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中，民主、共和兩黨的競選團隊以及媒體一次次公佈候選人募得的資金數額，往往成為戰局「晴雨表」。畢竟在此前三次總統大選中，2008年奧巴馬 大勝麥凱恩，2004年小布什戰勝克里，2000年小布什險勝戈爾，勝選者各有優勢，但恰巧他們也都是籌款競爭的優勝者。簡而言之，在21世紀的美國大選 中，到目前為止，花錢多的候選人都贏了。
租賃辦公室、發放職員薪水、廣告、傳單以及全國串場、演講，無一不需要花錢，而且數目可觀。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走完初選階段的希拉里·克林 頓，為競選欠了約2000萬美元。沒有不費錢的選舉，僅以2010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為例，五百多競選者被選成了「大負翁」。為了籌集競選資金，候選人及 其團隊絞盡腦汁，投機鑽營。由此不難理解，政治獻金為什麼成了選舉政治最容易滋生腐敗的土壤。
美國建國之初不是這樣的。那時的競選成本不高，加之建國一代的政治家往往都是擁有田莊地產的貴族，幾乎不必依賴政治獻金。此後，隨著美國疆土擴張、 政黨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和信息手段的豐富……競選對金錢的胃口也急速膨脹。投資當然是要有回報的。回報就是賣官鬻爵，政客一旦當選，金主們依據當初的出價的 多少挑選空餘的政府職位。
1881年，履新未久的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美國惟一數學家出身的總統因「計算失誤」，漏算了一名競選支持者，被此人槍殺。深受震動的美國政府改 革公務員制度，漸漸杜絕了「賣官」現象。不過，現代公務員制度雖然阻止了官職交易，卻不能消滅競選對金錢的需求。為了獲得充分的資金，政治人物開始轉向大 公司、大財團和工會，並以特殊的政策優惠作為回報。
面對金錢與政治赤裸裸的「勾結」，政治家們再也無法忽視對政治獻金與競選財務的立法需求。尤其在水門事件後，尼克松在競選中的腐敗行為，比如用許諾 大使職位換取捐款、用聯邦津貼回報牛奶公司獻金等等，被一同揭發出來。這促成了國會1974年對《聯邦選舉競選法案》幾乎推倒重建式的修訂，其具體舉措包 括：限制支持者的捐款金額；限制候選人與支持者的選舉開支；要求候選人對競選財務信息加以公開；建立聯邦選舉委員會，監管競選財務事宜，等等。
政治獻金=言論自由？
競選法案對競選財務的監管卻遭到了來自憲法的挑戰。1976年「巴克利訴瓦里奧」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肯定了法案中設立個人捐款上限、要求候選人公開競選財務信息的部分，但同時推翻了其對競選開支的限制。
最高法院認為，為政治事務花錢，是言論自由的體現，限制候選人或支持者的競選開支，等於限制了他們充分表達自己政治觀點的權利；相反，對個人捐款的限制並不傷害言論自由，因為捐款只是象徵性地表達支持的方式，除了捐款之外，人們還可以有其它表達政治觀點的渠道。
此判決構成了此後三十年美國競選財務體系的憲法基礎，但這一判決也引發了各方批評。一方面，在自由至上主義的擁躉們看來，限制個人捐款金額同樣是對 言論自由的侵犯；另一方面，以約翰·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義者則認為，最高法院以言論自由為依據取消對競選開支的限制，是錯誤地理解了言論自由的性 質。
他們認為，言論自由不是要比拚對言論渠道的購買力，而是要讓公民有更公平的集會表達觀點。否則，在鋪天蓋地的信息轟炸下，普通公眾形式上的言論自由又有多少實質意義呢？
除此之外，既限制個人捐款又放任競選開支的做法，還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果：當中產出身的候選人在競選財務上受到諸般掣肘之時，富豪之家卻可以隨意動用資產參與競選，選舉將越來越成為富人的遊戲，民主政治的質量將大大受到損害。
1987年，聯邦房貸銀行理事會懷疑「林肯儲蓄貸款中心」存在賬目問題，但準備發起的調查遭到五位參議員的聯手阻撓而不了了之。兩年後林肯儲蓄貸款 中心破產，造成超過30億美元的損失，無數儲戶流落街頭。媒體隨即發現，基丁正是這五位參議員的長期支持者，為他們的競選累計投入了130萬美元以上的 「軟錢」（軟錢指不直接捐款給候選人，而是以酬勞基層組織者、租車運送選民投票、製作所謂「議題廣告」等方式助選的資金）。
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麥凱恩也是五人之一，並因此遭到參議院倫理委員會調查批評。這件事使他深受觸動，在此後的數年中，他與民主黨參議員羅素·法因戈爾德共同投入了《兩黨競選改革法案》的起草工作，並推動該法案在2002年獲得通過。
「改革法案」禁止任何全國性的政黨在競選中募集或支用不受《聯邦選舉競選法案》上限制約的資金，同時禁止企業、工會以及其他非營利性團體在初選前30天或大選前60天內資助任何與競選有關的，或變相詆毀候選人的「議題廣告」。
不過，對個人政治捐款的限制就已經深感不滿的保守派，更別指望他們對要求更嚴厲監管的改革法案有好臉色。法案剛剛在國會通過，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切·麥康內爾就把它告上了法庭；2003年，最高法院判決《改革法案》絕大部分內容符合憲法，改革派獲得了暫時的勝利。
意識形態分裂下的難題
近年來，美國的意識形態分裂日趨嚴重，無論支持自由至上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又稱「保守派」），還是支持自由平等主義與文化進步主義的民主黨（又稱「自由派」），都有在重大議題上極端化的趨勢，其中又以共和黨為甚。
2006年，最高法院人事變動：中間派大法官桑德拉·奧康納退休，接任他的是保守派法官，使得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獲得了「五比四」的穩定多數。
政治獻金問題此後風雲突變。從2007年起，最高法院將改革法案的內容幾乎否決殆盡。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公民聯合組織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作出終審裁決，稱企業、工會、財團與個體公民一樣擁有言論自由，它們在競選中的「獨立開支」不受限制。
這意味著，企業和社團可以無上限地使用資金進行支持候選人的活動，只要不把錢直接捐給候選人即為合法。於是，「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簡稱「超委會」）應運而生。
超委會最大的「特權」是，它的政治花銷可以無上限，它向企業、團體或個人的籌款活動也無上限！儘管它在名義上獨立於候選人，不能對候選人或某個政黨的競選活動進行直接捐助，但誰都知道，所謂「獨立」是怎麼回事。
羅姆尼選擇保羅·瑞恩作為自己的競選搭檔之後僅三天，瑞恩便飛往拉斯維加斯，與賭博業大亨謝爾頓·阿德爾森閉門會談。阿德爾森迄今為支持羅姆尼的超 委會注入資金超過1000萬美元，而他表態說要「花掉1億美元」。1億美元不是小數，萬一羅姆尼敗選，這些錢就打了水漂；但考慮到一旦羅姆尼當選並推行瑞 恩鼓吹的減稅方案，阿德爾森將從中獲得20億美元左右的「實惠」。這筆投資還是值的。
在美國各地，」超委會」迅速崛起。據統計，2010年中期選舉時，共有84個超委會出資，總計6500萬美元；而2012年選舉中，截至8月底，已有797個超委會參與，開支超3.49億美元。其中，60%以上的資金都出於100位左右的金主之手。
但超委會畢竟還要依法公開財務信息，對政治投資人而言並非「完美」。他們很快發現，最高法院的判決加上稅法第501（c）4款的漏洞，還為暗箱操作留出了足夠空間——該條款規定，「非營利社會福利團體」不但可以任意為競選募捐和開支，還不必公開資金來源。
於是，「501（c）4團體」變成了超級「超委會」。2012年6月，安泰保險集團無意中洩露信息，顯示該集團儘管在公開場合一直表態支持奧巴馬的 醫保改革，私下卻為若干「501（c）4團體」注資達700萬美元之多，令其製作廣告，攻擊那些支持醫保改革的議員。有分析表明，超委會的競選支出已經遠 遠高於兩黨的競選支出。而僅僅是「十字路口GPS」和「追求繁榮的美國人」這兩個親共和黨的「501（c）4團體」，在電視廣告方面的開支已經超過了所有 其他超委會的電視廣告支出。
事實上，最高法院在「公民聯合案」的判決中，主張任何團體都公開競選財務信息。為了遏制「501（c）4團體」帶來的惡果，一些議員還於2010年 起草了《公開選舉支出方能強化民主法案》。不幸的是，「公開法案」儘管在眾議院中驚險地獲得通過，卻在參議院中，由於共和黨議員集體阻撓，最終胎死腹中。
意識形態嚴重對立，使得兩黨在美國國會幾乎難以在任何重大問題上妥協。比如，聯邦選舉委員會本該在競選財務改革上起到關鍵作用，但由於六人委員會中兩黨提名者各佔3席，而任何決策必須要4票才能通過，因此近年來委員會一直處於半癱瘓狀態。
另外，候選人和政黨的自身利益糾葛也使得競選財務改革舉步維艱。最終變革的動力還是要落到民意上。據皮尤研究中心年初的調查顯示，在對「聯合公民 案」有所瞭解的人中，不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選民，都有60%以上認為超委會對2012年大選造成了極為負面的影響，而只有不到20%認為它起到了正面作 用。
或許就像加菲爾德總統遇刺推動了公務員制度改革、水門事件與基丁五人組醜聞分別促成兩個選舉改革法案一樣，下一次醜聞的爆發，才會成為美國競選財務制度改革重新啟動的契機。
眼下，時鐘已經在滴答作響。
（南方週末實習生謝佳熹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