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1日9時,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布當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由6.1162下調1136個基點至6.2298,史無前例的降幅令市場一片嘩然。
“當時中間價一出來,我們交易室里所有人都傻了,大家開始都以為是系統故障。”某外資銀行外匯交易員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談起8月11日那天的感受,仍記憶猶新。
盡管當天央行快速發布聲明稱,“為增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決定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但無論是接下來3天貶值3%這一對於當時的人民幣匯率而言“巨大”的波動幅度,亦或是去年底人民幣出現又一輪連續貶值以及隨後出現的全球外匯市場劇烈動蕩,在“新匯改”後近半年時間里,無論外部市場還是國內專業人士,對於新匯改的時點選擇以及中國央行的貶值動機仍不乏質疑的聲音。
但如今,站在新匯改一周年的時點上,盡管人民幣匯率相較一年前已累計貶值逾6%,中間價下調接近7%,市場仍能夠淡然處之。從質疑到接受再到認可,內外部市場對於人民幣“新匯改”態度的轉變,離不開一年來中國央行用實際行動證明,堅持匯率改革的決心;離不開中國高層一次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無意通過匯率貶值刺激出口。
正如今年2月份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首次全面談及新匯改時所言,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朝著匯率改革方向上的努力也許需要相對較長時間去實現。改革的藝術在於:有窗口時就要果斷推進,沒窗口時不要硬幹,可以等一等,創造條件。“我們務實,有耐心,方向明確但不求直線前進,既要改革,又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經濟大國。”
一年來人民幣的“一波三折”
2005年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作為基準匯率,對於引導市場預期、穩定市場匯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去年開始,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偏離市場匯率幅度較大,持續時間較長,影響了中間價的市場基準地位和權威性。
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金融機構自主定價和風險管理能力增強,人民幣匯率預期分化,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的條件趨於成熟。這為8月1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奠定了基礎。
作為新匯改的主要內容,優化做市商報價機制有利於提高中間價形成的市場化程度,擴大市場匯率的實際運行空間,更好地發揮匯率對外匯供求的調節作用。
然而,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讓市場在一段時間難以適應。回顧一年來匯率變化,人民幣匯率經歷了“三貶一升”。
在新匯改後短短3天時間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大幅貶值至6.4,被業內人士稱為新匯改後的“閃電戰”。8月13日,央行行長助理張曉慧公開表示,8月11日中間價基礎報價完善以來,人民幣經過兩天的調整,逐漸向市場化水平回歸,3%左右的累積貶值壓力得到一次性釋放,此前偏差校正已經基本完成。
隨後,在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再次出現持續下調,導致人民幣匯率在在岸與香港離岸市場均出現大幅震蕩。當時國際空頭魅影重現,做空人民幣勢力香港離岸市場積聚,但當時多位外匯交易員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央行在離岸市場通過重拳打擊人民幣“空頭”,並調整對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內金融機構存放執行正常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再次穩住了人民幣匯率。
第三次貶值出現在今年5至7月,當時市場對於美聯儲加息預期不斷升溫,加之6月24日英國公投意外脫歐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等諸多因素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5月初的6.45附近下行至7月下旬的6.7關口,貶值幅度超過2000點。
但很快,人民幣迎來了一輪回升。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臨近6.7關口時,市場對人民幣貶值預期有所好轉,6.7也被很多業內人士看作是央行短期內的匯率底線。7月底至8月初,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顯著升值。
展望未來,業內普遍預期,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日期的臨近,中國經濟的不斷回暖,以及相較之下全球經濟的複蘇乏力,美聯儲加息預期的推遲,種種因素都決定了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的基礎。
匯改腳步從未停歇
雖然在全球市場聯動日益緊密、黑天鵝事件時有發生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仍面臨重重考驗,但新匯改至今一年來,無論是業內對於每日中間價更有把握的預期,抑或是央行與市場及時透明的溝通機制,都有明顯好轉。
瑞銀大中華區首席投資總監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胡一帆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管理浮動匯率對於央行來說也是全新的挑戰,但經歷了去年‘8•11新匯改’和今年1月份兩輪大幅波動後,可以明顯看出央行的管理更加有經驗,采取順勢而為的策略。”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近日也表示,當前人民幣的匯率機制已經逐漸贏得公信力。“新匯率機制的公信力逐漸提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央行的市場溝通有顯著的改善,匯率政策的闡述與每日中間價基本一致;同時進一步強化關於資本流出相關規定的執行。”
即使面臨著美元升值的壓力,央行行長周小川認為從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
7月4日,央行在2016年二季度例會中表示,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充分、靈活地使用貨幣政策工具,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回顧今年上半年,我國在外匯市場改革的腳步並沒有因全球環境的變化而躑躅不前。
5月6日,央行意外公布了一直以來頗為“神秘”的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從此市場對於判斷每日中間價走勢變得更加有跡可循,避免因中間價偏離市場預期而出現大幅波動。
此外,我國關於進一步完善外匯市場的多項舉措已箭在弦上。6月21日,央行公開表示,已經開會研究了商業銀行有序參與離岸外匯市場的問題,央行這一表態不僅有利於逐步收窄在岸與離岸市場匯差,增加商業銀行參與離岸市場的機會,減少套利空間,同時為國內外匯市場更好地與國際市場對接做鋪墊。
6月24日,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英國退歐公投上時,一件對於中國外匯市場有著深遠意義的標誌性事件已經悄然發生——全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在上海宣告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工作會議。
中國銀行行長陳四清認為,建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是完善外匯市場體制機制的重要舉措,必將進一步提升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儲備貨幣的職能和地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向縱深發展。
另有業內人士分析稱,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的建立,也可以看作央行為了人民幣更好地滿足SDR貨幣籃子要求,更好地對接國際市場所做的準備工作之一。
隨著今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日期的臨近,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後SDR時代”將有更多利好消息維穩人民幣匯率。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6255,較昨日調升275點。 調升幅度為6月23日以來最高。
中國8·11匯改一周年之際,北京時間05:00, 離岸人民幣較昨日收漲0.29%,報6.6427元,創兩周最大漲幅 。
http://www.xcf.cn/tt2/201608/t20160812_775888.htm
http://www.xcf.cn/tt2/201608/t20160812_775888.htm 1994年汇率并轨,我国就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让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改革既定的方向。2015年8月11日,优化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这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迄今,“8.11”汇改已历时近一年时间,初步实现了提高中间价市场化程度和基准地位的改革目标,抵御了资本流动逆转的冲击,成绩来之不易。但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仍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8·11”汇改取得的主要成效
中间价形成市场化程度提高。2015 年 8 月 11 日,强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日收盘汇率,以反映市场供求变化。 2015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强调要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以更好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 2016年2月,在央行与14家报价商深入、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明确了“上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现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
据有关银行人士披露,在新的定价机制下,中间价与各家行的整体报价平均值差距越来越小,各家行报价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这体现出中间价形成机 制的市场化和透明度越来越高。在当前形势下,这套报价机制较好兼顾了既要稳定汇率预期、又要增加汇率弹性,既要防风险、又要推改革的目标。
中间价基准地位进一步增强。汇改之前,境内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CNY)较大偏离中间价,且长期在贬值区间,汇率中间价的代表性不 强。甚至如果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交易价持续偏离中间价达2%以上,这可能构成双重汇率安排,涉嫌违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一般义务。
“8.11”汇改之后,交易价相对中间价,以及开盘价相对中间价的偏离趋于收敛,且交易价和开盘价围绕中间价上下波动。“8.11”汇改以来到 2016年6月底,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相对当日中间价的最大波幅日均为0.22%,远低于2015年初至汇改前夕日均1.53%的水平(见图 1)。这表明中间价反映的市场信息已经较为充分,其基准地位得到加强。
图1:2015年1月1日-2016年6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相对中间价最大波幅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境内境外汇率差价趋于收敛。受贬值预期影响,“8.11”汇改当日至当年年底,境内外日均差价440个基点,有时境内外差价达上千点以上。进入 2016年以来,上半年境内外日均差价收窄为161个基点(见图2),一定程度反映了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改善,并抑制了跨市场套利。同时,境内外汇率差价缩 小,还消除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在人民币汇率取值方面的技术障碍。
图2:境内外日均汇率差价(单位:个基本点)
资料来源:路透社
央行市场沟通能力得到锻炼。我国外汇市场已具有明显的多重均衡特征,市场预期对于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走势具有重大影响。“8.11”汇改 是对我国央行市场预期管理能力的极大考验。从初期的少说多做,到后来的边做边说,央行在市场沟通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6年前4个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阶段性企稳后,5月起又重新走低,但并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引起海内外市场震荡,国内股市延续自我修复、自我 调整进程。因为市场理解,这一轮人民币汇率调整,主要是因为美联储加息预期和英国脱欧公投推动的美元走强所引起的,而不是货币竞争性贬值。据报道,7月 21日,美国财政部官员公开表示,人民币近期下跌并非受政策驱动,中国试图阻止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而非操纵汇率,让人民币走软。
6月份,境内人民币市场汇率CNY突破6.60甚至盘中见到6.70元人民币/美元,但当月,央行外汇储备余额不减反增134亿美元,5月份减 少279亿美元;央行外汇占款减少977亿元人民币,虽然较前两个月每月500多亿元的水平有所增加,却远低于一季度每月平均3391亿元的水平(见图 3)。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在市场沟通和预期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期间,总裁拉加德对中国记者表示:“非常感谢周先生,我们提出担忧后,他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加强了与市场的沟通。”
图3:2014年1月-2016年6月央行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变动(单位:亿美元;亿元人民币)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外汇市场建设取得新的进展。虽然汇改后境内外汇市场经历了一些震荡,但推进外汇市场发展的步伐没有停滞。“8.11”汇改以来,我国开放境内银 行间外汇市场,便利境外机构到境内进行人民币外汇兑换和汇率风险对冲,更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在拓宽境内外市场主体交易渠道的基础上,延长银 行间市场交易时间,促进境内外人民币汇率趋于一致;增加公布人民币汇率参考汇率,进一步提高市场汇率形成效率,方便市场汇率风险管理与财务核算;建立外汇 市场自律机制,提高外汇市场交易规范化水平,促进市场有序运行。
资本账户开放迈出新的步伐。根据跨境资本流动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继续推个别资本交易项目双向开放的同时,重点推资本流入方向的交易及汇兑开放。 如期推出内地香港两地基金互认业务;进一步开放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简化本外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外汇管理;推广跨境本外币融资宏观审慎政策;跨境人民 币支付系统(CIPS)第一期正式投入使用;研究推出深港通和沪伦通业务;放宽乃至取消资本项目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结汇和外债结汇限制。
2015年,我国实现部分可兑换以上的资本交易项目达37项,比例提高至92.5%,不可兑换项目仅剩3项(包括非居民境内发行股票类证券、非居民境内发行货币市场工具、非居民境内发行衍生工具和其他工具),较2009年72.5%的可兑换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201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人民币符合“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并批准从2016年10月1日起正式纳入SDR篮子货币,这是对我国人 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可兑换国际化进程的肯定与鞭策。6月29日,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后不久,中国财政部在香港成功发行140亿元人民币计价的国债, 这反映了在主要货币金融资产普遍低收益甚至负收益情况下,高收益人民币金融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宏观审慎管理做了新的尝试。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应对资本流出、汇率贬值压力,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背景下,我国通过启用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增强了经常项目汇兑真实性审核的技术手段,堵住了假报关单进口骗汇的漏洞。
这次,配合“8.11”汇改之后“稳汇率”工作的需要,当局尝试引入了一系列宏观审慎措施,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节,包括:对远期购汇 性质的衍生品交易征收外汇风险准备、对境外在境内人民币存款征收存款准备金、对境外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到境内平盘提高交易手续费率,等等。这是在开放条件下 进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一种探索,坚持以市场化的、价格的手段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符合国际惯例。
资本流出压力得到一定缓解。自2014年二季度起,我国就开始呈现资本外流压力。“8.11”汇改后,受贬值预期影响,“藏汇于民”(反映在金 融账户“资产”项下)与“债务偿还”(反映在金融账户“负债”项下)渠道叠加,资本外流加速(见图4)。进入2016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企稳、美元汇率 回调,以及汇率预期和资本流动管理加强,我国资本流出势头有所减缓。
2016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资本净流出1234亿美元,环比下降26%。上半年,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结售汇逆差合计 1726亿美元,环比下降59%;其中,一季度逆差合计1455亿美元,二季度逆差合计271亿美元,二季度环比回落了81%(见图5)。上半年,外汇储 备余额减少1252亿美元,环比下降66%;其中,一季度减少1178亿美元,二季度减少74亿美元,二季度环比回落了94%(见图3)。外汇储备规模下 降势头减缓甚至回升,对稳定市场预期起到了积极作用。
图4:2014年一季度-2016年一季度资本流动情况(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图5:2011年1月-2016年6月境内外汇供求状况(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汇率波动容忍度有待进一步增强。长期以来,不论海内还是海外,不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习惯了人民币汇率只能涨不能跌,甚至 把人民币汇率的重要性等同于美元利率,视作世界经济的两块“压舱石”。结果,“8.11”汇改触发了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贬值恶性循环。实际上,加快 资本账户开放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我国既定的改革目标,那么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就是其中应有之意。
成熟的市场必须要有成熟的市场参与者。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是能涨能跌、能上能下的。唯有市场能够走出人民币汇率只能涨不能跌的“魔咒”,以平 常心看待人民币汇率的涨涨跌跌、双向波动,而不是对汇率涨跌做道德判断和过多解读,那么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才能够克服“水土不服”,最终走向“清洁浮动”的 理想彼岸。
中间价定价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2016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仅下跌2.1%,市场价仅下跌2.3%,而外汇交易中心(CFETS)、 国际清算银行(BIS)和SDR口径的三个人民币汇率指数却分别下跌了5.9%、5.5%和3.1%。人民币双边汇率基本稳定,而多边汇率调整幅度较 大。
出现这种情形,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设计有关。根据现行报价机制,每日银行间市场开盘前,做市商根据上日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化情况,计 算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需要变动的幅度,并将之与上日收盘汇率加总,得出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在目前市场环境下,银行间市场外汇供不应求通常 导致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贬值,国际上美元汇率走强又导致篮子货币指向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从而形成了双贬驱动机制。
反过来,如果未来遇到国内外汇供大于求、国际上美元汇率走弱的情形,又可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双升驱动机制。另外,正如周小川年初接受专访时指出的,对于一篮子货币的参考程度,也是逐渐提高的过程,同时未来的机制设计还可跟随宏观经济走势和外汇供求关系而不断调整。
市场沟通技巧有待进一步提高。汇改以来,央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加强和改进市场预期引导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市场沟通、预期管理“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首先,本身对于同一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很难讲用那种角度和看法与市场沟通更好,尤其是政府内部本身意见就不统一的时 候。其次,市场沟通总会面对不同的受众,大家需求不同、角度各异,舆论引导难以面面俱到、众口难调。
再次,任何政策选择总是有利有弊,因此,政府无论怎么做,市场都不可能完全满意,都可能会受到市场批评。最后,提高政策和数据透明度本身也是成 本的。例如,由于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机制过于透明,现在市场可以预先判断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方向甚至具体水平。6月30日,路透社报道央行准备年底让人民币汇 率贬到6.80元人民币/美元,据说就是某市场人士根据央行的中间价定价公式,做一些情景假设后推算出来的。央行不得不立即出来辟谣,以平息市场波动。
资本流动管理有待进一步改进。理论上讲,应对资本流动冲击,无非就是汇率浮动、外汇干预、资本管制三类外汇政策工具。前者负责价格出清,后二者 负责数量出清。我们不可能既不想动汇率,又不愿动外汇储备,还不想用管理手段(笔者称之为应对资本流动冲击的新“不可能三角”)。
这次应对资本流出的冲击,我国是三个工具一起使用,其中资本流动管理是一个重要手段。关于资本流动管理,除了引入宏观审慎措施和放松资本流入与 结汇限制外,还通过加强银行结售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真实性审核来平衡资本流出压力(见表1)。这基本没有改变现行法规,兑现了中国政府不重走资本管制老路 的承诺。然而,柔性的窗口指导多、硬性的法规文件少,影响政策透明度和依法行政。这可能抑制国际资本流入的热情,同时加大执法的随意性和风险性。
表1: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应对资本流出压力的外汇政策选择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告诉我们,在货币政策独立、本币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最多只能实现两个目标。正 如周小川行长在G20上海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考虑国内宏观经济的整体情况,而不会是过度基于外部经济或 者资本流动来制定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明确了在“稳增长”与“稳汇率”目标冲突时,国内货币政策是“稳增长”优先。
记者会后不久的3月1日,根据基本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我国央行再次降准、降息。然而,为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抛售外汇储备造成的央 行外汇占款减少,无疑会对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一定干扰。同时,在产能过剩、通货紧缩趋势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本身也会因为陷入“流动性陷阱”而受到制约。
另外,独立的货币政策需要有锚,过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扮演了货币锚的角色,起到了引导市场预期的作用。现在放弃这个目标,而没有建立起新的市场可信的替代锚,独立的货币政策就难以充分享受汇率浮动带来的好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
國慶過後,人民幣對美元較大幅度走貶,這也使得國內的恐慌情緒加重,導致家庭部門換匯熱情加大。截至北京時間10月26日11:24發稿,美元/人民幣匯率報6.7691。
目前,需要關註的問題並不是猜測人民幣匯率會走向何方,而是其背後的諸多變量會如何演化,以及“新匯改”在下一階段應該如何推進。
對此,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他表示,國慶後的這輪貶值不是央行主動貶值,而是由外因促內因(英鎊貶值導致美元被動走強,再導致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強化了家庭部門換匯意願)。就人民幣未來的壓力點,丁爽稱:“中國的經常賬戶(即貿易)不存在問題,就資本項下而言,企業資本流出的動能將逐步減小,但家庭部門換匯的動能仍可能使得人民幣承壓。”
據丁爽測算,目前央行仍然存在小幅幹預,但明顯減量。丁爽認為,匯改仍需在未來大環境穩定的情況下作出“新飛躍”,逐步減小對一籃子貨幣的參考,進一步增加上一日收盤價對第二日中間價的影響,最終實現全面的匯率市場化。
他也強調,就中長期來看,中國會面臨資金大出大進的情況。 “人民幣‘入籃’後,海外央行和資產管理機構對投資人民幣資產(債市、股市等)可能會更感興趣,預計人民幣未來五年里在全球外匯儲備(剔除中國自身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將從目前的1%提升至5%(隱含資本流入3000億美元),達到日元、英鎊的同等水平。”渣打預計,美元/人民幣將在2020年達6.3~6.4的水平,2016年底料為6.75,2017年底則為6.78。
10月後為“被動貶值”
早在人民幣正式進入SDR(特別提款權)之前,就有這樣的猜測——等國慶後人民幣正式“入籃”,央行維穩的動力就會減小,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將重新開始釋放。
而人民幣匯率在國慶後真的一路下行,但丁爽強調,這與上述猜測並無關系。
“相對於CFETS一籃子貨幣,人民幣還是保持相對穩定。7月以來,CFETS大致是在94~95之間波動,可能是央行暫時發現了一個平衡點,不想馬上做出很大的變化,而始終強調的是一籃子貨幣的基本穩定。在這個前提下,才出現了這一輪對美元的貶值,並不是因為進入SDR後央行沒有了維穩匯率的壓力,才主動推動貶值。”丁爽表示,“巧合的是,國慶期間出現了英鎊的急速貶值,使得美元指數暴漲,為了保持對一籃子貨幣穩定,人民幣相對於美元貶值。應該說是,央行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看得更重,所以造成了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
相比之下,“8·11新匯改”則是央行的主動“糾偏”,當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下調1000點,人民幣一次性貶值2%。
幹預仍存但力度大降
人民幣更趨市場化的基調已經奠定,那麽就近期來看,央行的幹預、維穩之手真的完全放開了嗎?
去年以來,由於央行不定期維穩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也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央行數據顯示,中國9月末外匯儲備報31663.80億美元,創2011年5月以來新低,連續3個月下降。相較之下,外匯儲備的巔峰值則是2014年中期的4萬億美元。
面對下降如此之快的外匯儲備,當時也不乏學界、業界人士呼籲,在穩匯率和保外匯儲備之間,外匯儲備可能更為重要,應該停止幹預匯市。
根據丁爽當前的測算,人民幣匯率較前更趨市場化。但他也表示:“央行沒有完全放手,到某一個價位仍會幹預(交易時段拋售美元來維穩人民幣),否則人民幣的跌幅可能會更大,只是沒有感覺到如此前那般明顯的幹預。”
至於具體幹預的方式,除了對於中間價設定的幹預以及外匯即期市場的外匯買賣,也包括期貨市場的幹預。“期貨市場的幹預,不是從外匯儲備數據中能看出來的,這包括貨幣互換(swap)和人民幣遠期等。根據我們的測算,央行幹預的總量要比外匯儲備的降幅更大一些,因此可能不只是現貨市場操作。”
眼下央行幹預幅度已經大大減少,小幅的幹預則意在穩定預期。丁爽也表示,10月後,人民幣中間價的設定幾乎完全符合“上一日收盤價+CFETS一籃子貨幣變動”,“沒有特別大的偏向。總體來說,是和對一籃子貨幣保持穩定。”
未來,丁爽認為,“市場化肯定是一個方向,如果現在又重回幹預或重新將人民幣對美元掛鉤,的確是前功盡棄,之前也為此付出了不少外匯儲備。此外,海外投資者對當前的中國匯率機制更加了解之後,反而情緒更穩定和適應,他們理解的是——正因為中國央行政策沒有發生轉變,才會出現這一輪貶值,而不是主動貶值。”
匯改仍需“新飛躍”
盡管這一年來,人民幣匯改經歷了大風大浪,如今逐步向市場化的目標靠近,但是匯改還沒有完成。
“現在的安排應該是臨時性的,不是終極的。但就近期而言,‘上一日收盤價+CFETS一籃子貨幣變化’的安排仍是非常必要的。”丁爽解釋稱,尤其是市場波動較大的時候,人民幣必須有一個“錨”。“隨著參考一籃子貨幣的中間價定價模式越來越被市場所理解和接受,並能夠按照這個遊戲規則來走,這非常不容易,期間也耗費了很多外匯儲備來引導這個預期。因此,如果貿然改變這一模式,又去讓市場適應一個新的模式,這會帶來很多市場的不確定性。”
“除非就是徹底放棄幹預,使人民幣匯率完全自由化,但是現在可能還沒準備好。”丁爽表示。
那麽,隨著匯率機制和中國金融市場不斷成熟,又應該如何把握進一步匯改的節奏?
“可以改善的是,將當前的中間價定價模式暫時當做一個‘錨’,再逐步把第一個因素(上一日收盤價)的重要性加大,第二個因素(一籃子貨幣變動)弱化,直到最後,當天的中間價就是上一天的收盤價,就是完全市場化了,這時中間價也就沒有必要了。”
在丁爽看來,未來如果要使得匯率完全市場化,那麽在市場比較穩定的時候實現這一飛躍是最好的,而不是在市場波動的時候一下子放開,否則最後市場超調的幅度會更大。
“當然也有人認為,在經濟形勢好、市場穩定的時候,政府可能沒有動力去推進匯率完全市場化的飛躍。”因此,丁爽建議,政府應該事先設定一系列指標,只要屆時達到指標,就可以判斷匯率市場化的時機已經成熟,屆時就可以較快地放開,而不是再重新論證,這樣可能會錯過改革的好時機。
當前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金融改革需要註意一定的順序(sequencing)。“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是水到渠成的。當務之急是把國內市場建設好,包括債券市場,降低國內的金融風險,再讓匯率更加靈活,最後再全面開放資本賬戶,否則根據國際經驗,資本賬戶開放太快會招致風險。”丁爽建議。
全球矚目的人民幣“8·11匯改”已經過去整整兩年。漸漸地,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不斷增強,市場也逐步從“浮動恐慌”轉為“浮動坦蕩”。而如今,匯改也並未停步。
最初,人民幣一次性貶值2%引發全球市場“恐慌性拋售”,而後人們對未來匯改的不確定性空前恐懼,接著,2016年美元的猛烈漲勢引發了國內“紮堆換匯”,人民幣險些“破7”。漸漸地,隨著人們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不斷適應,加之央行強化宏觀審慎管理、強化市場溝通並引入“一籃子貨幣”概念和逆周期調節因子,市場預期正在不斷趨穩。值得註意的是,人民幣對美元今年以來不但沒有“破7”,反而錄得了近4%的漲幅。
“8·11匯改是一盤沒下完的棋,匯率改革提高了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化水平,增強了透明度,增加匯率彈性。但也存在一些挑戰,比如市場各方對波動的容忍度還有待提高,市場的溝通也有待進一步改善。”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表示。
麥格理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對記者表示:“‘預期’往往會超調。我在2016年10月就預測人民幣2017年底將升到6.4。眼下市場一致預期弱美元,反而可能就是美元的低點,比起‘弱美元周期’到來,我更認同未來美元仍可能是區間波動。”
至於未來的匯改預期,胡偉俊認為仍應循序漸進地擴大推進,“市場所傳的將匯率波幅擴大到3%可能有點矯枉過正了,因為其實上半年人民幣的波動也沒有達到3%。”
全球矚目的“8·11匯改”
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率開盤大幅度貶值1136個基點,一次性貶值接近2%,在隨後的幾天里,人民幣匯率連續貶值,3天內貶值超過3%。此舉大大超出了市場的預料。
官方的表述是:央行決定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增強其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
而此前,從2005年開始,人民幣幾乎持續對美元穩步升值。可想而知,人民幣當時的連續貶值引發了強烈的外部影響——東南亞競相貶值,市場謠言四起,人民幣和中國經濟頻頻“登陸”歐美媒體頭版,全球市場都在盯著人民幣,都在問:人民幣匯率到底要貶值到多少?現在要不要拋售人民幣資產?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2016年初第一財經記者赴瑞士達沃斯論壇期間,幾乎全球經濟學家、媒體、主要分論壇關註的話題除了“全球恐慌性拋售”,就是人民幣匯率。
2015年末,中國央行宣布了按國際貿易加權編制的人民幣匯率指數(CFETS指數),指數參考了包括歐元、澳元、墨西哥比索等13種與人民幣直接開展交易的貨幣的表現。其中,權重最高的貨幣分別為美元、歐元和日元,分別達到26.4%,21.4%和14.7%。
這也被稱為“雙錨制”,即中間價變化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上日收盤價和上日中間價的價差,占50%權重;二是維持一籃子匯率穩定要求的人民幣/美元匯率變化,同占50%權重。
央行當時也解釋稱,中國一直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今後市場主體不應只盯住美元,而應更多地參考一籃子貨幣。
匯改一周年時,人民幣匯率從匯改前對美元6.2097起步,最低對美元跌破6.7,貶值幅度接近8%。期間,外匯儲備下降了近5000億美元。
直到2016年下半年,人民幣貶值的趨勢並未停止。由於“英國脫歐”導致英鎊暴跌、美元被動強勢升值,再加上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其金融去監管、財政刺激的強烈預期導致美元暴力上漲,美元指數從其上任前的不到97一路飆升至103.8。這段時間,人民幣面臨了空前的貶值壓力,2016年11月前後,人民幣先後跌穿了6.7、6.8的關鍵心理點位,更令人擔憂的是,國內個人和企業的一致性“貶值預期”或者說是“羊群效應”加劇了人民幣的貶值態勢。
2016年12月28日晚間發生的“烏龍事件”引爆了這種恐慌情緒。多家媒體援引彭博社數據稱“在岸人民幣對美元突破7整數位心理關口,最低觸及7.0121元”,但第一財經記者查詢多個交易系統並經多方核實,並未發現美元對在岸人民幣的真實成交價格已經破7。彭博內部人士對記者提及,異常行情的出現可能與蒙古國的郭勒穆特銀行 (Golomt Bank)的報價有關。在當日人民幣報價的數據中,郭勒穆特銀行曾給出6.8950/7.0000的買入/賣出價。
逐步擺脫“浮動恐慌”
2017年無疑是人民幣的關鍵年份,央行也加強了宏觀審慎管理,為全年開了好頭。
2016年12月29日,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的貨幣籃子中的貨幣數量由原來的13種增加至24種,並將籃子中的美元權重由26.4%調整為22.4%,此舉旨在進一步加大人民幣雙向波動;12月31日,外管局表示,5萬美元個人購匯限額不變,但將加強對銀行辦理個人購付匯業務真實性合規性檢查,並再度明確境內個人購匯不得用於境外買房和證券投資。
管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外部因素引發國內恐慌時,“禦敵於家門之外”,及時出手避免不必要的內部波動或是預期管理的關鍵之一。“如果市場預見到貶值趨勢,企業和家庭部門就可能會集中購匯、囤積外匯,這將導致預期自我強化、自我實現,進一步加重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壓力。”其實,宏觀審慎管理就是穩定預期的關鍵。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月4日開始,離岸市場上演了一場“人民幣空頭狙擊戰”。1月4日8時左右,當離岸人民幣(CNH)對美元達到6.9655之前,幾乎沒人會料到,人民幣隨後連續三天大幅上漲,離岸人民幣大漲了1130個基點。由於流動性告急,離岸空頭慘遭“踩踏”。這與人民幣流動性緊張、做空成本上升,以及美元本身走弱有關。
具體而言,離岸做空盤一般選擇在拆借市場借入離岸人民幣從而購匯(即買美元),或者通過美元/離岸人民幣掉期來融入人民幣(即買入即期CNH、賣出遠期CNH),再通過遠期市場結匯獲取收益。
然而,當時香港離岸人民幣拆借利率(HIBOR)5日全線飆升,1月4日隔夜HIBOR暴漲2139個基點至38.335%,大大加劇了離岸投機性做空的成本,導致空頭“爆倉”。
2017年5月,央行又引入了“逆周期調節因子”。新公式下,中間價=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調節因子,該因子會削弱上日16:30收盤價對中間價的影響,減少市場過度波動給中間價帶來的沖擊。主要目的是適度對沖市場情緒的順周期波動,緩解外匯市場可能存在的“羊群效應”。
此後,一方面因為美元持續走弱,另一方面市場也對於匯率的浮動更加習以為常,因此各界開始逐步逆轉了對人民幣的貶值恐慌,回歸基本面的投行開始紛紛調升人民幣預期。
匯改仍在繼續
但正如管濤所說,“8·11匯改”是一盤沒下完的棋。
各界建議,未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仍應該逐步繼續擴大,資產全球化配置的趨勢也需要各界對人民幣的波動更加習以為常。
管濤此前也在新書中呼籲,“我們必須克服有壓力時不敢動,沒壓力時又不想動的‘浮動擔憂’,抓住當前外匯供求基本平衡、匯率水平基本合理的有利時機,積極推動相關改革”。
不過,對於是否需要進一步將波幅擴大至3%,各界仍持保留意見。胡偉俊就對記者表示,“我覺得順其自然、慢慢擴大波動比較好,一天3%有點太大了。”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丁爽對第一財經表示,如果條件成熟,中國將在未來2~3年內走向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然後循序開放資本項目。眼下,他也認為國內的結構性改革比匯率問題更值得關註。
今年以來,國際機構官員都建議中國推進改革,畢竟匯率最終仍將回歸經濟基本面。“周期性的經濟上升期仍在持續,在全球金融市場仍然平靜之時,中國資本外流壓力下降,這是中國大力推進改革的黃金窗口期,”國際清算銀行( BIS)研究主管申鉉松對記者表示,“長期可持續的穩定,只有通過不斷抑制杠桿和波動性的積聚、推動結構性改革才能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