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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初春,《商業周刊》團 隊飛往柏林,半個月的探訪,只希望解答一個謎題:是誰,解開了柏林的魔咒? 時間倒回二○○一年,「柏林破產了!」英國《衛報》形容。當時,柏林一個城市的負債金額,竟相當於摩洛哥一個國家的GDP水準,人口流失三分之一,GDP 成長率只剩下全國的三分之一。更慘的是,柏林竟然是全歐洲四十四個國家中,唯一比國內其他城市還要窮困的首都,而且,竟然是在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發生! 但十年時間,柏林竟從歐洲之恥翻身,「歐洲新矽谷」、「柏林的科技創業為經濟帶來希望」、「創投焦點走向柏林」、「柏林就是未來」,國際媒體CNN、《紐 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等評論。 柏林,成為金融海嘯期間,唯一就業率向上成長的歐洲首都。近五年平均GDP成長率竟是德國的三倍。 戰爭帶來的詛咒……淪為列強「樣品屋」,毫無產業可言 我站在斑駁、充滿塗鴉的柏林圍牆前,找尋答案。這裡是波茨坦廣場,一九二○年代歐洲最繁華的廣場,也是全歐第一個交通號誌站起之地。但在兩次大戰及冷戰摧 殘中,繁榮和先進,卻化成近一世紀的衰敗,大型企業如西門子等,都因戰亂遷離,德國前三十大上市公司,沒有一家將主要生產基地放在柏林。 一九八九年圍牆終於倒下,但柏林已成為美、蘇兩陣營想顯現經濟實力的「樣品屋」:一個空有兩座動物園、四個機場的空殼城市。當法蘭克福受惠於金融業,慕尼 黑靠著汽車業致富時,「我們幾乎沒有產業可言……,」柏林市政府經濟部官員瓦樂(Ingrid Walther)低頭嘆道。 舉債下忍辱求生……統一後忙蓋大樓,人口卻大量流出 大幅落後的柏林,不是沒想過要奮起求生。一九九○年,柏林想成為「歐洲首都」,因而舉債開發,八年內,柏林新增了七百萬平方公尺的辦公空間,等於蓋了近二 十棟的台北一○一,但柏林卻面臨大量人口外流,從一九九五年開始後的十年,柏林人口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唯一平均成長率為負的首都, 空屋率高出倫敦一倍以上。 惡性循環自此展開,「那都是我們自己的錯,」瓦樂說。不切實際的政策,造成至今都讓柏林人難忘的一幕。 搞出千億錢坑,柏林愛樂強烈抗議 二○○一年春天,柏林愛樂表演廳坐滿觀眾,當表演進入尾聲,突然,雙簧管樂手站了起來,帶著樂器,收拾樂譜,步下舞台。接著是小號、低音大提琴和各聲部樂 手逐一跟上,只剩兩把小提琴高亢卻孤獨的琴聲,然後戞然而止。安靜,是這一百二十歲的樂團最激烈的抗議。 那一年,是柏林遇上二戰後的最大財政危機,背著相當於新台幣一千二百億元的負債(以當年匯率計算),柏林愛樂的預算凍結,市府廣場上的噴水池也被迫關上, 柏林市長下台。 我站在Mitte區Rosenthaler廣場的地鐵站,這裡是東、西柏林的交界處,人們曾一度稱呼它是「鬼站」。它過去破敗如廢墟,今日,卻成為新開發 計畫與新移民的首選。 手上的資料告訴我,二○○四年,柏林決定把文創與科技結合,打造跨界文創產業,這或許是轉機。但關鍵還是一群「野孩子」。 「野孩子」(wild child),CNN形容從世界各地進駐柏林的科技新創團隊,「越來越少規則,越來越多混亂,沒有秩序,而且他們長得很快!」 野孩子捎來轉機……各國新創團隊,帶著點子齊聚柏林 就是他們,讓荒蕪的柏林長出花朵,在旱地中成就了一個新矽谷! 二○○四年起,柏林創造就業機會的速度,首次超越全國;去年底,柏林失業率創十五年新低,完全無懼金融海嘯陰影。 二月十七日晚上九點,氣溫不到零度。 「我們歡迎來自台灣的《商業周刊》!」台下各種顏色的面孔,好奇看著我。走進柏林西南方一個安靜的住宅區內,一間從一九三○年代就廢棄的老戲院,這裡正舉 辦新創公司的跨國派對。 這是我與這群野孩子們的第一次見面。 戲院不大,破掉的木頭地板散著霉味,除了臨時的紅色暖氣燈,掛在牆上的地燈是唯一光源,舞台上則輪番由十五個團隊上台,推銷自己公司,「報名不到一個小時 就滿了,」邀請我們的網路媒體Venture Village總編輯茵柏(Marguerite Imbert)說。當這群口音各異的年輕人推銷自己創意時,台下還坐著來自倫敦、美國的評審,視訊鏡頭的另一端,則是與美國介紹新創團隊的電視節目 Twist現場連線。 「東西方的人才都在這裡,技術背景很強,而且,他們很便宜!」目前在柏林進行投資的社群網站LinkedIn共同創辦人科勒(Matt Cohler)觀察。不只是他,包括投資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Groupon、Zynga等投資人,也都已入股柏林的新創 團隊。 和美國矽谷別苗頭,吸走創投資金 人來了!錢也來了!單以投入柏林的創投資金來看,二○一一年前三季柏林新創團隊所獲得的投資金額,比二○○九年全年度成長一八○%,這些資金有八成來自國 外。相較之下,二○一一年美國矽谷初創企業及種子資金投資金額,卻比二○一○年銳減四八%,等於少了八億四千萬美元。 柏林,也成為了媒體口中的歐洲新矽谷!「沒有任何理由,柏林不會出現像Skype這樣的公司,」Skype共同創辦人詹思壯(Niklas Zennstrom)說。 「一旦生態建立起來了,創投、天使投資人、媒體、公關公司都會跟著過來,」剛將總部從漢堡移至柏林的德國創投公司EarlyBird合夥人奧里瑞 (Ciaran O'Leary)說。 這群野孩子現在已經在柏林做起全世界的生意,如世界最大聲音分享平台SoundCloud創辦人來自瑞典,全球有一千二百萬個會員。他們的辦公室,都在 Mitte區中,「這條街上,就有三、四十家startups(新創公司),」軟體公司EyeEm創辦人邁斯尼(Florian Meissner)說。「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城市正在發生什麼,很快、很亂!」來自英國的網路媒體Silicon Allee總編輯奈特(Dave Knight)說。 這群野孩子,為什麼來到柏林?第一個理由,竟是柏林的窮困造成的低物價。 窮困造成的便宜,成了創業天堂 「以前,那裡太便宜了,」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珍奈特‧梅克兒(Janet Merkel)說。 二○一○年第四季,柏林房價每平方公尺售價三百二十六美元,慕尼黑四百六十九美元,倫敦則高達九百一十五美元。低房價竟對因為App經濟崛起的網路創業家 而言,造成高吸引力。 「成本低,為新創團隊換來的是更多的時間,」矽谷出身的新創團隊培育公司Startup Weekend創辦人尼爾森(Clint Nelson)說。新的App經濟中,創業地點不再是問題,如憤怒鳥團隊從芬蘭就能紅遍全世界。 在柏林的一座廢棄游泳池,我看到這群野孩子怎樣「善用」這曾被拋棄的城市。走過滿是啤酒瓶的大堂,先是從更衣室改造成的寄物櫃間,再穿過滿是塗鴉的淋浴 間,一個網路應用比賽的現場映入眼簾。 這裡,上百人「躺」在游泳池底。扶著本是入水用的鐵梯子走下,邁斯尼指著現場參加者說,「他們是來自東歐、巴黎、倫敦的攝影師、程式設計師。」兩天一夜的 活動,現場分隊,讓各工程師和攝影師合作,在三十六小時開發出與攝影功能有關的應用服務。 為什麼選在廢棄游泳池?「這裡很便宜啊,而且很酷!」邁斯尼說。而且「你看,那些東歐的軟體人才,超級厲害的!」 邁斯尼點出,野孩子來到柏林的第二個原因——開放而造成的多元人才。 習慣開放,外國人竟達四分之一 「我們有一百九十個國籍的人在柏林,你能相信嗎?」柏林市政府秘書長波寧(Bjoern Boehning)接受本刊專訪時說。 柏林初始的開放,是因為無奈。「柏林人很習慣外國人來了,新東西也是……,就算不接受,當英美蘇法進駐之後,你也得習慣了,」研究機構Alexander von Humboldt社會與網路研究中心教授許豪爾(Thomas Schildhauer)說。而後,人口的流入,讓柏林很自然成為民族熔爐,「自一九九○年至今,柏林外來人口超過了一百萬,取代移出、死亡的柏林人,」 《經濟學人》直指。 柏林,二戰時不容異己的納粹發源地,經過七十三年磨難,竟成為外來人口達四分之一,全球第二多土耳其人的城市。 柏林市長沃維萊特(Klaus Wowereit)回想,現在已連任做了三屆、超過十年的市長,在大選前公開出櫃的話:「我的確是同性戀,而那很好。」 「那絕對不是容易的,但現在,那根本已不是個議題了,」沃維萊特說。去年,新形態的網路政黨海盜黨(Pirate Party),就是在柏林選舉中首次獲得大勝。 柏林,包容人,也包容各種創新。 包容荒謬,變各種點子的實驗場 天使投資人、也是電子書出版公司Txtr創辦人邁爾(Christophe Maire)說,「柏林的近代史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這裡的人聽到你荒謬的想法,絕對不會笑,他還會問你需不需要夥伴?」 聲音分享平台SoundCloud創辦人梁(Alexander Ljung)舉例,他的朋友想在柏林辦歐洲拳擊棋賽(Chess boxing),一種拳擊和西洋棋戰交互進行的運動,選手先下棋幾分鐘,然後立刻緊接著上場打拳擊,動腦又動手的荒謬想法讓人噴飯,但至今此運動在柏林已 成風潮,並延燒到法國、英國、荷蘭、美國,「他就這麼成功了!」梁笑著說。 「所有德國的年輕人都知道,如果想要做些什麼新的東西,柏林,就是我的選擇,」邁斯尼說。 柏林,變成了各種創業點子的實驗場。根據德國政府二○一○年的統計,每一萬個居民中成功創業的比率,柏林高居全國之冠。 當我走進位於柏林東南方的共同工作室(Co-Working space)——Betahaus,這棟六層樓的建築裡就藏著上百個點子。年輕人帶著點子來、租個位置,就能做全球生意。如BetterTaxi的三人團 隊,讓你在台北市面積三‧三倍大的柏林,可以和路人共享計程車。 柏林如何解開詛咒的拼圖,越來越完整,但政府呢?政府在這段野孩子瘋狂走入柏林的過程中,做了什麼? 柏林政府做對了一件事情,他們「沒」做太多事! 「對我們來說,他們(指野孩子)是柏林難得一見的轉機,」瓦樂回答,有如奇蹟出現,「我們大家都很意外,我們一定要留住他們。」沒錯,柏林政府是當這群新 創團隊進入柏林後才頓悟:翻身機會來了! 政府深刻的反省……擬跨界政策,幫忙製造人才 柏林政府謹記上次強勢主導後的教訓,二○○五年開始,「這整座城市也把自己當作新創團隊了,」鑽研柏林創意產業政策的梅克兒觀察,柏林政府花了三年時間傾 聽,直到二○○七年,才推出具體政策。他們發現,創業家們需要跨界創新,而柏林政府不是急著蓋大樓,而是幫忙製造人才。 畫面轉到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這個有兩百年歷史的大學,培育了二十九個諾貝爾獎得主。從去年起,與柏林科技大學和藝術學院,三間加起來超過七百歲的大學,首次開放跨校 選課,「現在學音樂的,也想學寫程式啊!」許豪爾說,去年,已有一百五十位音樂家學會寫程式。 「因為你(柏林政府)接受了你很弱,所以就會重新去想該怎麼做?」許豪爾說。 柏林新經濟再起……人均專利數,已超越勁敵倫敦 我們來到柏林地標之一的國會大廈,二次戰後幾乎半毀的淺褐色建築,重建時被戴上玻璃圓形拱頂,在二月時,難得的陽光從屋頂灑落,藍色的天空,明亮了這個以 嚴冬聞名的首都。 很難想像,兩天前,冬天的最後一場雪,幾乎把這城市掩蓋。就像柏林,沒想過有一天,自己還有能力與七十年來的悲慘記憶和解。 現在的柏林,城市GDP絕對金額雖不及倫敦,但近百年來的磨難,讓它等於從崩毀的工業城市,由無到有的重建,變文創城市(二○一一年創意產業產值已占 GDP二七‧三%),也成為竄起最快的文創新星,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的「創意產業暨創新研究中心」所做的創意產業競爭力評比,創意產業適任人才 (qualified people)占總人口比率項目,柏林高出倫敦七個百分點,達到六三%,創意產業公司種類和人均專利數,柏林都超過倫敦。 一個多元包容的城市,碰上新經濟的崛起,再加上一個深刻反省過的政府,成就了今日的柏林,解答的拼圖趨於完整。 但梅克兒,這位三十歲出頭的研究員與我的對話,替我找到最重要的一塊拼圖——柏林人不自我放棄的信念從何來? 這是我與她的對話。 「你會想創業嗎?」我隨意問。 「快了,時機差不多了,」她認真回答。 「那失敗怎麼辦?你不怕?你工作不是很好嗎?」我好奇。 「但你要我不去實現它,我會覺得很痛苦,而且我找不到不做的理由,」她吐了一口菸,兩手一攤。 她說,在柏林,「失敗並不可恥,平庸的苦悶,才是(可恥)。」 這種一直想改變現狀的思考,其實很不「德國」。「德國人就是比較保守,比較容易著重在風險上,」網路媒體deutsche-startups.de主編胡 辛(Alexander Hüsing)說,這也是過去德國科技新創事業無法獲得發展的主因。 「因為,我們總覺得自己還會失去什麼,」負責為柏林對外招商的Berlin Partner主任庫平(Alexander Koelpin)解釋。 但是,「一無所有」的經歷,成為柏林最大的資產,讓這個城市包容、多元、無所懼,打破了過去德國民族性格的限制。最後,柏林擊潰了百年來的詛咒,終於迎向 新生。 這就是柏林用一世紀的曲折命運,告訴我們的故事。它告訴我們的太多:我們可以相信,困境與希望,真的只在一念之間。 也可以問問自己,是不是非要走到如柏林般「一無所有」的絕境,才能看到開放與無懼的價值? 我們,可不可以現在就替自己鬆綁,然後,勇敢的闖出一條新路! 【延伸閱讀】悲情城市,蛻變歐洲新矽谷 柏林發展大事紀 1939-1989戰敗國遭瓜分1945二次大戰結束,德國投降,柏林5萬棟房屋被炸毀,柏林面臨被美英法蘇瓜分命運1953東德在蘇聯索求近700億馬 克賠款的情況下,經濟一蹶不振1961柏林圍牆築起,切斷東、西柏林間的交通 1990-2000經濟垂死掙扎1990東、西德統一1996工業崩潰,柏林共失去20萬個工業工作機會1997柏林GDP成長率衰退至-1.3%,是相 對德國經濟表現最差的一年1998過度建設,造成150萬平方公尺的閒置辦公空間,居德國之冠 2001-2004重定產業方向2001柏林政府負債800億馬克,幾乎破產。改由左派的沃維萊特接任市長至今2004確認創意產業及數位科技為柏林優 勢,把兩者融合,提出跨界政策定位 2005-2008文創投資扎根2005政府花3年時間,由下而上深入了解創意產業,聆聽需求2007推出風險投資基金及創業輔導計畫等政策 2009-迄今 逆轉勝寫傳奇2009 柏林成為歐洲前5大經濟體中,唯一就業率向上成長的首都2010 GDP總額較20年前成長1倍,創意產業總產值占柏林GDP達26.82%2011失業率12.3%,創下近15年新低 資料來源:德國聯邦統計局、柏林暨布蘭登堡統計局、Project Future、衛報、大紀元、維基、德國之聲整理:陳筱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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