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一二年初春，《商業周刊》團 隊飛往柏林，半個月的探訪，只希望解答一個謎題：是誰，解開了柏林的魔咒？ 時間倒回二○○一年，「柏林破產了！」英國《衛報》形容。當時，柏林一個城市的負債金額，竟相當於摩洛哥一個國家的GDP水準，人口流失三分之一，GDP 成長率只剩下全國的三分之一。更慘的是，柏林竟然是全歐洲四十四個國家中，唯一比國內其他城市還要窮困的首都，而且，竟然是在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發生！ 但十年時間，柏林竟從歐洲之恥翻身，「歐洲新矽谷」、「柏林的科技創業為經濟帶來希望」、「創投焦點走向柏林」、「柏林就是未來」，國際媒體CNN、《紐 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等評論。 柏林，成為金融海嘯期間，唯一就業率向上成長的歐洲首都。近五年平均GDP成長率竟是德國的三倍。 戰爭帶來的詛咒……淪為列強「樣品屋」，毫無產業可言 我站在斑駁、充滿塗鴉的柏林圍牆前，找尋答案。這裡是波茨坦廣場，一九二○年代歐洲最繁華的廣場，也是全歐第一個交通號誌站起之地。但在兩次大戰及冷戰摧 殘中，繁榮和先進，卻化成近一世紀的衰敗，大型企業如西門子等，都因戰亂遷離，德國前三十大上市公司，沒有一家將主要生產基地放在柏林。 一九八九年圍牆終於倒下，但柏林已成為美、蘇兩陣營想顯現經濟實力的「樣品屋」：一個空有兩座動物園、四個機場的空殼城市。當法蘭克福受惠於金融業，慕尼 黑靠著汽車業致富時，「我們幾乎沒有產業可言……，」柏林市政府經濟部官員瓦樂（Ingrid Walther）低頭嘆道。 舉債下忍辱求生……統一後忙蓋大樓，人口卻大量流出 大幅落後的柏林，不是沒想過要奮起求生。一九九○年，柏林想成為「歐洲首都」，因而舉債開發，八年內，柏林新增了七百萬平方公尺的辦公空間，等於蓋了近二 十棟的台北一○一，但柏林卻面臨大量人口外流，從一九九五年開始後的十年，柏林人口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唯一平均成長率為負的首都， 空屋率高出倫敦一倍以上。 惡性循環自此展開，「那都是我們自己的錯，」瓦樂說。不切實際的政策，造成至今都讓柏林人難忘的一幕。 搞出千億錢坑，柏林愛樂強烈抗議 二○○一年春天，柏林愛樂表演廳坐滿觀眾，當表演進入尾聲，突然，雙簧管樂手站了起來，帶著樂器，收拾樂譜，步下舞台。接著是小號、低音大提琴和各聲部樂 手逐一跟上，只剩兩把小提琴高亢卻孤獨的琴聲，然後戞然而止。安靜，是這一百二十歲的樂團最激烈的抗議。 那一年，是柏林遇上二戰後的最大財政危機，背著相當於新台幣一千二百億元的負債（以當年匯率計算），柏林愛樂的預算凍結，市府廣場上的噴水池也被迫關上， 柏林市長下台。 我站在Mitte區Rosenthaler廣場的地鐵站，這裡是東、西柏林的交界處，人們曾一度稱呼它是「鬼站」。它過去破敗如廢墟，今日，卻成為新開發 計畫與新移民的首選。 手上的資料告訴我，二○○四年，柏林決定把文創與科技結合，打造跨界文創產業，這或許是轉機。但關鍵還是一群「野孩子」。 「野孩子」（wild child），CNN形容從世界各地進駐柏林的科技新創團隊，「越來越少規則，越來越多混亂，沒有秩序，而且他們長得很快！」 野孩子捎來轉機……各國新創團隊，帶著點子齊聚柏林 就是他們，讓荒蕪的柏林長出花朵，在旱地中成就了一個新矽谷！ 二○○四年起，柏林創造就業機會的速度，首次超越全國；去年底，柏林失業率創十五年新低，完全無懼金融海嘯陰影。 二月十七日晚上九點，氣溫不到零度。 「我們歡迎來自台灣的《商業周刊》！」台下各種顏色的面孔，好奇看著我。走進柏林西南方一個安靜的住宅區內，一間從一九三○年代就廢棄的老戲院，這裡正舉 辦新創公司的跨國派對。 這是我與這群野孩子們的第一次見面。 戲院不大，破掉的木頭地板散著霉味，除了臨時的紅色暖氣燈，掛在牆上的地燈是唯一光源，舞台上則輪番由十五個團隊上台，推銷自己公司，「報名不到一個小時 就滿了，」邀請我們的網路媒體Venture Village總編輯茵柏（Marguerite Imbert）說。當這群口音各異的年輕人推銷自己創意時，台下還坐著來自倫敦、美國的評審，視訊鏡頭的另一端，則是與美國介紹新創團隊的電視節目 Twist現場連線。 「東西方的人才都在這裡，技術背景很強，而且，他們很便宜！」目前在柏林進行投資的社群網站LinkedIn共同創辦人科勒（Matt Cohler）觀察。不只是他，包括投資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Groupon、Zynga等投資人，也都已入股柏林的新創 團隊。 和美國矽谷別苗頭，吸走創投資金 人來了！錢也來了！單以投入柏林的創投資金來看，二○一一年前三季柏林新創團隊所獲得的投資金額，比二○○九年全年度成長一八○％，這些資金有八成來自國 外。相較之下，二○一一年美國矽谷初創企業及種子資金投資金額，卻比二○一○年銳減四八％，等於少了八億四千萬美元。 柏林，也成為了媒體口中的歐洲新矽谷！「沒有任何理由，柏林不會出現像Skype這樣的公司，」Skype共同創辦人詹思壯（Niklas Zennstrom）說。 「一旦生態建立起來了，創投、天使投資人、媒體、公關公司都會跟著過來，」剛將總部從漢堡移至柏林的德國創投公司EarlyBird合夥人奧里瑞 （Ciaran O'Leary）說。 這群野孩子現在已經在柏林做起全世界的生意，如世界最大聲音分享平台SoundCloud創辦人來自瑞典，全球有一千二百萬個會員。他們的辦公室，都在 Mitte區中，「這條街上，就有三、四十家startups（新創公司），」軟體公司EyeEm創辦人邁斯尼（Florian Meissner）說。「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城市正在發生什麼，很快、很亂！」來自英國的網路媒體Silicon Allee總編輯奈特（Dave Knight）說。 這群野孩子，為什麼來到柏林？第一個理由，竟是柏林的窮困造成的低物價。 窮困造成的便宜，成了創業天堂 「以前，那裡太便宜了，」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珍奈特‧梅克兒（Janet Merkel）說。 二○一○年第四季，柏林房價每平方公尺售價三百二十六美元，慕尼黑四百六十九美元，倫敦則高達九百一十五美元。低房價竟對因為App經濟崛起的網路創業家 而言，造成高吸引力。 「成本低，為新創團隊換來的是更多的時間，」矽谷出身的新創團隊培育公司Startup Weekend創辦人尼爾森（Clint Nelson）說。新的App經濟中，創業地點不再是問題，如憤怒鳥團隊從芬蘭就能紅遍全世界。 在柏林的一座廢棄游泳池，我看到這群野孩子怎樣「善用」這曾被拋棄的城市。走過滿是啤酒瓶的大堂，先是從更衣室改造成的寄物櫃間，再穿過滿是塗鴉的淋浴 間，一個網路應用比賽的現場映入眼簾。 這裡，上百人「躺」在游泳池底。扶著本是入水用的鐵梯子走下，邁斯尼指著現場參加者說，「他們是來自東歐、巴黎、倫敦的攝影師、程式設計師。」兩天一夜的 活動，現場分隊，讓各工程師和攝影師合作，在三十六小時開發出與攝影功能有關的應用服務。 為什麼選在廢棄游泳池？「這裡很便宜啊，而且很酷！」邁斯尼說。而且「你看，那些東歐的軟體人才，超級厲害的！」 邁斯尼點出，野孩子來到柏林的第二個原因——開放而造成的多元人才。 習慣開放，外國人竟達四分之一 「我們有一百九十個國籍的人在柏林，你能相信嗎？」柏林市政府秘書長波寧（Bjoern Boehning）接受本刊專訪時說。 柏林初始的開放，是因為無奈。「柏林人很習慣外國人來了，新東西也是……，就算不接受，當英美蘇法進駐之後，你也得習慣了，」研究機構Alexander von Humboldt社會與網路研究中心教授許豪爾（Thomas Schildhauer）說。而後，人口的流入，讓柏林很自然成為民族熔爐，「自一九九○年至今，柏林外來人口超過了一百萬，取代移出、死亡的柏林人，」 《經濟學人》直指。 柏林，二戰時不容異己的納粹發源地，經過七十三年磨難，竟成為外來人口達四分之一，全球第二多土耳其人的城市。 柏林市長沃維萊特（Klaus Wowereit）回想，現在已連任做了三屆、超過十年的市長，在大選前公開出櫃的話：「我的確是同性戀，而那很好。」 「那絕對不是容易的，但現在，那根本已不是個議題了，」沃維萊特說。去年，新形態的網路政黨海盜黨（Pirate Party），就是在柏林選舉中首次獲得大勝。 柏林，包容人，也包容各種創新。 包容荒謬，變各種點子的實驗場 天使投資人、也是電子書出版公司Txtr創辦人邁爾（Christophe Maire）說，「柏林的近代史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這裡的人聽到你荒謬的想法，絕對不會笑，他還會問你需不需要夥伴？」 聲音分享平台SoundCloud創辦人梁（Alexander Ljung）舉例，他的朋友想在柏林辦歐洲拳擊棋賽（Chess boxing），一種拳擊和西洋棋戰交互進行的運動，選手先下棋幾分鐘，然後立刻緊接著上場打拳擊，動腦又動手的荒謬想法讓人噴飯，但至今此運動在柏林已 成風潮，並延燒到法國、英國、荷蘭、美國，「他就這麼成功了！」梁笑著說。 「所有德國的年輕人都知道，如果想要做些什麼新的東西，柏林，就是我的選擇，」邁斯尼說。 柏林，變成了各種創業點子的實驗場。根據德國政府二○一○年的統計，每一萬個居民中成功創業的比率，柏林高居全國之冠。 當我走進位於柏林東南方的共同工作室（Co-Working space）——Betahaus，這棟六層樓的建築裡就藏著上百個點子。年輕人帶著點子來、租個位置，就能做全球生意。如BetterTaxi的三人團 隊，讓你在台北市面積三‧三倍大的柏林，可以和路人共享計程車。 柏林如何解開詛咒的拼圖，越來越完整，但政府呢？政府在這段野孩子瘋狂走入柏林的過程中，做了什麼？ 柏林政府做對了一件事情，他們「沒」做太多事！ 「對我們來說，他們（指野孩子）是柏林難得一見的轉機，」瓦樂回答，有如奇蹟出現，「我們大家都很意外，我們一定要留住他們。」沒錯，柏林政府是當這群新 創團隊進入柏林後才頓悟：翻身機會來了！ 政府深刻的反省……擬跨界政策，幫忙製造人才 柏林政府謹記上次強勢主導後的教訓，二○○五年開始，「這整座城市也把自己當作新創團隊了，」鑽研柏林創意產業政策的梅克兒觀察，柏林政府花了三年時間傾 聽，直到二○○七年，才推出具體政策。他們發現，創業家們需要跨界創新，而柏林政府不是急著蓋大樓，而是幫忙製造人才。 畫面轉到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這個有兩百年歷史的大學，培育了二十九個諾貝爾獎得主。從去年起，與柏林科技大學和藝術學院，三間加起來超過七百歲的大學，首次開放跨校 選課，「現在學音樂的，也想學寫程式啊！」許豪爾說，去年，已有一百五十位音樂家學會寫程式。 「因為你（柏林政府）接受了你很弱，所以就會重新去想該怎麼做？」許豪爾說。 柏林新經濟再起……人均專利數，已超越勁敵倫敦 我們來到柏林地標之一的國會大廈，二次戰後幾乎半毀的淺褐色建築，重建時被戴上玻璃圓形拱頂，在二月時，難得的陽光從屋頂灑落，藍色的天空，明亮了這個以 嚴冬聞名的首都。 很難想像，兩天前，冬天的最後一場雪，幾乎把這城市掩蓋。就像柏林，沒想過有一天，自己還有能力與七十年來的悲慘記憶和解。 現在的柏林，城市GDP絕對金額雖不及倫敦，但近百年來的磨難，讓它等於從崩毀的工業城市，由無到有的重建，變文創城市（二○一一年創意產業產值已占 GDP二七‧三％），也成為竄起最快的文創新星，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的「創意產業暨創新研究中心」所做的創意產業競爭力評比，創意產業適任人才 （qualified people）占總人口比率項目，柏林高出倫敦七個百分點，達到六三％，創意產業公司種類和人均專利數，柏林都超過倫敦。 一個多元包容的城市，碰上新經濟的崛起，再加上一個深刻反省過的政府，成就了今日的柏林，解答的拼圖趨於完整。 但梅克兒，這位三十歲出頭的研究員與我的對話，替我找到最重要的一塊拼圖——柏林人不自我放棄的信念從何來？ 這是我與她的對話。 「你會想創業嗎？」我隨意問。 「快了，時機差不多了，」她認真回答。 「那失敗怎麼辦？你不怕？你工作不是很好嗎？」我好奇。 「但你要我不去實現它，我會覺得很痛苦，而且我找不到不做的理由，」她吐了一口菸，兩手一攤。 她說，在柏林，「失敗並不可恥，平庸的苦悶，才是（可恥）。」 這種一直想改變現狀的思考，其實很不「德國」。「德國人就是比較保守，比較容易著重在風險上，」網路媒體deutsche-startups.de主編胡 辛（Alexander Hüsing）說，這也是過去德國科技新創事業無法獲得發展的主因。 「因為，我們總覺得自己還會失去什麼，」負責為柏林對外招商的Berlin Partner主任庫平（Alexander Koelpin）解釋。 但是，「一無所有」的經歷，成為柏林最大的資產，讓這個城市包容、多元、無所懼，打破了過去德國民族性格的限制。最後，柏林擊潰了百年來的詛咒，終於迎向 新生。 這就是柏林用一世紀的曲折命運，告訴我們的故事。它告訴我們的太多：我們可以相信，困境與希望，真的只在一念之間。 也可以問問自己，是不是非要走到如柏林般「一無所有」的絕境，才能看到開放與無懼的價值？ 我們，可不可以現在就替自己鬆綁，然後，勇敢的闖出一條新路！ 【延伸閱讀】悲情城市，蛻變歐洲新矽谷 柏林發展大事紀 1939-1989戰敗國遭瓜分1945二次大戰結束，德國投降，柏林5萬棟房屋被炸毀，柏林面臨被美英法蘇瓜分命運1953東德在蘇聯索求近700億馬 克賠款的情況下，經濟一蹶不振1961柏林圍牆築起，切斷東、西柏林間的交通 1990-2000經濟垂死掙扎1990東、西德統一1996工業崩潰，柏林共失去20萬個工業工作機會1997柏林GDP成長率衰退至-1.3%，是相 對德國經濟表現最差的一年1998過度建設，造成150萬平方公尺的閒置辦公空間，居德國之冠 2001-2004重定產業方向2001柏林政府負債800億馬克，幾乎破產。改由左派的沃維萊特接任市長至今2004確認創意產業及數位科技為柏林優 勢，把兩者融合，提出跨界政策定位 2005-2008文創投資扎根2005政府花3年時間，由下而上深入了解創意產業，聆聽需求2007推出風險投資基金及創業輔導計畫等政策 2009-迄今 逆轉勝寫傳奇2009 柏林成為歐洲前5大經濟體中，唯一就業率向上成長的首都2010 GDP總額較20年前成長1倍，創意產業總產值占柏林GDP達26.82%2011失業率12.3%，創下近15年新低 資料來源：德國聯邦統計局、柏林暨布蘭登堡統計局、Project Future、衛報、大紀元、維基、德國之聲整理：陳筱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