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度經濟學研究來講，中國是金礦，美國是煤礦，因為制度已經健全。
社會科學裡的牛頓定律
科斯先生辭世的消息傳來，我正在香港做一項關於廣東佛山的案例研究。將他的理論更好地「用」在真實世界裡，我想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科斯是個始終站在真實世界裡的經濟學家。當西方經濟學這些年越來越走向歧途，變成一堆堆技術化的數字與模型時，科斯總是強調要面對現實世界，解決現實問題，這是他的學術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早期的科斯在西方經濟學中並不是主流，追隨他的人也不多。他最為有名的科斯定理，經濟學的教科書裡之前沒有，拿了諾貝爾獎之後才有。拿諾貝爾獎也並不容易，諾獎的委員會主席花了很多時間，寫了厚厚的一本書介紹梳理科斯的理論與貢獻，才說服委員會應該讓科斯拿獎。
科斯的理論，我把它比喻成社會科學裡面的牛頓定律。
如果你把牛頓定律寫成一個公式，讀一讀並沒有多大意義，它的意義在於什麼地方？所有的汽車，所有的自行車，所有的機械產品都適用，在不斷的應用中，這個理論無形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科斯創造的，正是這樣一種理論。
科斯年輕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後來研究資本主義最關鍵的制度——產權制度、交易制度。他的言論中沒有很極端的意識形態，他認為中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都值得研究，也很有用，他把這些作為一種文明來研究，思考這個世界應該怎麼樣做得更好。
市場合約網絡，是科斯終其一生的研究對象。無數個公司都是通過錯綜複雜的供應鏈，通過合約網絡存在於一個市場中，這個網絡每天每時都要重新得到生命，因為不斷在發生變化，比如有人破產，而網絡要迅速自動地通過各種交換達成新的動態平衡，這才是現實世界中的經濟運行過程。
在研究這個企業及市場的運行過程中，科斯提出了市場與公司的區別，也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這是經濟學上的一個階段性成果，但具有里程碑意義。後來其他學者將其擴大發展，變成了現代的合約理論。
將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制度上
科斯最大的貢獻，在於將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制度上來，並且為其後的制度創新提供了理論工具。我和其他的經濟學者，都在這個方向上找到了自己的發現。
與公司相比，市場是一個更複雜的系統。很多個公司之間的關係，構成科斯一直想研究的工業生產的制度結構。但科斯一直生活在高校，而且身在市場已經發育成熟的歐美國家，從未看到過市場從無到有的過程，一直想知道中國的市場是如何形成、長大的。
這種體會，非常重要。我1992年從美國留學回來之初，以為中國的改革很簡單，私有化市場化就完了，後來才發現並不簡單。
在一個最早並沒有市場的地方，交易成本就是無限高。在交易成本高的情況下沒有辦法用市場的辦法，第一步一定要有非市場的方法，讓企業家、政府進行制度創新，界定新的、可以操作的產權，並不斷對其進行重新定義細化而讓市場變得更透明完善。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會發生產權糾紛，政府必須提供解決這個糾紛的機制。這些產權糾紛，看上去像腐敗，但本質上不一樣。腐敗是明知故犯，而產權糾紛源於規則不清及許多不確定因素，需要通過法庭等第三方程序來確定，並讓市場人士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行為及其後果。
在一個市場從無到有到成熟的過程中，必須依靠政府和市場的互動去界定產權，規定什麼可以交換，提供交易平台，對合約提供保護和糾紛解決機制。我稱之為建設產權基礎設施。
如果沒有產權基礎設施，像蘇聯解體後迅速私有化，私有化以後沒有人界定、保護產權，沒有人解決糾紛，各種黑勢力就出來了，那不是好的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了。
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可以由此界定：能通過合約的都通過各種合約來解決，不管是市場中公司與公司的合約，還是個人與公司的合約，還是公司與政府的合約，甚至政府與政府的合約等等。而市場能運作，必須要有政府與市場互動去建立市場規則和提供合約權利的保護。
像手機產品創新一樣進行制度創新
科斯開創的這個方向，對於真實世界來說，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旦牽涉到政治、國家、法律制度，古典經濟學就很難解釋。這個時候新制度經濟學、科斯發展的理論就變得非常有用了。科斯學派的特點，就是對制度進行科學分析，而不是意識形態式地表態。
這些制度經濟學理論發展以後，把各種制度作為客觀研究對象。如國家、法律、金融體制，公司、市場、民間組織、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都是現實中存在的制度，可以對其進行客觀的分析：市場跟公司的邊界在哪裡？什麼時候用市場是合適的，什麼時候用公司是合適的？什麼時候用法院是合適的，什麼時候用政黨更合適，什麼時候用國際組織更合適？
交易成本理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各種各樣的制度都是有用的，看用在什麼方面，我們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集權制度、法律制度，包括市場、企業，還有一些非政府組織，所有制度都是有用的，看具體情況。所以科斯交易成本理論創立以後，根據交易成本高低，提供了一個非常廣闊的思維框架。
如果對這些問題有科學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的話，對社會的分析與改革就有可能像我們製造電視機一樣更準確，社會進步就快了，在實踐中找出一個最好的制度來學習及實踐，就可以走捷徑。四個現代化如何實現，實際上就是需要制度的現代化。
他的理論最重要的是讓後人可以做制度創新，這些新制度牽涉每個人的利益。
沒有科斯發展的這些理論，我們對制度的演變，對制度的改革就沒有一個科學的分析框架。要麼用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市場資源配置，或用站在某個階級的立場去分析利益得失及革命式的利益重新分配。
經濟學的金礦在中國
在中國這樣制度發生非常深刻及快速變化的社會裡面，科斯的理論將具有極其強大的生命力。
從制度經濟學研究來講，中國是金礦，美國是煤礦，美國的金礦已經挖完了，因為制度已經健全，很多制度是兩百年前定的，沒什麼變化。最重要的是一整套產權基礎設施已經建立，產權怎麼界定，怎麼保護，怎麼交易，產權糾紛怎麼處理，所有這一系列的問題在美國都基本解決了，也許在現代金融領域還有一些制度漏洞需要補。
但是在中國不一樣，金礦剛開始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經濟學家在中國研究制度經濟學挖出金子一點不奇怪。這就是科斯說的「經濟學未來的希望在中國」。
中國的產權基礎設施還十分匱乏，而整個改革就是產權制度的演化改革，所有的改革實際上都是一種權利和責任的重新調整。所以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應用的潛力特別大。
而且中國無時無刻不在挑戰著西方經濟學。有很多非市場的制度，比如做群眾工作，比如「雙規」，比如紀委，這些制度都是非市場的方法，不能單純說它是好或者壞，要看能否解決問題，能否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演變在中國極其重要，中國是從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走過來的，要走向現代化，就是一個制度演變的過程。
這些事情，無一不跟科斯理論密切相關。
正是因為如此，科斯理論在中國具有深厚的土壤。
1989年我回國的時候帶了一大批制度經濟學的文獻，當時周其仁、劉守英一起翻譯成中文，在三聯出版社出版，並廣泛傳播。而中國隨後也出現了一大批追隨科斯、運用他提供的工具來對中國現實進行研究的學者。
到最近，「科斯中國研究會」成立，正是希望讓更多的人發揚科斯的精神，來研究中國，幫助中國進行改革。像我們正在做的一項佛山案例，研究的正是當地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我們試圖找到這個城市發展的密碼，包括經驗與教訓，而這些密碼可以被其他地方所複製。
我們都在這裡挖金礦，而科斯給了我們最初的也是最管用的工具。科斯常說，改變中國，就是改變世界。我們非常幸運有機會做科斯最想做的研究。
（作者為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學術研究聯席副總裁及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