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對中國咄咄逼人，表態強硬，由此聯想到今年美國大選期間各位候選人在涉華問題上肆無忌憚“敲打”中國的言論，可以看出美國朝野對華“戰略焦慮癥”在加重。
這里固然有美國大選年的特殊原因，每逢選舉年中國往往成為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候選人的攻擊對象，即所謂政治上不用付出代價的“替罪羊”。而從深層次分析，“戰略焦慮”來自美國對中國力量逐步接近的“焦躁不安”，來自美國對中國戰略走向的錯誤解讀和誤判。
美國這種“戰略焦慮癥”在美蘇冷戰期間有過，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迅速接近美國時也冒過頭。但如今中美作為新興大國與守成霸權，本就存在較深的疑慮和猜忌，美國這次焦慮癥狀更加嚴重，反應更加激烈，恐怕不會僅僅止於候選人為了當選而發表一些過頭的言論，還有可能影響新總統步入白宮後的對華政策。
美國的“戰略焦慮”現在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美國精英層對華產生了空前的糾結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模式”徹底破產，美國影響世界的“軟實力”大打折扣;與此同時，中國的發展如日中天、呈不可阻擋之勢，中國的政治制度優勢明顯，中國的發展道路吸引力增強。美國精英對中國在制度和思想上的影響力上升憂心忡忡，對美國選舉選不出優秀領袖人物來領導美國走出困境感到焦慮。
二是“中國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美國世界第一”地位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多年來首次受到挑戰，深深刺激了美國精英的神經，內心焦慮加劇。
美國朝野對中國經濟總量若幹年後將超越美國已無爭議，沒有人會否定這種趨勢。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經濟增速近30年來接近10%，即便近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中高速增長期，中國GDP年增長率也在6.5%~7%之間。依此判斷，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是正常的推論，不是危言聳聽，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實力將全面超越美國。
然而，美國精英從內心里不願接受將來“中國經濟總量第一”的說法，對中國的迅速發展有可能動搖和挑戰美國世界霸權地位更是敏感。美國不是不知道經濟總量並非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唯一標準，但“領導權”三字還是特別刺激了美國精英階層的神經，因為這意味著美國需要在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體系中做出調整，學會與一個“不同於過去的中國打交道”，以適應形勢的變化。這顯然無助於減輕美國的“戰略焦慮”。
三是美國精英們糾結於當前美中關系的“不確定性”，鼓動對華戰略從“戰略模糊”向“戰略清晰”轉變。
目前，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之激烈前所未有，大選政治的風浪更助推辯論的“極端化”，核心問題是“拿中國怎麽辦”(HowtodealwithadifferentChina)。“怎麽辦”大體分為三種意見：1.保持現狀，繼續冷靜觀察;2.通過談判達成“大交易”，即在經濟、南海、阿富汗、朝鮮等議題上與中國達成相互交換利益的“交易”;3.強硬打壓、圍堵，迫使中國遵從美國的全球意圖，確保美國霸權地位的穩固。
從美國大選候選人對涉華問題左右搖擺的表態看，三種意見代表不同的利益訴求，目前很難形成統一的思想和意見。這種搖擺性在中美建交37年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或者說“兩手政策”上已有充分反映，今後繼續搖擺也在意料之中。
美國政治家斯考克羅夫特和基辛格對中美關系的描述是“十分複雜”。希拉里在《艱難抉擇》中認為“美中關系正在駛進未知水域”。這種不確定性發生在美中兩個大國之間，如何處理，在國際關系教科書中已經找不到答案，確實需要中美兩國的大智慧。
習近平主席最近在會見參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方代表時強調，處理中美關系要有戰略思維和歷史眼光，不要被“浮雲遮眼”，更不要被短期利益所綁架。
無論用什麽方式來描述，美國目前對中國發展壯大確實存在“戰略焦慮”。處在美國的位置，這種“焦慮”的產生也許是正常的、難以避免的。而且，這種現象很可能會延續相當長時間。
在這樣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格外冷靜，多進行有效、全面的溝通，講好中國故事，特別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上下文”和“所以然”。美國許多人其實在認真聽中國說什麽，雖然他們可能有時不一定聽得明白、聽得清楚。中國有著悠久歷史和文明，從來就有戰略思維，是在應對各種大國的進程中成長的。因此，我們也需冷靜應對美國的“戰略焦慮”，通過對話與交流減少疑慮與猜忌，逐步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增強中美關系抵禦風險的能力。
(作者系外交部前副部長、國務院僑辦前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