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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益性菜場為抓手，成都引導城鄉流通設施合理布局

成都市高新區錦城大道758號的益民菜市南苑店是這片城市新區的主要菜市場，這個菜市場定位為公益性菜市場，由國有公司管理經營，並按照超市化標準打造新模式，業態包括蔬菜、鮮肉、水產等生鮮產品，解決了周邊居民“買菜難”的問題。

不僅如此，市場內的蔬菜業態主要采用“場企合作”模式，現在有經營商戶25家，蔬菜商家均為周邊區縣生產基地、農村專業合作社，包括金堂縣唐發基地蔬菜、碧泉蔬菜專業合作社，鴻昇蔬菜專業合作社以及益民自營蔬菜等。

通過將基地產品直接引入市場進行銷售，縮短了農產品中間流轉環節，減少了物流費用，降低了成本，其蔬菜銷售價格普遍低於周邊農貿市場，提升了市場核心競爭力。

成都市按照城鄉流通基礎設施均衡化發展要求，以規劃為統領、以政策為保障、以標準為支撐、以公益性菜市場為抓手，探索建立流通基礎設施長期發展模式，著力補強城鄉基礎設施發展短板，成為其國家貿易流通體制改革的一大亮點。

創新公益性菜市場投建管機制

益民菜市場屬於成都國有資本平臺成都商物投集團益民公司，成立的目的在於“政府惠民抓手、保供穩價”。成都益民生鮮菜市場經營管理連鎖公司副總經理聶濤表示，益民公司以“肩挑兩頭、惠民利農”為宗旨，兩頭就是農民和市民，要讓農民增收及保證市場供應和食品安全。

目前，益民菜市場與100余家蔬菜專合組織建立戰略合作關系，與53家簽訂協議開展直采直銷，先後引入47家蔬菜專合社和公司入場經營，其中有21家在場持續穩定經營。聶濤說，農業專合社占比已經有70%，未來還將探索向訂單農業轉變。

這種模式的好處在於，一方面節省了流通環節的費用，另一方面讓這些蔬菜專合社能夠感知市場信息。聶濤還介紹說，菜市場還和農村貧困村合作，因為他們市場信息和渠道不暢，存在農產品滯銷的問題，因此和這些貧困村開展直采直銷的合作。

不僅如此，益民菜市場還建立其自己的配送中心，這解決了一些沒有配送能力的蔬菜專合社物流配送的問題。“全市有268個傳統菜市場，采購銷都是商戶各自負責。蔬菜要經過幾道批發和物流環節。”隨著益民菜市場規模布局擴大，這種模式對整個蔬菜物流配送產生積極影響。

由於優先引入蔬菜生產基地、農村專合組織進入市場，縮短蔬菜流轉環節，降低物流費用讓利市民；同時進行合同約定，即將控價限價寫入經營合同條款，明確其所售大宗蔬菜菜價須低於周邊傳統菜市10%以上，使得益民菜市的蔬菜價格普遍低於周邊農貿市場價格。

聶濤說，益民菜市指派專人對周邊傳統農貿市場蔬菜價格進行調研對比，動態調價，實時監管，確保價格優勢。通過第三方調查，益民菜市場蔬菜價格與周邊農貿市場整體低10%~15%。2015年，成都市財政局組織的農貿市場價格調控績效評估中，益民菜市及便民店60個點位蔬菜銷售價格比周邊市場平均低15.96%。

這種新的菜市場在成都迅速鋪展開來。截至2015年年底，成都市範圍內已經建成35個益民菜市場和60個便民菜店，經營總面積超過4.5萬平方米，全年服務市民達到2000余萬人次，公益性菜市場初具規模。“我們十三五規劃提出，將公司打造成‘平臺建設+產品經營+渠道建設’的綜合性農產品流通企業，到2020年市場規模達到100家以上。”聶濤介紹說。

由於其公益性，益民菜市場的場地主要來自於政府部門無償移交、集團自建、有償租賃三個部分，就是無論是國有公司建設項目還是房地產開發商的建設項目，都必須按照市公建辦規劃建設菜市場等配套設施，建成之後交由成都商物投集團益民菜市場管理公司經營管理。

這就是成都探索創新的投資、建設、管理“三分離”模式。公益性菜市場由市縣兩級財政直接投入和降低土地招拍掛起始價兩種方式投資；通過行政劃撥、協議出讓供地和招拍掛方式保障公益性菜市場建設用地，由建設部門按照統一標準、統一備案、統一監管的原則統籌建設；公益性菜市場建成後統一移交給國有平臺公司進行資產管理。

實際上，為解決公益性流通基礎設施投資大、盈利少、回報周期長、私人資本不願介入的問題，成都市益民菜市成功進行了國有菜市場資產保值增值的探索，為全國探索公益性流通基礎設施建設管理模式提供了可複制推廣的經驗。

截至目前，成都市中心城區近年來規劃公益性菜市場（農貿市場）409個，目前已經建成移交投入使用190余個，在建26個。通過制定基礎設施建設相關規劃、支持政策和配置標準，探索創新公益性菜市場建管模式，有效保障流通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提升商貿流通產業的載體支撐能力和服務配套功能。

引導城鄉流通設施合理布局

實際上，公益性菜市場只是一個抓手和突破口，成都希望以此有效引導城鄉流通設施合理布局，促進流通設施加快建設。

成都市商務委副主任文鋒表示：“流通基礎設施的供給這一塊實際上最主要的問題是要解決公益性的基礎設施，這是短板，因為市場和社會形成的基礎設施這個不用去操心，市場和企業主知道怎麽做，那麽我們要做的是一些投資比較大、效益比較低，老百姓有需求，或者一時還很難形成市場的，需要一個痛苦的培育期的公益性流通基礎設施。”

為了推進這項工作，成都在規劃、政策保障和標準制定上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一是充分發揮規劃引領作用，有效引導城鄉流通設施合理布局，促進流通設施加快建設。二是充分發揮政策保障作用，有效增強城鄉流通基礎設施配套建設的落地性。三是充分發揮標準支撐作用，有效促進流通基礎設施在城鄉社區配置的標準化和規範化。

在建立城鄉流通設施規劃體系方面，成都市出臺了《成都市服務業發展2025規劃》，編制完成《成都服務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構建“兩核多點”的商業空間體系，推動商貿流通設施建設，強化商貿流通業的承載能力。制定《成都市商業網點規劃》，明確批發市場、物流基地、中心城商業網點總體布局規劃；專門制定了《成都市商品市場布局規劃（2009~2020）》，規劃了商品市場集中發展區域範圍、類型。

在政策保障方面，為適應公益性流通基礎設施的發展要求，出臺了《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強居住區公共配套設施建設管理的意見》，明確將農貿市場、郵政所、便民店、再生資源回收站等流通基礎設施作為強制性配套項目，列入控制性詳規，實現同步規劃，明確規定對於擬上市出讓土地，規定的流通基礎設施必須與主體建設項目同步建設，為城鄉社區流通基礎設施配套建設提供制度保障。

在基本配置標準方面，成都將流通基礎設施納入了城鄉社區配置標準。出臺《關於進一步提升重點鎮、一般鎮、涉農社區及村（農民集中居住區）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配置標準的指導意見》，規定農民集中居住區、涉農社區分別按照“1+21”、“1+23”的標準配置流通和便民服務設施，推動流通服務向農村覆蓋、流通設施向農村延伸。

在此基礎上，針對城鄉社區需求結構變化和流通現代化要求，確定了以流通為重點的“1+5+N”的社區綜合服務配套標準，即建設1個社區便民綜合服務信息平臺，菜市場、生活服務中心、養老中心、醫療服務中心、便民超市等5項基本服務配置，以及其他N項多樣化服務項目。在城鎮新型社區開展“小街區規制試點”。出臺《成都市“小街區規制”規劃管理技術規定》，明確將農貿市場等流通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納入社區綜合體。

在規劃、政策和標準之後，關鍵是要解決“錢從哪里來”的問題。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全國性的課題，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應該采用什麽模式？很多地區采用投建管一個主體的模式，但這並不符合公共財政的使用要求，從公共財政的角度來看，必須要考慮到投建管分離。

在這一方面，成都探索出來一套比較好的機制，就是投建管分離。由政府投資與社會開發商投資等多渠道、多種方式來統籌建設公益性基礎設施。建好以後交給國有相應的平臺和運營實體去經營。因此就形成了投資、建設、管理三分離的模式。

基於以上綜合施策，成都通過制定基礎設施建設相關規劃、支持政策和配置標準，探索創新公益性菜市場建管模式，有效地保障流通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大大提升了商貿流通產業的載體支撐能力和服務配套功能。

全國醫院醫護比倒置扭轉 城鄉分布差異依然明顯

美國醫生特魯多對醫療行為如此描述：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而這後兩項，更多的是由護士來完成。可是在中國，護士的數量一直處於短缺的狀態，2010年前，全國醫療機構的醫護比只有1:0.85。這種狀況在十三五期間有了改變。

“護士隊伍不斷壯大，素質和專業能力得到提高。截至2016年底，我國註冊護士總數達到350.7萬，占衛生計生專業技術人員的42%，較2010年增長了71.2%。”5月1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郭燕紅在國家衛計委新聞例行發布會上表示。

同時，她還提到，全國醫院醫護比由2010年的1:1.16提高到2016年的1:1.45。

但隨著中國年齡譜的變化，老齡人口的劇增，中國急需更多護理人才的加入。在《全國護理事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目標中也提到，到2020年，執業(助理)醫師與註冊護士比要達到1:1.25。

“2016年，醫院醫護比是1:1.45，如果算上社區等基層醫療機構，全國醫療機構的醫護比是1:1.10，與國際通行的1:2的標準相比，還有一定距離。基層醫護比仍然較低，為1:0.7.” 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衛生人力研究室陳紅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城鄉分布差異明顯

護士和患者的接觸是最直接、最連續、最密切的，也直接關系到患者的感受。

郭燕紅介紹，其實優質護理服務落腳點是為患者提供專業、全面、連續的、人文的護理服務，是改革與改善同步推進的舉措。改革就是在醫院推行責任制整體護理，讓護士去負責病人從入院到出院全程服務。在病情觀察、協助診療、促進康複、健康教育、心理支持，這些方面都以病人為中心，同時也與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相互合作配合，共同圍繞患者，落實好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和護理工作。應該講這是一個護理工作模式的改革。

但是改革需要有人才能完成。

“護士的人數在快速增長，2010年，註冊護士為204.8萬人。2010~2016年，護士人數年均增速為9.4%，超過了衛生計生人員、衛生技術人員、執業(助理)醫師的年均增速。在2013年，醫護比以1:1的身份扭轉。”陳紅藝表示。

其實，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護士隊伍的短缺是一個共同面臨的挑戰和話題。

“為什麽這支隊伍會短缺?由於人民群眾的健康需求在不斷提升，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在不斷提高，進程在加速。同時，我們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從急性期的診療，慢性期的照顧，以及居家後的康複等等各方面都需要護士協助醫生來提供服務。所以我們第一個遇到的困難就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當中，在人民群眾健康需求不斷提升的過程中，在全社會老齡化程度不斷加速的過程當中，護士隊伍一定是短缺的。”郭燕紅表示。

目前，中國每千人口註冊護士數由2010年的1.53人增長為2016年的2.54人，發達國家每千人口護士已經達到3甚至5以上。

“目前主要的問題是城鄉分布差異明顯。2016年，城市每千人口註冊護士4.91人，農村僅為1.49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醫護比過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護比為1:0.86，鄉鎮衛生院醫護比為1:0.7。同期，公立醫院醫護比為1:1.46，醫院為1:1.45。學歷層次雖有明顯改善，但總體仍較低，需進一步提高。”陳紅藝表示。

與此同時，看似平凡的護士工作，但是要求不低。無論國際和國內，對於護士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在西方國家護士的學歷最低需要大專畢業，有的國家還要求本科學歷。2016年，註冊護士中，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員占比16.3%(2010年8.8%);中專學歷人員占比34.0%(2010年46%)。

郭燕紅表示，隨著就業渠道越來越多，很多年輕人更多願意選擇其他的職業。同時護士的工作，特別是在醫院，需要提供24小時的服務，工作既有風險又很辛苦。所以護士的流失也是我們面臨的挑戰。

一方面要壯大護士隊伍，另一方面要穩定護士隊伍，降低流失率，延長護士的職業生涯。面對這些問題，國家組織制訂《中國護理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1-2015年)》，提高護士隊伍總量，優化護士隊伍結構，加強專科護士培訓。同時制訂《護士條例》的相關配套文件，細化護士配備標準。

“國家要求，到2020年實現每千人口3.14名註冊護士的目標，需要繼續改善醫護比結構。目前為了適應人口老齡化、健康中國建設需求，要加大養老護理、社區護理等專業培養力度，完善護理院校教育專業結構。同時適當壓縮中專學歷護理人員培養規模，加大高等學歷人員培養規模。當然，要考慮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需求。對於完善基層護士職稱晉升通道，要積極督促落實基層衛技人員職稱制度改革，暢通護理人員職稱晉升通道。”陳紅藝表示。

薪酬制度仍待改善

護士短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薪酬待遇的問題。

雖然目前護士的薪酬隨著公立醫院改革的大潮正在逐步提高，但是仍然需要根據這個行業的特點制定薪酬制度。

“需要增強護士的薪酬激勵，提高護理崗位吸引力，現在很多醫療機構因各自護理人員中編制外人員規模大，要統籌編制內外人員薪酬水平，一視同仁，同崗同薪同待遇。薪酬結構上，要充分考慮護士工作特點，提高護齡津貼和值班夜班補貼。”陳紅藝表示。

事實上，如何保證那些遊離在體制之外的護士的薪酬，仍是需要註意的一個地方。2014年底，全國公立醫院在編職工為435.7萬人，編外職工為156萬。“這些編外人員中，護士占了大多數。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編外人員的待遇低，可以節省醫院的支出。”一位業內人士表示。

此外，陳紅藝認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則要從整體人才隊伍建設上入手，按照兩個允許的總體思路，積極利用醫聯體等國家政策，統籌考慮加大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才隊伍建設力度，提高崗位吸引力，這是前提。而後，一是要在薪酬結構上充分考慮護士特點，二是要根據事業發展要求，改善醫護比結構，待遇低，無編制，結構也很難改善。

大病保險覆蓋城鄉10.1億人 平均報銷水平提高13%

人民日報北京7月8日電 （記者曲哲涵）2017年“7·8全國保險公眾宣傳日”主題活動在京舉行。今年活動的主題為“遠離貧困，從一份保障開始”。

據了解，2016年，農業保險為4575萬戶次農戶支付賠款348億元，在重大農業災害中成為農民恢複生產的重要資金來源；大病保險已覆蓋城鄉居民10.1億人，平均報銷水平提高13個百分點，超過1100萬人受益，貧困人口補充醫療保險覆蓋1000多萬貧困人口。

（來源：人民日報，原標題：大病保險覆蓋城鄉10.1億人，記者：曲哲涵）

全國低保對象超6066萬人 城鄉低保標準均有增長

記者日前從民政部獲悉：截至2016年底，全國有城市低保對象855.3萬戶、1480.2萬人。全年各級財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資金687.9億元。2016年全國城市低保平均標準每人每月494.6元，比上年增長9.6%。全國有農村低保對象2635.3萬戶、4586.5萬人。全年各級財政共支出農村低保資金1014.5億元。2016年全國農村低保平均標準每人每年3744.0元，比上年增長17.8%。

特困人員救助供養方面，截至2016年底，全國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496.9萬人，比上年減少3.9％。全年各級財政共支出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資金228.9億元，比上年增長9.0％。

臨時救助方面，2016年臨時救助累計救助850.7萬人次，支出救助資金87.7億元，平均救助水平1031.3元/人次。

醫療救助方面，2016年資助參加基本醫療保險5560.4萬人，支出資助參加基本醫療保險資金63.4億元，資助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均補助水平113.9元。2016年全年累計資助優撫對象409.2萬人次，優撫醫療補助資金36.2億元，人均補助水平885.5元。

防災減災救災方面，2016年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1.9億人次不同程度受災，因災死亡失蹤1706人，緊急轉移安置910.1萬人次；農作物受災面積26220.7千公頃，其中絕收面積2902.2千公頃；倒塌房屋52.1萬間，損壞房屋334.0萬間；因災直接經濟損失5032.9億元。國家減災委、民政部共啟動國家救災應急響應22次，向各受災省份累計下撥中央自然災害生活補助資金79.1億元（含中央冬春救災資金57.1億元），緊急調撥4.1萬頂救災帳篷、15萬床棉被、1.6萬件棉大衣、2.5萬個睡袋、2.3萬張折疊床等生活類中央救災物資。（記者潘躍）　

鄭新立：城鄉亟待融合發展，農村需改革提高市場化程度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多種因素，正在讓農村重新煥發活力。

4月21日，在2018特色小鎮發展高峰論壇上，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稱，城鄉融合發展是解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

鄭新立認為，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原因，在於城鄉兩個市場的行政分割，城市的市場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全要素的市場化，而農村的生產要素處在半市場化，或者完全沒有市場化的狀態。由於農村的市場化程度低，導致農村的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改革開放四十年，農村的勞動力、資本、土地三大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支持了城市的繁榮。

在他看來，發展特色小鎮將是城鄉實現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通過特色小鎮可以帶動農村的發展，帶動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帶動農民的就業。比如，臺灣農村搞鄉村旅遊，農業觀光，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再比如，韓國通過上世紀70年代搞的新村運動，40多年的城市化過程中，城鄉居民收入始終保持同步增長，差距保持在1：0.9左右。

結余建設用地指標的跨省調劑

值得關註的是，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也發生了變化。當前，在農村，承包地、宅基地都實行三權分置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推行的三塊地的改革，正在成為撬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強有力的杠桿。

他認為，若以這“三塊地”為質押，在“十三五”期間，將撬動20萬億的銀行貸款和社會資金下鄉，可以投入到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鎮建設上來，城鄉發展差距就能夠迅速的縮小。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改進耕地占補平衡管理辦法，建立新增耕地指標、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機制，所得收益全部用於脫貧攻堅和支持鄉村振興。這意味著，農村結余的建設用地指標不僅可以在本省本地交換，而且還可以跨省交換。

鄭新立表示，如果將中西部騰退出來的宅基地作為建設用地指標賣給東部省份，在過去，一畝建設用地在縣域賣，根據經驗只能賣到7萬，在地級市可以賣到20萬，但在省域統一市場就能賣到50萬，如果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話，就可以賣到100萬左右。

他說，跨省域建設用地的調劑為建設全國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打開了一個缺口，將成為一個撬動特色小鎮建設，撬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強有力杠桿。要利用好這個政策，逐步的發展，從而建立全國統一的調節機制，使土地跨省域調劑所獲得的收入能夠更多的補償給退出宅基地和房產的農民，使他們能夠獲得更高的資產收入，從而在城市里面買房子或者租房子，有利於農民工的市民化。

市民下鄉的模式創新

此外，要想城鄉融合，自然無法離開城市資本和市民的下鄉。

在會議上，國開金融公司副總裁左坤認為，中國的鄉村要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就不應該就農村論農村，而且依靠農業、依靠農民工返鄉，通過搞鄉村旅遊、農家樂是很難取得大發展的，最終應該跳出農村來發展農村，通過引導市民下鄉，為日益空心化的農村註入新的發展動能。

他表示，市民下鄉有三重重大價值：一是短期的經濟價值。市民的投資消費在短期內有助於快速解決鄉村建設的大額成本問題；二是中期的民生價值，市民下鄉後將會產生巨大的生產和生活服務需求，在中長期內能夠解決農民的持續就業的問題；三是長期的社會價值，從長遠來看，這是最重要的價值因素，因為市民下鄉將為鄉村註入相當部分的市民階層，包括退休的政府公務員，以及企業主、藝術家、高級白領、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這些群體的下鄉重構鄉村的人口結構，改變鄉村老幼相守，缺少知識分子的社會架構。

近年來，在官方文件中也逐步出現了鼓勵市民下鄉的內容，涉及到鄉村旅遊、康養領域。對於有些地方發布了鼓勵市民下鄉租賃農村閑置農房的政策，左坤稱，這種讓市民和農民直接交易，分散下鄉的做法，短期內可能有助於部分農民增加收入，但從中長期來看，對鄉村的發展作用有限。

其中原因在於，一是這種做法受益農民的比例不大。根據官方統計數據，在鄉村盡管很多房子是空的，但是完全進城徹底空置的農房比例不超過20%，即便把這20%的房子都租給市民了，剩下80%的農戶也不會有任何的變化。二是市民租房的生活品質不高，很多市民租了以後重新裝修一番，但是時間一長，新鮮勁兒一過，煩惱就會來，比如鄰居和周邊的環境仍然很差，在鄉村很難有想要的生活服務配套功能，而且閑置農房的價值不高，環境和配套品質不高，農民最終獲得的租金收益也不高。農民土地資源價值並沒有得到最大化的挖掘。

左坤認為，這種分散交易的市民下鄉的政策，導致的最終結果是市民和農民都不會太滿意，農民沒有得到普遍的全體村民的最大化的收益提升，市民也沒有得到高品質的鄉村生活的體驗，並將逐步喪失下鄉的熱情。從國開金融的實踐看，鄉村建設必須要有大企業、大資本、大謀劃、大運營，整體謀劃實施，才能讓鄉村的環境和價值得到顯著的提升，從而真正為農民獲利、市民積極下鄉創造條件。

學者：扶貧需要建立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

扶貧，到底應該是靠政府，還是靠市場？

5月8日，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扶貧政策：政府導向或市場導向？》發布會上，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樊明稱，中國貧困的癥結在於缺少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因此他建議，讓貧困人口通過市場實現與有效率的市場要素相結合。

1986年後，中國實施了現代意義上的扶貧政策。也正是從當時起至今，中國的貧困標準有過三次變動，在不同的貧困標準下貧困率不同。研究認為，從統計上來說，扶貧政策強度指標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對貧困率的下降都有顯著作用。

樊明解釋稱，經濟普遍增長是導致貧困率下降的基礎原因。

當前扶貧政策的目標，可分為兩個：一是脫貧，即將貧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貧困線以上，這是不少駐村扶貧幹部的實際工作目標，也是他們的的基本考核指標。二是收入正常化，即貧困人口的收入與城鎮居民相仿。正因為兩個扶貧政策的目標不同，所實行的扶貧政策措施就會有明顯的差異。

研究認為，立足於脫貧，會更多地采取一些臨時局部性的措施，只要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達到當下貧困線以上即可，比如派駐村幹部下鄉對口落實脫貧，幫貧困戶找一兩個開發項目。但這些措施在今天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人地關系緊張的背景下，很難實現農村貧困人口收入正常化。在扶貧高要求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扶貧甚至出現了運動化。

但如果以貧困人口收入正常化為目標，才能從制度上尋找導致貧困的原因，進行制度建設，從根本上讓農村居民整體脫貧。研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讓現在的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而不是貧困線一上調就又產生出大量的貧困人口。因此，對扶貧的研究更多地應該著眼於重大的制度調整，而不是一些局部的扶貧措施。

研究顯示，貧困可以理解為貧困人口沒有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結果，即沒有與有效率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企業家才能甚至土地實現良好的結合，從事有效率的經濟活動，由此導致其收入過低，成為貧困人口。

要實現貧困人口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關鍵在於，建立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具體來說，農民工的脫貧可以解釋為農民工在城鎮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結果。

讓貧困人口通過市場實現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政策，稱為市場導向型扶貧政策。相反，把當下強調政府主導的扶貧政策，稱為政府導向型扶貧政策。

研究建議，中國的扶貧政策面臨重大轉型，即由政府導向型扶貧政策轉型到市場導向型扶貧政策，讓貧困人口通過市場實現與有效率的市場要素相結合。政府在扶貧中也需發揮積極作用，但重點不應在於直接幹預貧困居民的生產經營決策，更不可采用運動化的方式實施扶貧，而是在建立城鄉統一高流動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上加大投入，加大改革的力度。

城鄉矛盾左右大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