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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与比亚迪官司打到底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6/847128.html

比亚迪到底有多缺钱？ 紅一方面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55654701017fmo.html

深圳比亚迪坪山工厂里，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员工。他们工作的研发中心，叫做“六角大楼”。 (CFP/图)

　　三年上百亿元的“圈地造厂”，既制造了比亚迪的造车奇迹，也支撑着源源不断的银行融资。但现金流的蹦极，敲响了资金链的警钟。

　　下一步，崛起于市场的比亚迪将要转向成从政府手中找钱。作为一家非国有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身份远比外资企业更令人放心。

　　2011年6月30日，比亚迪在A股上市交易。

　　不过，这次历时三年、努力三次方有结果的回归，被外界评价为“流血上市”——6天上市询价后，比亚迪将上市发行价格大幅下调至每股18元，从而使公司预期募集的资金降为14.22亿元，比原先少了7.7亿。

　　据上市保荐商瑞银证券内部人士透露，路演结束时瑞银证券提出的定价建议是22元。但董事长王传福(专栏)表示，“要让价，而且不是让1元、2元”。

　　王的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比亚迪缺钱，在业务增长乏力和巨大的融资压力下，比亚迪再也等不起了。此前，比亚迪曾于2008年、2009年两度动念回归A股，但分别因为金融危机、西安项目违规用地被国土部公告而作罢。

　　比亚迪到底有多缺钱？

　　上市报告公布的财务数据揭开了这个秘密：2008-2010年间，从反映企业经营实况的现金流量来看，这三年的数据分别为18亿、120亿、31亿，其间的波幅可谓“惊心动魄”。

　　不过，从另外两个指标来看，却是另一番景象：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看起来依然正常增长，资产负债率却更为奇怪——当投资和借贷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幅增长之际，比亚迪的资产负债率却从2008年的80%降至2010年的60%，似乎公司“越借越有钱”了。

　　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与比亚迪上市有怎样的关系？又如何牵涉到这家明星公司的未来战略？

　　王传福少年失怙，尝尽艰辛，性格内向而执拗。

　　比亚迪牌“过山车”

　　500台车是什么概念？比迄今为止比亚迪卖出去的所有新能源车还多。

　　让比亚迪业绩坐上过山车的，正是其利润支柱——传统汽车。

　　这个夏天，常年泡在实验室里的王传福开始每天出现在深圳市民的身边：

　　随着大运会的临近，一批公益广告悄悄进入深圳有线电视的各类娱乐节目之中。其中的一个广告里，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与其他乘客一起在站台上等车、上大巴——屏幕上提示说，“创造财富，节约资源，都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等车的男子，就是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中国首富”王传福。而他跨上的那辆大巴，则是比亚迪将为大运会提供的200台电动大巴之一。

　　比亚迪是大运会的官方指定用车供应商，除了大巴，还将提供300台电动出租车。

　　这500台车是什么概念？比迄今为止比亚迪卖出去的所有新能源车还多。

　　比亚迪早在2008年底便推出了电动汽车，但其2011年6月17日发布的招股说明书公布说，两款新能源车总计售出418辆(其中F3DM卖出365辆，其后推出的纯电动汽车E6卖出53辆)，销售收入为4282万元。

　　这意味着，尽管一直在努力打造新能源车先行者的形象，但目前的财务报表所描绘的比亚迪，压根就不是一家新能源车公司。

　　它的利润支柱，是传统的汽车业务。

　　2003年，电池生产商比亚迪收购陕西秦川汽车77%的股权，开始造车。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收购之前，无论是公司高管，还是将比亚迪带到香港上市的瑞银亚洲区主席蔡洪平(专栏)，几乎一致强烈反对；收购之后，愤怒的基金经理们一天之内将比亚迪股价从20港元打到10港元。

　　但是王传福对此无比坚定。他少年失怙，尝尽艰辛，性格内向而执拗。

　　2007年，王传福甚至放言说汽车业务要做“两个第一”——“2015年要成为中国第一、2025年全球第一”。

　　随后两年，比亚迪汽车的发展之迅猛令业界目瞪口呆——2008年在全球陷入金融风暴动荡之时，比亚迪汽车保持了80%高增长，而在2009年，它再度创下140%的增长奇迹。汽车业务的销售收入一跃而占比亚迪的半壁江山，成为其最大的利润来源。

　　这一年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减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车市井喷，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

　　但是，让比亚迪业绩坐上“过山车”的，也正是汽车板块。

　　2010年，前所未有的重挫紧接着到来。先是大势变化——减税政策取消，刺激消失；然后是经销商哗变——在步步紧逼的经营压力下，经销商们纷纷退出，他们嘲弄说“比亚迪说要在行业里走出一条不同的路，那就是不让经销商赚钱”。

　　这年，比亚迪的销量仅仅增长了16%，只是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半。汽车的年度利润增长率，更是低至1.56%。

　　雪上加霜的是，利润增长率大幅下降的同时，比亚迪引以为傲的低成本战略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这一年比亚迪提出80万辆销售量的激进目标，到年底时只实现了52万辆。但在这一销售目标下整车产能剧增至76万辆，使得比亚迪的整车产能利用率从2009年的97.5%骤降至2010年的67%。

　　大量空闲的产能，使得比亚迪的整车生产成本迅速上升。

　　与此同时，比亚迪的吸金黑洞——三大业务板块中的新能源板块，虽然盈利遥遥无期，投入却依然在不断增加，给汽车业务这头“利润奶牛”带来巨大压力。

　　但是，如此困局之下，当初反对造车的声音却早已消散，再无人怀疑这家曾经的电子企业在传统汽车市场中的竞争力。

　　8年前曾不断试图说服老板放弃收购车企计划的夏治冰，今天已经是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他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比八年前更有信心”。

　　金融财务专业出身，并在公司从事过多年财务工作的夏治冰，不会看不懂公司报表中那触目惊心的数据，他的信心来自哪里？

　　2010年，部分汽车企业的销售收入及毛利率比较图 数据来源：比亚迪招股说明书

　　圈地造厂，“越借越有钱”

　　新的比亚迪，拥有1380万平方米已取得使用权证的土地，尚在办理权证的另有数百亩。从土地拥有量来看，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商。这也让银行敞开了钱袋子。

　　在2003年第一次参加北京车展时，夏治冰曾客串“男模”为公司推出的电动车“站台”。他在台上听见一位路过的老外评价说，中国汽车用的还是他们50年代的汽车推销手段，“那种尴尬与羞辱的感受至今难忘”。

　　不过，短短8年里，比亚迪飞速跨过了100万辆的销量门槛，跻身汽车企业的“百万俱乐部”。

　　尽管这在外界看来已经创造了奇迹，但夏治冰却认为他们只看到了销量，而没有发现真正的奇迹——8年里，比亚迪从无到有建立起了110多家工厂。

　　早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初，王传福就曾放出豪言，比亚迪的汽车发展战略“不是做车，而是做工厂，做设备”。

　　在“比亚迪模式”下，汽车制造被分解为110多个环节，从最底层的模具工程，到最精密的电子零部件，110多家企业构成了整部车的产业链——除了轮胎、玻璃等最通用的东西，绝大部分零部件比亚迪都自己生产。

　　在夏治冰看来，比亚迪所掌握的技术优势并非仅仅体现在某些尖端的技术专利，而在于通过产业链的垂直重组，对整个汽车生产流程的“再造”。

　　这套生产方式，是比亚迪此前在充电电池领域迅速做到全球第一的秘密武器——当年只有250万资金的比亚迪，因为买不起价格上亿美元的电池自动生产线， 被逼着自己开发出一套“手工+夹具”的廉价生产线，最终反而靠着巨大的成本优势，打败了东芝、三洋等国际电池巨头，写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故事。

　　当它进入汽车这个新领域，再次搬出这一“杀手锏”。

　　当时的德、美、日、韩四大车系均自有专供零配件配套体系，“血统不明”的比亚迪哪个体系都挤不进去。而王传福拆了上百辆车，得出一个结论：假如能够实现自我配套的整车生产模式，汽车生产成本根本不应该那么高。

　　在通过整整三年时间把数百种汽车制造工艺“重新发明了一遍”后，比亚迪终于凭借F3一飞冲天，连续数年登上自主品牌销量增长榜首，并最终拿下单款车型的国内销售冠军。

　　不过，这些工厂支撑了比亚迪的奇迹，却也带来了极大的资金痛苦。

　　从比亚迪的上市资料中可以看出，在2008到2010年的短短三年里，王传福将他“造工厂”的梦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数据显示，三年间比亚迪的投资活动 现金流分别为-58亿元，-71亿及-127亿，处于大规模投入期；而在融资方面，2010年短期借款余额较2009年剧增95亿元。三年间仅银行利息支 出总额就高达13亿元，几乎接近此次A股融资总额。

　　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资和借贷大幅增长之际，比亚迪的资产负债率却从2008年的80%降至2010年的60%，似乎公司“越借越有钱”了。

　　这一“非常现象”背后的奥妙就隐藏在公司的固定资产增长数据中：建厂圈的地，在账面上计为固定资产。短短三年，比亚迪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从115亿元剧增至175亿元，扣除折旧费用前的价值增长更高达上百亿元之巨。

　　如果说当年的比亚迪是一家以高科技形象而著称的“轻资产”公司的话，那么“新比亚迪”催生的就是实打实的“土财主”了——除了拥有高达百亿元的厂房与 机械设备外，更拥有着1380万平方米已取得使用权证的土地，另有数百亩土地使用权证尚在办理之中。这一土地拥有量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商。

　　固定资产规模的剧增，除了为比亚迪汽车产能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外，更成为比亚迪继续大规模融资的重要保障——对于看重固定资产抵押的银行们来说，还有什么比一块正在升值中的土地更能让它们敞开钱袋子的呢？

　　就在外界为比亚迪的A股融资规模未达预期而担忧时，比亚迪财务总监吴经胜(微博)在6月20日的网上路演中透露，截至2010年底，公司的银行信用额度高达700多亿，同时拥有现金19.9亿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底牌，王传福才能在A股招股价上爽快地“降价”上市。

　　做政府的生意

　　从2008年到2010年，政府的所得税优惠与补贴两项相加，占比亚迪净利润的30%，2008年更是高达57%。

　　除了融资，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原因让比亚迪决心回归A股？

　　那就是做一个A股上市公司。

　　因为，比亚迪的下一步，是要从依靠市场赚钱变成从政府手中找钱——在市场前景美妙，但盈利遥遥无期的新能源领域，从政府手中找钱显然是个更为稳妥的选择。

　　作为一家非国有企业，要想跟政府打交道，还有什么比“A股上市公司”的身份更令人放心？

　　事实上，政府已经为比亚迪提供了重要的利润空间：税收减免和补贴——从 2008年到2010年，政府的所得税优惠与补贴两项相加，占比亚迪净利润的30%，2008年更是高达57%。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当下，即使只是在财务上，政府也已经对比亚迪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而在将来，政府则会是比亚迪在新能源业务上更重要的生意伙伴。那一块业务，才是让王传福更加在意的。

　　极为内向的王传福罕见地为电动大巴露面拍公益广告，并且在不同场合大算大巴的社会效益账，与比亚迪在新能源车领域的方向从电动轿车转向电动大巴有关。

　　曾被外界寄予厚望的电动轿车，至今只卖出四百多辆。夏治冰表示，电动车普及最大的难点仍然在于“成本太高”。售价六七万元的F3变成F3DM双模电动车后，价格骤增至16万元，如果没有近8万元的政府补贴，其间的差价算成油费，购车者“一辈子都赚不回来”。

　　在10万元的差价中，电池制造成本占了绝大部份。按照王传福的估算，如果能够达到20万台的产能，现价30万元的纯电动汽车E6价格可以降到15万元左右。而要达到这一整车产能，电池产能规模是最大瓶颈，目前比亚迪电池仅能支持“几百几千台”的造车需求。

　　但另一个“瓶颈”则更难解决，那就是充电问题。大规模的充电网络建设，依旧遥遥无期。

　　这种情况下，政府与企业都将目光投向了政府能控制的、路线稳定的公共交通。

　　2010年底，曾任奥迪工程师的科技部部长万钢(专栏)在第25届世界电动车大会上表示，电动公交车和出租车将是未来政策的重点。而深圳市作为“十城千辆”示范推广城市，未来公交车及出租车将全部实现电动化，每年电动车的采购量将达2000-3000台。

　　2009年7月，比亚迪以6000万元代价收购长沙美的客车厂，启动电动大巴业务，据王传福表示已经在深圳和长沙各获得近1000台订单，收入20多亿元。

　　政府算的是环保账，比如一辆传统公交车的排放相当于私人轿车的40倍。

　　对于比亚迪来说，这笔账还有另一种算法：10万元的电池成本对于六七万元的轿车来说显得不堪重负，但对于售价高达200万元的大巴来说，却只不过是其 价格的1/20；而令私人车主望而生畏的电动车价格，对于耗油量远高于普通轿车的出租车行业而言，在成本考虑上也更具吸引力。

　　对于新能源车来说，更期待的是对限购的“网开一面”。

　　就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实行限购令后的北京汽车市场每月汽车销量从8万量骤降至2万辆。而新能源车，出台的则是“三不”政策，即不摇号、不限牌、不限行。

　　除此之外，比亚迪新能源板块中的储能电站、太阳能电池业务，无不仰仗于政府的补贴与支持。

　　无论是赖以起家的电池，还是后来的造车，比亚迪崛起于市场。如今突然要转向“依赖”政府，技术出身不善交际的王传福能否“变身”？靠垂直整合获得竞争力的比亚迪能否生长出新的持续增长的能力？

　　回归A股的比亚迪需要用业绩来作答——H股投资者对此充满质疑，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尽管有股神巴菲特的力挺，比亚迪的股价也从最高时的接近90港元，跌成不足23港元。

地方債到底危不危險？ 歲寒知松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7a300f01017o2m.html

最近，審計署公佈了數據，2010年底地方債總額為10.7萬億元，數據公佈後大家都鬆了口氣，一是覺得金額其實不大，佔GDP的比值很小，佔財政收入的 比值也小，特別是對比希臘等國家，優越感尤其明顯。而類似鐵道部等政府下轄企業的債務，就算按西方媒體的說法列入到地方債範疇作為風險因素，但因為這些負 債企業每年都是有收入的，早晚會償清，所以也無需擔心。二是覺得我們的財政收入一直以20%的速度增長，今年前5月增長速度達到30%，按這個速度下去， 這點地方債根本不足為懼。三是認為地方債問題，純粹是因為09年的4萬億投資引起的，只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

針對以上的三個方面，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10.7萬億的金額到底大不大？看絕對額確實不大，不過我們與西方純正的資本主義不一樣，人家希臘火燒眉毛了，但想通過財政緊縮案，老百姓還一直遊行 不斷。美帝就算州政府關門歇業了，談判卻仍然不緊不慢的。咱們的銀行、其它國企、集體企業及事業單位，剝離打包數以萬億計的壞賬，連橡皮圖章的人大都可以 不用通過，直接劃到所謂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據我瞭解，最終收回的比例還不足3成，那剩下的7成難道讓上帝來承擔？

二、高速增長的財政收入還能持續多久？財政收入過去33年的數據，以及其它主要的經濟指標數據，我都有做過統計分析。去年我們的狹義財政是8.3萬億，但 如果加上土地出讓金、教育文化基金收取等預算外收入，廣義財政達到12萬億，佔到40萬億GDP的30%。但我們還要考慮另一個問題，企業和老百姓交給政 府的錢，與政府公佈出來的預算內外收入是相等的嗎？老百姓有沒有一些費用性質的灰色支出？政府和官員有沒有灰色收入，這個灰色收支的比例實際是非常大的， 一說大家就都明白的問題。

今年前5個月，財政收入同比增長達到30%，多麼恐怖的數字，照這個速度「差額」複利下去，十年後財政收入將佔到GDP的100%，我們光榮的實現了共產主義。

其實還有一些數據要考慮，比如我們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政府部門包括國資委所佔的股權部分，我們號稱全民所有，請問，我們這些屁民真的有所有權嗎？那麼 銀行電信能源等壟斷部門，每年向我們攫取的收入或利潤甚至遠高於GDP的速度在增長，像銀行業近十年就最為明顯，那麼，這些銀行業的大股東都是政府部門， 他們有沒有向中央和地方財政分紅？分了多少？淨增的所有者權益，什麼時候能兌現給國家財政？什麼時候像香港澳門新加坡一樣發紅包給我們這些老百姓？像銀行 這種壟斷企業，收入和利潤的增長遠超過GDP，它們佔GDP的比重越來越大，如果把這部分也列到預算外的財政體系，那這個大財政體系，要佔到GDP的多少 比重？如果再以高於GDP的速度複利增長呢？貌似目前的趨勢就是國進民退啊。

還有，五險一金是沒有列入財政收入計算的，實際上這筆錢，相當部分我們這些老百姓是動用不了的，可能陳良宇和郭美美能動用。如果也按西方國家那樣歸入財政 體系的話，那還得再提升10%的GDP，因為勞動者報酬佔到GDP的比重，中國約40%，五險一金，個人和單位出資額合計為應付工資的百分之三四十（以深 圳為例：養老保險18%，住房公積金最低為10%，還有7%的醫療，以及工傷失業生育），我按平均25%的比例來計算，即40%*25%=10%的 GDP。所以，GDP裡邊，老百姓和普通企業能動用的比例是更低的，ZF那部份複利增長的話，那實現共產主義的時間會更短啊。

三、10.7萬億的地方債，其中09年才4萬億的投資，地方還只有70%，這70%裡邊，想必相當部分還是民間入股資金，未必全是地方政府的。那麼我們想 一想，10萬多億裡邊，到底有多少是金融危機後才新增的呢？有沒有去研究過，過去十年地方債的歷史增長趨勢是什麼？據我瞭解，過去幾年地方債增長的速度一 直是不低於GDP的。我們不要把問題全部歸在金融危機，用金融危機來掩飾本身已存在的問題，這是明顯的邏輯錯誤。我們另外還要想想，未來地方債的趨勢，就 一定會逐步減少嗎？會不會逐步增加呢？不研究它的歷史，不清楚它的現狀，我們就無法判斷它的未來。

所以說，現在這個時期，是非常關鍵的轉型期，一旦轉變不力，那就會像末日博士魯比尼說的那樣，情況馬上會失控，2013年崩潰，這個真不是聳人聽聞的。問題是這個轉變，我認為僅僅用經濟或行政手段，那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我們真正急需變革的是什麼呢？

地方債問題：到底是誰更瞭解國情？ 思想花園

http://sixianghuayuan2.blogspot.com/2011/07/blog-post_20.html

專家對地方債問題的駁斥，通常來自以下一個觀點：外國人對國情不瞭解，用西方標準，例如壞帳率、不良資產率等標準來看待，而忽略了中央的財政實力，政治意志，更有印鈔票這最後武器可用。

可是到底是誰更瞭解國情？長期以來，A股內銀股都較H股有折讓，正說明內地股民對地方債問題的瞭解，比境外投資者更為透徹。只能說，境外投資者不是更瞭解國情，而根本是後知後覺，現在是對國情補課而已。

按照審計署、銀監會的報告，4萬億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一半投向高速公路基建，而其中又有一半是無法還本付息，只能靠借新債還舊債，必然越滾越大。

中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能賺錢的高速公路項目，早已經上市了，這兩年大興土木新建的，都是沒有經濟效益的。雲南、陝西高速公路出問題，之後肯定陸續有來。

中央現在整治公路收費，必然會發現一些違規項目，而這些違規項目，很可能是那些公路公司唯一能有收益的「金蛋」，一旦公佈這些項目，恐怕到時候出現的連環骨牌效應，一推全倒。

而整治公路收費現在成了一個政治議題，不可不推行，稍有不慎，就會造成意向不到的後果。

4萬億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一半投向高速公路，一半就是投向房地產開發了，如果房地產泡沫爆破，後果更不堪想像。

另 外，鐵道部現在負債兩萬億（這個還沒有算進10萬億「地方」債中），2010年還本付息1500億，而2010年營運現金也不過1500億，只是剛剛夠； 而在2011年，鐵道部還本付息壓力肯定更大，虧損肯定更多。也就是說，鐵道部債務危機在2011年爆發，已是既成的現實。

審計署報告沒有提到10.7萬億地方債，是如何分佈的，西部省份佔多少，東部省份佔多少；然而，憑常識也可想到，必然是財力不濟的西部省份借得多，財力充分的東部省份借得少，這10萬億的償還，恐怕要大打問號。

有一種說法，說中央必然不會座視不理，必然會承受這些債務。說這些話的人，必然忘了當年國投事件的教訓，那些外資銀行當初也還不是以為，地方政府窗口公司的債務，中央必然承擔嗎？中央如何考慮，要視乎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確定因素。

中央不可能，也不會一下子拿出一個全面方案，這樣是最愚蠢的做法，聰明的方式是讓市場慢慢消化。投資者如果要等這個消息的明朗化，那真是太過天真。

例如，地方政府的財政無法還債，讓就讓地方窗口公司慢慢出售旗下資產，單單這股「大小非」解禁股的壓力，已經可以讓股市壓得喘不過氣來！

可以說，地方債的負面影響，怎樣估計也不為過。

到底是誰更瞭解國情？

賣早餐到底賺不賺錢：洋快餐早餐最賺錢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8/1054206.html

洋

快餐因連鎖規模效應，被認為早餐是最賺錢的。

有國資背景的餐館，因沒有租金壓力早餐盈利。

部分餐館早餐經營虧損，但為午晚餐賺了人氣。

地鐵口的早餐車、小區裡的早餐店、寫字樓下的洋快餐……市民可以根據個人喜好和便利程度解決早餐。人力、原材料、租金等各項成本一輪接一輪地往上漲，雖然多數早餐供應點生意火爆，但是在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不賺錢”、“微利”是多數經營者對早餐的評價。不過，在政府的推動和市場強大的需求下，眉州東坡等本來經營正餐的企業卻開始涉足早餐。早餐難道只是“賠本賺吆喝”拉人氣的邊緣業務?本報記者深入一線調查，對各類早餐從業者進行採訪，了解早餐市場真正的生存狀態。

每日凌晨3點半，工人起床準備到門店準備早餐。4點半，每店9位工作人員全部就位，到廚房發麵、調餡、淘米煮粥。6點整，開門賣早餐，直至9點半。

這是位於大興區的陽陽小吃早班員工每日的工作日程表。由於陽陽快餐的包子、餛飩等早餐一律現場製作，口感好，人均消費5元左右，到店裡就餐的顧客非常多。

“現在肉餡、面、人員工資都在漲，各項成本已占到整體收入的48%。但考慮到居民對早餐的價格比較敏感，公司不能輕易調價。”東方陽陽餐飲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冬表示，陽陽快餐定位工薪階層，早餐價格不可能太高，1元錢一碗粥多數消費者可以接受。

王冬坦言，定位普通百姓，又追求衛生、質量的早餐不賺錢。現在陽陽小吃各家店每日早餐銷售額2000-5000元不等，但是“賣得越多，賠得越多”。“我們仍堅持提供物美價廉的早餐，主要是希望早餐培養客戶群，利用中晚餐賺利潤。”王冬表示，公司把倒貼早餐的錢視為廣告費用。

在中央民族大學西門附近的一家杭州小餐館，每天早上7點正是這家小餐館老闆最忙碌的時候。他不僅要為顧客端送小籠包、豆漿，還要隨時回到簡陋的櫃檯前收餐費、找零錢。

“一個月房租要1萬元，減去工人工資、水電費、原材料費用，每月基本能賺三四千塊錢。”小餐館老闆表示，有時也會虧本。

不過，被視為“微利”、“賠錢”的早餐市場，卻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連鎖快餐企業投身其中。

“經營早餐肯定不會賠錢。”在接受記者採訪的過程中，永和大王和和合谷的相關負責人對於早餐的利潤問題看法一致。據他們分析，如果賠錢，哪家企業也不會長期堅持下去。“只不過，早餐掙的是辛苦錢。”

在北京擁有上百家門店的麥當勞、肯德基兩大洋快餐，就是另一番光景了。由於佔盡地段和品牌優勢以及廣告推廣，兩大洋快餐的早餐時段也是一座難求。儘管記者沒能從企業方面獲得直接回應，但中國烹飪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馮恩援明確表示：“麥當勞、肯德基的早餐肯定不賠錢。”馮恩援解釋，麥當勞、肯德基的超值早餐是建立在高度標準化的產品、大規模集約化的生產和強大的品牌影響力基礎上的。由於其網點眾多，即使微利，整體收益也十分顯著。其他企業之所以虧損，主要是規模小、成本高造成的。因為早餐都是集中生產、分散消費，如果中央廚房的配置能力大大超過了網點銷售水平，必然造成成本居高不下，難以取得競爭優勢。

其實，如果單獨做早餐，企業肯定不容易盈利。但是，如果把早餐和午餐晚餐一起做，不可能不賺錢。這種全天候供餐模式也是市商務委著力推薦的早餐發展模式。

記者註意到，在早午餐都提供的一些快餐店，都有兩份菜單：早餐期間的食品價格要低於正餐。眉州東坡相關負責人郭曉東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碗南瓜粥，正餐的價格是5元，但早餐只能賣2元，再加上人工成本，早餐的利潤僅為正餐的1 /2甚至1/3，不過，經營早餐幫助企業擴大了知名度，也讓更多消費者接觸到了公司的食品。

尋找早餐“社會性”和“經濟性”的完美結合點，是各早餐經營企業正在探索的問題。

早餐店盈利情況調查表

建國門地鐵口早餐車

租金每月2000元，每月盈利1500元。早餐每日由總店統一配送。

某杭州小餐館

門店月租金1萬元，減去人員工資、水電費和原材料成本，每月能賺3000-4000元。

陽陽快餐

肉餡由原來的8元/斤漲至13.8元/斤，工人工資由原來的1500元/月漲至2500元/月。每店每日的銷售額在2000-5000元間。單純核算早餐，每日虧損流水額的10%。

李記隆興盛

由於自有物業，該快餐店的毛利可以達到40%左右，早餐所帶來的利潤每月為5000元以上。早餐收入占到整體收入的1/4。

孟記粥舖

每年租金四五十萬元，早餐基本沒有利潤，主要靠午餐和晚餐的供應。

大眾小吃

一家三口經營的小快餐店，每月房租、水電要1800元左右。每月收入比起普通打工者略高，但很累。

焦劍/製表

早餐經營商家對賺不賺錢表態

■李記隆興盛：

今年早餐總共收入了5000多元，這在鼓樓這一區域算是相當不錯的經營業績，而一般的早點供應點，營業額達到2000元左右就算是正常水平。整個早餐時段的收入，也占到全部收入的1/4。

■李先生牛肉麵：

工作人員基本上6：00就開始做準備，因為很多食物都是現做，所以準備環節週期並不長，而10：00前這段傳統的早餐時間裡營業情況還算可以。由於該地段屬於商務區、居住區和休閒區的匯集地，所以顧客的構成情況不好分析。有關利潤因涉及商家機密，不便回答。

■大眾小吃：

麵粉等成本高，利潤較低，店鋪月租加水電費用近1800元，一家三口經營，收入一般。消費者俱有不固定性，工程施工完畢面臨消費者大量流失的狀況。

■包天下：

開業一年之後，包天下的客流開始穩定，盈利能力穩步提升。不過，做早餐很辛苦。一般情況下，10多位工作人員需要凌晨2：30起床進行發麵等準備工作。各方面對早餐的檢查也很嚴格。

■孟記粥舖：

經營這家店鋪已經8年，在亞運村小營還開了一家更大的分店，主要以物美價廉來吸引消費者。

■外婆紅燒肉：

7：30-8：00為客人最多的時間段，店員都是3：30就開始準備原料、輔料等，因為早餐大部分為手工製作，所以準備週期較長。店面所處位置為居住區，所以消費者群體比較雜，上班族多以外帶為主，而老年人和體力勞動者則多為堂食。該店全天供應餐點，與早餐幾乎一樣，所以並未特意準備早餐供應，不存在早餐工作量大卻不盈利的情況。

■陽陽小吃：

生意很好，每天接待近1000人。

■靜香齋：

幾十年的老店，顧客都是周圍居民，大多為老顧客，早點收入不高，每天早餐時間流水1000-2000元左右。

■沒名兒生煎包：

開學人流會更大。早晨一般的營業收入為600元左​​右，如果按照人均6元計算，估計每天早晨接待人數在100人左右。由於是新店，目前早餐收支情況為持平。

商報記者吳穎李鐸張慧敏崔呂萍李冰姚鈺珂陳杰閆瑾徐慧姜琳琳參與調查

記者手記

早餐的經濟賬怎麼算?

俗話說，“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飽，晚餐要吃少”，可見每天第一餐在一日三餐中的分量。在市場推動和政府扶持下，老百姓不僅可以在家自己做早餐，還可以選擇早點攤、中式快餐店和洋快餐店吃早餐。但是，在我們的採訪中發現，早餐被戴上了“賺辛苦錢”、“薄利”的標籤。

但是，肯德基、麥當勞等洋快餐卻在快速搶占早餐市場，不僅根據中國消費者的口味改良早餐品類，還通過6元、7元低價套餐降身段，與中式快餐甚至非正規早餐軍搶占客源。

雖然多數中國人仍懷念國營飯店當初供應的實惠、可口的豆漿、油條，但是，快節奏的生活方式讓坐下來吃早餐離上班族越來越遠了，越來越多的人已習慣選擇洋快餐、西式早餐。

由於租金優勢和規模化發展，餐飲界公認兩大洋快餐的早餐是賺錢的。另一中式快餐和合谷向記者透露，現在其盈利了，並且早餐的銷售量平均增長兩成左右。和合谷的早餐轉機是——薄利多銷。

眉州酒樓是另一家近年積極嘗試早餐的正餐企業。在眉州酒樓方面看來，其早餐傍著酒樓開，一方面可以降低酒樓的租金壓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店鋪資源，同時也可以通過早餐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為利潤更高的正餐拉客。

早餐搭配著正餐，平攤成本和利潤，是越來越多的餐飲企業選擇涉足早餐市場、沖抵早餐微利尷尬的主要經營思路，改變了“好鐵不打釘”的理念。

採訪中，一位堅持經營中式早餐的企業負責人指出，把早餐轉入快餐企業、連鎖企業，是對解決早餐賠錢痼疾的一個有效措施。但是，應該看到，不是所有店都適合經營早餐，要按地段和周邊消費環境有區別選取，這樣才能讓正規早餐良性發展下去。

相對於人工、原材料、配送成本等等，對於餐飲企業經營早餐來講，租金是最大的一筆開銷。在給正規早餐企業掛示範店牌匾、有一定資金補助的情況下，如何與開發商溝通給早餐店預留舖位、在租金上給予優惠，是破解早餐便利化和物美價廉問題的一個實際性的問題。

而租金問題，也是洋快餐能夠在薄利的早餐市場中輕鬆盈利的關鍵。據一位曾經負責開店的工作人員透露，同一個地段甚至同一個網點，如果是洋快餐和中式快餐企業同時想進入，中式快餐租金往往比洋快餐高6%左右。

14家品牌服裝「染毒」 到底責任歸誰?

http://www.chuangyejia.com/norm.php?id=2868&PHPSESSID=5f8adf24037465e974473a95d9e5d285

     生意社9月9日訊　服裝「涉毒」，消費者自然會指責服裝品牌本身。但是，追查有毒服裝到底來自何方，「毒源」便指向了為這些知名品牌生產衣服的代工廠商。公眾指責品牌，品牌推脫代工廠商。這場風波到底責任歸誰?

　　當今市場上，有毒食品、有毒家具不為稀奇，但當「毒衣」也襲來時，消費者還能再淡定嗎?除企業缺少社會責任，代工廠商與品牌企業的矛盾也為「毒 衣」製造添上一筆。企業在產業鏈上，或許有高有低，但是在保證產品質量，共同為消費者營造健康的消費環境上，品牌企業與代工廠商責任相當。

　　近日，綠色和平組織發佈的一個調查報告讓數家知名服裝品牌捲入了「涉毒」風波。該報告題為《毒隱於衣──全球品牌服裝的有毒有害物質殘留調 查》，其內容顯示：今年4月至5月份，綠色和平組織在中國、阿根廷等全球18個國家採購了15個服裝品牌的78件樣品，其中52件樣品被測出殘留有毒有害 物質。其中包括阿迪達斯、耐克、CK、彪馬、李寧等14個全球知名運動服裝企業。

　　「毒衣門」一出，立即引發了市場的軒然大波。該報告剛一公佈，各品牌便迅速做出反應：耐克、彪馬稱將在2020年前淘汰供應鏈中所有的有毒有害 物質。李寧公司則承諾將於2019年在供應鏈中最終消除影響環境的化學物質。然而，在各大公司的「誠懇態度」背後，並沒有務實的解決方案，也沒有具體的 「療毒」措施。

　　NPE與代工工廠

　　據瞭解，將知名品牌捲入「涉毒」漩渦的物質，名為NPE。這是一種常見的表面活性劑，被廣泛用於印染、清洗等工序。雖然，添加了NPE成分的印 染助劑以後，衣服的印染效果會更好，但是，NPE被排放到環境中，其分解出的有毒物質會對生物的性發育產生不良影響，嚴重的甚至會引發惡性腫瘤。

　　其實，鑑於NPE對人體和環境的危害，歐盟已於2005年頒佈《關於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與限制的法規》，禁止紡織生產行業中使用NPE;中 國環保部和海關總署也在今年年初將NPE加入了《中國嚴格限制進出口的有毒化學品目錄》，首次將NPE列為禁入進出口物質名單。然而，儘管中國在對外貿易 中明令禁止了NPE，但國內市場目前尚未有文件對NPE施行限制。這就讓一些投機者鑽了空子。

　　該事件發生後，各大品牌自然引來罵聲一片，而為這些品牌加工成衣的代工工廠也難逃苛責。

　　而這所謂的代工工廠，通常是指不做設計只進行生產加工的企業。南開大學經濟系教授金岩進一步解釋道，「代工需求商為了進一步削減成本，創造更大 的收益，向加工製造成本低廉的國家和地區轉移製造業。而這也為經濟起步較晚的地區帶來了巨大商機。」目前，中國東南沿海分佈著許多代工廠商，這也是為什 麼，即使你身處歐洲和美國的時裝街，也會隨處可見貼著「MadeInChina」標籤的商品。

　　但是，製造業過於集中也產生了不良效果。在此次NPE污染報告中，78件樣品的生產地均在發展中國家，產自中國的多達28件，其中李寧品牌所有 涉及產品均來自於中國。之所以那麼多品牌集體淪陷，很大程度上就在於為其加工衣服的廠商集中過於密集，行業操守也較為一致，後果可謂是「一損俱損」。

　　脫節的供應鏈

　　雖然弄清楚了NPE源於代工廠商，但需要注意的現實是，生產成本常常壓得代工廠商喘不過氣來。調查顯示，目前，國內已經有替代NPE的無毒助劑 產品，但由於使用這些產品生產成本要高出5%至10%，因此利潤已經很低的代工廠商為了避免虧本並沒有選擇使用NPE的替代品。這雖然不能成為其製造「毒 衣」的理由，卻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反映了製造商的困境。

　　專家認為，代工企業生產的產品「帶毒」的確與自身節約成本有很大的關聯。金岩指出，代工企業的盈利點非常低，很多時候為了擴大盈利，不得不「過度節約」。

　　「在不該省的地方也要省，這是代工企業換取經濟利益的『法寶』，出現原材料以次充好，甚至不惜違規操作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金岩說，「另 外，代工需求方也難脫干係。因為他們往往把代工價格壓得非常低，幾乎是以成本價交由代工企業生產，側面上也加重了產品出現問題的風險。」

　　專家表示，人們對品牌方的指責往往更加嚴厲，不僅因為他們是產品的主要責任者，也是因為從根本上說，代工需求方在商品的生產管理上存在漏洞，監管不到位，又忽略了代工企業的經濟利益，才導致劣質產品頻頻出現。

　　金岩教授告訴記者，在全球代工鏈條上，代工企業與品牌企業之間往往處於一種不對等的地位，這幾乎是國際產業鏈分工的潛規則。這也使得，即便是曾經的韓國三星和現在富士康這樣的代工「巨無霸」，也不敢真正與蘋果、戴爾等品牌廠商叫板。

　　「而且，代工工廠屬於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空間較小，為了攫取最大的利潤，唯有從壓低勞動力報酬上入手。」金岩繼續解釋道，「現在不僅人工成本逐日增加，整個社會物價上漲更是帶來了製造業成本的全面上升，代工企業的日子是異常艱辛的。」

　　所以，在「毒衣門」事件中，品牌商和代工企業是兩大責任人，但大多數的專家並不傾向於各打五十大板。

　　「代工需求方的問題的確更多一些，不僅表現在迫使代工企業低價接受了代工業務，還表現在其對產品監管不到位甚至根本沒有監管，因此是事件發生的 主因。」金岩說，「不過，代工企業也應該對其產品所用原材料設置嚴格的標準，並在採購時進行檢測，淘汰不合格的產品，這是它必須要承擔的責任。」

　　樹立良心底線建立對話機制

　　專家建議，要解決代工企業和品牌商之間供應鏈脫節的問題，雙方首先要建立起積極的對話機制。這樣可以幫助品牌商瞭解代工企業的處境，合理調整雙方合作模式，使代工方能獲得更多的利潤空間。此外，品牌企業也應加強對代工方的監督，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保證產品的質量。

　　而除了品牌商和製造商之間需建立對話機制，企業和政府、政府和相關社會組織(如環保組織)、企業和社會組織之間，也應加強聯繫，使原本相對隱匿的產業鏈能夠公開，這樣一來，對產業鏈的各方都可以產生監督的作應。

　　金岩教授指出，建立對話機制，公開供應商或者供應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很直觀地監測和及時查處相關企業，從源頭上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

　　也有業內人士提出，代工企業的生存壓力過大，應該保留一定的生存底線。對此，金岩教授談道：「這個底線不能以企業的生產利潤來衡量，否則必然會 出現類似「毒衣門」的事情。除了相關的監管政策發揮作用之外，代工企業應以良心標準來設定底線。代工企業應該在保證盈利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產品的質量，不 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更不能『帶毒』，用危害員工和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來換取利潤。歸根於一句話，即法律的底線不能坐穿，良心的底線更要守住。」 (來源：中國紡織網)

電信業到底壟不壟斷?

http://www.eeo.com.cn/2011/1114/215658.shtml

經濟觀察網 於華鵬/文 隨著發改委對聯通和電信反壟斷調查的曝光，來自不同陣營的口水戰開始升級，而且，針對事件的陰謀論和陽謀論等猜想也在背後拔高著整個事件的相關高度。

然而，就筆者看來，事件本身其實指向非常清晰，即，兩家企業是不是構成壟斷；如果是壟斷，能否打破這種壟斷？

根據2008年頒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下稱《反壟斷法》），如構成「達成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即可認定為壟斷，並予以反壟斷調查。

這次發改委的電信反壟斷調查，主要針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進行。根所謂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是指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以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價購買商品，以及沒有正當理由對條件相同的交易相對人在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行差別待遇等。

據央視報導，這次反壟斷調查主要集中在聯通和電信是否利用自身具有的市場支配地位阻礙影響其他經營者進入市場等行為。具體地，就是兩家公司針對對 方，以及廣電的有線和中國移動的鐵通等競爭對手實行寬帶接入的「區別價格」，造成這些客戶或高價購買流量，或通過其他二級運營商以三級運營商的身份購買流 量。

那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是否濫用了市場支配地位呢？這需要從兩個層面來看，第一，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第二，是否存在濫用。

按照反壟斷法，兩個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合計達到三分之二即可推定為「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

根據國內知名第三方數據服務商CNZZ發佈的中國互聯網各地區運營商服務情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10月，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在互聯網接入 的市場佔有率分別為58.25%和26.93%，兩家市場份額總計高達85.18%，遠超《反壟斷法》規定的三分之二的規定。依此數據，兩家企業構成「具 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事實。

同時，根據原信產部2007年底發佈的《互聯網交換中心網間結算辦法》，規定中國電信、中國網通（現劃轉為「中國聯通」）、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 之外的互聯單位，在與中國電信、中國網進行互聯網骨幹網網間互聯時，應依據網間數據通信速率，按照不高於1000元/月兆的標準，向兩家公司支付結算費 用。

當時，該辦法即是為打破網絡壟斷而對2006年的網間結算方式進行的修訂。然而，在執行過程中，有第三方進行投訴和揭露，認為雙方不僅互相設檻，而且針對不同的客戶「區別對待」。

以45M以上的互聯網專線接入為例，有數據稱，中國電信劃分了兩類用戶，一類是聯通、鐵通、移動3家基礎運營商，以及教育網、長城寬帶兩家全國性單 位，必須由中國電信直接受理業務，同時中信網絡和廣電機構所屬單位這兩家地域性單位，也必須由中國電信審批後才可受理協議。除了上述用戶外的其他用戶屬於 第二類，中國電信省級公司便可直接受理業務，同時為避免對第一類用戶提供轉接，而進行價格管控。

具體地，據曝光，第一類用戶的結算價格為100萬元/G/月以上，第二類用戶為25萬-42萬元/G/月。

那麼，如果該情況屬實，即說明兩家電信業巨頭確實存在壟斷行為。不過，國資委在2008年第四次電信改革重組後曾針對電信企業的「壟斷」有過相關闡釋。

根據國資委的認定，電信業屬於自然壟斷行業，不可能完全放開，特別是電信業的基礎運營業務，既屬於自然壟斷，還存在網絡性、規模經濟和存在大量沉澱成本等特點，「按照壟斷性經營效率更高，而競爭往往是不穩定的和破壞性的」。

依筆者的理解，國資委的界定應該是從行業的角度來泛指的，即認同電信行業的國有市場支配地位，而這，應與《反壟斷法》界定的濫用這種地位和權利區分開來。

但共同的是，確如上面所分析，電信巨頭即屬國有企業的自然壟斷，又確實存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壟斷，是否應該反壟斷？

我們知道，這次反壟斷調查是2008年施行《反壟斷法》以來，首次針對國有企業進行反壟斷調查，其意義並非在於高達數十億的罰款，而在於國家是否有意嘗試針對這些自然壟斷的行業開始「向內」的剖析和手術，是否會給石油、電力、航空等行業一個接續式的反壟斷信號？

現在的事實比較清楚，電信行業屬於自然壟斷行業，而且存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嫌疑，那麼接下來，最大的焦點就在於能否打破這種壟斷，釋放國企反壟斷的信號。而這，就要看相關部委是否會無情地砍下這一刀了，15億雙眼睛在拭目以待。

王文祥：對方越貪婪　越要打到底

桶裝水的利潤到底有多大

http://www.infzm.com/content/65971

到底什麼叫「超預期」？ 蟬噪林愈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b90d8f01010tk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