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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季外債降幅收窄 償債風險可控

近日，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公布3月末的外債數據，總體來看，我國外債總規模降幅放緩，償債風險可控。

首先，外債余額降速大幅放緩。截至2016年3月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為等值13645億美元，較2015年末減少517億美元，降幅為3.6%，較2015年第四季度降幅減少3.8個百分點。

外匯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對本報表示，這是企業對市場的價格機制做出的正常反應。“現在人民幣有貶值預期，恰恰是應該去杠桿，減少外債。”他說。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認為，造成外債余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之間經濟和貨幣政策分化，這導致美元匯率持續走強，利率關系紊亂，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外債的匯率和利率風險上升，使得經濟主體選擇加快償還外債進程。

企業借外債的首要前提是看成本，過去人民幣升值，外債的利息又低，外債的實際成本甚至可能為負。而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自2014年人民幣出現貶值以來，外債余額就開始大幅減少。不過根據2016年一季度末的數據來看，外債減少的幅度已經放緩。

建設銀行總行金融市場部韓會師認為，一方面經過近兩年的調整，外債償還壓力減小;另一方面，外匯局也加強了外債提前償還方面的監管。

外匯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外債規模下降與我國進出口貿易下降密切相關。2016年第一季度，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5.2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5.9%。受此影響，3月末貿易信貸與預付款余額相應下降，占總外債規模下降的66%。

通過數據還可以看出，外債期限結構進一步優化。2016年3月末短期外債余額較2015年末下降8%，而中長期外債余額則較2015年末上升4%。

不過，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入，部分企業經過前期債務去杠桿化後，公司間貸款等外債數據開始止跌回升。2016年3月末，公司間貸款余額較2015年末增長149億美元，增幅為7%。

根據《關於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的通知》(銀發〔2016〕132號)，自2016年5月3日起，本外幣一體化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試點擴大至全國範圍內的金融機構和企業。對金融機構和企業，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不實行外債事前審批，而是由金融機構和企業在與其資本或凈資產掛鉤的跨境融資上限內，自主開展本外幣跨境融資。

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預計我國外債規模將趨於平穩。根據目前外債數據變動的趨勢，加上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的落地實施，預計我國外債規模將趨於平穩。下一步，外匯局將繼續積極構建和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加強事中事後監測分析，防範異常跨境資金流動風險。

證監會監管轉向：壓縮通道業務 追求市場透明可控

2015年是中國證券市場的一條分水嶺，來自各個市場主體的資金通過不同渠道、以不同形式大量湧入股市，市場規模達到空前水平，複雜無章的金融創新大大降低了市場的透明度。如今，監管層態度已經轉變，從兩年前鼓勵券商創新、加杠桿，轉向嚴格合規、嚴控風險，提高市場透明度。

證監會副主席李超近日在券商風控培訓會上表達了嚴格監管的態度，一是要求券商合規全覆蓋，不僅限於經紀業務、自營業務，對投行業務也要關註，特別是對於問題嚴重的機構，可能會考慮收回其投行業務牌照;二是要求資管業務回歸資產管理的實質，通道業務不是資管重點，早晚要“消亡”，要逐步壓縮通道業務規模。

“證監會主要就是希望證券公司立足主業，推進資金以透明、規範的方式進入實體經濟，支持經濟發展。”一位保薦代表人告訴《第一財經日報》，監管層對券商的態度已經從支持創新轉到更加側重監管。

多項規則約束

今年以來證監會對券商的監管力度大大加強，同時出臺多項政策措施，提高券商風控能力，增強市場中介的有效性。

4月8日，證監會宣布就修訂《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及配套規則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主要目的是將原來未納入杠桿計算的證券衍生品、資產管理等表外業務納入控制，使風險覆蓋更全面。

7月15日，券商分類評級結果公布，評級整體調降。A類評級占比從去年的67%下調為38%，C類評級從去年的1%增至8%。其中，方正證券連降6級，從A級調為C級，民生證券從BB降3級調為CC級。

同一天，《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運作管理暫行規定》出臺，大大壓縮資產管理業務杠桿空間，對結構化資管產品、委托第三方機構提供投資建議、開展或參與“資金池”業務等做出嚴格限制。

李超近日培訓會上的表態，則被認為是監管層對券商發展最新的窗口指導政策。一方面對券商合規風控要求提高，特別是針對IPO業務的合規;另一方面對券商資管業務嚴格收緊甚至取消。

“證監會一直非常重視合規，不過這次著重強調兩個問題。一是券商合規人員的履職保障是否充分。比如在有的券商被問及合規，表示很重視，但是合規人員在高管當中的薪酬是高還是低?這些券商又啞口無言。二是希望合規能夠全面。”一家大型券商的風控高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此前券商對經紀業務、自營業務合規覆蓋是比較全的，但是對投資銀行業務覆蓋不全，往往有一些公司的投行業務遊離在公司的合規風控之外。

證監會對券商投行業務的要求，也是為了實現對IPO的嚴格監管。今年6月，證監會專門部署了IPO欺詐發行及信息披露違法違規執法行動。

加強事中監管的同時，還加強了事後處罰。監管層對IPO欺詐發行的嚴厲打擊，也會對券商投行業務產生倒逼震懾的效果。

上述風控高管表示，比如欣泰電氣案，保薦券商興業證券出資5.5億元設立賠付基金，雖然該基金叫做“先行”賠付，但是因為欣泰電氣可能會破產，所以未來很可能根本沒有人對興業證券再進行賠付。另外，處罰十分嚴厲，對興業證券的聲譽帶來非常大的影響，“這麽嚴格的處罰，大家一定會非常重視”。

一位保薦代表人告訴本報，監管層一般不會收回牌照，通常做法是暫停券商的投行業務3～6個月。而且此前也有券商牌照被收回的案例，最後一般是通過被收購、被合並解決。

縮短鏈條 提高透明度

通道業務是中國證券市場分業經營、牌照管理環境之下的一種特殊業態，信托、基金子公司、券商資管都可以實現“通道”性質。對券商而言，由於不用主動管理即可坐收萬二的通道費，通道業務在券商資管業務中一直占據相當比重。

不過，無論是李超在券商風控會上的表態，還是證監會發行部人士在《保薦機構專題培訓》課上說法，監管層對通道業務的態度是嚴格收緊的。

“李超主席主要是講通道業務不屬於證券公司的核心競爭力，證券公司應該服務實體經濟，提高主動管理的能力，通道業務不是券商主業。”上述券商風控高管告訴本報，券商通道業務對杠桿率影響不大，但是太多通道業務不利於宏觀金融監管。

在監管層看來，部分機構設計了複雜、不透明的產品，進行監管套利、政策套利，未真正創造社會價值，反而主導了金融扭曲，有的機構還涉及非持牌業務，甚至非金融業務。

有業內人士稱，目前券商資管的通道業務，一部分進入二級市場投資股票，還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為銀行的委外、票據、非標等資金在做通道，是銀行資金“繞開”監管的途徑。

“證監會高層多具有銀行背景，此次出收資管通道業務，應該是從更宏觀的角度做出的決定。”上述風控高管認為，銀行有如此大規模的資金池處於表外，而信托、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等如此多機構作為通道幫助銀行資金“出表”，這是非常不利於監管層從整體上進行金融風險管控的。

壓縮券商的通道業務的同時，證監會還將嚴格禁止上市公司大股東通過通道參與定增。據證監會發行部相關人員介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或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東，通過非公開發行股票獲取上市公司股份的，應直接認購取得，不得通過資管產品或有限合夥等形式參與認購。

做出這一限制是為了讓大股東直接參與定增認購，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市場透明度。

中國債務總量整體可控 有序去杠桿要分類施策

今年3月，美國兩大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普先後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此舉曾經引發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關註。

中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率到底是多少?這些債務的風險有多高，會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系統性風險或者區域性風險，應對這些債務和風險有哪些應對舉措?基於此，日前，國務院信息公開辦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舉辦第25次文津圓桌閉門研討會進行研討。

債務總量持續增長但整體可控

數據顯示，以廣義信貸總量的指標，到2016年一季度末，廣義信貸為134萬億，廣義信貸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個百分點。以各項貸款比GDP的指標，到2015年底這個指標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個百分點。這說明這些年我國債務總量在持續增長。

不過，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國鋒稱，相對債務總量增長，債務結構的問題更加需要引起關註。

何國鋒強調，值得關註的是，社會整個融資體系結構不合理，長期依賴銀行體系。他說，近年來，直接融資尤其債券融資這塊發展比較快，但股票融資占比比較低。2015年末債券和股票融資總量在社會融資規模占比14%左右，這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壓力和風險過度集中在銀行體系，銀行業承擔了大量本來應該由資本市場解決的一些金融服務，像科技創新、大眾創業、兼並重組這些應該由股權融資來做更好一些。

就整個銀行體系來看，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仍較低。何國鋒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5%，同時整個貸款損失準備也比較充足，目前商業銀行貸款撥備有2.4萬億，今年以來還在增長，撥備覆蓋率175%，貸款撥備率3.06%，對於不良貸款仍有充足的撥備。

此外，企業債市場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業債券存量規模4.17萬億元，占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余額的四分之一左右。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財政處處長關鵬表示，發改委管理的企業債券最大的特色是與投資項目直接掛鉤，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重大規劃和重大政策，資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較優質的資產，能夠產生穩定的經營收入，是債券還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業債券在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的各品種中違約數量最少，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另外，財政部預算司債務處處長尹李峰也提到，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當前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尹李峰說，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兩項合計全國政府債務26.66萬億，占GDP的比重為39.4%，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也低於當前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從地方政府債務來看，目前債務風險也總體可控，以國際通用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指標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警戒線。與一些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不同，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了大量與債務相對應的優質資產作為償債保障，加上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也為債務償還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過，針對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總體有所下降、局部地區的債務風險有所上升、地方政府違法或變相舉債擔保情況仍有發生、一些地方還有一些不規範的PPP模式等新情況和問題，尹李峰稱，有關部門正在督促地方和相關部門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從居民負債來講，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提到，2013年中國達到55.5%，美國為113%(2007年為143%)，日本是130%。相對來講，中國的居民部門負債率還是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曹紅輝說，消費的貸款在中國是兩倍於經營性負債的，占到整個居民負債的32%，其中居民負債中，80%是用於購買房產，其次就是汽車和信用卡的貸款。另外，中國的居民人口結構中，40歲以下占53.71%，這說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並非是造成中國居民負債增長的一個顯著制約因素，今後還有比較大的增長空間，人口結構沒有成為一個約束。按照美國15%的居民負債的邊界來看，大概我們可以新增40.69萬億的居民負債空間。

綜合舉措解決結構性債務問題

在論壇上，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表示，全球債務同樣在增長不能光拿中國說事。他說，從全球來看，2000年開始全球債務87萬億，2007年是142萬億，2014年是200多萬億。在2007年到2014年債務危機債務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萬億美元。債務對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絕對值和相對值都在上升。到現在為止這種持續上升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但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雖然總體負債水平上升，但相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GDP負債水平還是處於一個比較低位的水平。

曹紅輝說，2001年到2014年，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達到49.7萬億美元，新興市場為14.2萬億美元。從全球來看，數量眾多的邊緣化國家的負債率在下降，少數重要的經濟體的負債率卻在快速上升，這其中存在結構性差異。比如，美國2001到2014年負債率從53%上升到100%，日本從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桿的過程中，美英兩國效果最為顯著，但其他發達國家的居民債務水平不減反增，比如加拿大、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債務持續膨脹，荷蘭、丹麥、挪威的杠桿率大大超過了美國的峰值。

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萬喆說，中國的債務狀況總的來看有三點，一是赤字總體比較小，二是經濟增速仍然全球領先，三是中國政府掌握了很多生產性資源，不大會出現資不抵債的狀況。整體來說，債務水平和狀況應該是可控的。但問題是，既然債務實際可控，為什麽坊間、尤其外圍對中國的債務問題會有這麽大的恐慌呢?

她說，這其中有一些問題值得關註，比如債務總體不透明，除了過去不願意主動公開債務情況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債務都是直接顯性的債務，有一些直接隱性和間接的債務沒有談到，隱性債務如何清算出來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另外，政策的不連續，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轉向特別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層後出現異化，再有可能一些可執行的程度不是那麽高，這容易招致質疑。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前副所長何帆也認為，中國的債務問題是結構性的。總體來看，中央政府的債務水平並不高，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增長速度比較快，企業負債水平較高。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願意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希望地方多花錢，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並沒有明確劃分清楚。第二，企業負債很高，跟依靠貸款的粗放增長方式，跟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都有關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資超過了自己的需求，錢到手之後轉手倒給中小企業，自己還能賺一筆錢，導致負債率越來越高。如果看這些指標，只能說中國經濟處於亞健康狀態，但並沒有到了馬上就要出現危機的地步。

何帆預測，如果真的出現危機，肯定反映在流動性方面。政府債務的騰挪空間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業的負債，企業到最後還不上錢了。只是目前來看，企業的盈利狀況大體來講還比較穩定，沒有出現明顯的惡化，另外，企業的資金仍然主要用於日常經營，尚未出現企業資金大量被占用還舊債的情況，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還債擠占了投資的情況。

何帆認為，債務問題是必須盡快解決的。不過，中國還遠遠沒有到了馬上就要爆發債務危機的時候，不必過分擔心。有時候，債務危機是自己嚇出來的。

何帆建議，應該密切關註債務指標，同時盡快做好預案準備。各種解決債務問題的政策措施很可能會有一定的副作用。解決債務問題，需要“雞尾酒療法”，各種藥效需要配合，劑量需要斟酌，對潛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慮。

何國鋒也表示，要實現經濟有序去杠桿，把債務盡可能的降下來，還是應區別對待，分類施策。從銀行信貸角度，總的思路還是應該通過信貸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對不同行業或不同產業采取不同的措施。從銀行監管角度來看，企業負債整體較高，同時企業債務風險已經有所暴露。當前，主要以央企作為突破口來研究怎樣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和企業債務鏈，緩解企業相互拖欠資金的問題，同時穩妥處置僵屍企業的信貸風險。對僵屍企業，現在主要還是盡量推動其進行兼並重組、債務重組，盡量少實施破產清算，對於必須要破產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貸怎麽退出來，包括信貸退出的方式、節奏，包括影響，盡量不搞大規模一刀切退出。

專訪連平：房貸風險可控 降準降息很難

近兩個月來，各類中國經濟數據出乎了市場預期——6月、7月的M2-M1“剪刀差”屢創歷史新高，各界對企業“流動性陷阱”的擔憂加劇;今年上半年，建行、農行、招行等10家上市銀行的房貸余額總額占同期新增貸款的42%左右，這不禁令人擔憂房貸的潛在風險;與此同時，外匯占款持續下降，但降準降息遲遲不至，這又令人擔憂，貨幣政策是否會由松轉緊?即將召開的G20峰會又將對人民幣匯率、全球政策協調產生什麽影響?

面對市場的種種疑惑，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了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

連平對記者表示，預計房貸政策不會大幅收緊。“企業信用風險逐漸提高而房價不斷上漲的背景下，居民中長期貸款也的確目前是相對於企業貸款更加安全的資產。”

他強調，不能輕易判斷居民住房貸款成為了上半年銀行貸款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由於債務置換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企業貸款在統計數據中未能顯示。考慮到這層因素，上半年銀行所釋放的企業貸款也並不少。”

此外，連平認為，今年降準、降息很難，但整體貨幣政策仍將維持適度寬松。此外，監管層有能力保持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針對跨境資金流動和外匯的宏觀審慎管理仍將繼續發揮作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逐步被市場接受，人民幣貶值幅度可控。

整體房貸風險可控

日報：眼下，新增房貸似乎成了銀行的“救命稻草”。2016年上半年，建行、農行、招行等10家上市銀行的房貸余額總額已經達到8萬億元，占同期新增貸款的42%左右，成為上半年銀行貸款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主流觀點認為，權衡風險收益比，房貸對銀行仍具有很大吸引力。下一階段的趨勢有何預期?

連平：從近期的商品房銷售數據上並未發現“樓市熱”有消退的跡象。Wind數據顯示，一線、二線、三線大中城市房屋面積銷售情況分別為： 6月426.04萬平、1536.63萬平、564.14萬平;7月437.07萬平、1440.39萬平、532.89萬平;截至8月29日，分別已達387.87萬平、1321.39萬平、469.47萬平。

即使多地祭出限購、限貸政策，由於新舊政策轉換具有時滯性，短期內居民住房貸款仍會在每月新增信貸中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且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信用風險逐漸提高而房價不斷上漲的背景下，居民中長期貸款也的確是目前相對於企業貸款更加安全的資產。

然而這也並不能說明居民住房貸款成為了上半年銀行貸款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由於債務置換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企業貸款在統計數據中未能顯示。考慮到這層因素，上半年銀行所釋放的企業貸款也並不少。

日報：銀行房貸明顯放量，是否擔心潛在風險? 銀行會否收緊房貸政策?

連平：未來一個階段，房地產調控總體上去庫存，局部控地王和抑泡沫的政策思路不會變化。一些熱度較高的城市可能跟進出臺收緊措施，相應地區的居民住房信貸進而會受到影響。對於銀行而言，住房信貸風險防範主要還是會更多地關註房價未來的運行趨勢。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國內房價出現過短期的回調，也曾對部分開發性信貸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風險壓力，而居民信貸整體風險仍處於安全可控的水平。

眼下，大部分房貸都是用於首次置業，即首付貸都是三成，即使之後擡高至四成、五成，也不等同於銀行收緊房貸，而是旨在短期控制需求、長遠控制風險。

在國外，多數國家的按揭貸款和公司貸款之比約為1:1，遠高於中國。

此外，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的背景下，貨幣政策將維持寬松，而不會收緊，短期的收緊無礙大局。今年，貨幣政策寬松、房地產去庫存仍為主基調，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的任務仍然很重。

短期“剪刀差”收窄可能性小

日報：7月的信貸數據又著實叫人“驚嚇”了一把——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879億元，預期增加1萬億元；7月M1-M2的“剪刀差”繼續擴大到15.4%，再創歷史新高。未來預計“剪刀差”是否會收窄?

連平：短期內M1與M2增速間的“剪刀差”出現明顯收窄的可能性較小。主要原因仍是企業經營狀況與投資意願的調整需要時間，而對M2內部結構發生調整的主要推動因素“樓市熱”短期仍未消退。M1與M2的剪刀差加大，很大程度上受到企業和居民交易與預防性需求以及經濟環境等因素的影響。

就企業經營現狀而言，當前國內整體利率水平偏低的環境，使得企業保有活期存款的機會成本較低，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企業活期存款較高的環境基礎。此外，在調結構和去產能的背景下，出於預防性和交易性的需求，企業在資金期限結構的偏好方面，也會更加傾向於選擇靈活性更強的短期資金。而短期內，國內樓市尤其是一線城市樓市，即使各項政策收緊，仍出現價格持續上漲的一致性預期，這也會加速居民定期存款向企業活期存款遷移，一定程度上支撐M1和M2剪刀差的保持。當前M2增速所受高基數效應已開始體現，而M1所受基數效應的影響則相對滯後。隨著M1增速逐漸受基數效應影響，M1與M2的增速差或將逐漸收窄。

（數據來自：央行調統司）

日報：中國陷入了類似企業“流動性陷阱”之中，貨幣政策寬松效力下降，難以有效刺激企業投資需求。降稅降費是否將優於降息?

連平：當前提高企業投資意願確實為破解當前國內經濟癥結的難點所在。而改變企業投資意願屬於資金需求端的問題，而貨幣政策通常解決的資金供給層面的問題，加之前期多次“雙降”之後，市場對於資金以及利率的敏感性有所降低。更重要的是，需求端對於資金的使用和配置結構性分化嚴重，部分行業資產出現價格泡沫，而一些加工制造業則投資持續下滑。

破解當前這種結構性困難，釋放民間投資積極性，簡單而言要確保實體經濟具有一定利潤空間。目前在勞工和技術成本上升的同時，利潤空間被擠壓得很小。因而減稅降費的財政政策肯定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則應控制部分行業出現泡沫化可能導致的資金配置結構性失衡，避免資金無法回歸實體。

貨幣政策維持寬松 但降準降息很難

日報：面對“剪刀差”不斷擴大的狀況，央行似乎對於進一步降準降息持謹慎態度，年內降準降息的預期如何?

連平：事實上，進一步降準所直接釋放的是銀行信貸投放能力。從上半年的實際信貸投放已然不低。數據顯示今年1-7月信貸投放8.74萬億，其中居民部門3.40萬億、企業部門3.53萬億。然而這只是未考慮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影響下的數據。截至目前，今年已發行地方政府債券4.71萬億，保守估計其中有約3萬億為銀行貸款。如此一來，今年的實際信貸投放已超過11萬億。由此可見，實際信貸增速不低的情況下，進一步降準和釋放流動性非但不能很好地解決需求端的結構性問題，反而有增加部分資產價格泡沫化的風險。因此未來總量寬松政策應當慎用。

日報：央行近期連續進行14天逆回購操作，導致銀行間市場Shibor飆升，國債期貨跳水。如何解讀央行的意圖?是否存在貨幣政策收緊的可能性?

連平：需要明確的是，央行重啟14天逆回購，並未預示貨幣政策收緊。近來銀行間市場SHIBOR利率波動，國債期貨“跳水”也實屬正常現象，不必過於擔憂。銀行間市場短期利率波幅有所上升，可能局部性、小範圍存在流動性缺口，央行逆回購操作是平抑此類波動之舉。而國債期貨是市場在對央行降準預期“落空”背景下的短時現象，而預期是會隨著時間推移逐步修正。

央行連續通過公開市場進行調控，既反映出當前央行對市場總體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判斷，也表達了其貨幣政策維持穩健中性的態度。

日報：央行降準、降息遲遲不至，未來是否會持續將重心從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轉移?

連平：央行調控工具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轉型，應該一直都是央行的推進和探索工作之一。

由於公開市場操作其本身兼具數量型和價格型兩種功能，既可通過數量預調和微調流動性，也能通過回購利率影響其使用他市場利率水平。因而，提高公開市場操作頻次，增加公開市場交易規模可以說是調控工具轉型的一個重要環節。

未來一段時間內，由於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相對複雜，美國加息預期重新升溫，英國脫歐余震尚未完全展開。更關鍵地是前期國內穩匯率的措施剛取得一定成效。若是目前進一步降準、降息可能重新帶來人民幣貶值預期。加之前期多次降準降息後，貨幣政策邊際效應顯著下降，繼續偏松可能得不償失。預計央行仍以保持金融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為主，並引導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防範理財業務的“影子銀行”風險

日報：此前，銀行理財新規引發市場震動；近期，據悉，銀監會在研究對表外業務計提風險資本，銀監會希望引導這類資產回表，按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計提，以提高資本充足率的準確性。近年來，銀行混業經營現突出，交叉風險也在加劇。如何看待近期的防風險動作?

連平：部分銀行表外業務有“影子銀行”的特征。銀行理財業務早期投向銀行間市場債券為主，後期“非標”納入投資範圍。理財資金以信托計劃、資管計劃為通道向借款人提供融資，以規避信貸額度控制，是一種典型的“影子銀行”。

據統計，截至2015年底，在數量不小的“影子銀行”中，有21.6萬億元理財產品，有10.9萬元委托貸款，7.2萬億非正式或者P2P貸款，5.9萬億銀行承兌匯票，2.5萬億金融機構貸款，2016年上半年影子銀行的規模仍在增長。目前理財資金已實現多領域的投資，包括股權、債權及各類基金等，還包括與同業業務配合，將部分表內資產出表。應該看到，部分理財業務作為影子銀行的潛在風險較大，若不加以嚴格管控，會對整個金融體系帶來較大的風險。

監管當局對銀行理財業務規範化發展的立場一直是明確的，早在2014年銀監會曾頒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近期一系列舉措也是沿襲今年以來監管機構對於金融行業排風險、降杠桿、去通道的政策意圖，有利於降低潛在風險，引導和規範銀行理財業務長遠健康發展。

日報：如何在防風險的同時，不打擊銀行持續進行業務創新?

連平：對表外業務計提資本早已有之，保函、信用證等信貸類表外資產就有計提資本的要求。對部分理財業務計提資本，關鍵是要厘清對非標資產的責任認定，落實風險承擔主體。

長期來看，商業銀行積極穩妥開展表外業務、特別是開展財富管理業務的趨勢不會改變，這也是商業銀行積極創新，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的重點領域。預計在規範發展和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監管當局會鼓勵和支持銀行積極穩妥開展金融創新，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和服務實體經濟。

中國G20應強化全球政策協調

日報：此次G20峰會的主要核心思想是——通過結構性改革提振全球經濟增速。發達國家此前指責“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你認為這種說法是否有失偏頗?

連平：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的指責本身就是不準確的。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6.9%，盡管比以往略低了些，但在全球仍是一枝獨秀。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直接帶動了境外消費、對外投資、進口等的增長，對全球消費、投資、貿易等拉動作用明顯。中國近年來一直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超過25%，預計這一趨勢還會持續下去。

盡管中國目前經濟增速有所下滑，但考慮到外圍經濟都各自面臨可能更大的困難。綜合而言，盡管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卻可能進一步提升。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實施、亞投行的成立等，還為世界經濟提供了增長“新空間”和投資“新平臺”。中國經濟仍是世界經濟重要的“動力源”和“壓艙石”，仍是世界經濟重要的引擎。

日報：作為此次G20的主席國，中國需要扮演何種角色，以何種方式推進結構性改革、提振長期增長?

連平：中國作為此次G20峰會的東道國，將在G20治理平臺更多地承擔“推動者”角色，並將在創新增長、全球治理改革和國際協調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是推進以創新為核心要素的全面增長戰略，提高世界經濟長期增長動力;二是推動全球治理改革，包括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構建大宗商品的穩定機制等;三是加強國際協調(尤其是大國協調)，凝聚各國的共識，形成利益共同體，加強政策溝通協調，共同應對全球政治、經濟、金融風險的管控和應對。同時，將借助峰會契機，表現中國對內對外改革開放的決心。

未來中國將繼續穩步推進供給側改革，穩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穩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創新經濟增長方式，加大經濟結構調整，提振長期經濟增長。促進中國經濟更加平衡、開放和可持續發展。

日報：下一階段，中國主要面臨哪幾方面的全球經濟金融風險? G20所提出的全球政策協調是否有基礎進行強化?

連平：未來中國的發展仍面臨諸多外部經濟金融風險。世界經濟複蘇緩慢，部分經濟體陷入衰退;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擡頭;英國脫歐問題繼續發酵，地緣政治風險加大，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美聯儲加息溢出效應不容忽視;部分歐洲國家債務風險依然嚴峻。

G20提出的全球政策協調具備強化的基礎和條件。當前世界經濟複蘇緩慢，徹底消除“後金融危機”陰影，走出低迷，實現長期穩定增長，邁上發展新臺階夯，是各國的共同願望。金融一體化快速發展，金融風險越來越具有全球傳染性，各國都是利益攸關者，只有加強政策協調，才能更好應對金融風險。雙邊、多邊機制的不斷發展為加強政策協調奠定了基礎。

日報：眼下，人民幣對美元6.7的底線思維看似十分明顯。當前人民幣是否已經接近了一個均衡區間?

連平：均衡匯率水平是市場經過較長時間運作出來的。近期，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會對人民幣構成一定壓力，人民幣仍有貶值預期。但加息預期往往會提前透支，且加息對美元指數的推動作用有限。中國經濟增長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人民幣將於10月1日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深港通政策有望落地，監管層有能力保持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針對跨境資金流動和外匯的宏觀審慎管理仍將繼續發揮作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逐步被市場接受，人民幣貶值幅度可控。

中科院等成功制備黑磷可控降解光熱轉換材料 可用於腫瘤治療

從中科院官網獲悉，近日，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研究員喻學鋒與深圳大學教授張晗、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朱劍豪等合作，成功制備出基於黑磷的生物可降解光熱轉換材料，用於實現高效安全的腫瘤光熱治療。

納米光熱治療技術具有適用範圍廣、非侵入、選擇性強、過程簡便、正常組織損傷小等優點，在腫瘤治療、藥物控釋、光控植入材料等領域展現出巨大的應用價值。然而，目前常用的無機納米光熱轉換材料在體內往往無法降解，而是以納米粒子形態在器官中長期存留，或者材料的降解產物中包含有毒的物質，這些都會引發機體潛在的毒性反應，這導致它們很難獲得國際醫療審核機構(如FDA)的批準，步入實際臨床應用。研發性能優越並且生物可降解的納米材料，是將納米技術推向實際臨床應用的關鍵和難點。

黑磷是近年來廣受關註的一種具有二維層狀結構的直接帶隙半導體材料，展現出出色的電學和光學特性。喻學鋒團隊在之前的研究中發現，尺寸僅為幾個納米的黑磷量子點具有很高的近紅外光熱轉換能力(Angew.Chem.Int. Ed. 2015, 54,11526)。並且，黑磷在生理環境下會氧化進而降解成磷酸根離子和亞磷酸根離子等安全的小分子產物(Angew.Chem. Int.Ed. 2016, 55,5003)。然而，近期研究發現，裸露的黑磷在生理環境下降解過快，會導致其光學性能在體內循環的過程中下降，從而影響其光熱治療的效果。

針對這一問題，研究團隊采用了乳化溶劑揮發法，制備了一種高分子聚合物(PLGA)包裹黑磷量子點(BPQDs)的核殼結構納米球(BPQDs/PLGA)。PLGA作為一種可降解的疏水性生物醫用高分子，所形成的聚合物殼層能將內部的黑磷量子點與生理環境隔絕開，保證了黑磷量子點在治療過程中的性能穩定。光熱治療結束後，黑磷量子點又會隨著PLGA殼層的逐步降解得到緩慢釋放和降解，進而安全地代謝出體外。細胞及動物實驗都表明，BPQDs/PLGA具有很好的生物安全性和腫瘤被動靶向性，並展現出很高的光熱治療效率，實施五分鐘的近紅外光照，即可有效地殺滅腫瘤。這種新型生物可降解光熱轉換材料的成功研發，無疑可推動光熱治療技術的實際臨床應用，並為今後納米材料的生物醫學應用提供指導和借鑒。研究團隊已申請了相關發明專利，正積極推動申報相關臨床應用許可，爭取早日將其用於臨床。

朱光耀：我國債務率不超40% 風險可控但挑戰仍存

針對外界關註的中國債務問題，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31日表示，中國的債務水平公開透明，總體風險可控但挑戰仍存，需要警惕企業債務增長過快等問題。

“IMF曾披露2015年中國非金融部門債務總額為153.4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220.40%;而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FID)對外披露的這一數值為154.3萬億元，占比為227.92%。可以看到，兩者的總量基本一致，占比的差異主要來自統計方法的不同。”朱光耀是在當日於北京舉行的全國會計領軍(後備)人才第十一次聯合集訓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數據同時顯示，IMF和NFID在中央政府債務、家庭債務和公司債務等類別債務的統計上基本一致。而在地方債務方面，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資平臺的合計債務總量也非常接近，IMF為28.2萬億元，而NFID為27.8萬億元，只是在結構上略有不同。

針對中國債務率是否過高的觀點，朱光耀表示，外界所討論IMF公布的220.40%債務率，是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家庭和企業債務等各類債務。單從政府債務來看，無論是IMF還是NFID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總的債務率均不超過40%，這其中還包括了部分從地方融資平臺轉化過來的債務，總體比例是合理的。

“這些公開的數據真實地反映出我國債務風險是完全可控的。當然，挑戰也同時存在，例如近期企業債務增長過快的現象，需要加以重視和警惕。”

朱光耀同時表示，政府已經采取了多項措施來防範、化解企業債務風險，尤其是國有企業債務。一方面已經發布了債轉股的相關政策，明確了方法，嚴格按照市場原則來處理過快增長的債務;另一方面，已經由發改委牽頭建立了部級聯席會議，正在積極有序的處理企業杠桿問題。

“現在的步驟和進程都是非常清晰的，在去產能的過程中依照市場原則推進兼並重組，並通過法律手段落實破產清算，同時加快去除僵屍企業，這些舉措對於我國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朱光耀說。

財政部：地方債風險總體可控 政府不承擔地方國企債務償還責任

11月3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地方債務問題答記者問時表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較低，地方債風險總體可控。下一步財政部將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評估和預警。

今年地方債已發行限額的96.2%

這位負責人透露，截至9月底，全國地方已經發行新增地方政府債券11347億元，占全年新增限額的96.2%，全國地方累計完成發行置換債券7.2萬億元。當前地方政府債務領域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局部地區償債能力有所弱化、個別地區風險超過警戒線、違法違規融資擔保現象時有發生、一些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存在不規範現象等等。

他表示，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範圍，依法是指地方政府債券，以及清理甄別認定的2014年末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新預算法實施以後，地方國有企業(包括融資平臺公司)舉借的債務依法不屬於政府債務，其舉借的債務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地方政府不承擔償還責任;地方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出資範圍內承擔有限責任。

按照法律和國務院文件規定，財政部積極推動地方各級政府建立了政府債務限額管理、預算管理、風險預警等制度，2015年以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全部采取發行政府債券方式。同時，財政部會同有關部門對新預算法實施前截至2014年末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存量進行了清理甄別，分清了政府和企業的責任;其中，凡屬於政府債務的部分，納入限額管理和預算管理範圍，允許地方逐步發行地方政府債券進行置換。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元，如果以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衡量地方政府債務水平，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的警戒標準。加上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數據計算，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GDP)為38.9%，低於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

2016年，經全國人大批準，新增中央政府債務限額1.4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限額1.18萬億元，其中一般債務7800億元、專項債務4000億元。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2016年地方政府新增債券資金，主要用於重大公益性項目支出。各地積極采取措施，用好用足新增地方政府債券資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實現經濟穩增長、實體經濟去杠桿、經濟社會事業補短板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位負責人表示，隨著2016年GDP的增長和地方財政收入的增加，預計到2016年末負債率不會出現大的變化。今後，我國GDP和地方財政收入仍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也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提供了根本支撐。

上述負責人指出，地方政府債務資金使用遵循國際通行的黃金法則，依法只能用於公益性資本支出，不得用於經常性開支。目前，地方政府適度依法舉債集中用於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符合代際公平原則，能夠有效節省未來年度相關建設開支，以後年度地方政府可以將對應的建設資金調劑用於償還到期債務，實現跨年度預算平衡。而且，地方政府用債券資金開展的公益性項目建設，形成了大量資產，其中有不少屬於可變現資產，為今後地方政府償還到期債務提供了物質保障。

存量債務置換節約利息6000億

財政部稱，將繼續堅持“開前門、堵後門”的改革思路，進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制度，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堵住各種不規範渠道，切實防範化解財政金融風險。健全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制度，合理安排新增債券規模，繼續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推進融資平臺公司市場化轉型和融資。

此外，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財政部還將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評估和預警，堅持法治化原則分類處置風險事件，依法實現債權人和債務人合理分擔風險。

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範圍，依法是指地方政府債券，以及清理甄別認定的2014年末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新預算法實施以後，地方國有企業(包括融資平臺公司)舉借的債務依法不屬於政府債務，其舉借的債務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地方政府不承擔償還責任;地方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出資範圍內承擔有限責任。

2015年底，經國務院批準印發的《財政部關於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的實施意見》(財預〔2015〕225號)明確，將在三年左右的過渡期內，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政府債務中非政府債券形式的債務。自這項工作啟動以來，至2016年9月底，全國地方累計完成發行置換債券7.2萬億元。

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通過發行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進一步規範了地方政府債務管理，促進政府債務依法全部納入預算管理。減輕了地方政府到期債務集中償還壓力，有利於支持金融機構化解系統性風險。降低了地方政府利息負擔，初步匡算2015-2016年累計為地方節約利息支出6000億元。維護了地方政府信用，化解了許多長期積壓的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三角債”，有助於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增強企業投資潛力，對當前經濟下行期間地方經濟穩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確保信托業風險總體可控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2016年中國信托業年會上表示，要通過積極開展投貸聯動、債轉股、並購基金、資產證券化等業務，支持優質企業通過兼並重組去產能，去杠桿，升級做強;要研究推出信托直接融資工具，幫助企業降低融資成本;當前，信托公司在發展過程中，顯性和隱性風險同時存在，需要不斷提高審慎監管的前瞻性和主動性，確保信托業風險總體可控，從而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健性。

附全文：

在2016年中國信托業年會上的講話

尚福林

(2016年12月26日)

尊敬的楊市長，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上午好!很高興參加2016年中國信托業年會。在此，我代表中國銀監會，對長期以來關心支持中國信托業發展的各地、各部門表示衷心感謝!

這次年會的主題是“信托業可持續發展之路”，這個主題符合當前國際國內的宏觀背景，也符合行業發展的共同關切。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共商行業發展大計。信托業是一個古老悠久的行業，有著獨特的制度優勢和功能作用，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我國信托業自1979年正式恢複經營以來，跌宕起伏，風雨兼程，走過了30余年的改革與發展歷程，既有深刻的歷史教訓，也有寶貴的發展經驗。時至今天，信托業發展基礎逐步夯實，風控能力不斷提升，服務水平持續提高，整體而言，行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信托業成為了我國金融體系中的重要一員。信托公司充分發揮信托的制度優勢，主動回歸業務本源，逐步形成了獨特的優勢，各項業務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行業規模逐步擴大，服務質效逐步提高，風控能力逐步增強，與30多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截至2016年11月末，全行業管理的信托資產余額已達18.91萬億元，成為了我國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員。

二是信托業成為了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力量。近年來，信托公司積極貫徹落實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充分利用其業務經營綜合性、靈活性、敏銳性的特點，以市場化方式聚集社會資金，通過多方式運用、跨市場配置，以債權融資、股權投資、投貸聯動、產業基金、資產證券化等多種方式將社會閑置資金引入實體經濟領域，有效彌補了傳統銀行信貸的不足，在支持“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方面，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小企業成長等國家重大政策實施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是信托業成為了國民財富創造的重要途徑。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增長，企業和個人財富迅速增加，對不同類型資產配置和財富傳承的需求日益旺盛。信托業順應這一趨勢變化，發揮資產管理方面的專業優勢，開發設計出多樣化的信托產品，適應了金融消費者投資、消費、財富管理、慈善等多樣化、特色化、個性化的金融需求，為客戶資產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更多的渠道。截至2016年11月末，信托公司直接為超過43萬名自然人投資者、近7萬家機構投資者提供了信托服務，本年累計支付信托受益人收益6668.88億元。

四是風險治理成為了信托業管理的重要內容。我國信托業發展史，就是風險與治理的交替演進史。過去，信托業習慣“一條腿走路”，片面強調業務的快速拓展，“規模意識”、“速度情結”根深蒂固，風險管理簡單粗獷，因而屢屢陷入了“大發展—大整頓”的怪圈。近年來，信托業深刻汲取了歷史教訓，普遍重視公司治理機制和內控機制的建設，積極構建與業務發展相匹配的科學風險管理體系，實現“兩條腿走路”，“講風控”的文化正在逐步形成，信托業實現了風險可控下的穩步發展。

五是信托業專業化監管邁出了重要一步。銀監會成立之後，全面總結了信托公司的發展特點和規律，以“新兩規”頒布為標誌，建立起了一整套適合信托業發展的監管體系框架。去年初，為適應信托業快速發展的需要，引領信托業科學轉型，銀監會成立信托監管部，進一步強化信托監管專業化水平。近年來，信托業各項監管規章制度日趨完善，行業監管評級和業務分類即將頒布，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方式和監管工具不斷豐富，監管工作的科學化、專業化、精細化水平有效增強。同時，信托業保障基金落地並有效運行，信托市場化風險處置工作穩步推進，行業保障機制初步建立。今天，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的正式揭牌，將推動統一有效的信托市場逐步形成，市場紀律和約束將進一步強化。加上之前已經成立的履行行業自律職能的中國信托業協會，在信托公司自身不斷加強風控能力的同時，支持信托業發展的“一體三翼”架構全面建成，形成了監管部門為監管主體，行業自律、市場約束、安全保障為補充的多層次、多維度的信托業風險防控體系，支持信托業轉型發展。

信托業能取得上述成績，離不開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更離不開全體信托從業人員和各級監管人員的共同努力，在此對大家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

當然，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當前信托業還存在著行業發展大而不強、戰略定位模糊不清、風控能力有待加強等問題，需要我們在今後的工作中認真研究解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閉幕，中央提出了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入，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步伐必將加快，給正處於轉型發展路口的信托業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機遇。我們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斷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認真學習、全面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堅持穩中求進的發展總基調，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持信托本源特色，服務實體經濟，強化創新意識，有效管控風險，努力打造信托特色品牌，培育信托“百年老店”。就下一步信托業發展，我講五點意見：

一要堅持回歸信托本源的基本定位。充分發揮信托本源價值和制度優勢是信托公司安身立命之本。作為一項歷史悠久、管理方式現代的財產管理和傳承制度設計，信托的運用方式、範圍和領域正在日益擴大。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財富的不斷積累，信托業迎來重塑經營模式的重大機遇。今後信托公司要繼續堅持信托本業為主體、固有和其他中間業務為補充的總體思路，逐步由受托人發起向由委托人發起轉型，聚焦資產管理、財富管理和受托服務三大領域，提升專業的資產管理能力，構建比較優勢，致力於提供門類齊全、功能齊備的信托產品和信托服務，在優勢領域鞏固領先地位，在特色領域形成競爭優勢，力爭信托業發展根深本固、長盛不衰。

二要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宗旨。支持實體經濟是金融業生存發展的根本。信托公司必須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糾正目前行業發展“脫實向虛”的苗頭，以提升實體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發展戰略轉型，發揮好多層次、多領域、多渠道配置資源的獨特優勢，去通道、去鏈條、降杠桿，為實體經濟提供針對性強、附加值高的金融服務，實現信托業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協調發展。要通過積極開展投貸聯動、債轉股、並購基金、資產證券化等業務，支持優質企業通過兼並重組去產能，去杠桿，升級做強;要研究推出信托直接融資工具，幫助企業降低融資成本;要積極探索土地流轉信托，助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棚戶區改造和新型城鎮化建設;要規範發展消費信托、互聯網信托，服務擴大內需、消費升級和民生改善;要擴大公益(慈善)信托規模，推動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三要堅持創新發展的市場化導向。信托公司一直都處於我國金融創新的前沿，快速響應市場需求和市場化運作模式是信托業的發展動力和優勢。 信托公司要順應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的大趨勢，按照“三個有利於”原則(即一是有利於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二是有利於降低金融風險、三是有利於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積極開展創新。要真正發揮“實業投行”資源稟賦優勢，主動創新適應市場需求的業務和產品，有效搭建起資金市場和實業市場的橋梁，大力支持國企改革、戰略性新興行業、科技企業發展，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要按照“透明、隔離、可控”的原則開展交叉產品創新，不能為規避監管和隱匿風險而搞變相創新，始終做到風險“看得見、管得了、控得住”，降低跨市場和跨行業金融風險;要進一步豐富信托產品的供給，提高客戶服務質量，為金融消費者提供多樣化選擇，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四要堅持培育有信托業特色的風控文化。信托業作為一個極富特色的金融子業，其業態和風險特征與傳統銀行業有諸多差異。以往歷次信托業清理整頓的根本原因就是信托公司偏離了信托的實質，把信托業務做成了信貸業務，致使風險在信托公司體內積聚並爆發危機。信托公司要認真吸取歷史經驗與教訓，準確把握“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信托本質文化，下決心在體制機制上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謹慎、勤勉履行受托責任，構建符合信托業特點的風控文化、經營理念、組織架構、交易工具和信息系統，在轉型發展中守住合規底線。要完善信托業“八大機制”建設，強化信托業“八大責任”意識，清晰界定信托公司在不同類型業務中的受托責任，不斷加強信托文化的培育發揚，加強金融消費者教育引導，為信托業健康發展打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五要堅持審慎、從嚴的監管導向。當前，信托公司在發展過程中，顯性和隱性風險同時存在，需要不斷提高審慎監管的前瞻性和主動性，確保信托業風險總體可控，從而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健性。要夯實監管基礎，進一步豐富符合信托業務特點的風險監管指標和工具，強化風險資本約束，完善凈資本管理，培育信托公司的審慎經營理念，督促行業不斷提高風險識別、計量、管理和控制水平，築牢防範單體機構風險的第一道防線。要以監管評級體系為抓手，合理配置監管資源，有效實施分類監管，充分體現扶優限劣;按照“一司一策”的原則緊盯重點風險領域，適時開展風險排查，及時做好風險防範和化解工作。要繼續研究完善監管規制和長效機制建設，積極適應新的監管形勢要求，及時洞察新型業務領域的風險演化趨勢，構建常態化的風險揭示機制，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要強化屬地監管責任，加強聯動監管，既要各司其職，又要加強協同，優化監管方式，形成監管合力，杜絕監管盲區。要繼續加大“放管服”改革，進一步貫徹落實簡政放權精神要求，圍繞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強化監管，探索適合信托業發展特點和風險特征的審慎監管方式，使信托業包容有序、充滿活力。

同誌們，我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信托公司發展空間廣闊，我們對信托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充滿信心。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定信心，堅持特色，奮發有為，加倍努力，共同創造信托業更加輝煌的未來，為我國經濟金融發展貢獻更大的力量!

謝謝大家!

預期管理促人民幣匯率2017“開好頭”，全年貶值壓力可控

2017年，中國監管層在匯率的預期管理方面無疑開了個好頭。

2017年1月3日，人民幣中間價下調128點報6.9498，創兩周最大降幅，但此後交易情況整體穩定，截至16:30官方收盤，美元/人民幣報6.9557，較上一交易日小跌62點；美元/離岸人民幣報6.9681，離岸和在岸價差持續收窄，香港離岸人民幣隔夜拆借利率(Hibor)飆升至17.7584%，離岸人民幣空頭持續偃旗息鼓。

為了更好地在2017年進行匯率預期管理，2016年12月29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的貨幣籃子中，貨幣數量由原來的13種增加至24種，並將籃子中的美元權重由26.4%調整為22.4%，此舉旨在進一步加大人民幣雙向波動；12月31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管局”)表示，5萬美元個人購匯限額不變，但將加強對銀行辦理個人購付匯業務真實性合規性檢查，並再度明確境內個人購匯不得用於境外買房和證券投資。

“去年美元的較大漲幅已經部分反映了今年加息2-3次的預期，2016年預計整體是震蕩向上的走勢，但今年人民幣下行壓力應該小於去年，如今國內資金出境渠道相對有限，此次再從政策面著手加強監管，對於防止不合理的資金外流而言力度是很強的。” 渣打銀行中國財富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王昕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監管層重拳“穩預期”

去年年末，各界的主要擔憂幾乎指向同一件事——匯率預期管理。

“2017年1月起，居民將可以動用新一年的購匯額度(人均5萬美元)，在人民幣貶值預期的情況下，大眾出於資產配置和保值的考慮，可能在年初集中購匯，使人民幣貶值壓力進一步加強。”中國央行參事盛松成去年年末時對記者表示，央行應該利用年末的時間窗口穩定預期。

事實上，監管層隨後便開始了行動。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央行並沒有動用例如降準、降息等可能釋放強烈寬松信號的工具，而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MLF(中期借貸便利)等來註入流動性，這也是部分出於穩匯率的考量。

同時，外管局在2016年的最後一天就針對外匯信息申報管理答記者問，加強了對個人購匯的審查。這主要因為在2016全年間，美元持續升值，盡管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基本維持穩定，但在恐慌情緒壓倒基本面的情況下，中國居民的購匯(美元為主)意願達到頂峰，進一步加劇了人民幣貶值。

此次監管新規的特點在於，加大了對個人購付匯申報事項的事後抽查和檢查力度，提高對個人申報信息和交易數據的監測、分析、篩選、審查頻率。已經有不少人發現，從2017年開始，無論是手機網銀、網點自助購匯機還是網點櫃臺購匯時，都需要先填寫一份《個人購匯申請書》(下稱《申請書》)。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表格中的購匯用途只能單選，個人應根據實際用途勾選購匯用途項目，並完整填寫所勾選項目涉及的全部細項。同時，購匯人(代理人)須本人親自填寫《申請書》，若為代辦，“本人或代理人簽字”欄應填寫代理人姓名。個人一次購匯存在多種用途的，應按金額從大原則填報，個人購匯後可暫不用匯。

事實上，此前，外管局就已經升級了針對居民購匯5萬美元的監測系統，符合一些特征有分拆購匯嫌疑的個人，將被外匯局列入關註類名單。同時，過去在A銀行購匯5萬美元後再去B銀行繼續購匯的做法也已經行不通了。

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告訴記者，因此，在外部因素引發國內恐慌時，“應該禦敵於家門之外”，及時出手避免不必要的內部波動或是預期管理的關鍵之一。

有觀點認為類似管控操作反而可能會引起恐慌，但資深人民幣研究專家、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教授潘英麗此前曾對記者表示，“此輪人民幣貶值皆因外部因素(美元走強)和恐慌情緒驅動，與中國經濟基本面關系不大。如果僅僅是基於恐慌性情緒來換匯，持有美元後又沒有很好的投資標的，當一兩年後強勢美元周期過去、人民幣再度升值的時候再換回去，那麽又何必折騰呢?”

2017人民幣貶值壓力可控

“比起口頭的預期管理，類似的政策型監管對於緩解貶值壓力可能效果更為明顯，”王昕傑對記者表示，其對2017人民幣匯率走勢擔憂不大。

記者采訪多家機構和外匯交易員後發現，各界認為此次美元指數可能會在110左右見頂，很難達到120的上一次歷史高度。截至北京時間1月3日16:30，美元指數報103.9。

“人民幣對美元是階段性貶值，不是長期地無節制地貶值。任何貨幣的強弱都是階段性的，美元近兩三年來很強，但不可能無限量地上升。參考美國經濟走勢和美國利率變化趨勢，110可能是美元指數未來一段時間的大頂。一旦美元升勢趨緩，人民幣就會重新走強。”中航信托宏觀策略總監吳照銀告訴記者。

“離岸市場的恐慌情緒此前已經有所恢複，離岸人民幣的容量較小，央行仍然可以通過Hibor來引導預期，擡高做空人民幣的成本。”某外資行交易員對記者表示。

進入2017年，中國央行仍然將維持匯率市場化的大方向，人民幣中間價的變化仍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上日美元/人民幣收盤價(這一部分主要由市場交易力量主導);二是維持一籃子匯率穩定要求的人民幣/美元匯率變化(旨在維持人民幣對各大貿易夥伴國貨幣穩定，避免單邊盯住美元)。

值得註意的是，這一機制在2016年年末出現微調。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籃子貨幣數量由13種變為24種(新增包括南非蘭特、韓元、阿聯酋迪拉姆、沙特里亞爾等貨幣)，籃子貨幣權重采用考慮轉口貿易因素的貿易權重法計算而得。

第一財經研究院(CBNRI)統計，新的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中，美元權重下跌了4個百分點(從26.4%到了22.4%)，調整後寬口徑美元權重(即包含盯住美元的貨幣及采用聯系匯率制的貨幣，包括港元、沙特里亞爾、阿聯酋迪拉姆)則下跌了2.4個百分點(從32.95%下降至30.54%)。

（新版CFETS一籃子貨幣構成）

經測算，新籃子貨幣加權波動率(截至2016年12月29日一年期各貨幣對美元期權隱含波動率)為8.27，比原貨幣籃子的7.80上升了5.94%。“這就說明調整後的籃子貨幣對美元的反向波動率在加大，有助於使人民幣更少受到美元單邊走勢影響。” CBNRI研究員闞明昉對記者稱。

“籃子的調整並非是所謂的想要‘維穩’匯率，此次新增籃子貨幣權重累計加總21.09%，基本涵蓋我國各主要貿易夥伴幣種，進一步提升了貨幣籃子的代表性。”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對記者稱，預計美元指數到2018年前將維持在110上下，人民幣處於守勢，但波動將加大。

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2017人民幣仍有貶值壓力但幅度可控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2017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仍面臨貶值壓力，但一個基本的判斷是貶值幅度可控。“會比2016年小一點。”

1月8日，在複旦大學管理學院舉辦的“2017藍墨水新年論壇”上，連平表示，未來人民幣匯率彈性將明顯增強，相較於其他貨幣對美元的跌幅，人民幣的下跌或將相對溫和，人民幣匯率指數有望基本穩定。

1月5日至6日在北京召開的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上指出，2017年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積極引導和穩定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連平表示，要穩定匯率，關鍵是資本流動要平穩，此外還要實現中國經濟的增長，貨幣政策也不能向松的方向做大幅度調整等等。

不過，連平認為，2017年人民幣仍有貶值壓力，原因在於市場對美聯儲加息預期增強，地緣政治風險增大，中國經濟增長可能繼續放緩，市場主體全球資產配置需求、避險需求和套利需求依然較強，中美利差仍將處於低位。

但美元加息是此輪人民幣貶值的一個因素，不是決定性因素，決定性因素在於中國經濟體自身。

連平表示，2005年~2006年美國13次加息，美元也階段性上漲，但那段時間人民幣不但沒有貶值，反而是走得最強的一段時間。一個原因也是當時中國經濟增速很高，每年增速都在兩位數，所以資本大規模流入。為了抵擋資本流入，推高了人民幣。

連平認為，市場供求關系變化是導致匯率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由於企業、個人配置資源需要，再加上加速歸還美元外債、一些資金外逃等，這些因素形成了市場上短期對美元的巨大需求。

之所以判斷2017年人民幣的貶值幅度會小一些，連平說，由於特朗普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力度可能不及預期，加息對美元指數的推動作用趨於減弱，再加上外匯和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仍將繼續發揮作用，因此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基本可控。

“美元加息，美元走得更強不利於美國制造業的發展，所以為了發展制造業，美元在2017年甚至可能會出現階段性波動。”連平說。

就在各界對人民幣走勢心存憂慮之時，離岸人民幣(CNH)在1月4日、5日出現大漲，連續收複從6.95-6.78共計18個關口。

連平認為，此次離岸市場上人民幣出現大幅度飆升，有幾方面原因，一是抽緊銀根。由於人民幣在離岸市場上規模有限，因此流動性收緊，使得利率大幅度上升、匯率飆升。二是美國方面對於美元未來加息的判斷出現了一些變化，有一些猶豫。

2016年12月15日，美聯儲宣布加息25個基點，這是自2015年12月首次以來的二度加息，時隔整整一年。與此同時，美聯儲委員們還預期2017年加息3次。但美聯儲12月份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的一些委員對於美指走強可能打壓通脹表現出一定的擔憂。

連平表示，美聯儲對於美元狀況，以及今後美國加息表達了一點擔憂，不是像以前那麽堅定。“這種情況下，就帶來市場上對未來美元進一步走強力度、趨勢，有一些不同看法。”

三是近期外匯管理方面的措施陸續出臺。

近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消息稱，個人年度購匯額度依然是等值5萬美元，但重申個人購匯不得用於境外買房、證券投資等。

連平表示，五萬美元屬於經常項下貨幣兌換，過去有人從事資本項目交易，並非允許這樣做，只是沒有被管到而已。現在規範了之後，會一定程度上削減服務貿易的逆差。而這些政策使得市場供求關系在2017年會發生明顯的變化，有助於匯率基本的穩定。

“所以我們認為2017年人民幣繼續貶值還是大概率，但是幅度會相應比2016年小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