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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兵分兩路摸底東北經濟 鼓勵東北樹立信心

第一財經記者從國家發改委網站和地方政府網站獲悉，近日，國家發改委牽頭的專題調研組，已經兵分兩路摸底東北經濟。

其中，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帶隊的調研組考察了遼寧和吉林，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何立峰帶隊的調研組則重點考察了黑龍江。

上半年，東北三省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2.2%，較一季度提高0.3個百分點，工業增速降幅較一季度收窄1個百分點。分省份看，吉林企穩態勢相對明顯，地區生產總值增速為6.7%，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主要經濟指標趨近合理區間。遼寧、黑龍江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均較一季度有所提高。來自地方的消息顯示，此次發改委牽頭的聯合調研組調研東北是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新一輪東北振興的決策部署，同時也將研究近期支持東北振興有關工作。

徐紹史帶隊走訪遼寧和吉林

據發改委網站8月8日的消息，為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新一輪東北振興的戰略部署，推動東北地區經濟盡快回穩向好，8月6—7日，徐紹史帶隊赴遼寧省和吉林省開展專題調研，深入了解《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幹意見》、《國務院關於近期支持東北振興若幹重大政策舉措的意見》的貫徹落實情況，以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放管服”、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和民間投資、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培育新動能發展新經濟等方面情況，並聽取地方的意見和建議。

徐紹史一行在沈陽召開了遼寧省部門地方座談會，聽取遼寧省以及沈陽市、大連市情況介紹，並實地考察了北方重工集團、沈陽機床集團等企業，分別召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和民間投資座談會;在撫順市實地調研了沈撫新城建設、撫順特鋼生產經營、西露天礦地質災害、新撫采煤沈陷區治理和居民避險安置等情況，並聽取撫順市總體情況介紹。

據遼寧廣播電視臺8月7日報道，徐紹史在代表調研組做總結講話時，肯定了遼寧省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各項決策部署，搶抓新一輪振興發展重大機遇，在經濟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績，表示將認真梳理遼寧提出的意見建議，制定工作方案，及時反饋辦理落實情況。他希望遼寧要堅定信心，穩定預期，克服困難，應對挑戰，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平穩健康發展。徐紹史在講話中表示，一是著力穩投資、穩工業，通過做大增量補短板、調結構，培育新動能，拉動經濟發展;二是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開放創新，完成好“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持續改善投資環境，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三是註重防範各類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四是根據城市、產業和企業發展實際制定調控政策，因城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

沈陽國際軟件園官微顯示，徐紹史在考察完沈陽國際軟件園後提出，遼寧經濟正值困難期，企業家要勇於擔當，也要對遼寧有信心。總書記對東北經濟非常關心，企業家要帶領企業創新發展，密切跟蹤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走向，結合市場需求創新發展。徐紹史勉勵企業家們對經濟當中還存在的困難和挑戰有信心，確保國家的經濟運行在合理的區間。

延邊網8月8日的消息稱，徐紹史一行在延吉考察了吉林敖東(延吉)藥業國藥基地和吉林韓正人參有限公司，並召開了座談會，聽取延邊州工作情況匯報。徐紹史指出，延邊作為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區位非常重要，是圖們江區域國際合作開發的核心區。通過調研，看到延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城市整潔幹凈，民族特色鮮明，給人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調研中查看的兩個企業，發展速度快，營利水平高。延邊認真貫徹落實國家相關文件精神，經濟平穩向好，許多經濟指標都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徐紹史還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幹意見》是新一輪東北振興的綱領性文件，必須紮紮實實貫徹落實好。在今後的工作中，要抓大項目，抓帶動性比較強、能夠增強發展後勁的大項目，同時，要做好項目儲備，抓好工業項目;要堅定不移地推動供給側改革，做好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和新動能的培育;要堅持改革開放，全面深化林區改革，堅持對內對外開放，深化減政放權，營造良好投資環境;要做好脫貧攻堅工作，這是“十三五”時期的硬任務，延邊要努力創造條件，抓早不抓晚，爭取早日脫貧。要通過努力，掀起新一輪東北振興的熱潮，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與全國一道共同步入全面小康社會。

何立峰率多部門聯合調查組調研黑龍江

由國家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何立峰帶隊的另一調研組自8月1日起，分別考察了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大慶市和齊齊哈爾市，就黑龍江省上半年經濟形勢和促投資、穩增長，重點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和改革進展，哈爾濱新區等重點區域發展建設，“四煤城”和龍煤集團脫困發展情況等內容進行座談。

根據當地媒體披露的信息，第一財經註意到，這一調研組不僅包括國家發改委，還有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務院國資委、銀監會及發改委內相關部門領導。

據《黑龍江日報》消息，8月1日，何立峰在會見黑龍江省委書記王憲魁時表示，將積極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新一輪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若幹意見，與黑龍江搞好結合銜接，從政策、項目、資金等方面拿出切實可行、有力有效措施，一如既往給予大力支持傾斜，助推龍江全面加快振興發展。

同時，他還重點考察了哈爾濱電氣集團公司、大慶油田和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

哈電集團的官網信息顯示，8月1日下午，何立峰在哈電集團對核電主設備的研發工作給予了肯定，並希望哈電集團為國家新能源戰略做出更大貢獻。同時，該網站還透露，何立峰一行調研組是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新一輪東北振興的決策部署，研究近期支持東北振興有關工作而來。

來自大慶網消息，8月2日，何立峰所率領的調研組到大慶油田井下作業分公司修井一大隊實地調研，並聽取了有關情況的匯報。年初以來，大慶市立足近期保運行、保運轉、保民生，著眼長遠抓產業、抓改革、抓環境，深入挖掘三次產業、改革創新、科學管理、政策落地等發展潛力，經濟運行出現積極變化，扭轉了負增長局面。大慶油田繼承發揚大慶精神、鐵人精神，堅定信心、提振士氣、深挖潛力、提質增效，努力推進新時期新發展，完成年初預定目標。

8月3日至4日，何立峰帶領的調研組深入齊齊哈爾市開展調研。據齊齊哈爾新聞網報道，在齊期間，何立峰主持召開齊齊哈爾市經濟形勢和國企改革專題座談會，聽取了北滿特鋼、齊二機齊重數控等企業。何立峰在齊重數控考察時，鼓勵企業堅定信心，搶抓國家新一輪振興東北政策機遇，通過去產能、降成本、全周期管理等措施，提升企業競爭力。

另據一重集團官網消息，何立峰在8月3日的座談中指出，一重是共和國工業長子中的翹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脊梁，貢獻巨大。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關註東北的經濟發展，也非常關註在東北的央企發展，並要求相關部門領導和地方領導，要到一重了解情況，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大力支持一重，並要做到精準幫扶，全力推動一重脫困和轉型升級。希望一重在國家重大戰略指引下，在國家有關部門和各級政府的支持下，通過轉方式調結構充分激發內生動力和內生活力，著力解決當前的問題和困難，盡快走出困境，更好地發展。

「摸底」「諮詢」確不同

監管調研貨幣基金T+0贖回 摸底公募節前墊資壓力

近日，一份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下稱“中基協”)向基金公司等機構下發的有關調研T+0贖回服務業務運行情況的通知在業內引起熱議。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此次中基協調研主要針對的對象是貨幣基金。盡管跨境ETF、黃金ETF等品種在二級市場上均實現了T+0回轉交易，但在贖回效率上遠遠達不到T+0。貨幣基金之所以能夠實現贖回T+0,主要依靠基金公司或銷售機構自行墊資兌付投資者。

國內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內部人士對本報記者稱，中基協此舉也是正常的例行檢查。在季末、年末等時間點，早先也有過監管摸底基金資金運作、應對巨額贖回等情況的先例。9月底是三季度末，也是十一黃金周前，從常理推論，此時中基協進行相關業務調研，實屬正常。

摸底T+0贖回服務

9月18日，中基協向公募基金公司、銷售機構、券商資管機構下發出一份名為《關於開展行業T+0快速贖回服務運行調研工作的通知》(下稱《調研通知》)，要求這些機構對旗下提供T+0快速贖回服務的產品情況進行梳理，根據自身情況設計壓力測試方案，建立合適的模型對旗下T+0快速贖回服務的產品的流動性、財務壓力等方面進行評估。

《調研通知》一經下發到基金公司，便引起了一定的反響。有業內人士稱，在監管相繼提高保本基金、分級基金的準入門檻後，不排除貨幣基金T+0業務模式的標準也將被提高。

然而，多家基金公司內部人士對本報記者稱，從短期而言，中基協此舉應該只是例行檢查，重點檢查基金公司及銷售機構的墊資能力是否能應對巨額贖回。臨近三季末、十一黃金周，一批機構可能會有繳款壓力，市場資金面可能也有趨緊的可能。中基協此舉也是摸底貨幣基金應對贖回的壓力，以免出現流動性危機。

一般而言，貨幣基金的持有人從遞交贖回申請到資金到賬，需要2個—4個工作日。2012年開始，有基金公司推出“寶寶”類產品模式，通過以墊資形式實現贖回T+0的效率。該產品也因超高的流動性優勢獲得投資者青睞，並在業內被普遍效仿。

所謂“墊資”，是指為了實現“T+0”即時取現功能，基金公司或銷售機構先以自有資金支付給投資者，再等貨幣基金贖回到賬後用來償付其墊資款。據相關媒體報道，除銀行系基金公司能依靠渠道優勢代為墊資，大部分機構均以自有資金先行墊付。中大型基金公司總資產也就在10億至30億元之間，其能承受的墊資規模有限。有測算顯示，貨幣基金想實現T+0到賬，每百億元的貨基需要基金公司自行墊資10億-20億元。

實際上，國內貨幣基金行業的確發生過流動性問題。兩個月前，位於上海的興業基金曾上演了一段貨幣基金遭遇巨額贖回的小插曲。公開資料顯示，興業基金旗下一款名為興業鑫天盈貨幣A的基金產品，因為遭遇巨額贖回驚現了“負收益”的情況，7月18日至7月24日7天時間，七日年化收益率均為負，分別為-1.155%、-1.153%、-1.072%、-0.95%、-0.952%、-0.942%、-0.933%。

貨幣基金出現負收益極為罕見。在全球市場上，通常只有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它的收益率才有可能為負。中國市場上，在2006年上半年也出現過單日貨幣基金收益為負的短暫情況，之後除了興業鑫天盈貨幣A外，從未發生過這樣的情況。

不過，真正拉響貨幣基金流動性警報的是2013年6月中國市場上出現的資金緊張的“錢緊”那段時期。當時，大型商業銀行加入借錢大軍，隔夜頭寸拆借利率一下子飆升578個基點，達到13.44%。在高收益的誘惑下，一大批貨幣基金遭遇大規模贖回，一些機構及大資金紛紛轉投交易所市場及銀行間債市。天治基金、銀河基金等多家公司旗下貨幣基金萬份收益率紛紛跌破0.1%，但仍堅守住正收益的“紅線”。

近年來，盡管“錢緊”等極端現象成了過去時，但監管把保證貨幣基金的流動性問題擺在了重要位置。2015年末，證監會與央行聯合發布的《貨幣市場基金管理辦法》稱，為確保基金平穩運作，避免誘發系統性風險，基金管理人應當對當日單個基金份額持有人申請贖回基金份額超過基金總份額1%以上的贖回申請征收1%的強制贖回費用，並將上述贖回費用全額計入基金財產。自2016年2月起，這一措施正式實施。

委外大潮下監管趨緊

進入2016年，中國市場資產配置荒愈演愈烈，一邊是機構持有了巨量的流動性，另一邊則是賺錢效應的缺失，無處可投。於是，出於現金管理或者保值等需求，大量資金湧入貨幣基金市場。

據中基協數據，截至8月末，境內104家基金公司累計管理的貨幣基金資產高達4.53萬億元，較去年末的2.23億元的規模，足足增長了一倍多。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很大程度上，銀行等委外資金推動了貨幣基金市場的發展。上述出現負收益的興業鑫天盈貨幣基金便是由委外資金定制而來。興業鑫天盈貨幣分為A、B兩類基金份額，據基金中報顯示，截至2016年6月末，興業鑫天盈貨幣A份額8451.46份、興業鑫天盈貨幣B份額為255.93億份，兩者體量相差極為懸殊。值得註意的是，興業鑫天貨幣B的250多億份額由1名機構投資者全權持有。而興業鑫天盈貨幣A似乎只是為了保證200戶的成立門檻而存在，截至6月末，284戶個人投資者持有8451.4份，平均每人持有29.76份；基金公司所有從業人員持有4197.77份，占比近半。

由於基數極為有限，相對於興業鑫天貨幣逾250億元體量的千萬分之幾的贖回量，便引發了興業鑫天盈貨幣A出現負收益。

散戶微不足道的贖回尚能引發一只貨幣基金出現負收益的情況，一旦機構投資者大規模贖回，其造成的影響顯然更為重大。監管對此顯然頗為重視。中基協此次調研工作在業內人士看來實屬正常。

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電商人士對本報記者稱，通常來說，在季末或者年末等時點，散戶贖回的比例不會太高，主要是個別機構因為有臨時資金的周轉，必須贖回貨幣基金，為此基金經理在這些關鍵時間總要提前備足現金頭寸以備應對巨額贖回。

值得註意的是，作為擁有中國第一大貨幣基金余額寶的天弘基金顯然成為了中基協調研的重要對象之一。有接近天弘基金的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天弘基金的余額寶跟普通的貨幣基金不同，它由散戶占主導，所以在季末、年末不存在贖回壓力，余額寶的主要兌付壓力在“雙十一”。為此，在“雙十一”前，基金經理要備足大量現金頭寸，以備持有人購物所用。據基金半年報數據，截至6月末，余額寶資產凈值達到8163.12億元，機構投資者僅持有28.62億元，占比0.35%。

盡管中基協此次摸底工作在業內人士主要是應對節前的巨額贖回風險，但也有基金業人士向記者表達對未來監管升級的憂慮。“長期來看，基金公司墊資問題也有可能被納入監管。”北京一家基金公司內部人士如是說。

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 央行先摸底暫不和銀行考核掛鉤

近日，市場傳聞“根據央行關於MPA的調控要求，為進一步規範表外理財業務，從今年三季度起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廣義信貸”測算。對此，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多方人士確認此消息。

一位接近央行某支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該通知以內部郵件的形式發出。今年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只是在做監測和評估，跟相關金融機構的考核並沒有掛鉤，“各地看著辦”，“這次把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是想試試看，如果納入進去是什麽樣的情況，不納進去是什麽情況，兩種情況都測試，給相關金融機構一個評級，但是後面是不是采取措施，納入監管，要看形勢發展。”上述人士表示。

央行在2015年12月為了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使之更有彈性、更加全面、更有效地發揮逆周期調節和防範系統性風險的作用，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MPA關註廣義信貸，將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等納入其中，以引導金融機構減少各類騰挪資產、規避信貸調控的做法。

上述接近央行支行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廣義信貸代表著金融機構投放到經濟當中的真實的信貸，如果原來理財規模小，對整個貨幣信貸的投放影響不大，而目前表外理財規模已經很大，廣義信貸不夠“廣義”了。宏觀審慎監管的基礎是建立在資本充足率上，如果金融機構信貸投放過多，超出自身的資本承受能力，必然要收縮一下信貸擴張，而此前表外理財並不在廣義信貸里面，就不受資本充足率的約束。表外理財有點像影子銀行業務，像這麽大頭的影子銀行業務是要納入到宏觀審慎調控的框架里面去的。

根據市場傳出的央行《關於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廣義信貸”測算的通知》，要求“從三季度起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測算”，具體來說，“季末含表外理財廣義信貸余額=季末廣義信貸余額+表外理財總資產-表外理財現金余額-表外理財存款余額”。

央行行長助理張曉慧在今年7月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廣義信貸是MPA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與貸款相對而言的，意指更大範圍的信貸，但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統計指標。目前，存款類金融機構廣義信貸的界定範圍包括貸款、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資產以及存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款項等資金運用類別，基本上比較全面地囊括了銀行體系的信用投放渠道。

銀行理財規模在過去兩年里快速擴張，今年的規模相對保持穩定，數據顯示，2015年銀行理財規模迅猛發展，增速達50%以上，遠超M2增速。

去年年底，央行宣布自2016年開始正式實施MPA，今年年初提出將除貸款以外的其他各種表內的貸款以及類似於貸款的資產業務也要納入廣義信貸里去，再把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測算，“這是MPA在實際操作過程當中不斷完善和健全的過程，目前表外理財的數據，人民銀行的金融統計系統內部已經能夠直接取到，技術上也能夠實現。不過，2016年主要是做監測和評估，沒有配合相應的管理手段。”上述接近央行支行人士稱。

一位城商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資本充足率對於銀行來說是非常核心的指標，不管是以前的老的監管模式，還是采取《巴塞爾協議Ⅲ》引入我國監管體系以後，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指標。資本充足率是銀行的核心資本和廣義上信貸規模的比率，如果將原來表外的理財還原到廣義信貸中，相當於分母做大，在核心資本靜態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會下降。在他看來，政策的意圖是央行或其他監管機構想要了解真實的金融機構資金投放的規模，如果這里面有一部分信用風險並不是由投資者來承擔而是銀行來承擔的，則要視同是廣義的信貸規模，以此進一步準確掌握信貸規模到底有多少。

中信證券固收研究團隊表示，這項政策可以看作是去杠桿背景下監管的持續發力。今年以來，市場對於監管層將要加大影子銀行業務的監管和表外業務約束的傳聞不絕於耳，然而總體上如銀監會等監管機構並沒有明確的相關表態，但此次央行MPA考核方法的修訂則是非常清晰和明確表明對表外風險的關註和監控，由於銀行表外業務主要為規避資本金和杠桿約束，因此央行此次動作也與此前去杠桿的意圖相一致。

中金固收認為，這是一次“測算”，尚未正式施行，且2016年MPA的施行對全體商業銀行業務發展的約束有限。總體來看，如果把銀行理財資金余額扣除掉現金與存款部分，納入MPA廣義信貸的考核，事件本身的實質影響相對有限，短期只是市場在前期漲太多且背離基本面、資金面的背景下“借機”調整。中期看市場還是會回到市場的主線調與主邏輯，高頻數據平穩、貨幣政策難松，但配置壓力仍非常大，且居民加杠桿放緩倒逼表內變成新邊際變量。不過，事件也體現監管部門防範風險、壓制金融過快加杠桿的意圖，往後銀行理財監管也將趨嚴，且理財的增速會放緩。之後仍需關註理財監管方案的落地以及銀監會的態度（特別需要關註房地產融資渠道收緊可能），這或是絕對理財發展最關鍵的部分，也將進一步影響到資金在銀行表內與表外的分布，從而對資金分配、債券需求有所影響。

摸底罕見病，待政府接盤

2017年2月14日，當許多人在慶祝甜蜜的節日時，25歲的孟瑩君在其微博上發布了一條求助信息，因其患有肝豆狀核變性罕見病，需要長期服用一種叫做“青黴胺片”的藥品配合治療。但是，某一天，孟瑩君卻發現自己一直服用的藥品停產了。

目前中國還有多少像孟瑩君一樣，為了身患的罕見病在無助地與病魔抗爭著，中國到底有多少罕見病種是個未知數，有多少罕見病患者也是未知數，連罕見病的定義目前也在留白中，更不用提及中國罕見病救治的措施。

罕見病（rare disease）又稱“孤兒病（orphan disease）”，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罕見病的患病人數占總人口的0.65‰~1‰，但在中國還沒有明確的定義。

2014年曾經紅極一時的全球慈善活動“冰桶挑戰”，讓公眾開始關註ALS（肌萎縮側索硬化癥，患者俗稱“漸凍人”）等罕見病。

隨著信息傳遞的便捷化，罕見病逐漸進入普通公眾的視線：頭發眉毛雪白的“月亮孩子”(白化病)、骨頭稍稍受力就骨折的“瓷娃娃”（成骨不全癥）、輕輕一碰就出血的“血友病”等。罕見病患者也在努力自救。

罕見病用藥指用於治療、診斷和預防罕見病或罕見癥狀的藥物，也被稱為“孤兒藥（orphan drugs）”。在目前確認的約7000種罕見病中，絕大部分都是無藥可治的，只有少數有藥可治，但是價格非常昂貴，多數患者都難以承受。

罕見病的家底不明

“在中國，罕見病還沒有明確的定義，也沒有國產孤兒藥，目前只能依靠進口的100多種孤兒藥。罕見病的救治費用高，家庭負擔重。”山東省醫學科學院院長、山東省罕見疾病防治協會會長韓金祥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罕見病在中國的留白將會如何填補？答案直接關乎那些獨自與疾病痛苦抗爭著的孤兒病群體。

目前全球範圍內已確認的罕見病病種約6000至7000種，占人類疾病的10%左右，只有不到5%的罕見病有治療方法。歐盟orphanet數據庫公布了5781種罕見病，其中1500多種罕見病在歐洲的患病率已有統計數字報道；美國ORDR數據庫涵蓋6800多種罕見疾病。

中國還沒給出罕見病明確的定義，由於我國人口眾多，如果按照WHO對罕見病的定義，即使發病率較低的罕見病，在我國總的患病人數也非常可觀，初步估計中國有1680多萬罕見病患者。

“目前我國罕見病研究很尷尬，全國到底有多少病種，多少病例，發病率最高的罕見病是哪些種類，這些都是未知數，從來沒有進行過摸底，不清楚我們罕見病的家底是多少，同時也沒有罕見病登記系統。”韓金祥表示。

一切政策制定的來源一定是基礎數據的支持，但在罕見病領域，中國遭遇了數據瓶頸。

“中國罕見病流行病學關鍵數據主要參考國外數據簡單推算得出，觀點難以統一； 國內罕見疾病登記系統不完善，數據采集困難；常規的現場調查的方法不適用罕見病，針對罕見病的流行病學分析方法缺乏。這一現狀造成我國罕見病相關權威數據缺乏，直接影響政策制定和推動的力度、速度、廣度。”韓金祥表示。

國際上對於罕見病定義，不僅指發病率低，同時還要考慮它危及生命或長期困擾健康，美國還添加了一項：藥物研制和生產無商業回報。

“針對以上影響中國罕見病政策制定的數據瓶頸，我們團隊聯合多家醫療機構用3年時間在全國8個省份100家三甲醫院，差不多覆蓋全國人口60%的區域，針對十年間（2003年~2013年）中國罕見病的流行病學情況開展調查研究。”韓金祥表示。

調查發現，我國罕見病的範疇更傾向於先天性、慢性非腫瘤性疾病，歐洲和美國定義的罕見病種類：6000~8000種，被國內經常引用，並被廣泛接受。4299種罕見病（排除腫瘤、傳染病、中毒、外傷等）中，100家三甲醫院僅見952種，不足1/4。

“我國罕見病的診斷水平低，有些疾病不能確診；歐美罕見病分類更細，包含亞型，如‘成骨不全’可分為1~8型，而我國在臨床上統一診斷為‘成骨不全’。最常見的罕見病前10位（Orphanet定義）約占1/3，我國臨床常見。在罕見病系統分布中，以先天性畸形、染色體異常、內分泌代謝和神經系統為主。”韓金祥表示。

數據的挖掘和分析，可以用於估算全球或地區的疾病負擔。韓金祥解釋說，一種疾病的發病率、患病率、緩解率、病死率、死亡率是相關的。可以通過幾個指標推測出其他指標。“其中肝豆狀核變性和A型血友病國內開展過部分地區的監測調查，這與我們計算的患病率數值接近，表明我們建立的流行病學方法具有較高的準確性，能夠較好地反映實際的罕見疾病患病率。”

根據10年回顧性調查可以看出中國罕見病的種類和總量，省市級醫院住院患者中可見1000種左右，隨著診斷水平的提高，這一數字會逐漸增加。根據現有的數據，可以大致估算三甲醫院的住院患者中罕見病患者約占1%~2%。中國每年因罕見病住院患者約100萬人。

大多無藥可用

到底還有多少罕見病患者像孟瑩君那樣在網絡上發出求助？一個無奈的回答，使人倍感罕見病人群的孤獨。

韓金祥介紹，在952種中國住院患者可見的罕見病中，國際上152種罕見病有相應的孤兒藥上市，有16%的病種屬於“有藥可治”；952種中國住院患者可見的罕見病中，中國有50種罕見病有相應的孤兒藥上市、獲得臨床批件或正在進行臨床試驗，僅有5%的病種屬於“有藥可及”。

目前在美國上市了497個孤兒藥，這其中有124個孤兒藥在國內獲批上市，148個孤兒藥已獲臨床批件，66個孤兒藥開展了臨床試驗；目前歐盟上市了82個孤兒藥，這其中有17個孤兒藥在國內獲批上市，19個孤兒藥已獲臨床批件，12個孤兒藥開展了臨床試驗。

“國內孤兒藥的可及性低，進口藥物占較大的比重；進口和國產新藥都偏重於抗腫瘤類孤兒藥，或有多適應癥的孤兒藥，真正的孤兒藥少。”韓金祥表示。

幸運的是，孟瑩君在中國還能找到一款能夠對抗自己疾病的藥，更多的罕見病患者則無法找到對癥之藥，無藥可用。

“青黴胺其實還算不上是孤兒藥，只是一種短缺藥物，雖然需求量很小，但是信誼一直在堅持做一些短缺藥，不過這次是原料供應商因GMP升級的問題，沒法供應原料，所以我們才會停產。隨著原料供應商恢複供應，我們將會立即投入生產。”上海信誼的一位負責人表示。

美國孤兒藥指定數量從2002年的64個逐年上升，2013年達到260個。截止到2014年6月17日，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共指定孤兒藥3109個。歐盟2013年指定了124個孤兒藥，較2012年略有減少，截止到2014年6月共指定1284個品種。日本的孤兒藥指定數量也有上升趨勢，2012年有 31個藥物被指定，到2013年底共認定了319個孤兒藥。到2015年，則有近500個孤兒藥上市，已經進入中國的孤兒藥也已達100多種。

“生產罕見病藥物，企業不賺錢，也沒有政府補貼和相關政策支持，雖然國家出臺過一些相關的政策，但是還沒真正落地，所以中國的藥企缺乏研發罕見病藥物的動力。對於一款藥，患者人數在30萬~50萬時，一款藥物才能賺錢，所以未來中國的罕見病定義可能會考慮這個患者人數傾向。”韓金祥表示。

正是因為發病率低，罕見病患者在醫療實踐中往往處於弱勢地位，因為藥物研發的成本不能從正常的市場銷售中獲得回報，大多數罕見疾病不能獲得相應的醫療，這直接導致了發病率和死亡率持續增加，對患者、社會和政府都造成了極大的負擔。

“在中國，普通人剛擺脫缺醫少藥狀況，國力還無法顧及這些罕見病的少數群體，當前經濟發展還是處在照顧大眾用藥的需求上，還不能做到像美國那樣對孤兒藥研發給予補貼，隨著經濟的發展，大健康的推進，孤兒藥也許會被新藥開發作為熱點。但是目前審批越來越難，雖然政府給出了一些支持信號，還沒有政策法規出臺，即使想做的，也感到時機不夠成熟。”一位醫藥研發專家表示。

上述專家表示，“孤兒藥在美國批準的數量占到全年批準的三分之一，每年有增加的趨勢，專利有七年半的保護期，還有研發費用的減免和獎勵，還能得到優先審批。其他領域的藥品創新也越來越難，趨於成熟，所以美國很多藥企去開發孤兒藥。”

但是面對已經擁有上千萬患者的罕見病市場，卻因為國內缺乏針對罕見病藥物研發生產相應的補償和激勵機制，以及國外的生產和研發企業無法在中國找到足夠的市場，絕大多數孤兒藥都存在短缺現象。

“支持罕見病用藥研發註冊，建立擴展性同情使用臨床試驗藥物管理制度。對於罕見病藥物，沒有可以減少臨床試驗病例數量的辦法。”3月23日，國家食藥監總局副局長吳湞在“全國藥品註冊管理工作會議上”表示。

2009年原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布的《新藥註冊特殊審批管理規定》及2013年發布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關於深化藥品審評審批改革進一步鼓勵藥物創新的意見》中，都規定對罕見病新藥的註冊申請實行特殊審批，優先辦理，政策正在逐漸與國際接軌。但是因為缺乏落地措施，國內藥企尚未付諸行動，罕見病患者的無藥用、用藥難、用藥貴一直無法解決。

“孤兒藥與罕見病救助，很難用市場經濟來解決，當市場的手失靈，就應該由政府接盤，這是政府的責任。”一位藥品協會專家表示。

韓金祥則認為，如果要提高中國孤兒藥的可及性，應該在不斷完善罕見病醫保救助政策的同時，開辟綠色通道，加快引進國外已上市的孤兒藥；使孤兒藥的價格降低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是進入醫保的關鍵因素之一，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從長遠看一個根本出路在於“孤兒藥”的國產化；對於那些“無藥可治”的罕見病，應 采取激勵措施，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性孤兒藥的研發。

呼籲國家建獨立診療系統

對於罕見病，中國還欠一個定義。韓金祥對定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可以從藥物研發角度定義中國的罕見病，根據中國藥物研發現狀推算，如果某種疾病患病數少於30萬~50萬，藥企缺乏研發動力，需要政策幹預；我們同時提出，從藥物研發的角度，患病數30萬~50萬可以作為劃分中國罕見病的一個參考。患病率、疾病負擔、可防可治性可以作為罕見病政策制定的參考依據。”

沒有定義的罕見病，後面最關鍵的是其診斷。由於沒有國家層面研究的整體部署，基層醫生缺乏罕見病的相關指導；而高水平醫院醫生，缺乏確診所需的診斷和藥物支持。總體上，相關知識和信息缺乏。

“30%以上的罕見病，需要跑不少於5家醫院，要看5～10個醫生才能診斷清楚，44%被誤診為其他疾病；確診大約需要5~30年時間；75%的治療方案不正確。不要說基層醫療機構診斷不了，很多三甲醫院的醫生有時也無能為力，罕見病的診斷在源頭也受到困頓。”韓金祥說。

他認為，如果對全國醫生進行罕見病的培訓，投資極大，不如建立一個罕見病診療系統，一旦有診斷不清楚的疾病，可以通過這個診斷系統，組織專家來會診。“因為罕見病涉及身體所有的系統，不是哪個專科的問題，目前在深圳嘗試的網上會診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下一步我們呼籲國家建立一個罕見病獨立的診療系統。”

值得借鑒的是，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對罕見病都啟動了國家層面的研究計劃：2005年法國啟動國家罕見病計劃、2006年歐盟成立罕見病研究中心、2010年比利時啟動罕見疾病研究國家計劃、美國啟動未確診病項目、澳大利亞的相關研究計劃也即將啟動。

目前，山東省罕見疾病防治協會組織了國內首個罕見病全國性組織——中國罕見疾病防治聯盟。為了推動罕見病全國的摸底工作，今年2月底，韓金祥帶領團隊啟動了罕見病例信息登記工作。

“罕見病的防治工作面臨巨大挑戰，特別是各地診療水平不平衡，罕見病基數不清，制約了優勢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相關政策法規的推進。罕見病例註冊登記是國際通行的舉措，是罕見病防治的基礎性工作，但在我國長期未得以實施。”韓金祥表示。

目前極有限的流行病學統計數據，僅限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6~2007年對克雅氏病做過的統計、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2009年對鼻咽癌做過的數據統計。中國具有豐富的病例資源，但未得到充分利用，整體缺乏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由於經費、人才的限制，僅限於病例的個案報道或零星的研究報道。

據韓金祥介紹，目前在我國罕見病科學研究、社會救治政策等方面都還有很多缺失，許多患者常常被誤診誤治，缺少有效救治方法以及昂貴的費用常常令患者家庭陷入“絕境”。在他看來，龐大的患病人群和救治面臨的困難已經讓罕見病成為一個必須面對的“民生問題”。

“70%~80%的罕見病屬於遺傳性疾病，一個家庭常常有幾個罕見病患者，而非只有一個患者，經濟負擔可想而知。在我們的調查中，有一次去為一個家庭的罕見病抽血，醫務人員看到那個患者的家庭已經貧窮到無法形容的地步，臨走時，醫務人員悄悄留下200元放在桌上。”韓金祥表示。

韓金祥稱，罕見病藥品費用昂貴，沒有納入醫保，患者自身無力承擔。現行醫保藥品政策是為了滿足大部分群眾的衛生保健需要，是針對大多數常見病制定的，罕見病藥品未能納入其中，患者用藥只能自費。而由於罕見病藥物市場狹窄、單位成本高、國內罕見病藥品制藥產業幾乎空白等原因，患者用藥依賴進口，藥價基本都很高，每年動輒花費十幾萬、幾十萬元，很多患者負擔不起，使眾多罕見疾病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脅。

“在罕見病醫療保障方面，青島市先試先行，創新地設計了多方共付的保障模式，邁出了罕見病醫保救助的第一步。”韓金祥表示。

雄安新區調查摸底房屋人口等情況 與征遷安置無關

據河北發布消息，從雄安新區籌委會獲悉，日前，雄安新區正在就新區範圍內土地、人口、房屋及房屋租賃情況進行調查摸底。

據透露，此次摸底目的是全面掌握新區房地產需求、土地及房屋供給情況，為研究制定新區房地產政策、探索房地產開發建設新模式提供全面、準確的基礎資料。

雄安新區負責此項工作的負責人表示，這項調查與征遷安置工作沒有關系，不作為拆遷安置補償的依據。但準確調查涉及房地產政策制定，與新區每一個人的長遠利益息息相關，希望當地居民積極參與支持、認真配合調查，準確反映真實情況，為決策提供可靠依據。

沖關IPO節奏摸底：新三板逾500家擬轉板

新三板IPO輔導和申報公司大軍持續擴圍。統計數據表明，截至7月7日，公告進入IPO輔導但未申報的掛牌公司已突破500家，達501家，比此前一周增加8家。

與此同時，IPO首發申報但未過會的掛牌公司達130家；IPO申請已過會但未上市的掛牌公司3家，IPO成功上市的掛牌公司18家。

截至7月12日，在IPO申請已經被證監會受理的新三板公司中，另有包括宏源藥業（831265.OC）、和順科技（833566.OC）、邁奇化學（831325.OC）和族興新材（830854.OC）等在內的4家公司都因故終止了IPO審查；還有長江材料（833138.OC）、芯能科技（833677.OC）、泰林生物（833327.OC）、華恒生物（831088.OC）、森鷹窗業（430483.OC）、潔昊環保（831208.OC）等6家公司宣告中止審查。

申報踴躍IPO審核加快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註意到，截至目前，在新三板公司踴躍轉板的同時，IPO審核亦在加快。

如7月12日接受首發申請審核的萬馬科技從受理到上會審核僅用了一年左右。2016年2月23日開始接受上市輔導，於2016年6月14日通過中國證監會浙江監管局上市輔導驗收。6月23日，萬馬科技宣布要在創業板上市的申請獲證監會受理，並於2016年6月27日起停牌。此後，公司首發申請在2017年6月30日獲得證監會反饋，再到7月12日正式上會。

與其一同上會的愛威科技從首次預披露到今年5月19日預披露更新，前後間隔僅11個月。

當天，宏源藥業董秘劉展良在解釋公司之所以終止IPO申請時表示，“公司此次撤回申請是董事會作出的決定，公司將和中介機構一起對方案進行必要調整，並在合適時機重新申報。”

另據統計數據表明，僅上周5個交易日里，一周內便分別新增IPO申報掛牌公司和輔導掛牌公司9家和10家。

截至2017年7月6日，在全部正常待審的IPO首發申請企業中，上交所主板共283家，其中新三板公司51家，32家已反饋，19家已受理；深交所共86家，其中新三板公司共16家，7家已反饋，9家已受理；創業板共217家，其中新三板公司共63家，3家預披露更新，30家已反饋，30家已受理。

本周以來，確成矽化（833656.OC）和三角防務（836582.OC）相繼公告稱，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的申請均已被中國證監會受理。7月6日包括流金歲月（834021.OC）、奇致激光（832861.OC）、康泰股份（832238.OC）、邁得醫療（833990.OC）、華通能源（833403.OC）在內的5家公司首發申請獲受理。

三類股東問題

在新三板公司掀起轉板熱潮背後，三類股東問題始終是難以繞過去的一道坎。7月6日，益盟股份（832950.OC）發布“關於擬申請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的提示性公告”，並提請投資人密切關註“三類股東”問題。

其中，根據證監會及全國股轉系統的相關規定，契約型基金、信托計劃、資產管理計劃以及其他金融產品或資產，需依法設立並履行相關登記備案程序。根據上述規定，公司在向證監會提交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的申請材料前，須對持有公司股票的上述三類股東進行核查，確認上述三類股東是否已按照規定辦理了備案登記手續，同時法人或機構股東的股權結構須穿透至自然人或國資主體以明晰具體持股情況。

另外，提請上述三類股東及其管理人特別關註相關基金或產品的投資合同期限，提前做好基金或產品到期後的相關準備工作，避免出現因股權發生變化而影響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申報及審核的情況。

在公司2016年年報前十大股東名單中，上海摯信信明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南通君曉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上海東方證券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東證創新-菁華新三板2號投資基金分別現身上榜。

當天，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就上述問題向益盟股份進行求證。但截至發稿，公司對此沒有進行回應。

對此，中銀國際研究員田世欣表示，三類股東中，由於這類股東不屬於工商實體，實際出資人出資規模、投資範圍等方面核查以及份額的變更可能破壞股權穩定性；且該類產品結構複雜，易成為代持或突破投資者人數上限的工具；擬IPO公司中存在此類問題的並不在少數。

“證監會目前尚未明確三類股東公司後續如何操作並給出執行細則，是否需要全部清理、或采取類似PE的穿透核查形式、或要求投資人出具承諾函延長鎖定期等。”田世欣稱。

另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正在申請主板上市的海容冷鏈（830822.OC）、有友食品（831377.OC）、波斯科技（830885.OC）等，以及申請創業板上市的龍磁科技（832388.OC）、新產業（830838.OC）、博拉網絡（834484.OC）、海納生物（831171.OC）等一大批股東結構中含有三類股東的公司審核進度仍處於停滯狀態。

如2015年11月開始IPO排隊的海容冷鏈，在上交所的審核名單中一度跟在三星新材和艾艾精工之後，如今這兩家公司成功過會並上市。而海容冷鏈卻因三類股東問題，IPO進度停滯，至今仍“待字閨中”。

誰的子彈還能再飛一會 新三板擬掛牌企業存量摸底

記者 谷楓 實習生 陳文君

“全國股份轉讓系統在審申請掛牌企業基本情況表”（下稱“掛牌申請表”）的變化見證了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下稱“全國股轉系統”）企業數量由百家到萬家的跨越。

在新三板市場掛牌最火爆的時期，掛牌申請表中的企業數量多達2000家。但如今，隨著市場規模沖破萬家，掛牌企業數量整體規模逐漸穩定，新增掛牌企業的數量也逐漸跌入歷史低值。

截至全國股轉系統發布最新一期的掛牌申請表，僅有394家企業在排隊序列中。這一數量甚至要低於同期IPO企業排隊的數量。

但無論如何，這394家企業仍是掛牌推薦業務的確定存量。擬掛牌企業排隊存量的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折射出目前中介機構掛牌業務以及區域新三板企業儲備的格局。

券商存量大比拼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的數據顯示，目前排隊的394家企業分屬76家主板券商。目前具有推薦掛牌業務資格的券商有95家，可以看出部分券商已經逐漸退出或者大幅收縮了新三板業務。

存量排名方面，開源證券出乎意料的占據了第一的位置。最新一期掛牌申請表的數據顯示，開源證券擬推薦掛牌企業的數量為31家。

在開源證券之後，是近年來在將新三板作為重點業務的安信證券，安信證券要推薦24家企業掛牌新三板。

排名三到五位的券商分別為，東吳證券、東北證券以及東莞證券，推薦企業掛牌的數量分別為19家，15家，15家。

而此前新三板業務幾家傳統大券商在目前的存量業務排名中下跌明顯，申萬宏源，中泰證券分別僅位列第六位和第八位。

券商擬掛牌企業存量的排名在一定程度上和今年以來新增掛牌業務的排名相似，傳統幾家新三板業務大券商除了安信之外都在收縮和下滑。

以中泰證券為例，新三板擴容以來大力發展新三板掛牌業務的中泰證券曾在2014年，2015年以及2016年均名列三甲，連續三年的數量累計也將其一舉推上了推薦掛牌企業數量總量第二的地位。但2017年至今，中泰證券推薦掛牌業務量僅名列第八位，共推薦73家企業掛牌。

一位了解中泰證券新三板業務的人士告訴記者：“去年以來發生的企業風險事件讓中泰內部在反思是否擴張業務的速度太快，而靈活激勵機制的背後正是重量不重質，對企業質量挑選不嚴格等問題。”

傳統券商勢頹同市場大環境息息相關，但如開源證券，東莞證券等幾家中小券商在今年逆勢而上出乎了所有人預料。

除了掛牌存量業務端幾家中小券商表現搶眼，就今年以來的掛牌業務量而言，開源證券，東莞證券也不遑多讓。

“在今年整體掛牌推薦業務市場不好的情況下，東莞證券仍然逆勢而上是因為在IPO項目上比不過大券商，因此希望可以利用新三板業務彎道超車，因此也在近兩年儲備了不少項目。”一位東莞證券的人士8月22日透露。

廣東領跑區域存量

除了資本市場大環境外，地緣優勢目前也成為了決定新三板擬掛牌存量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根據統計的數據顯示，目前擬掛牌存量企業中，廣東省占據最大比例，有75家企業來自廣東省，占全部存量企業的比例接近20%。

值得註意的是，廣東省擬掛牌存量企業的數量也遠遠將北京甩在身後，排名第二的北京有46家擬掛牌企業。

排名第三至第五的區域分別為江蘇，上海和浙江，分別有39家、33家和32家擬掛牌企業。

地區的優勢也反饋在券商業務端，上述存量擬掛牌數量靠前的券商如東莞證券，開源證券以及安信證券等幾家券商均在華南地區有較深的耕耘，而近年來珠三角則成為了掛牌企業增長最迅猛的區域，廣東省也一再超越北上成為掛牌企業數量第一的區域。

目前新三板掛牌企業總量排名廣東，北京和江蘇分列前三位，分別有1864家、1573家以及1399家掛牌企業。就目前擬掛牌企業存量的情況而言，地區掛牌企業的格局很難再發生變化。

廣東省緣何可以超越北京成為目前新三板企業掛牌數量最多的地方，其一位金融辦的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近幾年廣東與股轉系統有著良好的合作，同時引導各地政府和各高新區出臺有效政策措施，引進券商和有關中介機構，加快園區內企業改制進度，建立和完善新三板上市企業後備資源庫，以推動廣東企業赴新三板掛牌融資。”

前述東莞證券的人士也講到：“廣東省目前是民營企業最活躍的區域，東莞和深圳都有無數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因此廣東省成為掛牌企業數量最多的區域也無可厚非。”

地區排名同行業分布結構也有緊密的相關性。目前擬掛牌的企業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類的企業數量最多，有57家。隨後是互聯網及相關服務，有29家。

三到五位的行業分別是，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以及廣播、電視、電影和影視錄音制作業，分別有20家、17家和10家。

“就我們長期看公司的經驗來講，排名靠前的這些行業通常都在一二線城市，散布於這些區域的各種創業園區，工業園區中。”觀智投資投資總監姜玉蘊8月23日表示。

銀保監會開展摸底調查，近萬家租賃公司接受體檢

近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文稱，已致函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請督促相關部門認真履行監管職責，加強監督管理，及時妥善處置風險隱患，盡快與銀保監會建立並完善日常工作聯系和重大事件信息通報機制。

銀保監會還稱，各地應組織本地區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登錄全國融資租賃企業管理信息系統、商業保理業務信息系統、全國典當行業監督管理信息系統，真實、準確、完整填報信息，逐戶審核確認企業填報信息，結合實際開展摸底工作。

此前，2018年4月20日，商務部與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完成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的經營規則和監督管理規則制定職責轉隸工作。

業內人士認為，此次銀保監會的擴權，與中央防範金融風險有關。《2017年中國融資租賃業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國融資租賃企業(不含單一項目公司、分公司、SPV公司和收購海外的公司)總數約為9090家。近年來行業在快速增長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空殼公司、通道公司。從整體來看，融資租賃公司的資金最終來自金融機構。如果租賃公司沒有明確細則約束，一旦出現壞賬，則會影響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

第一財經註意到，經營監管規制從屬銀保監會，具體監管交給地方金融辦的模式在部分地區已經付諸實踐。例如，早在2017年12月15日，深圳市金融發展服務辦公室掛出“市金融辦(市金融監管局)主要職責”，其中就有提到“負責對全市轄區內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實施監管”。

近日，銀保監會副主席黃洪也在公開場合表示，銀保監會要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方面有新作為。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要求,穩步推進風險防範工作,在思想方法上要堅持底線思維,做最壞打算,堅持穩中求進,防止處置風險的風險，抓住主要矛盾。

獨家| 摸底十年宅地供應，供地制度面臨重大變革

相關部委今年開始著力推動住宅用地供應制度改革，以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而一些房地產熱點城市有望加快這一領域的推進速度。

第一財經記者獨家獲悉，自然資源部近期向地方下發函件，要求上報住宅用地總面積，以及2008年來的住宅用地供應情況，同時還要求上報住宅用地多主體供應的典型案例，以及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項目統計。

除此之外，自然資源部近期也派出調研組赴地方開展住宅用地供應制度改革調研，了解地方探索推進多主體供地的具體措施和政策建議。

住建部近日下發通知要求，房地產市場熱點城市要積極探索推動供地主體多元化，在權屬不變、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鄉規劃的情況下，非房地產企業依法取得使用權的國有土地可作為租賃住房用地，6月底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合肥、福州、廈門、濟南、鄭州、武漢、成都等城市要提出並上報建設租賃住房的具體實施方案。

摸底十年宅地供應

在房地產市場上，土地供給多寡被認為是影響樓市走勢乃至房價的主要因素。每逢樓市調控，供地節奏的調整一般也是重要的政策方向。

今年5月19日，針對近期部分城市房地產市場出現過熱苗頭、投機炒作有所擡頭等情況，住建部印發通知，要求地方抓緊調整住房和用地供應結構。各地要有針對性地增加住房和用地有效供給，切實提高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應比例，建立房價地價聯動機制，防止地價推漲房價。

過去十年間，我國房地產用地供應經歷了一番大起大落。自2009年開始，我國房地產用地供應提速，當年全國供地10.91萬公頃，2010年便增至15.42萬公頃，2011年和2012年分別為16.91萬公頃和16.56萬公頃，2013年一度高達20.32萬公頃，創下近十年來的頂峰，此後逐年下降。

2014年全國供地15.1萬公頃，2015和2016年分別為12萬公頃和10.75萬公頃。2017年為11.5萬公頃，同比增長7.2%，這是近四年來全國房地產供地量首度出現正增長。

由於房地產市場的區域特色很強，全國供地總量數據的走勢並不能直接反映某地區的土地供需局面，因此掌握地方上具體的土地供應數據，才能更好預判當地樓市走勢，以及為樓市調控提供決策依據。

此番自然資源部下發的函件中，地方需要上報該省住宅用地供應總面積（住宅用地包含各種類型住宅用地，不包含農村宅基地，主要根據土地調查和不動產登記統計）、人均住宅用地面積、2008年1月~2017年12月住宅用地供應總面積。

多主體供地典型案例

上述函件中提及地方上報住宅用地，特意註明不包含農村宅基地，換言之，所指均為國有土地。

自去年底至今，官方多次提及“供地主體多元化”。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

今年1月中旬，原國土資源部高層表示，我國將研究制定權屬不變、符合規劃條件下，非房地產企業依法取得使用權的土地作為住宅用地的辦法，深化利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推動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政府將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

對於此舉意義，自然資源部調控和監測司巡視員董祚繼在媒體上撰文表示，多主體供地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歸結起來，就是優化土地供給結構、提高土地供給效率、釋放土地要素動能。就其可望釋放出的巨大制度紅利而言，稱之為“重大變革”亦不為過。

董祚繼稱，在城市中心區，未來如將部分非房地產企業用地（如老工業區棚戶區用地、淘汰落後產能用地、退二進三產業用地、廢棄鐵路用地等）調整改造為住房用地，可以有效增加各類住房用地供應，在穩定房地產市場的同時，也有利於改善城市人居環境。

多主體供地為房地產市場提供了一個重磅政策信號和方向，但能對市場產生多大的影響，主要看政策落地的力度有多大，地方推進的步伐有多快。

比如，哪些企業有資格利用自有工業用地來轉變土地性質，這些用地有多大規模，其中又有多少能獲得政府部門的審批來轉變土地性質，土地性質轉變過程中是否要補繳土地出讓金？這些都需要相關部門出臺具體實施細則。

有地方國土官員也表示，有了新政策（多主體供地），還切盼“新規程”——規程是指導地方操作層面的指南，有了規程，地方才能有所適從。

這種背景下，了解地方實情成為政策執行的前提。

上述自然資源部函件要求，地方上報存量非住宅建設用地用於住宅用地建設項目情況，在將存量非住宅建設用地用於住宅用地建設的項目中，按照正在進行、已完成以及二者合計的情況，分別填寫項目個數和用地面積。

上述函件要求地方上報住宅用地多主體供應典型案例，上報內容主要是：開發方式，包括自主開發、與其他主體合作開發；與其他主體合作開發的，寫明主體名稱；項目成本組成情況，包括安置成本、建設成本和其他成本；典型案例資金來源情況。

地方上利用國有企業自有用地建設住宅此前已有先例，主要是提供保障性住房。

北京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去年底曾介紹，北京進一步引導和鼓勵全社會支持參與住房保障工作，不斷拓寬保障房籌集渠道，多主體供給，形成了廣泛合力。其中，鼓勵國企利用自有用地建設保障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目前已建設約12萬套。

“鼓勵國企拿出自有用地建設保障房，是增加保障房的供給渠道，而非企業自建房為企業內部職工福利分房。”上述負責人表示，這些房源均面向社會符合條件的保障房家庭進行公開配租配售。

其他城市也正在謀劃和推進樓市供給側改革。

6月5日，深圳市住建局發布《關於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意見》），提出到2035年，深圳將籌集建設各類住房170萬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賃住房總量不少於100萬套。

根據《意見》，深圳將通過多渠道來保障土地供應，如盤活存量用地，加大棚戶區改造力度，推進已批未建用地、社會存量用地、未完善征（轉）手續用地、征地返還用地等開發建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賃住房；利用招拍掛商品住房用地、城市更新和產業園區等配建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賃住房；盤活各類存量用房，推進社會存量住房租購等。

實地調研

除了摸清底數，自然資源部近期也派出調研組赴地方開展住宅用地供應制度改革調研。

在青島，調研組圍繞非房地產企業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權的土地用於住宅用地的已有經驗、制度障礙和政策建議等內容，與山東省國土資源廳、青島市政府及國土、規劃、城鄉建委、財政等相關部門和部分企業代表進行了座談，深入探討住宅用地供應制度改革的可行性和利弊。

自然資源部土地利用司副司長陳國慶要求，青島市要在認真分析近年來居住用地供給總體情況的基礎上，劃清政策和市場的職責分工，全面梳理住宅用地供應制度改革進程中的障礙和困難，從宏觀層面研究探索推進多主體供地的具體措施和政策建議。

在杭州，調研重點則是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項目地塊落實情況，調研組專程赴蕭山區衙前鎮項漾村實地踏看該村集體租賃住房試點地塊，了解地塊基本情況。

4月中旬，自然資源部調研組赴杭州調研

根據《杭州市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實施方案》，杭州將在蕭山、余杭、富陽、臨安、大江東產業集聚區等範圍內分別確定1~2個地塊開展試點。

去年8月，為增加租賃住房供應，緩解住房供需矛盾，原國土資源部會同住建部根據地方自願，確定第一批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沈陽、南京、杭州、合肥、廈門、鄭州、武漢、廣州、佛山、肇慶、成都等。

董祚繼在文中稱，在城市近郊區，利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可以有效增加租賃住房用地供應，緩解城市住房供需矛盾，同時也有利於拓展集體土地用途，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並加速城中村、城邊村改造；在廣大農村地區，出租閑置農房和宅基地使用權，可以為城市人口旅遊休閑、養老養生等開辟空間，激活沈睡的土地資產，促進鄉村振興。

除北京和上海早有推進外，官方信息顯示，另外11個城市集體土地建設租賃房方案今年初也獲得了兩部委的聯合批複。自去年8月開始啟動的這項試點工作正在進入加速通道。

上述自然資源部函件要求，地方需要填報今年4月25日前完成立項的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項目情況，包括用地面積、租賃房套數、土地產權主體、建設資金投資、資金來源等。

住建部上述通知也要求，開展租賃住房、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共有產權住房試點城市，6月底前要向住建部和相關部門報告試點進展情況。

也曾有觀點認為，集體土地建設租賃房是變相將“小產權房”合法化。對此，董祚繼表示，“小產權房”是違法用地、違法建設，產權不受法律保護，與依法依規建設、依法實施不動產登記的集體租賃住房具有本質區別。推進多主體供地，更不是要開“農村宅基地買賣”的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