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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中國經濟發展將更加穩健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本周四在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秋季年會論壇時指出,中國經濟將持續穩定增長,並持續為全球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易綱指出,中國GDP增速可保持在6.5%-7%之間,就業情況良好。接下來通脹壓力會變小,工業企業利潤將由負轉正。中國經濟發展將更加穩健。

易綱表示,過去一年中國經濟轉型取得重要進步,2015年與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中已經有70%來自消費。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將重點發力國內服務業消費領域的改革轉型,國內消費市場將越來越大,進口規模也將顯著提升,將對全球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

 

 

 

在IMF秋季年會這場主題為全球經濟增長辯論論壇上(CNN Debate on the Global Economy),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IMF總裁拉加德、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出席論壇並參與辯論。

當主持人問道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中應該扮演的角色時,易綱指出,中國將持續為全球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他指出,回顧全球金融危機前後,中國對全球增長的貢獻作用都十分突出。2009年時,全球經濟增長一半來自中國經濟增長。而在過去5年當中,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在25%-30%之間。

易綱表示,中國將持續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結構性改革政策促進基礎建設投資,同時促進中國經濟向消費導向型經濟轉型。如果轉型成果,中國經濟將長期穩定並持續為全球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當被主持人問及中國經濟轉型進展情況如何,易綱指出,過去的2015年以及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有70%是由消費驅動的,這是一項突出成就。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將重點發力國內服務業消費領域的改革轉型。未來3至5年,中國國內消費市場將越來越大,對於全球進口規模也將提升。這是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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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副行長易綱: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仍表現出穩定強勢

近期,人民幣匯率波動引發市場關註。27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就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等問題接受了新華社記者專訪。易綱稱,人民幣對美元只貶值了3.5%,只有美元指數升幅的一半。由於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幅度較小,10月份以來人民幣相對一些主要貨幣是顯著升值的。下一步美元走勢存在不確定性,不排除市場預期修正引發美元回調的可能。

附全文:

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仍表現出穩定強勢--央行副行長易綱就近期人民幣匯率走勢答記者問

近期,人民幣匯率波動引發市場關註。27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就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等問題接受了新華社記者專訪。易綱表示,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仍表現出穩定強勢貨幣特征。

問: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所貶值,人民幣還是不是強勢貨幣?

答:從數據看,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仍表現出穩定強勢貨幣特征。近期美元上漲較快,反映的是美國經濟增長加快、通脹預期上升、美聯儲加息步伐可能明顯加快等美國國內因素。而人民幣匯率對美元波動有所加大,主要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美聯儲加息預期突然增強、英國“脫歐”、埃及鎊自由浮動等外部因素驅動。這些因素對世界各國而言都有些意外,資金回流美國推動美元指數迅速上漲、美國三大股指再創新高,全球貨幣普遍對美元貶值,有的跌幅還比較大。下一步美元走勢存在不確定性,不排除市場預期修正引發美元回調的可能。

近期人民幣對美元有所貶值,但幅度相對大多數非美貨幣還是比較小的。10月份以來發達經濟體貨幣中,日元、歐元、瑞郎對美元分別貶值10.5%、5.8%和4.2%;新興市場貨幣中,馬來西亞林吉特、韓元、墨西哥比索對美元分別貶值7.2%、6.5%和6.1%,而人民幣對美元只貶值了3.5%,只有美元指數升幅的一半。由於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幅度較小,10月份以來人民幣相對一些主要貨幣是顯著升值的。例如,在SDR構成貨幣中,人民幣對日元升值7.5%、對歐元升值2.5%、對英鎊升值0.5%;在亞洲新興市場貨幣中,人民幣對馬來西亞林吉特、韓元、新加坡元分別升值4.1%、3.3%和1.2%。

從長周期看,人民幣也表現出穩中有升的態勢,過去5年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參考BIS貨幣籃子和SDR貨幣籃子的人民幣匯率指數以及對美元匯率分別升值10.9%、11%、4.4%和8.8%,過去10年分別升值28.3%、33.4%、28.4%和11.9%,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仍表現出穩定強勢貨幣特征。

10月份以來主要貨幣匯率走勢圖

問:如何看待近期人民幣對美元有所貶值,同時人民幣對其他主要貨幣升值?

答:觀察人民幣匯率要采用一籃子貨幣視角。影響一國匯率水平的因素有很多,與政治形勢、經濟走勢、股市債市波動和市場預期變化等都有關系。由於國與國之間經濟結構迥異、經濟周期和利率政策取向不同步,比如當前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貨幣政策保持穩健,而美國經濟正強勁複蘇,貨幣政策已出現收緊趨勢,相應的匯率走勢也難以趨同,盯住單一貨幣會積累超調的風險,後續的修正可能引起比較大的震動。而且,在貿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參考一籃子貨幣與盯住單一貨幣相比,更能反映一國商品和服務的綜合競爭力,也更能發揮匯率調節進出口、投資及國際收支的作用。

有鑒於此,2003年以來中國一直強調人民幣匯率應該參考一籃子貨幣。2005年的匯改,2010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緩和後繼續推進匯改,2015年8月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2015年11月推出三大人民幣匯率指數,都是按照既定的思路步步推進,使參考一籃子貨幣更加透明、規則和可預期。今年年中在英國“脫歐”、全球主要貨幣大幅震蕩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表現出平穩走勢,正是“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匯率形成機制順利運轉、取得成效的體現,未來人民幣匯率完全有條件繼續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全球200多個經濟體都是中國直接或間接貿易夥伴,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能夠全面反映貿易品的國際比價。而中美貿易規模只占中國外貿規模的14%,況且中美的經濟周期也不一樣,改回去單一盯住美元會使人民幣匯率陷入僵化和超調的困境,並不可持續。

問:如何看待外匯儲備的合理充裕?

答:盡管近期中國外匯儲備有所下降,但仍高居全球首位,是十分充足的。中國外匯儲備規模接近全球的30%,分別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和第三位的沙特阿拉伯的2.6倍和5.7倍。從全球來看,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並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過去的教科書認為外匯儲備規模應至少滿足三個月進口所需,國際金融危機後有些調整,有觀點認為應該至少滿足六個月進口所需,還要考慮外債、外商投資企業分紅和企業、居民外幣資產配置等需要,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的外匯儲備是非常充裕的,覆蓋全部外債和六個月進口後還有充足的余量,況且近年來還有每年大約5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和12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金融媒介供應全社會的用匯需求。

中國早在1996年就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服務貿易、海外留學、出境旅遊等用匯需求早已按需滿足。中國是開放經濟體,資本有進有出是正常的,盡管近期對外直接投資(ODI)比外商直接投資(FDI)要多一些,但觀察ODI的結構看,大多數投向海外高新技術企業股權、用於打開拉美市場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有利於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當然,也不排除一些經濟主體出於經濟下行、營商環境等因素的擔憂,表現出較強的向外尋求安全資產的傾向。但誰也無法忽視中國13億人口的龐大市場,隨著中國經濟回升、體制機制改革和營商環境的改善,出去的資本還是會回來的。從過去20多年經歷的幾個經濟周期看,我對此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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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年內首次回應貨幣政策:中性態勢就是不緊不松

何謂中性貨幣政策?2017年貨幣政策將走向收緊嗎?在今天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上,央行副行長易綱年內首次回應中性貨幣政策的含義,他表示“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個中性的貨幣政策 我們會保持貨幣政策總體的穩健”,他進一步闡釋,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個中性的態勢,而中性態勢就是不緊不松。

昨天公布的1月金融數據顯示,1月份新增貸款2.03萬億元,盡管低於去年同期水平,但是也創出歷史上單月第二高水平。同時1月份社會融資規模達到3.74萬億元,創出有數據統計以來的新高。易綱表示,兩萬億出頭的貸款數也應該是一個非常合適的貸款數。(記者梁相宜 攝像張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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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 | 易綱答第一財經:暫時沒有加息、降準的必要

3月4日早晨7點40,第一財經記者在全國政協經濟組駐地鐵道大廈獨家采訪到央行副行長易綱。對於市場當下熱議的經濟是否有加息、降準的必要以及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問題,易綱給出如下回複。

現在美聯儲已經開始加息,中國有沒有加息的必要?易綱告訴第一財經,加息的問題還得以國內考慮為主,以我為主,具體要看經濟、物價等方面。“我覺得還得再看一看。”他稱。

對於是否有降準空間?易綱表示,要綜合研究,考慮方方面面。盡管當下我國外匯占款在持續減少,但應該說,流動性還是很正常的、穩定的。

今年我國貨幣政策定調為穩健中性,將用何種指標體現穩健中性?易綱對本報記者稱,“觀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緊。”

3月4日,政協小組討論將在各駐地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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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中國杠桿率總體不是特別高 非金融企業部門較高

3月10日消息,在今日央行關於金融改革的記者發布會上,在回應“杠桿率問題”時央行副行長易綱表示,我國的杠桿率總體不是特別高。從結構看,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杠桿率還不是特別高,但是企業部門,就是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從全球比較看,是比較高的。

鳳凰衛視記者:

有一個關於去杠桿的問題。去杠桿是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過去兩年,這項改革推進得不是很快。請問對央行來說,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去杠桿,您認為哪個更加緊迫?另外,還有那些促進去杠桿的政策?謝謝。

易綱:

大家都關心杠桿率,我國的杠桿率總體不是特別高。從結構看,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杠桿率還不是特別高,但是企業部門,就是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從全球比較看,是比較高的。所以,我們說的降杠桿有這樣幾層含義。

一是杠桿率的持續增加不利於經濟的持續發展,並且在積累一定的風險。這些杠桿率、負債率的增加,積累的問題目前已經看到了。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考慮降杠桿首先要考慮穩杠桿,就是總的杠桿率還是要把它穩住,或者讓它每年增長少一些、慢一些,要穩住。

二是在總的杠桿比例下,家庭、政府、企業間的杠桿結構還可以有一些優化。

我們國家杠桿率和國際上比有點高,這和我國金融結構有關。因為我們國家儲蓄率高,形成以銀行為主、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從銀行借錢占的比例比較高。這樣就造成了中國杠桿率偏高。因此,杠桿率偏高和儲蓄率高是連在一起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但同時,我們也要考慮到,在這個格局下怎麽走出來?無疑有一條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們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要有更多的資本金進去,這是一條。如果資本金多了,杠桿率就下來了,企業抗風險的能力就加強了。資本金怎麽進去?我們考慮在各個行業要嚴格資本約束。我們要宣傳一個理念:一個企業、一個投資有多少錢就幹多少事。這個投資和這個企業,首先要有自己的資本金來承擔風險,然後你去借錢,不管是借貸款還是發債融資,使你的資本金和借來的錢有一個最優的配置和比例,這樣就能夠激發全社會融資結構的優化,同時,也能夠激發投資主體承擔風險,小心、認真地進行每一個項目的評估,在做決策之前,把風險控制好。這樣一個思路,可以把整個杠桿率穩住,然後慢慢地實現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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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見證SDR創立50年 易綱:中國將發行更多SDR產品

196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員國達成協議,創立了特殊提款權(SDR),這是一種由IMF分配和管理的官方儲備資產。而在今年恰逢SDR創立50周年,正在舉行的IMF春季年會也舉辦了名為“50年後——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的研討會。

“中國希望創造更多SDR計價產品,加強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世界銀行、渣打銀行去年在中國銀行間債市發行了SDR計價債券,中國希望進一步推動SDR二級市場的發展。”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在出席研討會時表示。

易綱表示,SDR有三種功能,分別為U-SDR(Unit of Account,記賬單位),O-SDR(Official SDR,由IMF官方分配的SDR,僅由指定官方部門持有),以及M-SDR(Market SDR,市場上以SDR計價的金融工具)。M-SDR不牽涉IMF分配的官方SDR,可隨時由任何一方持有和發行,不論是私人還是官方部門,無需IMF批準,且發行利率、結算貨幣也由發行方決定。他稱:“中國在發揮上述三種SDR的功能方面都取得了進展。”

IMF春季年會“50年後——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研討會

中國加速發揮SDR“三大功能”

上世紀60年代,為了解決布雷頓森林體系面臨的巨大流動性壓力,十國集團(G10)於1963年指派專家組就新的儲備貨幣問題開展研究。1965年該小組首次提出集合儲備單位(Collective Reserve Unit)這一概念。上世紀60年代末,第二次美元危機爆發,促使IMF此後正式通過儲備貨幣方案,創設了SDR。

創立時,SDR直接同美元掛鉤,1單位SDR等值1美元,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SDR的價值開始由一籃子貨幣決定。SDR的籃子貨幣最初有16種貨幣。1980年,IMF將SDR貨幣籃子確定為5種——美元、英鎊、日元、馬克和法郎,2001年,歐元取代馬克與法郎,其他的貨幣種類不變。IMF每五年召開一次會議,確定SDR定價貨幣籃子中各類貨幣的相對比重。

2016年10月1日起,新的SDR貨幣籃子正式生效,人民幣成為第三大權重貨幣,這也是SDR首次“新增”成員。如今,五大貨幣在SDR籃子中的占比分別為——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日元(8.33%)、英鎊(8.09%)。

在SDR創立後僅僅幾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主要貨幣轉向浮動匯率制度。此外,國際資本市場的增長便利了有信譽的政府借款。這兩個變化降低了對SDR的需求。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元霸權以及其嚴重的後果又一次令各界對SDR作為儲備貨幣地位的討論,總額為1826億SDR的2009年SDR分配在向全球經濟體系提供流動性,以及補充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各成員國的官方儲備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2009年,周小川行長的文章中提到了全球貨幣體系的缺陷,並建議SDR可以扮演更重要的作用,”易綱表示,中國在推動U-SDR、M-SDR、O-SDR方面都取得了較大進展。

他介紹稱,在U-SDR方面,即以SDR作為記帳單位,中國當前的國際收支平衡報告、國際投資頭寸報告等都分別以美元、人民幣、SDR來計價,SDR作為記賬單位可以使資產價格更為穩定,避免匯率波動對資產價格造成過大的幹擾。此外,今年4月1日,IMF發布了截至2016年12月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季度數據。該數據擴展了貨幣範圍,首次單獨列出了人民幣的持有情況,IMF成員國所持有的人民幣總量為845.1億美元。

在M-SDR方面,即發行SDR計價金融產品,中國更是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去年8月31日,世行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世行2016年第一期SDR計價債券,總額為5億SDR(約合人民幣46.6億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0.49%,取名為“木蘭”。這是1981年以來全球發行的首單SDR計價債券,也是全球範圍內首次以公募形式發行的SDR計價債券,進一步推動了M-SDR市場的發展。

在O-SDR方面,即SDR作為官方儲備資產,如今主要分配O-SDR的是IMF,截至2016年3月,IMF創造並向成員國分配了2041億特別提款權(約相當於2850億美元),SDR可以換成可自由使用的貨幣,以備不時之需。

易綱稱:“儲備貨幣發行國也可以發揮這一功能,例如中國央行可以扮演一定角色,如果有國家希望獲得流動性,其可以用SDR作為交換,中國則可以提供任何他們想要的儲備貨幣,這樣就減少了換取流動性的不確定性,逐步讓SDR的使用更加便利。”

推動SDR二級市場發展

此次,易綱也強調了發展M-SDR二級市場的重要性。此前也有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如果市場缺乏流動性或對沖工具,各界仍然只能將SDR計價債券持有到期。

“我們也希望推動SDR計價債券等產品的二級市場發展,但同時我們也知道SDR產品在交易方面仍有很多不足,例如缺乏流動性,對沖和結算成本較高。我們希望創建完善的市場基礎設施,發展做市商制度,來推動二級市場的發展。”易綱表示。

在他看來,未來的市場仍將會由主要貨幣主導(例如美元、歐元或人民幣等儲備貨幣),但SDR市場仍有很多發展空間,尤其是在交易方面。“但這需要依靠市場力量去推動,而不能只靠IMF、央行的推動,這樣的話SDR市場不可能發展壯大。”易綱認為,SDR市場的規模未來可能要比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的市場規模小,但至少可以比現在大得多。

對於未來M-SDR發展的挑戰,AIG首席經濟學家莫恒勇在IMF春季年會期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SDR不是一種貨幣,而是一種提款權。每一種貨幣後面都對應著貨幣政策和利率曲線,沒有這些很難在市場上有相應的金融產品進行對沖。投資者要是想追蹤SDR, 也很容易在市場上買入(或賣出)相應的貨幣組合。”

他表示,50年來SDR大致只限央行間交易,SDR產品在國際金融市場仍缺乏流動性,交割也比較複雜。同時,國際主要主權貨幣國家缺乏政治意願去推動SDR的發展。

不過,這一切在金融危機後有了些許改觀。同時,對於中國而言,其也有意願為推動SDR市場作出貢獻。另一個SDR計價資產的優點在於,在人民幣下行期間,持有SDR計價資產無疑是對沖了單一貨幣的匯率風險。IMF此前在報告中稱:“在岸發行SDR能夠降低國內的換匯需求,從而減輕資本外流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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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未來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雙軌將合並

“全球已經不再處於危機後初期的低波動率、低增長、量化寬松的環境了,我們已經向著一個新的時期邁進了,所有人都需要適應這一進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在2018年博鰲論壇期間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也表示。

易綱在博鰲論壇“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分論壇上發言

2015年底開始,美聯儲逐漸推進加息進程,歐央行和日本央行也開始減少購債規模,全球的流動性狀況進入邊際遞減階段。全球貨幣正常化的進程中,中國的基準利率是否會保持不變?對此,央行行長易綱在4月11日上午舉行的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分論壇上表示,中國已經進行了利率市場化,在理想的情況下,未來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會越來越接近,基準利率將可能主要由市場決定,中國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的雙軌將合並成一個市場化利率。

未來基準利率將可能主要由市場決定

對於全球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進程,易綱表示,中國已經長時間關註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已經做好了準備,也會繼續進行審慎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在中國是審慎的,中國沒有什麽量化寬松或是零利率的政策,現在全球主要央行開始縮緊利率,退出擴張,也會進行縮表。中國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關註這樣變化的發生,我們已經準備好了進行改變。”他並表示,“中美利差現在也處於舒適的區間。”從長期利差來看,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現在是3.7%,美國是2.8%左右,短期來看,中美隔夜利率和7天利率的利差也是在舒適的範圍內。

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校長李劍閣在論壇上也稱,雖然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時采取過一些投資拉動的措施,當時的貨幣政策相對比較寬松,但中國從未采取過日本、歐洲的零利率、負利率政策,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只會出現微調,不會出現劇烈的變化,也不會給經濟帶來很大的振動。”

PlymouthRock保險董事長、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James Stone表示:“非常規貨幣政策會帶來不確定的影響,非常危險,會威脅到世界經濟的穩定性,也會使金融機構的杠桿率極大上升。”

日本央行前副行長巖田一政介紹了日本的情況。他稱,日本從2001年開始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但並未成功解決長期的通縮問題。“日本現在處在第二輪量化寬松,從量化寬松引導的政策向利率引導的政策轉化。目前利率是0.1%,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是0。”

他還表示,日本央行並未打算退出量化寬松,但將會跟隨美國提升利率。

貨幣政策正常化之下,中國的基準利率是否會保持不變?易綱稱,中國已經推行了利率市場化,雖然目前存在兩種利率,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即借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但在理想的情況下,未來兩個利率會越來越接近,基準利率將可能主要由市場決定,中國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的雙軌將合並成一個市場化利率。

12項金融開放大禮包,監管與開放並行

作為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的重磅消息,4月11日上午,易綱送出12項大禮——中國將有12項金融開放重大舉措落地,其中,預計到6月30日,將落實六項金融開放措施。

其中包括,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允許外國銀行在我國境內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人身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三年以後不再設限;不再要求合資證券公司境內股東至少有一家證券公司;今年5月1日起,把互聯互通每日額度擴大4倍;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國投資者來華經營保險代理業務和保險公租業務;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的範圍等。

在市場期待已久的“滬倫通”方面,易綱也給出“定心丸”:“將爭取在2018年年內開通滬倫通”。

同時,易綱表示,到今年年底以前,還將落實六項金融開放舉措,包括:鼓勵在信托金融租賃汽車金融貨幣經濟消費金融等銀行業金融領域引入外資;對商業銀行新發起設立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不設上限;大幅度的擴大外資銀行的業務範圍;不再對合資證券公司的業務範圍單獨設限;全面取消外資保險公司設立前需開設兩年代表處的要求。

對此,在李劍閣看來,中資銀行近一二十年來發展有了很大的進步。“中國的幾大銀行在全球銀行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應該看到,這幾年在改革、治理、風險管理方面都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因此,他稱,“中國如今已經有足夠的信心把門開得更大。”

李劍閣稱,中國的銀行目前已經擁有較好的治理結構,“如果外資進來,中資本土銀行有足夠的能力去競爭,並在競爭中提升它的管理水平。”

眾安保險CEO陳勁表示,過去十幾年中,保險市場相對來說開放程度比較高,這次宣布的進一步開放措施中,對保險業非常重要的一條是外資的持股比例將來可以超過51%。

陳勁稱:“不論是在保險的風險管理上,還是在整個產品的設計上,外國保險公司有很多值得(中國保險公司)借鑒的地方,進一步開放會帶來更多的保險產品,給更多的人更多選擇,從這個角度來說,都是非常有利的。”而開放也能給本土保險公司增加更多國際合作的機會,共同提高行業競爭的能力。

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也持有類似觀點。他以中國入世做出類比,稱中資銀行需要與外資銀行在競爭、壓力中學習。

“今天我們面對未來,比過去更有信心。現在的競爭是在全球範圍內的,我們的客戶也遍布全球,尤其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我們還要繼續向外資銀行學習。”但他同時指出,中資銀行對中國的文化、情況、客戶的需求理解更深,在零售領域有很多優勢。因此,“中資銀行要與外資銀行不斷地相互學習也相互發展。”

“中國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在保險領域,比如機構重組,增加透明度。”英國保誠CEO Mike Wells對中國進一步的金融開放措施給予積極評價,但他更關心的是能否把更多產品推到中國市場。

重磅開放舉措宣布的同時,易綱再次強調了金融開放伴隨金融監管,“通過加強金融監管,可以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提升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更好的實現全球化和整個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他稱。

巖田一政對此表示認同:“加強監管,同時保持審慎性。”

就目前的金融監管是否足以應對如此大幅度的開放舉措落地,易綱表示,目前監管的基本框架還是分業監管,職責是清晰的,但從過去數年的經驗來看,監管部門需要特別關註跨市場、跨產品和跨機構的風險傳染。

“比如大資管指導意見未來將要出臺,實際上就使得在資產管理這個業務領域內,不論是銀行做還是證券做還是保險做,都應該在同一個規則下競爭,要盡量的減少監管套利。”易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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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摩擦、金融業擴大開放…易綱在博鰲回應了這些熱點問題

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摩擦?是否考慮上調基準利率?……4月11日,新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分論壇上回應了這些熱點問題。

問題:中國怎樣看待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正常化?

答:中國目前實行的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並沒有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及零利率政策。關於主要經濟體央行資產負債表收縮問題,我們在很早前就已經預期到了這種變化,所以已經完全準備好了。目前,中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約為3.7%,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約為2.8%,中美利差處於比較舒服的區間。包括貨幣市場的隔夜利率和七天利率,中美利差也在舒適的範圍內。簡短地說,面對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

問題:中國目前是否有上調基準利率的考慮?

答:中國正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目前中國仍存在一些利率”雙軌制”,一是在存貸款方面仍有基準利率,二是貨幣市場利率是完全由市場決定的。目前我們已放開了存貸款利率的限制,也就是說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可根據基準利率上浮和下浮,根據商業銀行自身情況來決定真正的存貸款利率。其實我們的最佳策略是讓這兩個軌道的利率逐漸統一,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市場改革。

問題:金融業開放之後,外資機構是否會對國內機構產生沖擊,未來幾年內,國內金融市場是否會有巨大的改變?

答: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歡迎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投資和運作,我們將平等地對待國內資本和外國資本。外資機構是否是強有力的競爭者,要看這些機構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結構等情況。目前我們提高了持股比例限制,其實是為很多細分領域的開放提供了機會。雖然每個細分領域還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但現在我們的原則是清楚的,就是在目前審慎監管體系下,對中外資一視同仁。在幾年之後,我相信中國市場會更具競爭力,金融業的服務能力會進一步提高,會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里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我們的監管環境也會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會加強。

問題:中國的債務占GDP比重增長的非常快,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麽看法?

答:中國目前的確存在杠桿率高、債務水平高的問題。從審慎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的角度出發,我們認為,首要的任務是要保持債務水平的穩定,第二個任務是讓債務結構更加優化,平衡好政府債務、企業債務及個人債務。第三個任務是讓總杠桿率更加合理。通過以上做法,來實現一個漂亮的去杠桿。

問題:您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摩擦?

答: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是比較複雜的。我有以下幾個觀察。首先,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中國處於亞洲產業鏈的末端,會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等進口部件,加工完成後對美出口成品。中國對美的順差其實反映的是整個東亞產業鏈對美的順差,所以還是應從多邊視角來看待貿易平衡問題。其次,這是一個宏觀問題。如果看國民賬戶恒等式,等式的左邊是經常賬戶,等式右邊是政府赤字、投資和私人儲蓄,現在美國財政赤字在擴大,財政赤字越大,經常賬戶逆差也會越大。美國的投資在增加、儲蓄率在下降,經常賬戶逆差也都會擴大。根據這個恒等式,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是比較難解決的。第三,如果我們看貿易,不能只看貨物貿易,還得看服務貿易。美國在服務貿易有比較優勢,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增長很快,過去十幾年年均增速接近20%,去年這個逆差超過380億美元。金融業進一步開放之後,美國還可以更好地利用比較優勢,所以商品和服務貿易加在一起,兩國的貿易關系是更平衡的。最後一點我想說,我們需要看一下美國的跨國公司。他們在中國賣了很多產品,利潤也很高,但都是通過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商業存在進行的。當我們看中美貿易失衡的時候,並沒有把這些包含進去。如果我們把這個考慮進去,可能能看得更全面。總結一下,我們需要認真分析,認識到這是個結構性問題,並且是個長期的問題,所以要更理性的解決。

問題:中國是否會使用貨幣政策的手段來應對中美貿易問題?

答:中國的貨幣政策主要是依據國內經濟綜合考量,是服務實體經濟的。我們的貨幣政策以及外匯市場現在運行的很好。目前外匯市場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銀行在過去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進行過外匯幹預。並且目前的外匯市場可以很好地服務個人和企業,也可以讓中國及外國公司方便地進行貿易和投資。我認為未來外匯市場也會運行的更好。

問題:貨幣政策正常化及金融業開放會對中國實體經濟帶來什麽益處?中國的銀行業怎麽提升自己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答: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和金融業開放對實體經濟肯定是有好處的。我們所有的措施設計的目的都是為了讓金融業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這些政策都有利於中國銀行業提升在國內的競爭力,也有利於中國銀行業走出去之後的國際競爭力。

問題:去年九月份人民銀行對虛擬貨幣加強監管,禁止一切ICO和虛擬貨幣交易所。請問今年人民銀行是否會出臺新的措施,以及人民銀行如何看待區塊鏈?

答:我們確實認為,虛擬貨幣對實體經濟的服務比較少,並且其中有一些投機行為,甚至還有一些洗錢行為,所以人民銀行對虛擬貨幣一直比較謹慎。但實際上,在目前全球對數字貨幣(digital currency)的研究中,中國是走在前列的。中國正對數字貨幣,區塊鏈技術以及金融科技進行研究,來探討如何以最好的形式服務實體經濟,並且要安全發展這些技術,來避免可能的負面影響。整體來說,我們對虛擬貨幣的監管是非常嚴格的,同時我們也在研究如何發揮數字貨幣的正能量,讓其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

問題:中國是否會受到“流動性陷阱”的影響?

答:簡單來說,目前中國離“流動性陷阱”還比較遠。不過,“流動性陷阱”這種極端的情形可以為制定貨幣政策提供一個有益的考慮。

問題:中國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有沒有新的措施?下一步如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金融業進一步開放之後,監管模式會如何變化,會走向“混業監管”模式嗎?

答:我們一直在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與過去相比,不管是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外直接投資(ODI),還是在金融市場方面,如何讓外資進入股市及債市,如何將中國股指納入全世界主要指數,這些工作我們一直都在做。包括剛才宣布的提高滬股通、深股通及港股通的每日額度,實際上都是在有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使大家在資本項目下越來越方便。同時,我們改革的步驟是穩妥的,還是要控制風險,使得步驟平穩。人民幣國際化是個水到渠成、市場驅動的過程。如果企業和金融機構有這種需求,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節約交易成本、對沖貨幣錯配的風險,我們都樂見其成。但是主要還是靠市場驅動,我們要使得人民幣和美元、日元、歐元等其他貨幣的競爭是平等的,讓企業可自由選擇用哪個貨幣。關於監管,目前我們的方向是一定要加強監管,但基本框架還是分業監管,各監管機構職責是清晰的。但從過去這些年的經驗來看,我們要特別關註跨市場、跨產品、跨機構的風險傳染。比如我們的大資管指導意見,目的就是要讓銀行、證券及保險的資產管理業務都要在同一個規則下競爭,盡量減少監管套利。

問題:成立網聯的監管意義是什麽?

答:成立網聯主要是從支付系統的公平競爭和安全的角度考慮的。中國的第三方支付,包括手機支付及移動支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全世界都在說中國的手機支付非常方便。但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確實發現了一些風險,如何在有效防範風險的同時鼓勵競爭、鼓勵創新,這是一個挺難解的題目,我們要做好平衡。我們的制度設計就是往這個方向努力的。

問題:我們註意到央行現在更多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調節市場流動性,利率調整似乎更具象征性,這是否意味著是從利率雙軌制逐步向市場化利率的調整?目前,美國加息預期強烈,中國是否會跟進?去年房貸利率的上調是否是變相加息?下一步房貸利率是否會繼續上升?

答:關於利率,我剛才說了,其實中國的貨幣政策一直是很穩健的。大家看我們的隔夜利率、七天利率、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很多發達國家實行零利率時,我們這幾個利率依然很穩健。既然我們有穩健的基礎,當其他國家開啟貨幣政策正常化時,我們依然會保持穩健。比如美國目前已加息了6次,但人民幣的收益率曲線還是一直比美元收益率曲線高80-100個基點,保持了穩定的利差。我們認為,目前貨幣政策格局和利差格局總體上都是穩定的,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觀察政策是否穩定,是否是好政策,一是看對實體經濟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看我們的融資情況怎麽樣、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怎麽樣。二是看預期,就是大家怎麽看待未來的事。就這兩個方面考慮分析,我們都處於比較適度的區間。

問題:中國進一步推動金融業開放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跨境資本流動波動,如何管理此方面波動?

答:目前跨境資本流動平穩。當我們進一步推動金融業開放時,我們會考慮資本流動這個問題,我們希望資本流動平穩,其有利於全球配置資源。從外國投資者角度看,隨著中國股票和債券納入MSCI和彭博指數,外國機構投資者需要配置此類資產,因而需要投資中國股市、債市。與此同時,中國投資者也需要在全球配置資產。目前,中國投資者的全球資產配置比例偏低。隨著中國開放度進一步擴大,中國百姓和機構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資產。鑒於國內和國外投資者都有需求,跨境資本流動可以平穩高效。

問題:您剛才宣布的金融業開放的措施,是否是中國的“大爆炸(big bang)改革”?

答:中國的哲學講究“逐步”和“漸進”。我們在推動各項政策時都是非常謹慎的。我剛才說,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要遵循三個原則,一是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二是金融業對外開放要與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進程相互配合,共同推進;三是在開放的同時,要重視防範金融風險,要使金融監管能力與金融開放度相匹配。因此,這些措施是我們經過慎重考慮後,在評估各項條件已經成熟、監管已到位、數據已到位後,才往前推進的,不能把它形容為大爆炸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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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當前貿易爭端為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

2018年4月19日至20日,央行行長易綱出席了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未來的工作(Future of Work)和加強與非洲合作(Compact with Africa)等議題。

關於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各方普遍認為,全球經濟形勢繼續複蘇,但下行風險猶存。貿易保護主義和主要經濟體快於預期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是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

易綱表示,中國經濟繼續向好,主要指標優於預期。2018年第一季度GDP增長6.8%,消費增長強勁,企業利潤改善。就業形勢良好,物價水平穩定,人民幣匯率升值。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繼續改善。當前貿易爭端為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各方應堅持多邊主義,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中國將進一步推動改革,擴大開放,應對未來挑戰。

關於未來的工作,各方一致認為要充分利用技術進步帶來的機遇,共同應對技術進步帶來的挑戰,並就此分享了各自國家的經驗。會議同意圍繞稅收、公共支出和支付轉移、市場競爭、數據收集和統計四大政策領域,形成“政策建議清單”,遞交7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關於加強與非洲合作,該倡議由2017年德國任主席國期間提出,旨在推動非洲國家完善政策框架,改善營商環境,撬動私人部門對非投資。各方普遍歡迎該倡議至今已經取得的進展,期待在投融資領域取得更多成果。

易綱表示,鼓勵私人部門以市場化方式在非洲國家開展投融資至關重要。考慮到在非投資項目普遍期限較長,風險較高,建議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作用,同時保證投融資的可持續性。人民銀行與非洲開發銀行在2014年成立了20億美元的非洲共同增長基金,至今運作順利。國家開發銀行成立的中非發展基金也為非洲國家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上述基金充分動員當地力量,較好保障了投融資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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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長易綱的國際首秀:中國支持多邊主義,倡導合作與對話

“當前貿易爭端為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各方應堅持多邊主義,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中國將進一步推動改革,擴大開放,應對未來挑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近日在出席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的發言中表示。

4月19日至21日,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春季例會、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第37屆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會議先後在美國華盛頓舉行。這是易綱當選中國央行行長以來第一次首次出席國際會議。他在會議發言中,首先通報了中國經濟穩中向好,風險可控的形勢;其次,表達了中國將進一步推動改革、擴大開放的決心;最後,還傳遞出中國願意和其他國家加強財經合作的態度。

在會議期間,易綱密集會見了包括美聯儲主席在內的多國央行行長,其重點討論的話題集中在經濟形勢、加強雙邊金融合作、加密貨幣等。

中國支持多邊貿易體系

易綱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表示,中國經濟繼續向好,主要指標優於預期。2018年第一季度GDP增長6.8%,消費增長強勁,企業利潤改善。就業形勢良好,物價水平穩定,人民幣匯率升值。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繼續改善。

他在IMFC會議發言中繼續指出,中國經濟增長勢頭穩中向好。經濟增長更加追求質量,更趨平衡。金融部門整體穩健,風險可控。2017年非金融部門杠桿率僅略有上升,公司部門杠桿率有所下降,金融部門內部控杠桿取得階段性成效。

對於當前貿易爭端為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易綱表示,“各方應堅持多邊主義,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中國將進一步推動改革,擴大開放,應對未來挑戰。”

易綱稱,今年是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改革開放惠及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中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日前中國宣布了一系列加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措施,有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將於今年年底前實施到位。中國將繼續堅持多邊主義,支持開放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倡導合作與對話。此外,中方呼籲各方展現合作精神確保按時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並願繼續加強同基金組織在能力建設領域的合作。

對於加強非洲合作的議題,易綱認為,鼓勵私人部門以市場化方式在非洲國家開展投融資至關重要。考慮到在非投資項目普遍期限較長,風險較高,建議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作用,同時保證投融資的可持續性。人民銀行與非洲開發銀行在2014年成立了20億美元的非洲共同增長基金,至今運作順利。國家開發銀行成立的中非發展基金也為非洲國家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上述基金充分動員當地力量,較好保障了投融資的可持續性。

值得註意的是,時值中美貿易爭端的緊要關頭,中美兩國央行行長的會面顯得尤為關註。4月20日,易綱在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春季例會系列會議期間,會見了美聯儲主席Jerome H. Powell,就中美經濟金融形勢、貨幣政策等交換了意見。

此外,他還先後會見了英格蘭銀行行長卡尼、瑞士財長Ueli Maurer和瑞士央行行長ThomasJordan、蘇里南央行行長Glenn H. Gersie、尼日利亞央行行長GodwinEmefiele、克蘭央行行長Yakiv Smolii、阿根廷央行行長Federico Sturzenegger等人。

不僅如此,易綱還與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泛美開發銀行行長Luis Moreno、歐洲複興開發銀行行長Suma Chakrabarti會面,並就加強雙方合作等事宜交換意見。

各國關註貿易保護主義的風險

此次華盛頓舉行的一系列國際會議中,全球經濟形勢與風險、加強合作是各方關註的焦點。尤其是貿易保護主義和主要經濟體快於預期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所帶來的風險引起了最多的關註。

4月19日舉行的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議圍繞金磚國家務實財金合作議題,包括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CRA)、金磚本幣債券基金(BBF)、新開發銀行和G20框架下的合作等議題進行了討論。

4月19日至20日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未來的工作(Future of Work)和加強與非洲合作(Compact with Africa)等議題。

關於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各方普遍認為,全球經濟形勢繼續複蘇,但下行風險猶存。貿易保護主義和主要經濟體快於預期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是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

關於未來的工作,各方一致認為要充分利用技術進步帶來的機遇,共同應對技術進步帶來的挑戰,並就此分享了各自國家的經驗。會議同意圍繞稅收、公共支出和支付轉移、市場競爭、數據收集和統計四大政策領域,形成“政策建議清單”,遞交7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關於加強與非洲合作,該倡議由2017年德國任主席國期間提出,旨在推動非洲國家完善政策框架,改善營商環境,撬動私人部門對非投資。各方普遍歡迎該倡議至今已經取得的進展,期待在投融資領域取得更多成果。

4月20~21日召開的第37屆IMFC會議主要討論了全球經濟金融形勢與風險、全球政策議程和基金組織改革等議題。

會議指出,全球複蘇勢頭進一步增強,增長基礎廣泛,投資和貿易強勁回升是主要驅動因素,但經濟下行風險不容忽視。金融脆弱性上升、貿易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全球債務處於歷史高位等對全球經濟增長前景構成威脅。

會議呼籲各方應抓住當前經濟增長的有利時機,從貨幣、財政和結構改革三方面著力保持經濟複蘇勢頭,提高經濟增長潛力和韌性。若通脹疲弱,則貨幣政策應繼續保持寬松,待通脹升至目標區間再漸進退出。財政政策應保持靈活性以促進增長,必要時重建緩沖,避免順周期性,確保公共債務占GDP之比處於可持續水平。結構改革應旨在提高生產率、增長潛能和促進就業,從而使增長更加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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