、基金及其他投資，足以抵銷所有負債，財務狀況十分健康。

到今年6月，雖然和黃的資 產淨值上升至3,000億元，但我們若仔細分析資產負債情況，和黃前景絕不令人樂觀。和黃的5,100億的非流動資產中，有600多億元是電訊牌 照，300多億元是收購合併活動產生的商譽和品牌，以及其他權利，加起來接近1,000億元。這些「無形資產」，估值可以出現巨大差距，估值高低對整個集 團的資產價值有很大影響。

例如電訊牌照，過去和黃是根據牌照的年期進行攤銷，再比較未來3G服務帶來的現金流量「預測」計 算出的淨現值，是否足以支持其賬面值。基於不同假設，牌照的價值可以上落很大。去年英國及意大利的3G牌照可使用年期改為無限，便為牌照每年的攤銷減少 30多億元。倘若市場對3G前景十分悲觀，預測永遠無法收支平衡（包括支付巨額利息）及錄得正現金流，那麼3G牌照的價值便是「零」。

另一 個令人憂慮的就是和黃的負債情況。截至今年6月，和黃的總負債（流動加非流動）共3,600億元，當中2,700億元是銀行貸款及其他債務，半年間為此支 付40億元利息，年息約3%。但除了這2,700億元外，和黃還有其他債務隱藏在聯營公司和 共同控制實體的賬項內。根據半年業績披露，和黃為此支付20億元利息；若以年息3%計算，聯營公司和 共同控制實體的債項達到1,300億元。連同集團本身的2,700億元的債務，和黃實際承擔的債務總額超過4,000億元。

過去兩年和黃受 惠於利率偏低，每年約支付120至130億元利息，年息約3%。我們若進行壓力測試，假設息率回升2%，到時和黃每年要負擔的利息支出便超過200億元， 對集團的盈利將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近數月和黃的大股東和董事總經理不斷增持和黃股份，之後股價大幅上升，到底是「睇好」，抑或是「抬市」， 小投資者要自己好好思考判斷，不要盲目跟隨。

林本利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最近立法會發表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質疑前高官梁展文退休後加入新世界為他「度身訂做」的新職，是對其在紅灣半島事件的「延後利益回報」。報告同時點名批評以俞宗怡為首的六位高官，對他們審批梁展文退休「下海」的申請時敷衍塞責，未能履行把關責任感到遺憾。

這次調查用了兩年時間，耗資1,750萬，傳召了數十位證人，結論只是對事件「感到遺憾」，沒有人要為此負上任何責任。有議員認為執法機構應該跟進調查，看看有沒有貪污舞弊、以權謀私的情況。

廉 政公署成立於1974年，至今已30多年。過去廉署成功偵破不少重大貪污案件，將貪官污吏及不法商人送入監牢，獲得普羅大眾的稱讚。但隨着時間日子的過 去，行賄和受賄的不法之徒自然懂得應變，新的貪污手法層出不窮，根本難以偵查。近年廉署一些打擊貪污罪行的調查手法，更受到市民和法庭質疑，公信力和聲譽 受到影響。

現時的高官貪污方法，很少會像《歲月神偷》一戲中，直接向市民收取金錢，或者類似前房署高官陳裘大，收受賄款後在辦公室中數銀紙。正如港大前校長黃麗松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述，經過多年參與廉署的公職，他對一些貪污的高明手法實在感到驚嘆，自己亦可以成為貪污方面的「專家」。

2003 年陳裘大被裁定罪名成立時，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房屋）恰巧是梁展文，他重申政府絕不容忍任何貪污行為，並將繼續與廉署及業界合作，完善工 作程序，防止貪污及一切違法活動。梁展文對貪污條例十分熟悉，知道什麼可以做和什麼不可以做，當然不會以身試法。立法會調查報告中所述的「延後利益回 報」，根本難以找到足夠證據支持。即使執法機構介入調查，恐怕最終又會像電盈私有化種票、中信泰富炒燶澳元、恒地天匯事件一樣，很難見到調查有所進展。

事 實上，大財團要回報貪官，大可發揮創意，又何須承諾提供沒有約束力的退休高薪工作。九七回歸前，大量高官透過內部認購，可以優先選購地產商的優質住宅單 位，認購價可以遠低於市價。一些官員負責審批樓宇圖則和監察建屋質素，同時向地產商內部認購單位。據悉一幢豪宅的頂層複式單位，便住了幾個高官，他們都以 特殊方式向地產商認購單位。倘若高官不方便以自己名義購買，還可以選擇找代理人，或者以信託形式購買，便能夠避過別人的耳目。

貪官另一個收 受利益的方法，就是讓家人成立沒有實質業務的公司，公司最好在海外註冊並且難以追查股東身份，然後再透過公司收受貪污的利益。退休貪官亦可以選擇成立自己 的顧問公司，從事一些與退休前的職責沒有牴觸的顧問工作，透過這個途徑收取「延後利益」。有些貪官在制訂和審批政府合約時，故意在合約上留下一些不清晰的 條款和漏洞，退休後加入商界，將這些「內幕資料」出賣給有關人士。

總括而言，高官若要貪，實在毋須等待「延後利益回報」。今次梁展文事件令 到筆者感到不尋常的，反而是政府為何會容許一個官員長時間負責土地房屋政策達七年之久，而梁展文退休後竟然又有勇氣不避嫌向政府申請加入地產公司工作，而 最離譜的是多位高官，又同時失憶忘記梁展文曾經長時間負責土地房屋政策，有份參與賤賣紅灣半島。整個事件不禁令人對問責制度和公務員體系的健全性，感到極 之憂慮。

林本利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2010年快將過去，今年港人最關心的經濟議題，依然離不開樓價高企和置業困難。過去一年，反映二手市場樓價的中原指數差不多上升了兩成。若由2008年12月時的低位計算，升幅更超過五成。

樓價上升，有人歡喜有人愁。現時有五成多的家庭擁有自置居所，其餘的四成多要租住單位。因此，樓價升跌一直是港人最關心的經濟議題之一。1995年10 月，曾蔭權出任財政司，帶頭唱好樓市，樓價在兩年間颷升近一倍，港人的供樓負擔比率高達85%，即是絕大部分收入用作供樓。這兩年間，市民和政黨大力呼籲 和要求政府出招，打擊樓宇炒賣活動，以及增加樓宇供應。

政府於是順應民意，收緊樓花買賣，大量興建夾屋、居屋和公屋，並且容許地產商改變土地用途和提高地積比率，增建大量私人住宅單位應市。結果幾年後樓宇供應量大增至一年10萬個，超出85,000個的建屋指標，樓價一瀉不可收拾，到2003年下跌接近七成才喘定下來。

港人汲取上次樓市下挫的慘痛教訓，在今次的升市中表現得較為理智。樓市自2003年下半年回升後，每次大幅上升後便橫行一段時間，沒有像九七前一般的瘋癲 上升。到2008年9月金融海嘯前，樓價五年間上升約120%，平均每年升17%，樓價依然是在港人負擔能力之內。金融海嘯爆發後，整體樓價下跌約兩成後 便回升，並沒有出現恐慌性拋售潮，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政策保住樓市和經濟，應記一功。

2009年1月樓市反彈回升，到同年10月已回升至金融海嘯前的水平，當時曾特首還說樓宇炒賣活動只局限於豪宅，在施政報告中沒有提出打擊樓宇炒賣的措 施，結果被市民齊聲責罵。到今年2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中，只針對性地調高2,000萬元以上的豪宅要繳付的印花稅。

到今年四月，樓價持續上升，曾俊華突然公布九招十二式，要求地產商增加售賣樓花的透明度，若情況沒有改善，政府不排除立法規管。一眾地產商隨即在土地拍賣時降低出價，令東涌及粉嶺兩幅官地的成交價低於市場預期。但樓市稍為放緩一個多月，在六月之後又再急升。

於是政府在今年八月，又再使出三招十四式打擊炒樓活動，包括禁止一手樓摩貨及轉名，提高殺訂比例至樓價10%，收緊1,200萬元以上豪宅的按揭成數，以 及要求銀行審批按揭時做壓力測試。但樓市對政府的招數和口術完全沒有反應，不斷繼續上升。政府被迫在十一月落重藥，向在短期內買樓及賣樓的人，徵收懲罰性 印花稅5%至15%。措施較徵收資產增值稅，或者樓宇買賣暴利稅更為厲害，樓市成交量即時大減。

有意見認為政府徵收懲罰性印花稅，嚴重侵犯私人財產的轉讓權，對業主不公。個別地產商更突然間十分關心樓市的用家，擔心新措施會損害用家的利益，完全忘記他們出售發水樓給用家的缺德行為。

正如前面所述，過去兩年特區政府表現得十分克制，試圖以溫和措施調控樓市上升速度。但在資金氾濫、利率超低和短期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樓價對政府措施幾乎完全沒有反應。政府最終要落重藥，打擊短期炒賣活動；倘若仍然沒有效果，相信下次會針對樓宇空置及內地人炒樓而出招。

住宅樓宇除了是投資物品外，本身還有其居住的消費用途，與市民生活相關，政府很難完全不管。過去日本和香港的經濟長時期陷入困境，以及近幾年英美經濟一潭 死水，都和之前的樓市泡沫有關。因此，政府適當時候出招，打擊在市場上興風作浪的地產商和投機者，避免樓市泡沫愈吹愈大而損害日後經濟，實屬政府應盡的責 任。

林本利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過去一年，原來除了樓價大幅颷升 外，的士和小巴的牌價同樣大幅颷升兩、三成以上。市區的士牌價已突破500萬元一個，以全港15,250部市區的士計算，總市值達到770億元。至於小巴 牌價，更高達750萬元一個，以全港4,350部小巴計，總市值約330億元。市區的士及小巴身價總值1,100億元。

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資料，2009年的士車費平均上升8.2%，每月平均載客量則由2008年的107萬人次下降至95萬人次，跌幅超過一成。即使去年10月，每月平均載客量回升至100萬人次，但仍低於2008年未加價前的水平。

因此，的士牌價颷升，絕非因為生意大增，而是由於的士商會不時提出加價，市場憧憬未來收入上升所致。再加上市場資金氾濫，利率偏低，吸引不少投資者和投機者入市認購的士牌，才令牌價大幅上升。

至於小巴方面，除了上述原因外，還多了一個因素，就是小巴商會建議將座位數目由16個增加至20個，令市場憧憬載客量上升25%，進一步刺激牌價上升。

專 線小巴（綠色小巴）持牌人協會表示，座位增加帶來的額外收益可以抵銷經營成本上升。若能夠成功增加座位，營辦商可以作出五大承諾，包括凍結收費三年和加快 轉用歐盟五型新車。政府對商會的建議反應十分冷淡，認為大部分繁忙時段的專線小巴仍有剩餘載客量，預計小巴的服務需求維持穩定，因此毋須增加載客上限。

香 港的小巴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產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巴士和電車等公共交通服務，遠遠追不上需求的增長，引致不少非法交通工具出現，包括9座位的小型載客 巴士。1969年，政府決定把非法載客的小型貨車和載客巴士進行規管，容許它們登記成為14座位公共小型巴士（即小巴）。到1988年，政府放寬小巴的載 客上限至16座位，令小巴的載客量增加一成多，由原先每月平均載客150多萬人次上升至170多萬人次。

現時全港4,350部只得16個座 位的小巴，每日平均載客量已增至190萬人次，每部紅色小巴每日平均載客270多人次，綠色小巴則超過500人次。九巴、新巴和城巴三間專利巴士公司擁有 5,400多部巴士，每日載客370萬人次，未及小巴的兩倍。每部巴士一般可以載超過100名乘客，但每日實際的載客量不過是600多人次而已。

專 利巴士的載客量偏低，明顯是因為要提供較為全面的服務，即使是偏遠和人口不多的地區也要提供服務。另外，從日常的觀察中，有不少地區的巴士路線重複和班次 過密，以致載客量偏低，令一些主要道路經常出現嚴重巴士擠塞的情況。當運輸署和巴士公司重整路線去提高載客量時，往往被區議會否決，以致無法改善現有情 況。

未來幾年，專利巴士公司有需要更換車輛去減低排放，政府與其考慮補貼巴士公司購買新車，何不讓巴士公司放棄一些乘客量不足的服務，轉由 專線小巴公司負責經營。政府可以鼓勵現有小巴經營者（特別是載客量較低的紅色小巴）參與競投提供服務，並且放寬座位數目上限，以配合市民的實際需要。

為了避免放寬座位數目而令小巴牌價大幅颷升，政府應表明立場，日後小巴收費的調整只會參考現時的盈利情況。換言之，小巴收入若因放寬管制而大增，可能要面對多年凍結收費，不能加價的情況。

政府鼓勵小巴取代載客量偏低的巴士，大幅度削減巴士數目，可以有效改善路面擠塞情況。長遠而言，對巴士公司、小巴營辦商、巴士乘客和其他道路使用者，都有好處。

林本利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惹起公憤，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為了平息民憤，竟然向市民胡亂派錢。市民對預算案的不滿，不過是反映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不滿，當中包括：一、小圈子選舉

立法會剛剛通過的2012年政改方案，依然離不開由小圈子選出特首和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席，讓既得利益者可以繼續維護自身利益。亦由於地區直選議席採用比例代表制，票數不足10%已可取得一席。這促使一些政黨以過激的手法去爭取少數選民支持，以期在各區取得一個議席。

二、縱容地產霸權

過 去一年多，市民一直對樓價大幅上升表達不滿，但政府卻不肯正視樓宇供應被大地產商和港鐵操控的情況。過去幾年，每年私樓落成量平均不足一萬個單位，大量非 法資金流入本港炒樓，直接間接促成樓價和租金大幅颷升。地產惡霸將壟斷勢力伸延至物流、運輸、能源、零售等行業，令中小企和市民要負擔高昂的費用。

三、公營部門肥上瘦下

九 七回歸後，特區政府出現多年財赤，強行大幅度削減新入職公務員薪酬，以短期合約取代長俸制度，令年輕人工作得不到保障。醫管局、大學及社福機構效法政府肥 上瘦下，特別是當薪酬和公務員脫鈎後，高層人員大幅加薪，甚至巧立名目多收一兩份酬金或津貼。但中下層員工的薪酬和福利則不斷遭到削減，嚴重影響員工士 氣。

四、教育政策混亂

九七回歸後，教師、家長和學生面對一浪接一浪的教育改革，被壓得透不過氣來。2001年董建華提出大專學位大躍進，促使各高等院校大量增加副學士學額，大量印製畢業證書圖利。由於教育政策混亂，令不少年輕夫婦不願意生育，加速本地人口老化，造成長遠的經濟及社會問題。

五、藝術發展滯後

政府和商界雖然坐擁巨大財政資源，但投放在體育運動和表演藝術方面的資金卻少得可憐。今年預算案撥出70億元成立「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但在藝術發展方面卻沒有再增撥資源。這令不少愛好表演藝術的人士，要繼續為藝術而犧牲，生活得不到保障。

六、漠視在職貧窮問題

市 民很關心在職貧窮問題，並希望政府增撥資源去幫助一些低收入工人，讓他們有足夠收入去應付生活所需。問責局長「每日」薪酬達一萬元，卻不知民間疾苦，認為 「每月」一萬多元的家庭收入已不算貧窮。政府向低收入工人發放每月600元的交通津貼，又要資產審查，又要查家宅，變相鼓勵市民不要儲蓄，不要為將來退休 生活作打算。

七、漠視人口老化問題

一些公營機構（包括金管局、特區政府、醫管局及大學）高層，享受高薪厚祿，年薪數百萬元， 甚至超過千萬元，達到退休年齡還不肯退位讓賢。另一方面，一些無依無靠的長者，由於缺乏積蓄，退休後被迫要繼續工作，每月只賺得數千元過活。政府對長者提 供的生活津貼、醫療、院舍和身後殮葬服務，完全脫離需求，缺乏長遠具體方案去處理人口老化問題。

面對上述各種問題及不合理現象，政府為何不將巨額財政盈餘用作處理相關問題，而要胡亂派發呢？

林本利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去年6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交《競爭條例草案》，正式展開本地《競爭法》的立法程序。

很奇怪，自從去年10月立法會開始審議《競爭條例草案》，我們絕少聽到大財團和大地產商的反對聲音。取而代之是一群所謂代表「中小企」的議員和商家，高調地跑到台前，質疑《競爭法》的內容，擔憂中小企的利益會受到損害。

不錯，政府提交的草案，仍有一些不足之處須要在正式法例中，作出具體說明和清楚闡釋，避免企業誤墮法網，或者無故被競爭對手指控。例如「市場」一詞如何界 定？市場份額要有多少才算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market power）？如何判斷哪些政府機構及法定團體應受到《競爭法》所規管？政府如何決定豁免及豁除某些私人協議和行為，免受《競爭法》規限？百分之十的營業 額罰則是否過嚴？

《競爭法》的制定，目的是為了預防及制止濫用市場權勢的行為，禁止企業透過協議及經協調做法，去妨礙、限制或扭曲市場競爭，確保各市場參與者可以在一個對等和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競爭。

既然《競爭法》是要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便不應偏袒，或者針對某一特定行業和某一特定企業。現時政府的競爭政策，只針對特定行業引入類似《競爭法》的條款， 當中包括電訊業和廣播業，要求持牌公司不能作出某些反競爭行為。到近10年，公眾不時關注本地油價「加快減慢」，質疑油公司是否串謀操控價格，要求政府立 法規管油公司。油公司的回應是，政府若要立法，必須一視同仁，引入跨行業的《競爭法》。

《競爭法》亦不應單單針對私營企業，而豁免其他政府機構及法定團體，免受《競爭法》規管。香港不時被人視為一個自由市場，政府很少干預市場運作。但實情是 政府的「有形之手」無處不在，介入不少行業，從房屋、教育、醫療、交通、食水等市民基本服務，到旅遊（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及西九文化區）、創新科技（數 碼港和科技園）、物流航運（機場及郵輪碼頭）、會議展覽（會展中心及機場展覽館）等經濟產業，都見到政府積極參與。現時共有500多個法定團體和60多個 政府部門，若完全不受《競爭法》的規管，肯定嚴重扭曲市場的運作，製造不公平競爭。

此外，《競爭法》不應單單針對規模較大的企業，而豁免中小企。企業規模擴大，市場佔有率上升，佷多時候是因為投資者眼光獨到，經營有道，而非出於反競爭行為。《競爭法》要防止的不是市場權勢，而是濫用市場權勢，損害消費者和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

中小企若然合謀抬高產品價格，損害買家的利益，或者投標時互相串通，壓低入標價格，損害賣家的利益，都應受到制裁。過去傳媒便不時報導這些行為，只不過因香港還未有《競爭法》，被控告的中小企才能夠脫罪。

因此，《競爭法》理應跨行業而非針對個別行業；涵蓋所有市場參與者，不論是私營公司抑或是政府機構和法定團體；亦應對大中小企業一視同仁。現時眾多立法會議員和商界人士，突然同一口徑，擔憂《競爭法》對中小企不利，希望是出於良好動機。

倘若他們擔心中小企受害，何不爭取立法後初期，《競爭法》只適用於大型上市公司，營業額或利潤超越某個水平的公司才受到規管。筆者真希望這些為中小企請命 的人士，目的不是為了拖延立法，令今屆立法會會期（直至2012年7月）無法完成立法程序。到明年由小圈子選出的新特首，便可以把一切立法工作推倒重來， 變相幫大財團一把。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2011年《福布斯》富豪榜頭 30位中，有三位屬本地富豪。李嘉誠排第11位，擁有淨資產值260億美元（約2,028億港元），郭炳江、郭炳聯兄弟和李兆基家族分別排第23位和28 位，分別擁有210億美元（約1,638億港元）和190億美元（約1,482億港元）身家。

三大家族總共擁有5,100多億港元資產， 倘若把他們的私人投資計算在內，相信總資產值接近10,000億港元。香港這片彈丸之地，竟然能夠出現幾位超級富豪，本應是港人之光。奈何大部分港人並不 以此為傲，近年「仇富情緒」更日漸高漲，個別人士甚至以極端手法表達對貧富懸殊加劇的不滿，情況實在令人感到憂慮。筆者早前已撰文，指出恒地主席李兆基如 何透過收購煤氣公司，藉着壟斷氣體市場賺取豐厚利潤。公司並且獲得政府官員及城規會批准，享受土地特殊利益，嘉亨灣和翔龍灣正是煤氣公司「發水樓」的代表 作。李兆基在香港累積巨大財富後，便積極將資金投入認購國企股和內房股。他在2004年成立500億港元的私人投資基金，到2007年下半年已升值至 1,500億元，被封為「亞洲股神」。即使當時恒指已處於高位，他還不斷叫好，預言幾個月後恒指會升至33,000點，甚至36,000點；並不時推介心 水股給股民追捧。近年天匯「天價」售樓，以及突然多了三個孫兒，更令全城矚目。

至於李嘉誠（長和系）及郭氏兄弟（新地）的 致富方程式，同樣是透過早年以低價收購公用事業和土地，再將土地用途轉變而賺取豐厚利潤。兩大家族在地產市場發迹後，便將集團業務走向多元化，投資在電 訊、能源、貨櫃碼頭和零售等業務上。然而這些業務所賺到的回報，遠遠不及地產業務。李嘉誠旗下的和黃集團，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投資英國電訊公司 Orange，曾經在1999年錄得過千億元的利潤。之後把資金投放在3G業務，卻虧損了超過1,500億元（還未計利息支出），要靠出售資產抵銷虧損， 要到去年才開始止蝕。過去十年，兩大家族都曾經嘗試過轉型，投資科網和生物科技業務，但結果都是徹底失敗，令小投資者損失慘重。李嘉誠次子李澤楷創立的盈 動獲政府送上數碼港，並且在2000年2月中宣布吞併「百年老店」香港電訊，改名為電訊盈科。消息公布後，兩間公司股價大升；但合併後，電盈股價不斷下 挫，至今投資回報（包括股價變動和股息）是-95%，當日投資1萬元的退休人士，今日只剩下500元。

兩大集團即使資金雄 厚，但仍然乘港交所在1999年底設立創業板，搶先將旗下的TOM集團（之前Tom.com）和新意網集團上市集資。兩間科網公司上市後的表現令人極之失 望，至今投資回報分別是-88%和-73%。小股東應詳細研究當日上市集資的資金，到底投資了什麼項目，認購了誰人的資產。2001年，新地旗下的九巴， 分拆路訊通上市，將在巴士上賣廣告的收益據為己有，沒有和乘客分享。路訊通自上市後，至今投資回報是-61%。2002年，李嘉誠大兒子李澤鉅高調地將長 江生命科技上市，根據資料，自上市後，公司多年未有派發股息，股價持續下跌，兼且要供股，至今投資回報是-73%。回顧這三大富豪家族的投資往績後，讀者 應該更清楚他們如何累積數以千億元計的財富，亦應明白香港出現貧富不均和「仇富情緒」的一些原因。

過去幾年，教育局一直要求出版商將課本和教材分拆，以為這樣便可促使教科書價格大幅下調，令到學生家長得益。

筆者之前撰文，指出教科書成本和售價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教育局不時修改課程，要求課本送審，以及推行母語教育等政策所致。筆者在1989年出版高考（即大學入學試）經濟學課本，只有英文版本，黑白製作，不用送審，全書300頁，每本售價不過80元。

到1992年，當時的考試局開始容許高考考生以中文作答，但市場上卻沒有中文版本的高考經濟學課本，政府不惜動用公帑資助出版社將英文版本的課本翻譯成中文。隨着高考可以用中文作答，兼且在考試成績單上不會列明作答語言，愈來愈多考生選擇以中文作答。

1998 年，前特首董建華一刀切推行母語教學政策，指令所有採用母語教學的學校，必須同時使用中文課本，不能使用英文課本。這個政策，令中文課本市場迅速增長，促 使出版商投放更多資源去爭逐市場佔有率。但很不幸，母語教學政策不但令本地學生的英文水準大幅下降，更導致教科書成本和價格大幅上升，最終損害了學生和家 長的利益。

熟悉教科書市場的人都知道，教科書的主要成本是開發和製作成本，一套用兩年（會考）或三年（初中或新高中）的教科書，開發及製作成本動輒要數百萬元，甚至過千萬元。除了這筆巨額的「入場費」外，另一主要成本就是印刷費。

每 本教科書的印刷費，主要視乎印刷量，顏色多少和紙張質素並非重要因素。一本百多頁的彩色教科書，印刷量若有一萬本，每本印刷成本不過10多元；若印刷量只 得一千本，成本便要數十元。過去二、三十年，中小學生人數急速下降，從過往每個年級有十萬人，下跌至現在個別年級只得五、六萬人，教科書的印刷量自然大 減。再加上政府推行母語教學，出版社要分別印製中英文版本，印刷量再要打個折扣。過去幾年，出版商投入大量資源開拓新高中市場，十多間出版商經過一輪「大 廝殺」後，實際可以回本的恐怕只得幾間。2009年推出新高中中四課程後，學生選修的科目由過往一般的八科至九科（甚至十科），減少至只得六科至七科，令 每科選修人數大幅下跌。到去年九月，出版商發覺中四及中五的課本銷量突然大減，經調查後發覺部分升讀中五的學生，放棄選修某些科目，並將中四課本出售。不 少「手緊」的學生，即使繼續選修某一科目，亦把手上課本出售去賺取外快，以致出現第一屆新高中文憑試還未正式開考，二手課本已充斥市場的情況。

一 本零售價100元的教科書，出版商一般是以八折價錢出售給書局（書局再以九折或九五折出售），實際收入只得80元。這80元中，約有10元是作者的版稅 （零售價10%），餘下70元，要支付印刷費、員工（包括編輯和營業員）薪金、租金及其他營運支出，餘下的收入未必足夠抵銷開發和製作成本。特別當市場萎 縮，生產規模下降，印刷成本不斷上升，出版商的「剩餘收入」十分有限，能夠賺到多少暴利呢？筆者相信教育官僚是很清楚出版商面對的惡劣經營環境，但為何仍 然要不斷打壓出版商，突然更改遊戲規則，強行要求出版商把現有課本和教材分拆？出版商為了競爭，早已把教材（包括由作者撰寫的教師手冊）送給老師參考和使 用，現在又怎能要求他們付費購買？出版商若收到老師（或學校）支付的教材費，又如何和作者及其他版權人攤分？教育局說不排除自己製作課本或以招標形式出版 課本。若是由政府插手出版教科書，恐怕成本會更高，市場更容易被壟斷操控，嚴重損害香港的言論和出版自由。

林本利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去年十月特首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建議成立「關愛基金」，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出任基金的主席，目標是由政府與商界各出資50億元，為基層市民提供綜援計劃不能提供的多方面支援。

當時特首還說正向商界募集捐款，初步反應正面，有信心關愛基金能直接令廣大基層市民受惠。但經過六個多月來的募捐，商界承諾捐款僅得18億元，不足目標款項50億元的四成，政府正式收到的捐款更不足7億元。

每 年財政預算案和施政報告發表前，政府都會作出廣泛諮詢，收集市民的意見。今年二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建議注資強積金戶口，惹來市民極度不滿。政府為了「補 鑊」，急急大幅度修改預算案，向市民（包括超級富豪）派發現金。去年施政報告建議成立的關愛基金，同樣備受各方責難，連社福界亦群起攻之，擔心會影響其他 機構的捐款收入。

很難想像，一些政策倘若經過廣泛諮詢和深思熟慮，竟會落得如此下場。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說要有新思維，故此成立關愛基金。然 而，從關愛基金的成立目的，勸捐對象，以至捐款使用方式（包括資助學生遊學），不但看不到新思維，反而令人覺得特區政府的治港理念可能已處於「思覺失調」 狀態，出現思想及言語紊亂的情況，妄想關愛基金可以紓緩仇富、仇商情緒。

社會出現仇富、仇商情緒，並不是市民「憎人富貴厭人貧」。市民不是 仇視富有人或者商人，市民不過是不滿那些賺到盡，大小通吃的商人，以及那些巧取豪奪，大量興建發水樓和以不良手法賣樓圖利的地產商。本地富豪發財後不單沒 有立品，還藉着本身在政界和商界建立好的網絡，繼續攫取利益。

去年的施政報告，標題是「民心我心，同舟共濟，繁榮共享」。政府是清楚知道大地產商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極低，亦明白到為何普羅市民無法分享到經濟繁榮的成果，社會失去和諧的癥結。施政報告的重點，正正是要去處理這些問題。

可是，施政報告一方面提出限制發水樓，規管樓花買賣，以及引入競爭法；另一方面卻提出政府和商界各出資50億元成立關愛基金，令人擔心高官和商界建立更緊密關係，影響政府日後施政。

特 首發表施政報告時，說明正向商界募集捐款，初步反應正面。施政報告發表後，帶頭認捐的是幾個超級富豪旗下的地產公司。過去十多年，地產商透過大量興建發水 樓，保守估計額外多賺過千億元收入。政府率先向地產商勸捐，令人懷疑政府一而再推遲限制發水樓的實施日期，是否和地產商討價還價的結果。況且，執法機構正 調查一些與地產商有關的案件，在這個敏感時候，政府官員更不應和他們建立密切關係。

一般人都相信，金錢捐獻應該是出於自願和愛心，不是為了 「贖罪」，或者沽名釣譽，更不應該為了謀取更大的利益而作出捐獻。政府擁有龐大儲備和財政盈餘，根本毋須浪費人力物力搞一個關愛基金去扶貧。即使要增加資 源，亦可以考慮採納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成員陳章明的建議，向地產商抽發水樓稅，將稅收撥入基金用作扶貧。

既然關愛基金「成效不彰」，又出現「思覺失調」的情況，政府何不及早撤回建議，避免政府進一步陷入「精神分裂」的狀態中。

林本利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