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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應否制定全面的競爭政策和引入《競爭法》，這個議題已經討論了接近20年。九七前和九七後，政府都曾經作過深入研究和廣泛諮詢，獲得絕大多數的企業和市民支持。只不過由於大財團和地產商（以及他們的打手）的反對，一直拖延至現在才進行立法。

一些突然為中小企請命的立法會議員和商家，他們提出的反對理由和對《競爭法》的質疑，過往已經提出過多次，絕無新意。

首先，他們說制定《競爭法》會增加本地營商成本，中小企因擔心誤墮法網，須要聘用法律專業人員處理和《競爭法》相關的營商行為。中小企因財力不足，故此不敢投訴被大財團欺壓，反而會擔心其他立心不良的對手，以向競爭事務委員會投訴的方法去打擊及阻礙其業務發展。

不錯，任何法例的實施都會增加營商成本，肥了法律界人士，引入《競爭法》也不例外。問題是法例對社會帶來的利益，包括經濟和非經濟上的利益，是否大於額外 付出的成本。過去20年，市民清楚看到地產霸權的勢力已逐漸延伸至各行各業，市場空間日趨狹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市民普遍相信大財團和地產商合謀壟 斷市場和操控價格，引入《競爭法》可以幫助釋除市民的疑慮，還大財團和地產商的清白。

有人認為《競爭條例草案》建議的罰則太輕，又有人認為過重。將來的競爭事務委員會可與被起訴的公司和解，只要對方賠償1,000萬元便可以。大財團透過反 競爭行為所賺的額外利潤往往遠多於1,000萬元，賠償金額對它們根本起不到阻嚇作用。至於干犯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公司，最高罰款是違反法例的年度營業額 10%，又被指罰得太重。政府官員強調1,000萬元的和解賠償，是針對輕微違規情況，目的是保障中小企，免受訴訟纏擾。至於收取全年營業額10%，亦可 以產生阻嚇大財團，幫助中小企的作用。其實，相對於其他一些國家實行的《競爭法》，《競爭條例草案》建議的罰則已算十分溫和。在美國，違反反壟斷法〔或稱 《反托辣斯法》（anti-trust law）〕屬刑事罪行，可以判處監禁，最高罰款是違法造成的損害金額之三倍。台灣的《公平交易法》亦有類似罰則。大財團及地產商若合謀壟斷市場和操控價 格，額外所得利潤又何止營業額的10%？資料顯示，地產商、石油、電力和氣體公司所賺的利潤，往往佔營業額的一半或以上，營業額10%的罰款又能產生多少 阻嚇作用？亦由於罰則不重，未必能夠產生阻嚇作用，故此《條例草案》容許受損害的公司提出「後續」獨立訴訟，向違規的公司索取額外賠償。但這獨立訴訟的條 款，又被人指摘為損害中小企利益，令中小企不斷受到訴訟滋擾，影響公司正常運作。政府提出的《競爭條例草案》，主要規管三大行為，包括：一、透過協議和經 協商行為妨礙市場競爭；二、濫用市場權勢傷害對手；三、透過合併而令市場缺乏競爭。本地的企業，絕大部分是中小企，不是跨國企業，市場佔有率不高，併購活 動不多，若沒有私下和其他公司訂下協議妨礙競爭，又何須擔心《競爭法》呢？筆者完全同意不少壟斷和市場操控行為，是和政府政策有關，但這不應妨礙制定《競 爭法》。筆者期望香港首先引入《競爭法》，之後再透過政制改革和民主選舉去打破財團壟斷和地產霸權的局面，令香港下一代的企業和年輕人，可以在一個更公平 和對等的環境下競爭。A

林本利

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香港原來不單止收入和財富極度不均，就連市民的休憩用地和康體設施的分配，也出現嚴重貧富懸殊的情況。

去年《南華早報》報導，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以免地價或者1,000元的地價，批出多塊珍貴地皮給私人會所興建遊樂場設施，供會員使用。政府批地的條款， 列明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可以要求私人會所開放部分設施給學校及社福機構使用。只不過多年以來，私人會所實際開放給公眾使用的時間十分有限，兼且限制多 多。

由於有立法會議員跟進事件，政府被迫要檢討這些「私人遊樂場地契」的批地條款。誰不知一年過後，政府的檢討結果，竟然是日後續契時，會建議要求私人會所對外開放時間，由現時每週9小時，改為每月40小時。

一年有12個月，52個星期。政府的建議，即是將私人會所的開放時間，由原先每年468小時（9小時×52個星期＝468小時），增加至每年480小時 （40小時×12個月＝480小時），每年增加了12個小時，增幅為2.6%。多出的時間，恐怕連更衣和如廁的時間也不夠，明顯是玩弄數字，沒有實質上的 改變。

眾所周知，香港地少人多，土地資源十分珍貴。由於土地有限，本地的休憩和康體設施嚴重不足，市民須要輪候長時間才可以申請到設施。根據政府的規劃，每名市 民的平均休憩用地是一平方米。以全港七百萬市民計算，休憩用地應該有700公頃（1公頃＝10,000平方米），大約700個標準十一人足球場。實際的數 字相信低於此數字，市民可以真正享用的休憩場地極之不足。

過去個別地區的區議會曾經要求政府修改土地規劃，不要將一些空置土地用作興建住宅，改為提供休憩場地給市民使用，結果往往得不到政府有關方面的積極回應。 政府官員甚至將供全港市民使用的郊野公園、天橋底和馬路旁的空地，地產商提供的公共空間（為了換取額外樓面），都計算入休憩用地之內，試圖推卸撥地興建休 憩和康體設施的責任。

根據經濟學家的分析，私人會所是一個很特殊的組織，有別於其他牟利和非牟利組織。私人會所的成員，一般是有類似的背景和信念，會所的「排他性」十分高，不 輕易接受不同背景和理念的人入會。私人會所產生的價值，主要源自這種「排他性」；政府若貿然要求會所開放會籍或讓公眾人士使用設施，會大大降低會所的價 值。故此，政府檢討私人會所的地契時，著眼點不應是增加對外開放時間，應該從公平和善用稀有土地資源的角度，去修訂地契條款。不少私人會所佔據珍貴地皮， 將大片郊野公園土地變成私有。政府應向私人會所收取市值地價或者租金，每年再按照市值租金徵收差餉和地租，將稅收用作興建更多的休憩和康體設施，供公眾使 用。政府收足市值地價及租金，增加私人會所的經營成本和會費，反而令會員更有「優越感」。政府亦可以收回部分私人會所土地，重新發展後供公眾使用。現時以 超筍價批地給富豪興建俱樂部，再有限度開放給市民使用的做法，只會增加管理上的困難，令市民覺得政府偏袒富豪，加深「仇富」情緒。估計香港只有數萬人可以 有資格使用這些免地價的豪華私人會所設施，其餘七百萬人要輪候使用康文署的設施，或者付費給地產商使用私人屋苑會所設施，這又是否公平合理呢？

林本利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2008年9月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後，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中國政府為了緩和金融海嘯對經濟的衝擊，在當年11月宣布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的刺激經濟方案，大量投資基建和擴大內需，避免經濟增長急速下滑。

內地四大國有銀行，為了配合中央政策，紛紛批出巨額貸款給地方政府和國企，用作大興土木，投資在房地產和基建工程。結果在2009年及2010年，內地銀行的貸款急增，新增貸款每年逼近10萬億元人民幣，這還未計透過會計手法隱藏的貸款。

這些新增貸款，不少是投放在沒有足夠盈利能力的基建項目上，亦有不少是落入貪官污吏的口袋裡，再以不同渠道，流往其他地區作炒賣。相信有不少資金，從內地流入香港炒賣房地產，推高本地樓價。

隨着中國經濟在2009年第三季起急速復甦，樓價颷升，物價上揚，中國人民銀行便開始收緊貨幣供應，不斷調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試圖遏止樓價及物價進一步上升。現時存款準備金率已調高至超過20%，令一些國有銀行出現資金不足，需要供股集資的情況。

自從去年初開始，筆者已經對內地銀行的經營前景感到憂慮。雖然過去兩年，內地銀行的業績依然有可觀增長，去年底工行更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銀行股，其他三大國有銀行，包括建行、中行和農行，都打進全球十大市值的銀行榜當中。但這個市值排名上升的現象，反而令筆者更加擔心。

過 去二十多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成為全球十大市值的銀行或金融機構，不一定是個良好兆頭，反而是「凶兆」。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急速增長，房地產價格 颷升，日經指數逼近4萬點的水平，全球十大銀行（以資產值計算）中，頭六位全屬日本銀行。之後日本地產泡沫爆破，樓價股價大跌，一眾日本銀行陷入嚴重財務 危機，瀕臨破產，日本政府及央行要出招（包括實行零息）打救。

同樣，2008年金融海嘯前，英美兩國的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信貸急升，銀行 市值大幅攀升。2005年，全球市值十大銀行及金融機構，差不多全部由英美兩國包辦。2006年之後爆發次按危機，銀行壞賬急增，保險公司（AIG）及投 資銀行接二連三出現財困，需要英美政府注資打救。若非政府打救，恐怕出現骨牌效應，所有大銀行都會相繼破產倒閉。

根據一些專家分析，內地銀 行貸給地方政府及企業的款項中，最少有兩成以上屬不良貸款，總額超過三萬億元人民幣。不少地方政府投資的基建項目，最終可能成為大白象，收入不足以償還貸 款。過去兩年，內銀股A股股價一直低於香港的H股股價，折讓有兩成之多；今年上半年，社保基金陸續減持內銀股。這一切似乎顯示內地投資者可能掌握較多訊 息，對內銀股前景感到悲觀。

然而，即使內地房地產泡沫爆破，銀行壞賬急升和出現財務危機，一般人都相信中央政府必定會出手打救，正如之前日本和英美政府的做法一樣。由於內地四大國有銀行已經上市，到時股價必然會大幅波動，投資者最好綁好安全帶，準備玩過山車遊戲。

林本利

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c.com.hk）作者網誌：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筆者有幸，誤打誤撞竟然能夠在大學任教，目睹過去20多年來本地高等教育的種種變遷。眼見大學逐漸偏離「追求真理，啟發思維」的傳統使命，變得「急功近利，惟利是圖」，實在不禁搖頭嘆息。

20年前，香港仍然只得兩間大學（中大和港大），由於學額不足，兩間大學毋須在教學和科研上進行激烈競爭，便可以吸納足夠的優異學生就讀。那時即使大學校長和教授發表的論文不多，被同儕引用的次數有限，但他們對學術的嚴謹要求和個人修養，普遍獲得學生和社會大眾所認同。

後 來港英政府為了加強本地大學之間的競爭，提高香港的科研水平，於是成立第三間大學，即科技大學。97回歸前幾年，大量高學歷港人移居海外，政府為了增加大 學畢業生人數，效法英國政府，將幾間大專院校升格為大學，令香港突然間由缺乏大學生，變成大學人才過剩。筆者亦因為理工學院升格為大學，由大專講師逐步成 為大學副教授。

很明顯，每間大學的歷史背景不同，本身有其獨特使命，有些較着重科研，有些講求教學質素，亦有一些專門為工商界培訓人才，提 供服務。但過去10多年，本地各間大學差不多都走同一路線，首先要求教員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之後再計算論文的引用次數和影響系數（impact factor），到近年再大玩院校排名，爭取成為世界前100位、50位，甚至25位的大學。

香港八大院校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由於政府撥款有限，各間院校便要想盡辦法去爭取額外資源，聘用更多「名牌」教授去提高院校的排名。

過 去10年，特區政府鼓勵各院校開辦副學士課程，不再資助授課式的碩士課程，以及讓大學教職員薪酬和公務員脫鈎，這些政策正好提供機會給各院校大量印製畢業 證書圖利，將額外收入用作提高教授薪酬，有大學高層的月薪高達三、四十萬元以上（還未計其他額外收入），較特首和司局長更高。院校另一個爭取額外資源的方 法，就是進行募捐，特別向富豪勸捐。院校除了將校園內的教學大樓或學院以捐款人命名外，還不理會捐款人是否對社會有實質貢獻，一律送上榮譽博士銜頭。更有 甚者，個別院校以政治掛帥，向權貴大派榮譽學位，希望能夠獲得更多撥款。最令人不齒的就是一些大學高層，本身不學無術，沒有什麼研究著作，或者只是把自己 的名字加在別人的著作上，但卻對下屬要求多多，玩弄權術。在爭取較高排名時，個別高層更挖盡心思，故意隱藏一些不達標的教員，甚至向負責排名的機構提供不 盡不實的資料。這些缺德的做法，在學術界似乎變得理所當然。《四書》中的《大學》，開首幾句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過去10多 年，筆者眼見大學教育走向商業化，變得功利。不少大學高層缺乏誠信，像生意人多於學者，只顧和商界及權貴打交道，為退休生活鋪定後路。大學管治日趨低落， 外表擁有華麗的軀殼，但內裡早已失去靈魂，不能明辨是非黑白。還望有心辦好大學教育的人能夠撥亂反正，把各院校重新納入正軌，挽回失去的靈魂。

林本利

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c.com.hk）作者網誌：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機管局建議興建第三條跑道，以應付未來二十年的客運和貨運的需求。興建第三條跑道的造價達到1,300多億元，但估計可以在未來二十年為香港帶來1,600多億元直接及間接經濟收益，五十年的經濟收益更超過9,000億元（以現值計算）。

無可否認，自1998年啟用後，赤鱲角機場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經濟收益，令香港可以維持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倘若當日港人盲目相信中方的說法，以為港英政府興建新機場，是為了花光香港的儲備而叫停有關工程，過去十多年香港的經濟損失恐怕非常巨大。

不錯，赤鱲角新機場啟用初期，確實出現過不少混亂，令航空公司和旅客感到不滿。加上97年後香港受到亞洲金融風暴所影響，經濟低迷了好幾年，新機場的客運和貨運表現較預期遜色得多。

2003年，特區政府眼見財赤連年，每年達到600億元，有意出售資產套現，當中包括機管局私營化計劃。當時筆者隨即指出，機管局每年盈利只得5億元，以政府的股本投資360億元計算，股本回報只得1.4%，根本難以吸引投資者認購股份，未具備上市條件。

後來政府花費公帑找財務顧問研究機管局上市，所得的結論和筆者一致。當時財務顧問建議機管局舉債60億元歸還給政府，令政府的股本由360億元減至300億元，達至一個所謂「合適」的資本結構，方便日後上市。

香港經濟自2003年下半年起急速反彈，機場的客運和貨運量錄得可觀增長。估計截至今年3月的財政年度，機管局的營業額會突破100億元，稅後溢利超過 40億元。以政府300億元的股本投資計算，股本回報達到13%以上，回報算是十分不錯，這還未計政府每年收取近20億元的機場離境稅。

以現時機管局的財務狀況，肯定已具備上市條件。但現時特區政府坐擁6,000億元儲備，與2003年的財政狀況不可同日而語。另外，自港鐵（前身地鐵）於 2000年上市後，便不時出現政府角色衝突的問題。政府制定房屋和運輸政策時，到底是要保障公眾利益，抑或要兼顧港鐵小股東利益呢？

因此，筆者以為政府毋須透過將機管局上市，去為興建第三條跑道融資。政府保留機管局的股權，每年將收到的股息用作再投資。假設機管局每年派息30億元，未來20年政府的股息收入共600億元，接近興建第三條跑道所需的一半資金。

此外，機管局可以由政府擔保，發債200至300億元，將籌得資金用作興建第三條跑道。政府可以考慮調高機場離境稅，或者徵收機場建設稅用作融資；亦可以將每年接近20億元的機場離境稅，部分用作興建新跑道。

除了政府將股息注資，發債和向旅客增加使用費外，機管局亦應檢討機場的各項收費，包括飛機升降費、停泊收費和保安費等，並且引入拍賣機制，去分配較佳的升降時段，避免出現納稅人補貼航空公司賺錢的情況。

去年國泰航空的稅後溢利高達140億元，當中不少溢利是來自香港的業務。現時機管局的整體收費，普遍低於世界其他大城市的水平，甚至要依靠商鋪及寫字樓租 金補貼。機管局檢討收費，讓各間航空公司承擔部分興建新跑道的財務責任，亦藉此顯示各公司對此龐大建設計劃投下信心的一票。

林本利

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c.com.hk）作者網誌：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現任特首曾蔭權的管治班子共分為三司十二局，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把運輸及房屋政策歸入同一個政策局，就是運輸及房屋局。但倘若我們了解過去數十年政府的運輸和房屋政策，便不難明白兩方面的政策為何相關，而且關係十分密切。

眾所周知，港英政府是在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發生火災，導致5萬多名災民無家可歸，才開始興建公共房屋，給低收入家庭入住。早期的公屋，主要位於港島及九龍區。

到上世紀60年代，由於市區可供發展的土地有限，政府於是在新界開始發展新市鎮（早期稱衞星城市），以應付人口增長帶來的住屋需求。新市鎮的規劃以「自給自足」為目標，致力在房屋、就業、教育、康樂及其他社區設施方面能夠滿足居民的基本需要。

為了方便基層居民上班，早期新市鎮的規劃都包括工業區，提供就業機會給居民。但隨着工廠北移，本地工業式微，愈來愈多新市鎮的居民需要每日長途跋涉到市區工作，帶來不少交通擠塞問題。

過去屯門公路和獅子山隧道，都出現嚴重擠塞情況。政府於是擴展鐵路（包括西鐵）和公路網絡，以及邀請私人公司以BOT形式興建更多隧道和幹線，希望能夠方便新市鎮居民往返市區，但這亦直接間接導致交通費大幅上升。

經 過超過半世紀的發展，公屋問題開始不斷浮現。由於早期的公屋位於市區，不少還未清拆重建，以致出現人口老化的問題。而早期公屋居民的下一代，又往往遷入新 界或大嶼山的新市鎮，不單較難照顧父母，每日還需要花費大量金錢和時間上班和下班。公屋居民調遷十分困難，要年輕一代負擔市區的樓價和租金亦不容易。結果 出現長者無人照顧，年輕夫婦（及其子女）又缺乏父母支援的情況，產生不少家庭和社會問題。

港英政府在70年代開始推出居屋 計劃，同樣帶來上述問題。市民購買居屋時享有折扣，折扣可以高達五、六成。結果令不少居屋業主即使工作地點有變，但為了避免喪失政府資助而不將單位轉售。 他們像公屋居民一樣，每日要花費大量金錢和時間上班和下班。1979年，香港人口約490萬人，就業人口210多萬人，專利巴士及鐵路每日平均乘客350 萬人次。30年後，到2009年，香港人口增加至700萬人，就業人口約370萬人，兩者增幅分別是43%和72%。但這30年間，專利巴士及鐵路每日平 均乘客則上升至794萬人次，增幅高達127%，基層市民在交通方面的支出大增。香港主要的公共交通機構由地產商控制，當中包括港鐵、九巴（新鴻基）、城 巴和新巴（新世界），這四間機構每日乘客達到800萬人次。筆者曾經建議政府將所有公屋出售，之後容許公屋及居屋業主免補地價，將單位出售給其他符合綠表 或白表資格的人士。出售單位後，只要符合資格，他們又可以在其他地區購買公屋或居屋。這樣必定會大大提高公屋和居屋的流轉性，方便市民上班和照顧家人，並 且減少交通擠塞和廢氣排放。但這個政策必定會令公共交通機構的收入大減，損害地產商的利益，故此很難得到落實。市民只好被迫負擔昂貴的交通費用，每日繼續 花大量時間在全港各區乘車走來走去。

林本利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c.com.hk）作者網誌 - 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特區政府官僚要求教科書出版商分拆課本和教材，以為可以藉此令書價下降。

在市場上，製造商或供應商把不同的產品和服務捆綁起來，一同售賣給消費者，是十分普遍的現象。例如影印機製造商要求買家使用他們生產的配件，電腦打印機製造商要求買家使用同一牌子的油墨。

製 造商採用捆綁銷售或者搭賣策略，可以是為了確保產品的質素和性能，或者方便計算買家的使用量去收取維修費用。製造商以較低價格出售影印機給買家，再以較高 的價格出售配件，從中收取維修費用。用量較多的客戶，要求維修服務的機會較高；他們要購買較多和較貴的配件，付出較高的維修費用。

市場上亦有一些製造商或供應商將不同物品捆綁起來，以一個價錢出售。買家只可以購買全部物品，不能選擇購買部分物品。一直以來，《壹週刊》便是以Book A和Book B的捆綁形式出售，近年還加多了Book C。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種捆綁銷售方式，是為了將生產商的壟斷權勢由一種產品伸展至其他產品。亦有經濟學家以為透過捆綁銷售，可以令消費者付出較高價格，藉此搾取消費者盈餘。

過去十多年，美國最經典的反壟斷法官司，就是司法部控告微軟公司以捆綁銷售方式，要求電腦製造商同時安裝視窗和Internet Explorer，把自己在電腦作業系統市場的壟斷優勢，伸延至互聯網搜尋器市場，令其他對手難以招架。

稍為認識反壟斷法或者競爭法的人，都知道單憑捆綁銷售而沒有市場權勢，絕對不能為生產商帶來暴利。生產商必須在某一市場上擁有市場權勢，有能力操控市場，才可以透過捆綁銷售賺取暴利。

出 版商將教科書和教材捆綁銷售，自有其經濟和商業原因，出版商同時開發和推廣教科書及老師教材，以及提供售後支援服務，根本很難攤分成本和分開定價。老師教 材用量只得數百套，若分開定價，成本和售價必然十分高。我們不會見到汽車銷售商或者地產商，向買家分開收取印製說明書及提供保養服務的費用。

只要市場上沒有出現一間出版社獨大，享有壟斷權勢的情況，多間出版商同時以捆綁銷售方式出售教科書和教材，並不會令書價上升。教育局要求出版商將教科書和教材分開定價，並不會令書價下降。出版商可以免費將教材借給老師使用，或者只象徵式收取一元費用，便符合教育局的要求。

過去幾年，出版商投入大量金錢開發新高中教科書和教材，免費將教材送給老師參考和選擇，希望日後能夠從出售教科書的收入中收回成本。教育局突然中途改變遊戲規則，抹黑出版商，令他們大失預算，有可能血本無歸。

香 港若引入競爭法，便可以防止出版商合謀抬高書價，保障學生、家長和老師的利益。政府官僚若肆意破壞市場秩序，受影響的公司亦可以申請司法覆核。過去電盈受 電訊條例的競爭條款所約束，便不時尋求司法覆核，推翻電訊管理局的判決。因此，引入競爭法，可以約束政府官僚濫權，防止他們隨意破壞市場秩序。

林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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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的控股公司載通國際突然發出盈警，指九巴今年上半年錄得虧損。九巴出現虧損，主要是油價持續高企，令公司燃油成本急增，加價不能彌補燃油開支的增加。九巴建議政府注資設立票價穩定基金，減輕巴士公司加價壓力。

九巴的控股公司載通國際，大股東是新鴻基地產，市值三千億元。一間財雄勢大的上市公司，轄下的巴士公司竟然向政府伸手要錢，甚至以倒閉作威脅，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九 巴在2006年1月與政府簽訂新的專營權合約，加入「可加可減」票價機制，以平衡公司股東和乘客之間的利益。根據可加可減票價機制，程式只包括員工薪金 （佔50﹪），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佔50﹪）和生產力因素（扣減0.3﹪加幅）。倘若油價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成本因素，九巴便應該爭取把這個因素列入程式 內，藉此降低經營風險。

九巴當日沒有堅持把油價列入程式內，可能是以為油價日後很大機會從高位下跌。原油價格由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十多美元一桶，一直上升至2005年的六十美元一桶，不少投資者相信油價會回落。但之後油價卻繼續攀升，突破100美元一桶，以致巴士公司大失預算。

既然油價並沒有列入可加可減機制的程式內，九巴「願賭服輸」，不應以此為加價藉口，更不應以此要求政府補貼，甚至以倒閉作威脅。倘若油價大幅回落，政府和市民同樣不能因此而要求九巴減價。

事 實上，在政府大力推動拓展鐵路網絡的形勢下，巴士公司的市場佔有率不斷被港鐵所侵蝕，已變成「夕陽工業」。1979年，九巴擁有1,800多部巴士，平均 每日乘客255萬人次，佔整體公共交通市場近40﹪。三十年過後，在2010年底，九巴車隊數目倍增至3,800多部巴士，但每日乘客數量不增反減，只得 250萬人次，市場佔有率跌至20﹪左右。三十年前，九巴每部巴士每日平均載客1,300多人次；三十年後，每部巴士每日的乘客量只得600多人次。以每 部巴士每日行走18小時計算，每小時平均載客量只得30多人次。非繁忙時段的平均載客量，可能只得10多人次。九巴擁有龐大車隊， 但載客量卻十分低，大量載客量極低的巴士在馬路上穿梭往來，不但浪費燃料，兼且帶來嚴重的空氣污染和交通擠塞問題。九巴管理層指出在重組路線時遇上很多障 礙，包括被區議會反對，故此去年重組路線，只能省下9部巴士。作為公司管理層，若不能夠說服政府和乘客接受有利各方的路線重組方案，亦應付上一定的責任。 過去十多年，九巴在通縮及低油價時期沒有減價，藉着將路訊通上市，以及將車廠改建作豪宅，已經多賺了數十億元。過去半年因油價持續高企而可能虧損一、兩億 元，又怎會蝕不起而要倒閉？政府實不應以公帑去補貼財雄勢大，過去一直賺個盆滿鉢滿的大財團。九巴若想放棄經營巴士業務，相信有不少其他公司願意接手。過 去中巴經營不善， 其業務逐步由城巴及新巴取代， 過程十分順利。故此，九巴若想提早交回專營權，便請早些和政府磋商，以免影響數以百萬計乘客的服務。

林本利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c.com.hk）作者網誌 - 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近月歐美經濟轉趨疲弱，歐債美債困擾市場，美國信貸評級被調低，引致港股出現較大調整，跌至20,000點的水平。

對於香港的投資者而言，過去數十年可謂身經百戰，應該對市場的波動不會感到驚奇。事實上，只要投資者稍為留意經濟數據，以及和身邊的朋友多交談和接觸，便不會對今次的市場調整感到意外。

現 時的恒生指數成分股已經加入了不少內地企業的股票， 不少本地的企業亦面向國際市場。由於香港始終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系，內地及外圍經濟波動對本地企業始終有一定程度的衝擊，影響這些企業的盈利能力。一些 倚靠歐美市場的企業，例如思捷環球和利豐，較早前股價已大幅下跌。

歐美經濟不景，內地企業很難獨善其身。加上內地經濟過熱，中央政府不時出手干預，自然影響到內地企業的盈利增長。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日趨緊密，內地經濟若出現調整，香港無可避免受到影響。

因此，恒生指數依然可以作為反映香港經濟前景的寒暑表，是香港經濟和樓市的領先指數。

從過去20年的數據可見，恒指每次創出新高，或者跌至低谷，2至9個月後本地經濟和樓價便見頂，或者見底，只有一、兩次出現例外情況。

1993 年初，大量資金流入香港，將恒指由5,000多點推高至1994年1月的超過12,000點，之後才出現調整。恒指見頂後，樓價在三個月後見頂，失業率亦 跌至1.5%的水平。恒指在1995年1月跌穿7,000點見底，樓價要到10月才見底，而失業率則回升至3.7%。

到1997年8月，恒指升穿16,000點，樓價很快在兩個月後見頂，失業率則差不多同時跌至2.1%的水平。之後受到亞洲金融風暴所拖累，一年後恒指跌至6,000多點，政府入市托高恒指，令恒指大幅反彈至2000年3月的18,000多點。

今次人為托市，再加上科網股泡沫，扭曲了恒指作為經濟和樓價領先指標的作用。樓價在政府入市後兩個月止跌回升，半年內上升了兩成多，但之後便掉頭下跌，一直尋底。要到2003年8月，即恒指見底後四個月，才真正止跌回升，而失業率亦高見8.5%。

恒 指由2003年4 月的8,000多點持續上升，升至2007年10月逼近32,000點時才調整，而樓價在五個月後見頂，失業率跌至3.3%的水平。2008年10月，恒 指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跌至10,000點的水平，兩個月樓價見底回升，而失業率則要等多半年升至5.5%才回落。

經過兩年的升市，恒指在去年11月逼近25,000點，之後反覆向下。本地樓價在今年第二季升至九七年的水平， 失業率在第一季下跌至3.4%的水平。香港經濟到底是否在今年上半年見頂，要再過一、兩個月才可以清楚。

隨 着中國及美國在金融海嘯推出的救市措施終結，物價上升，未來一段時間香港、內地及其他國家可能出現滯脹，即物價及失業率同時上升。對於那些留意經濟走向的 人來說，今次股市調整並不感到意外，實應及早做好防風準備。由於現時恒指的市盈率和股息水平處於合理範圍，故此應該不會出現像1997年，2000年及 2007年的特大調整。

林本利

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c.com.hk）作者網誌 - 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1999年，理大校方委任筆者為 大學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參與制訂大學2001至2007年的發展計劃，任期直至2002年中。當時的校長潘宗光說為了客觀地制訂大學發展策略，故改由常 務副校長曾慶忠擔任委員會主席。這幾年在委員會內觀察及學習所得，令筆者畢生受用。

在整個制訂大學發展策略的過程中，很明顯見到個別大學 高層，主導着發展方向，導致日後大學出現種種管治問題。

曾慶忠來自商界，大學畢業於台北國防醫學院，取得不獲政府承認的藥劑學學士學位。之 後加入藥廠賣藥，曾經是特首曾蔭權的上司。

在曾慶忠的領導下，理大的策略性目標第一項，就是要提供全人教育，使學生具有進取精神和領導才 能。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理大便設立一個密集速成培訓發展計劃，加強學生領導才能。理大之後為這個名為「青雲路」的培訓計劃進行招標，由曾慶忠擔任招標委員 會主席。在單一招標的情況下，將合約批給展能學院（香港）有限公司。

這間展能學院的股東包括理大（投資200多萬元，佔35%股權）和I- Leap Int'l（佔65%股權）。I-Leap（Int'l）由BDG及CMI兩間公司持有，這兩間公司的股東包括曾慶忠的妹妹和他的前下屬黃麗施。1998 年曾慶忠將手上持有的家族生意BDG的股份轉讓給黃麗施，而BDG則提供汽車給曾慶忠及家庭使用，為期15年，以答謝他「離任前」對公司的貢獻。1999 年，BDG為曾慶忠更換新車。

雖然曾慶忠沒有持有I-Leap（Int'l）的股權，但卻出任該公司的董事，後來才向校長 潘宗光補辦申報利益的程序。一個人同時作為投標委員會主席、供應商I-Leap（Int'l）的董事，以及用家（理大副校長）的三重身份，實在可圈可點。 曾慶忠還十分熱心於增加「青雲路」的參加人數，甚至致函予另一招標委員會主席表達心聲。（見2006年1月23日理大新聞稿）根據報導，「青雲路」課程的 收費接近9,000元，校方提供九成的資助。筆者任教理大時所屬的工商管理學院，十分支持有關計劃，不時要求各學系派出學生參加課程。此外，當學院舉辦其 他活動（例如夏令營）時，亦會推介同事使用展能學院的服務。這間展能學院一直收取理大院系提供的金錢，舉辦培訓課程，金額數以千萬元計。即使在2005年 被《壹週刊》踢爆「青雲路」出現利益衝突問題，理大校董會仍沒有正視有關問題，繼續採用這間公司的服務，甚至獎勵曾慶忠給他多三年合約直至2009年底。

2008及2009年，理大分批將展能學院所有股權出售，賬面損失百多萬元，這還未計算過去多年來投入展能學院數以千萬元計的學費資助。 根據《明報》報導及公司資料，買家竟然是展能學院的高層麥一柱。不知理大今次出售股權又是否單一招標，大學高層有否清楚申報利益。其實經過2005年「青 雲路」事件後，理大校董會理應正視轄下各公司的種種管治問題。但以羅仲榮為首的校董會，卻容許四名校董和曾慶忠（當受薪董事總經理）合作成立理大精研賣 藥，結果損失數千萬元。校方還花費10多億元興建「五星級」酒店，令負債增加。據聞原先酒店的董事局主席一職是由曾慶忠出任，後來才改由羅仲榮出任。最後 筆者提醒曾慶忠，不要忘記在2013年將坐駕交還給BDG。（論理大公司管治之二）（按：關於理大附屬公司的管治問題，讀者可參考調查報告，見 http://www.polyu.edu.hk/cpa/IRP）

林本利

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 （http://www.livingword.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