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騰訊財經,未來5年,中東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卡塔爾投資局(簡稱QIA)將對中國投資150-200億美元,投資領域將覆蓋醫療、基礎設施、房地產、消費、服務及TMT等行業。
卡塔爾投資局CEO艾哈邁德·賽義德(Ahmad Mohamed Al-Sayed)稱,QIA作為國家儲備基金必須註重長遠投資表現,而不僅僅是短暫的回報。他相信就算中國經濟增速開始放緩,也不減弱它的投資價值。
卡塔爾國家銀行金融服務部門研究主管Bobby Sarkar評論稱:“QIA正在走多元化路線,中國終將成為最大的經濟體,他們希望能夠更多地介入到中國的投資中。”
艾哈邁德稱,醫療、基礎設施、房地產、消費、服務以及TMT等領域都是QIA所感興趣的。QIA已於近期在北京設立了中國辦公室,艾哈邁德表示要將它“激活”並使之“快速成長”。
QIA早在農業銀行IPO時購入該行28億美元的股票,成為其基礎投資者。然而,QIA自今年初起兩度減持農行股份至16.94%。對此,艾哈邁德表示這只是非常普通的資產配置運作,希望外界不要做過多解讀。他強調,QIA除了持有農行股票,還對工行進行了投資,所以減持農行的舉動並不意味著QIA不看好中國的銀行業。
據彭博新聞社,QIA還將與中信集團合資成立新的投資基金,規模100億美元。目前雙方已經簽署初步協議,全部協議將會於近幾個月完成。
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2013年6月發布的數據,QIA在全球主權財富基金中排名第12位。該基金資產共計1150億美元,擁有諸如德國跑車制造商保時捷以及倫敦希思羅機場等公司股份。QIA還曾出資15億英鎊買下著名的哈羅德百貨——倫敦地標性建築,該百貨公司以銷售奢侈品著稱。
11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與卡塔爾中央銀行簽署了規模為35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互換協議有效期三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與此同時,雙方簽署了在多哈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合作備忘錄,並同意將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地區擴大到卡塔爾,初期投資額度為300億元人民幣。之後,將確定多哈人民幣業務清算行。
11月4日,央行網站發布信息,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與卡塔爾中央銀行關於在多哈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合作備忘錄》相關內容,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授權中國工商銀行多哈分行擔任多哈人民幣業務清算行。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天會見了卡塔爾國家元首塔米姆。李克強表示,中方願同卡方深化油氣、高鐵合作。中方也願同卡方擴大投資與金融合作,開展本幣互換和人民幣清算業務合作,共同推進國際原油期貨市場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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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周日抵達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時隔五年再次造訪中國的奧巴馬,期間種種言行暗示其正在尋求改善和中國的關系。
不尋求遏制中國
奧巴馬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他“完全反對有關美國正試圖以某種方式遏制中國的說法”,堅信美中兩國能避免重蹈“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發生破壞性對抗的歷史覆轍,並呼籲摒棄“過時的零和思維”。
談到美中經貿關系,奧巴馬稱贊美中經貿合作給兩國帶來了實惠,表示美國希望與中國繼續深化雙邊經貿投資關系,以給兩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他說,這需要雙方解決一些關鍵性問題。奧巴馬說,他希望通過這次會晤推動美中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取得進展。他呼籲雙方更加大膽地推進相關談判,以達成一項高標準的協定。
歡迎繁榮和平穩定的中國崛起
奧巴馬昨日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題為《促進亞太繁榮:經濟發展優先目標》的演講。
“美國歡迎一個和平、繁榮、穩定的中國崛起。”奧巴馬在演講中說,“我想再重複一句,美國歡迎一個和平、繁榮、穩定的中國崛起”。
“美國和亞洲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我們的未來、安全、繁榮都與亞洲息息相關。”奧巴馬說,APEC經濟體占世界人口的40%、世界GDP總量的60%,有30億消費者,世界經濟的五分之三在亞太地區。今後五年,美國之外經濟增長中將有一半來自亞洲,這使得亞洲成為美國創造就業、經濟成長的機遇。
奧巴馬說,我們需要實現經濟平衡、可持續的增長,這種增長讓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能分享。在二十一世紀,無論經濟增長或者創造就業都不是“零和遊戲”,一個國家的成長不應該以另一個國家為代價。
“我們應該加強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這樣會造福所有國家。亞太國家是如此,美中關系尤是如此。”
奧巴馬說,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不僅符合中國最佳利益,也符合美國和世界最佳利益,“我們希望中國能夠成功”。
香港問題:中美兩國國情不同
奧巴馬也對香港議題發表了看法。奧巴馬表示,香港的民主示威是個“複雜”問題。美國的主要觀點是要避免出現暴力事件。
他表示,要意識到中國在發展、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國情不同,“我們不期望,中國在每一件事上都按照美國模式,但我們希望繼續關註中國的人權狀況......我們的主要觀點是避免發生暴力事件。”
延長中國赴美簽證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在峰會演講時透露,美中兩國同意新的簽證安排,學生簽證有效期將由目前的一年延長到五年,商務和旅遊簽證將延長到十年。
奧巴馬說,這一重大突破對那些經常往返出差的人有好處。去年180萬中國人訪問美國,給美國帶來210億美元的收入,創造十多萬個就業機會。他表示,這種機會應該進一步擴大,這符合雙方利益,雙方經濟都會受益。
白宮表示,新的簽證協議將會給美國經濟註入數十億美元。到2021年,中國遊客每年會給美國經濟貢獻約850億美元,增加44萬個就業機會。
有分析指出民主黨在美國中期選舉中受挫,奧巴馬作為總統也麻煩纏身,從埃博拉疫情的爆發,到伊拉克與伊斯蘭國(IS)的威脅,不一而足。共和黨將執掌參議院的事實使人更加懷疑,奧巴馬是否擁有足夠的時間或政治影響力來推行他高調宣揚的“轉向亞洲”戰略。此外加之中俄經濟、戰略合作關系越來越緊密,被視為對美國構成壓力,所以奧巴馬此次中國之行有必要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以為其騰出更多空間處理國內和國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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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擬對中國企業生產的輪胎征收懲罰性關稅,試圖以此避免美國輪胎業工作崗位減少,被中國同行奪去就業機會。繼今年10月美方啟動新一輪“雙反”調查後,中國輪胎企業面臨被征重稅的嚴峻挑戰。本月上旬北京APEC期間,中美就200項科技產品免關稅達成共識,可中美貿易壁壘遠未消減。
美國商務部昨日公布初步調查結果,稱中國制造的乘用車和輕卡輪胎得到補貼,受到不公平的優待,應被處征收懲罰性關稅,視制造商具體情況,征稅稅率為17.7-81.3%不等。
美國輪胎業工會“鋼鐵工人聯合會”(USW)此前指責,中國出口美國的輪胎去年獲得中國政府補貼合計21億美元,中國企業以低於公允價值的價格在美國市場低價傾銷輪胎。今年6月3日,在USW申請下,美國對中國乘用車及輕卡輪胎發起了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涉案金額逾30億美元。《每日經濟新聞》上月報道稱,中國輪胎業面臨關稅預計達到60%。該報道援引青島一位輪胎貿易企業人士的評論稱:
“一旦‘雙反’裁定出爐,對美國經銷商來說是‘要錢’ ,對國內大部分輪胎企業而言,簡直就是‘要命’ 。”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如果上述美國商務部的初裁明年得到確認,中國企業固鉑(昆山)輪胎有限公司的美國分公司如要進口母公司產品,也將面臨12.5%的關稅。
作為全球汽車保有量最大的國家,美國50%的輪胎源自進口,也是中國輪胎最主要的海外市場,其進口輪胎約占中國出口輪胎總量的三分之一。
美國海關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遭美方“雙反”調查的輪胎去年對美出口額為20.78億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額為5.1億美元。但因中美海關稅則號不同,中國海關統計顯示,去年中國輸美涉案輪胎產品金額33.4億美元,涉案企業1000余家。
一位外貿信用擔保人士上月向《每日經濟新聞》表示,美國的“雙反”調查有傳導作用,接下來歐盟、日本、印度、澳洲都可能跟進,可能會是連鎖反應。
本周一公布上述對中國輪胎業補貼的初步裁定結果後,美國商務部將於明年1月宣布中國輪胎反壟斷案的初步調查報告。美國官方將歷時六個月確認是否征收懲罰性關稅,中國政府可在那六個月內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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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APEC峰會期間北京重現久違藍天,華北多個省市停產限產的煉鋼、水泥等重工業企業功不可沒,澳大利亞礦商也有“犧牲”:當月澳大利亞港口Port Hedland發往中國的鐵礦石出貨量降至七個月來最低點。
Port Hedland是澳大利亞出口噸位最大的港口,也是必和必拓這類全球綜合性礦業生產商的發貨港。去年經該港口出口的鐵礦石占澳大利亞全國出口量的55%。該港口官方數據顯示,11月發往中國的鐵礦石合計2900萬公噸,為今年4月以來最低水平,比10月減少270萬公噸,比去年同期高出670萬公噸。11月該港口出口鐵礦石總量也由10月創紀錄的3750萬公噸降至3440萬公噸。
華爾街見聞11月文章提到,在北京APEC峰會召開前,中國政府就推出了多項限制措施。為實現“APEC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和內蒙六省市當月對煉鋼、水泥、化工等重汙染行業停產限產;限制固定資產投資施工;限制上路機動車的車型及行駛時間,並禁止造成嚴重汙染的某些機動車上路。北京的學校、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也獲準放假六天。
澳大利亞國民銀行高級亞洲經濟學家Gerard Burg接受彭博采訪時表示:“我們看到河北省也和APEC會議有關,當地出現停工。這無疑降低了那期間的鐵礦石現貨需求。”
今年鐵礦石價格跌幅高達47%。此前華爾街見聞文章提到,由於APEC峰會期間華北部分鋼鐵廠的產能受限,全球鐵礦石供應供大於求的局面雪上加霜,鐵礦石價格11月5日創逾五年新低。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澳新銀行估計,受限產影響的鋼廠總年產能約為1億噸。這意味著鋼鐵產量減少約400萬噸。雖然減少量和中國8億噸的年產量相比無異於滄海一粟,卻足以攪動市場的信心。
加拿大皇家銀行11月將未來三年的鐵礦石價格預期下調了11%-16%,其中將明年的預期價格由此前的每噸100美元降至每噸85美元。澳新銀行也下調了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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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總理納蘭德拉·莫迪來到中國,再度讓中印兩國關系成為輿論熱點。
當然,中印關系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兩國人口之和超過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經濟上是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印關系如何 ,不僅影響亞洲未來,也有相當的世界意義——習近平訪印和莫迪訪華,當然都會受到輿論格外關照。
莫迪是印度近年來少有的強勢總理,不僅在對權力的掌控上如此,而且個性鮮明,作風比較強硬。因此有媒體稱,這次莫迪訪華將為中印關系打上“個人色彩”。
說中印關系打上個人色彩,其實不僅指莫迪的強勢和個性,而且指習近平也是中國近年來比較強勢的國家領導人。兩個大國在兩個強勢領導人的主導下,通過峰會,自然會有比較強烈的個人色彩。不過,筆者在此只分析莫迪執政後,印度對華外交會有哪些個人色彩,或者說莫迪特色。
大國之間的關系,比如中美關系或當年的美蘇關系,基本上有個大勢或者說有大的框架,如果首腦不是很強勢,蕭規曹隨,兩國關系在這個框架中運行,也不會有什麽大的問題。但如果遇到強勢領導人,其影響可能會突破原有的框架。
中印之間的關系,在過去的十幾年里,其實比以往幾十年已經有很大變化。雙方高層互訪的頻率越來越密集,到2013年之後,更是每年都有高層互訪,在加上其他國際場合如金磚會議上的會晤,高層溝通已非十幾年前同日而語。在這些互訪中,中印之間在經濟領域合作漸多,在國際議題如氣候與環境問題、國際金融治理等方面,共同語言也漸多,文化交流亦有起色。不過,彼此之間比如邊界問題,中印美日等國之間的微妙關系問題上,兩國都有分歧。這是中印關系大框架。
莫迪作為強勢總理,有什麽個人特色呢?大概以兩點概括:一是民族主義,二是極其重視經濟增長。
因為高調的民族主義,莫迪在國內人氣很旺,但在國際上卻頗受爭議。最受爭議的 是, 2002年古吉拉特邦出現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導致騷亂,莫迪當時是該邦首席部長即一號人物,他的做法和言論引起不少非議,並引發印度最高法院啟動特別調查。多年後《紐約時報》記者問他,回顧當年騷亂他是否覺得遺憾,是否覺得可以做得更好。莫迪的回答是,唯一的遺憾是“沒有更好的應對媒體”。莫迪個性和思維大概可見一斑。
莫迪對經濟發展有著非同一般的熱情,而且似乎對中國發展模式很感興趣。他的經濟方面的口碑,始於他長期耕耘之地古吉拉特邦。莫迪從2001年到2014年連續四次競選成功主政古吉拉特邦,。2006年和2007年兩次以首席部長身份訪問中國,主要是考察中國經濟特區的建設。莫迪主政之下,古吉拉特邦經濟發展迅速。但也引起爭議:有的經濟學家認為莫迪措施很好,值得在印度推廣。但也有經濟學家,如大名鼎鼎的阿瑪蒂亞·森,則認為莫迪過分註重GDP,讓城市中產階級得益,但貧窮階層則更加貧窮,而且教育福利等也沒搞好。但不管怎麽說,莫迪已是強勢總理,他要在經濟上實現自己的抱負。而印度民眾似乎也對“強勢總理”有好感。
莫迪的這些特點,在對話外交中有什麽影響?概括地說,因為強勢,因為鮮明的民族主義,莫迪既有可能是實現對華外交時,有效地實行“經濟優先”“求同存異”。
因為莫迪是個民族主義者,所以在中印之間的一些分歧上,如果他覺得可以控制,那麽印度政界就很少有人能指責他“軟弱”——因為他是最強硬的嘛。比如,印度媒體報道,為了這次訪華,莫迪決定取消和原定和日本進行的聯合演習。在其他問題上,也可以此類推。
莫迪強調經濟優先,所以他可能在經貿領域,比如中國對印度投資、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等問題上,投入更多的經歷。而在其他領域著重“求同存異”。
習近平主席在西安會見莫迪時,突出中國和印度應該管控好危機和分歧問題,避免兩國關系大局受到幹擾。可以說,向莫迪提這個建議應該有效,因為在他的個性和影響下,莫迪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6月17日,中國日本商會發布的《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2015年白皮書》中顯示,2014年日本對華投資金額為43億美元,同比減少38.8%,連續兩年呈現減少趨勢,其原因在於中國投資環境變化,如人工費上升、勞動力難以確保,以及日本企業向東盟擴大投資的需求高漲。
中國日本商會副會長兼調查委員會委員長田端祥久表示,盡管日企在中國面臨著勞務成本上升的壓力,但絕大多數企業不會考慮退出中國。它們正在通過出口轉內銷、削減其他成本、提高營利部門的利潤等方式積極轉變企業戰略,適應中國市場。
田端亦表示,根據預測,由於2015年的投資項目合同數還在減少,因此有可能2015年的最終對華投資額有可能會繼續減少。
日本對華投資降幅達38.8%
與市場上對於日資在華大面積撤資的感性認識有所不同的是,從調查數據來看,轉移撤退至其他國家的日本企業占非常小的一部分,為整體受調查企業的1%。
問題在於,希望擴大業務的日資企業大幅減少,只希望維持現狀的日資企業比例在升高。
根據上述白皮書,在關於今後1-2年業務發展方向問題上,回答前景艱難的企業比例為46.5%,同比減少了7.7%,與2011年(66.8%)相比,更是大幅減少。
在維持現狀的企業方面,其比例為46%,同比增加了6.5%。
在繼續按行業劃分進行觀察時會發現,出口比例較高的行業回答希望擴大的比例較低,而在中國國內銷售比例較高的行業回答擴大的比例較高。
因此,該白皮書認為,在此背景之下,受中國投資環境變化的影響,可以說對於日企出口型企業來說,中國的優勢正在見效。
與此同時,國內銷售型企業則將中國視為潛力很大的市場,預測今後將繼續加強開拓中國市場。
在盈利方面,2014年度營業利率預計為盈利的在華日資企業的比例同比增加3.4%,達到64.1%,連續兩年超過六成。
在經營問題方面,根據問卷調查,勞動力成本上漲成為首要問題,並同去年結果一致,占比達到83.9%,格外突出,可見問題嚴重性,其次的問題依次包括員工素質,競爭對手增加等待。
為此,面臨著工資上漲等問題,提出“逼近臨界成本削減”的在華日企占到了接近半數左右(49.2%)。
看好中國市場成長性
該白皮書指出,根據國際協力銀行發布的《日本制造業企業的海外事業開展相關調查報告》,看好中國理由的第一位是“當地市場今後的成長性”,第二位是“當地市場的當今規模”。
此次,該白皮書還新增了各產業共通的對華直接投資問題的投資建議,以及有關實現公平的競爭環境方面具體執行方法等的“競爭法”建議。
建議的“主要訴求”與去年相同相同,仍為“確保公平性”。建議的具體內容可總結為以下3點:完善現代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構築開放經濟新體制。
在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方面,該白皮書具體提出,在投資方面,希望能夠統一對於法律制度解釋的運用,制度變更時設置充分的準備期間、各項手續的簡化和高效化、對於申請和查詢采用書面文件回答等有利於提高可預測性的改善活動。
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該白皮書提出,簡化和加速行政手續辦理,廢除必要最低程度的項目以外的許可和認證,是日本企業在眾多領域希望能夠實現的內容。
在構建開放性經濟新體制方面,該白皮書認為,中方目前起草對於外國投資采取“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方式的外資投資法的舉措,是中國為了成為更加開放的市場,而邁出的一大步,值得贊許,但是希望為了順應經濟全球化,更廣泛地采取全球標準。
該白皮書針對中國各地商工會所屬的日資企業(8874家法人會員)面臨的課題進行了分析,並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建議進行了歸納整理。
目前,日本是中國第二大出口貿易國,第二大進口貿易國。在投資方面,截至2012年年底,在華日資企業數量在2.3萬家左右,占外資企業整體的7.9%,在以國家為單位的排名中,日本位居第一。
在今年的中國國際食品與飲料展(簡稱“中食展”,SIAL China)上,帶有印尼傳統特色的展位吸引了無數來往的參觀者。身著印尼傳統服飾的印尼駐華大使蘇更·拉哈爾佐(Soegeng Rahardjo)更是積極地為印尼的產品吆喝。他還不停地滿足參觀者要求,熱情地與之合影。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蘇更表示,目前印尼對華的食品出口額正在不斷上升,他非常樂於見到這一變化。
印尼中央統計局數據顯示,按非油氣產品統計,2015年印尼與中國貿易總額424.76億美元,進出口額均有所下降,對華貿易逆差依舊存在。蘇更表示,為了縮小貿易逆差,印尼的目標是5年內爭取將對華出口提升至少50%。“這對所有印尼商人而言,都是個不小的挑戰,但我相信,印尼能在質量、數量等各方面滿足中國消費者的需求。”蘇更說。
至於對華出口產品,尤其是最受中國消費者歡迎的食品,蘇更告訴本報記者,“在中國市場,最受歡迎的是印尼的燕窩,其次是咖啡,然後還有一些印尼的甜點。”
印尼作為主要的燕窩產地,其產量在全球排名第一,約為全球產量的70%。中國是最大的燕窩消費國。但在2011年“毒血燕”事件發生之後,中國曾全面禁止燕窩進口。此後,為了恢複燕窩貿易的正常化,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分別與印尼等國主管部門簽訂了相關協議,規定輸華燕窩產品加工企業獲得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CNCA)註冊後才能獲準進口。
去年,印尼恢複了燕窩的對華出口。目前已有6家印尼燕窩企業獲得中國質檢及相關認證機構的許可與認證,並且有從生產到加工到消費的全程溯源體系。蘇更表示,印尼燕窩恢複對中國出口,有利於減少印尼貿易赤字,同時也對兩國雙邊貿易的持續發展起到穩定的作用。
此外,蘇更還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今年,印尼的飲料等食品企業將加大與天貓(Tmall)的合作,擴大數十種印尼的飲料、食品通過天貓進入中國市場。目前,在天貓網站上,能找到印尼燕窩、咖啡、薯片、蝦片等印尼特色的產品。
“我希望,在未來,印尼出口到中國市場的產品能更加多元化。”蘇更說道,“力爭做到貿易、旅遊、投資三者並進的TTI(trade/tourism/investment)架構。”
印尼貿易部長托馬斯·萊姆邦此前表示,雖然印尼對華貿易仍為赤字,但經貿的平衡不能僅僅依靠削減貿易赤字,來自中國的旅遊收入和投資盈余正呈上升勢頭,而“雅加達—萬隆高鐵項目”的正式奠基則表明。由於貿易赤字流出的資金開始以投資的方式回流印尼,“TTI框架”的齊頭並進意味著中國與印尼的經關系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新時期。
中國依然是全球最受對外投資歡迎的地方。
今年以來,歐盟對華投資快速增長。前4個月,歐盟28國在華新設企業555家,同比增長5.1%,實際投入外資221億元人民幣(折合35億美元),增長41.9%,聯合國貿發會議最新調查顯示,2016年和2017年中國繼續位列最具前景的投資目的國首位。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孫繼文在7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歐盟企業在華投資和增資的大項目增多,說明中歐經濟互補性強,合作基礎牢固,反映出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前景和投資環境的信心。
“下一步,我們將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領域,提高開放水平,努力為各國投資者營造更加開放、透明、便利的投資環境。” 孫繼文表示。
他說,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平穩運行,結構、質量方面出現積極變化。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7%,在主要大國中名列前茅。前4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0.3%,實際使用外資增長4.8%,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增長71.8%,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湧現隨著深入推進改革,積極擴大開放,中國將繼續成為富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資熱土。
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1-4月,前十位國家/地區(以實際投入外資金額計)實際投入外資總額2712.6億元人民幣(折428.7億美元),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94.6%,同比增長4.6%。同期,東盟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額156.4億元人民幣(折24.5億美元),同比增長45.6%。歐盟28國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額220.8億元人民幣(折35億美元),同比增長41.9%。“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額160.2億元人民幣(折25.1億美元),同比增長23%。
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對中國咄咄逼人,表態強硬,由此聯想到今年美國大選期間各位候選人在涉華問題上肆無忌憚“敲打”中國的言論,可以看出美國朝野對華“戰略焦慮癥”在加重。
這里固然有美國大選年的特殊原因,每逢選舉年中國往往成為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候選人的攻擊對象,即所謂政治上不用付出代價的“替罪羊”。而從深層次分析,“戰略焦慮”來自美國對中國力量逐步接近的“焦躁不安”,來自美國對中國戰略走向的錯誤解讀和誤判。
美國這種“戰略焦慮癥”在美蘇冷戰期間有過,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迅速接近美國時也冒過頭。但如今中美作為新興大國與守成霸權,本就存在較深的疑慮和猜忌,美國這次焦慮癥狀更加嚴重,反應更加激烈,恐怕不會僅僅止於候選人為了當選而發表一些過頭的言論,還有可能影響新總統步入白宮後的對華政策。
美國的“戰略焦慮”現在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美國精英層對華產生了空前的糾結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模式”徹底破產,美國影響世界的“軟實力”大打折扣;與此同時,中國的發展如日中天、呈不可阻擋之勢,中國的政治制度優勢明顯,中國的發展道路吸引力增強。美國精英對中國在制度和思想上的影響力上升憂心忡忡,對美國選舉選不出優秀領袖人物來領導美國走出困境感到焦慮。
二是“中國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美國世界第一”地位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多年來首次受到挑戰,深深刺激了美國精英的神經,內心焦慮加劇。
美國朝野對中國經濟總量若幹年後將超越美國已無爭議,沒有人會否定這種趨勢。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經濟增速近30年來接近10%,即便近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中高速增長期,中國GDP年增長率也在6.5%~7%之間。依此判斷,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是正常的推論,不是危言聳聽,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實力將全面超越美國。
然而,美國精英從內心里不願接受將來“中國經濟總量第一”的說法,對中國的迅速發展有可能動搖和挑戰美國世界霸權地位更是敏感。美國不是不知道經濟總量並非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唯一標準,但“領導權”三字還是特別刺激了美國精英階層的神經,因為這意味著美國需要在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體系中做出調整,學會與一個“不同於過去的中國打交道”,以適應形勢的變化。這顯然無助於減輕美國的“戰略焦慮”。
三是美國精英們糾結於當前美中關系的“不確定性”,鼓動對華戰略從“戰略模糊”向“戰略清晰”轉變。
目前,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之激烈前所未有,大選政治的風浪更助推辯論的“極端化”,核心問題是“拿中國怎麽辦”(HowtodealwithadifferentChina)。“怎麽辦”大體分為三種意見:1.保持現狀,繼續冷靜觀察;2.通過談判達成“大交易”,即在經濟、南海、阿富汗、朝鮮等議題上與中國達成相互交換利益的“交易”;3.強硬打壓、圍堵,迫使中國遵從美國的全球意圖,確保美國霸權地位的穩固。
從美國大選候選人對涉華問題左右搖擺的表態看,三種意見代表不同的利益訴求,目前很難形成統一的思想和意見。這種搖擺性在中美建交37年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或者說“兩手政策”上已有充分反映,今後繼續搖擺也在意料之中。
美國政治家斯考克羅夫特和基辛格對中美關系的描述是“十分複雜”。希拉里在《艱難抉擇》中認為“美中關系正在駛進未知水域”。這種不確定性發生在美中兩個大國之間,如何處理,在國際關系教科書中已經找不到答案,確實需要中美兩國的大智慧。
習近平主席最近在會見參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方代表時強調,處理中美關系要有戰略思維和歷史眼光,不要被“浮雲遮眼”,更不要被短期利益所綁架。
無論用什麽方式來描述,美國目前對中國發展壯大確實存在“戰略焦慮”。處在美國的位置,這種“焦慮”的產生也許是正常的、難以避免的。而且,這種現象很可能會延續相當長時間。
在這樣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格外冷靜,多進行有效、全面的溝通,講好中國故事,特別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上下文”和“所以然”。美國許多人其實在認真聽中國說什麽,雖然他們可能有時不一定聽得明白、聽得清楚。中國有著悠久歷史和文明,從來就有戰略思維,是在應對各種大國的進程中成長的。因此,我們也需冷靜應對美國的“戰略焦慮”,通過對話與交流減少疑慮與猜忌,逐步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增強中美關系抵禦風險的能力。
(作者系外交部前副部長、國務院僑辦前副主任)
近日,有一種擔憂情緒在東京不斷升騰,擔心英國脫歐之後,沒有英國的歐盟可能會改變亞太地區力量的平衡。
其中尤其擔心,英國和歐盟“離異”將導致後者取消對中國的武器禁售令。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外交事務特別顧問、議員河井克行(Katsuyuki Kawai)的話稱,英國脫歐“甚至可能改變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力量的平衡”。
最強有力的支持者
河井的言論顯示,英國傳統盟友對該國脫歐的擔心已經從經濟領域散布到各個方面,包括英國若失去在歐洲的影響力,可能危及這些國家自身的安全。
“日本認為歐盟應該繼續實施對華武器禁售,我們在歐盟的朋友中,英國是日本該立場最強有力的支持者。”河井說,“如果英國離開了歐盟,或許歐盟對華武器禁售可能會一步一步取消。那是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
日本媒體近日也曾引述該國政府內部人士的話稱,英國脫歐令歐盟出現了解禁對華軍售的空間。
歐盟對華武器禁售始於1989年6月,第41屆歐洲共同體首腦會議通過《關於中國的聲明》,宣布對中國采取包括中止高層接觸、軍事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等五項措施,這也成為歐盟對華武器禁售的原始依據。之後,德國等國相繼取消了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唯獨留下了武器禁售至今。
近些年來,歐盟內部解除對華武器禁售的呼聲越來越高。2003年12月,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首腦會議首次表示,歐盟將重新審議對華武器禁售問題。2004年12月,有歐盟領導人更是公開表示將解除對華武器禁售。
然而,英國就該問題一直與歐盟存在分歧。西班牙和法國都是支持解除對華武器禁售的國家,而英國則對取消禁令不松口,美國國防部是英國防務公司的大客戶。2010年1月26日,西班牙時任外交大臣莫拉蒂諾斯公開宣布,考慮在該國擔任歐盟輪值國主席期間解除歐盟對華武器禁售。更早的2005年,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和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曾大力推動歐盟對該問題進行辯論,最終因為美國施壓,取消禁令以失敗告終。
除了美國外,日本是反對歐盟取消對華武器禁售最積極的外部力量。此前有日本媒體報道稱,在安保領域,日本非常重視歐盟對華武器出口相關問題。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經三也曾向歐盟領導人傳遞信息,稱在東亞安全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歐盟維持對華武器禁售不可或缺。
中國外交部方面則表示,中方在歐盟對華軍售禁令解禁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希望歐方盡早采取主動,掃除中歐關系中不應有的障礙。同時表示,該問題與日本根本沒有關系。
註意力轉移
解除對華武器禁售需要歐盟各國的一致同意,因此在英國正式脫離歐盟前不太可能發生變化,即便是正式脫歐之後,也並非必然就能解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英國脫歐之後,歐盟內部在類似外交政策問題上一貫的平衡很可能發生改變。
迄今為止,在英國脫歐的問題上,東京方面主要討論的仍是對1000家左右在英國運營的日本公司可能帶來的影響,例如可能面臨失去通往歐洲市場的渠道等風險。
但河井提醒稱,外交政策和影響也需要引起足夠的關註。
他說:“和經濟影響相比,國家安全的影響可能一樣很大,甚至更大。因此我正在密切關註。”
除了武器禁運等具體問題,日本官員擔心英國和歐洲專註於內部問題,無暇關註亞洲。
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前駐英大使野上義二(Yoshiji Nogami)稱:“未來兩到三年,歐洲將忙於處理歐洲內部問題。”
近兩年來,日本一直在努力將地區問題國際化,在全球宣傳中國威脅論。應菲律賓共和國單方面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6月29日稱,將於7月12日公布所謂最終裁決。
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杉山晉輔近日表示,日方正密切關註南海仲裁案,認為單獨或同G7國家、東盟國家就此發聲是合適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對此表示,從日本有關官員的話中可以看出,日本一些人不斷炒作南海問題,渲染局勢緊張,挑動地區國家對立,唯恐天下不亂。日本在南海問題上有著不光彩的歷史記錄,希望它不要續寫這樣不光彩的記錄。希望地區國家對日本的意圖保持高度警惕。
“我感覺不僅僅是政治家,英國普通民眾可能也將註意力轉向國內事務或者同歐盟建立新的關系等問題上,對外部事務失去興趣,比如和日本的防務合作,或亞太地區的安全等。”河井說,“這是為何我擔心力量平衡發生改變可能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