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1-11/100325165.html
希臘危如累卵未解，意大利又在懸崖邊緣，歐洲債務危機急速趨向總決算時分。多個經濟體的沉浮、歐元區的完整，都被放到了天平上。
這是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時刻。
這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新任總裁，也是這一國際機構的第一位女總裁。此前，她已經先後收穫過多個第一：七國集團中的第一位女性部長、全球最大律師事務所之一的貝克·麥堅時（Baker & McKenzie）的首位女主席。
1956年生於巴黎的書香世家，拉加德的教育和職業生涯橫跨大西洋：在法國勒阿弗爾念中學，而後在美國馬里蘭州的一所女子高中就讀，回到法國取 得法學學士及政治學碩士學位後，在1981年加入貝克·麥堅時，18年後成為公司主席。2005年開始，她回到法國，先後擔任工商部長、農業部長和財政部 長。
成為IMF總裁而再次移居美國不久，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授予拉加德「全球公民獎」（Global Citizen Award），與她分享獎項的是美國參議員克里（John Kerry）和黎巴嫩已故前總理哈里裡（Rafik Hariri）。而在這之前，她已經在福布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排行榜上位列第39，女性中排名第9；《金融時報》則在2009年視拉加德為「歐元區最 佳財長」。
除了傲人的簡歷，拉加德的個人素養也為她帶來「明星范」：素食主義、從不飲酒，膚色古銅、身材頎長；年少時曾是國家花樣游泳隊隊員，1.80米 的身高在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中「一覽眾山小」；穿著時尚幹練——《時尚》雜誌（Vogue）以她為封面，還專門研究了她家衣櫃和化妝品品牌。拉加 德稱得上法式精英教育的樣板。
但在全球決策者眼中，也許更為人樂道的是她直爽和機智幽默的性格、對經典自由主義的執著追求卻不乏務實的態度，以及全球視野和促成交易的手段。
2011年3月初，包括財新《新世紀》在內的中國財經媒體記者來到拉加德在巴黎的辦公室，對她進行集體採訪。談到之前不久的G20財長會議成 果，特別是匯率未能成為衡量全球經濟平衡的「量化指標」之一，當時還是法國財長的拉加德不掩怒氣：「大多數國家都希望能夠包含這一指標，只是因為中國的反 對而沒有實現，我們很失望！」
11月3日—4日的G20峰會上，伴隨著其他成員各自「領取」了行動計劃，中國第一次在該場合承諾，將加大匯率靈活性，逐步減少外匯儲備積累，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賬戶可兌換。
有人曾問她的經濟學理論傾向，出身律師行的拉加德不假思索：「我信亞當·斯密——也就是自由主義。」但這不代表她相信「看不見的手」是完美無瑕的。
2008年秋，法國銀行德克夏集團（Dexia SA）陷入困境，法國、比利時、盧森堡三國政府聯合注資64億歐元將其國有化。代表成為大股東的法國政府，拉加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管理層，「他們太糟了，當然要捲鋪蓋走人。」
那以後，拉加德成為歐洲國家中少有的，除了呼籲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還額外提出要增加金融機構資本金、推進監管改革的決策者之一。今天，在德法 政府紛紛表示希望推遲提高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的氣場之下，她力主歐元區在2012年6月底前，要求系統性重要銀行的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9%。
拉加德相信國際協作。在2009年的一次對話節目中，喜劇脫口秀主持人斯圖爾特（John Stewart）以「二戰」時美國救助法國揶揄拉加德，她卻回應說，「我的理解是當時我們在一條船上，現在也是，要一起度過危機。」
當然，巨大的榮耀光環也伴隨著艱巨的歷史責任，拉加德的工作不簡單。
在她上任IMF總裁後半個月，歐元區各國在7月21日達成了將歐洲穩定基金（EFSF）擴容並改變其運作模式的初步協議，計劃用15年期或30 年期的新債置換希臘到期債務。當時各方認為，雖然方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若能「把罐子沿路踢下去」，希臘債務危機已無大礙。
深知國際談判變數的拉加德當時就顯得極為現實，協議達成後，她反覆強調著一個詞語：「執行（implementation）！執行！執行！」
果然言中。10月26日的歐元區峰會，細化了EFSF擴容的兩種可能方式，私有部門同意「自願」減記希臘債務50%，決策者看到了希望。然而， 就在四天後，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突然宣佈，計劃對包含希臘進一步實施緊縮措施的救助計劃舉行公投。
拉加德立即決定，原定11月上旬發放給希臘的第六期總額80億歐元貸款，「要等到公投結束後，並且是所有不確定性都消除後，才能向IMF執行董事會提請發放。」這在當時意味著，希臘至多堅持到12月中旬即會發生直接違約。
這不是拉加德履新四個月來的第一個「抉擇時刻」，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G20戛納峰會結束不到一週，剛從歐洲過山車式的戲劇性變化中抽身，拉加德已抵達北京。兩天的行程中，她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會面，就國際經濟形勢及中國與IMF合作展開討論。
在抵京當天下午，拉加德即接受本刊專訪。從一國財長變身多邊國際機構負責人，她轉身很快，多了一絲圓通，但犀利詞鋒還在。
有沒有針對希臘違約的應急方案？
「我們的應急方案就是不讓希臘違約」
財新《新世紀》：若希臘出現無序違約，會對歐洲和全球金融市場造成什麼樣的連鎖反應？你有沒有一個針對希臘違約的應急方案？
拉加德：我們的應急方案就是不讓希臘違約。10月26日和27日的歐盟峰會所作出的決定非常清楚——要確保希臘能夠實現改革、提高競爭力、削減一些債務負擔，比如私有部門減記希臘債務50%，還有一個未來幾年內專門針對希臘的共同融資方案，這些都是為了讓希臘「站穩腳跟」。
總之，違約完全不在任何計劃的假設情景之中，一切都是為了避免違約。
財新《新世紀》：有看法認為，歐洲央行應當更多地參與救助，推出美聯儲式的量化寬鬆，發揮最終貸款人的功能。你怎麼看？
拉加德：與過去相比，歐洲央行已經做了很多，比如最近推出的13個月長期流動性工具，新啟動一個400億歐元的擔保債券購買計劃，而此前已經開始在二級市場上持續買入希臘、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國債。
有很多人希望歐洲央行做得更多，特別是在危機時期，還認為歐洲央行應向公眾更好地傳遞貨幣政策信號。我想這些爭論會持續下去。但此時此刻，歐洲央行不認為這些是它的工作。我認為它確實已經做了許多，如果再多做一點，會有幫助。
財新《新世紀》：在應對債務問題上，歐美領導人表現出很難在政治上達成一致。你作為IMF負責人，在與他們一道應對危機的過程中，有沒有因為這些國家缺少政治領導力而產生擔憂或挫敗感？
拉加德：政治領導力是足夠的，問題是應對措施在方式和規模上並不足以解決危機。領導力經常被運用在一國之內，但危機不管邊境線，它超越國家領土，由各種路徑傳染到貿易領域、金融領域。我們所習慣的基於本國的領導力，就不足以應對這些超出國境範圍的問題了。
打個比方，當我們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時，一國法律的著眼點是處理該國某個金融機構的破產問題。這些法律不具備——我懷疑今天也仍然不具備，應 對跨國破產或突然、大規模的資金停擺的能力。因為（這些金融機構）不透明，交易對手是誰也不清楚，還缺乏有權處理國際金融問題的跨境監管機構。
現在，我們正在處理的問題核心不再是金融機構，而是主權債務危機、市場和投資者對這些主權債務的信心。但道理是相同的。
財新《新世紀》：在近期G20峰會第一次公佈的「行動計劃」中，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承諾了非常激進的削減赤字計劃，比如，美國還在提十年內減債4萬億美元，而這已經被認為不太可能實現。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相信，這些計劃是可信或可行的？
拉加德：說是一碼事，做到是另一碼事。必須關注這些計劃的實施。從IMF的角度，我們會有定期、主要是年度 的政策審議，會與這些主要經濟體的決策者會面，對其政策實施做出評價，比如經濟是否在正常軌道上運行，特別是指出執行與承諾之間的差距。「行動計劃」的關 鍵在行動，而不是說大話。
中國貨幣政策可微調
「貨幣政策緊縮不一定非要劇烈、激進，而可以是緩和、審慎的」
財新《新世紀》：你今天（11月9日）上午演講中最有意思的一句話，是說到如果全球經濟出現重大惡化，中國需要進一步放鬆過緊的貨幣政策。你能做進一步解釋嗎？你有沒有得到中國官方就此的回應？
拉加德：我覺得自己還說了許多其他有趣的事情，可能你們不太感興趣？
今天早上，我談論的是亞洲整體。中國至今已經採取的措施是在去年刺激之後，瞄準降低信貸增速，同時著眼於降低通脹和信用質量風險。現在我們看到通脹下行，趨勢是適宜的，目前應當保持。貨幣政策緊縮不一定非要劇烈、激進，而可以是緩和、審慎的。
在接受你們的採訪之前，我剛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會面，並沒有從他那裡聽到對我這政策建議的反對。當然，也許他還沒時間看我的講話稿（笑）。
財新《新世紀》：中國在G20「行動計劃」中承諾，將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如何理解這一承諾的重要性？你希望中國政府如何兌現承諾？
拉加德：完全可兌換以及人民幣國際化，勢必會有助於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子。這將發出一個好的信號。
中國是國際經濟重要角色，是領導者。應該怎麼說呢？中國是如此重要，它的貨幣在這樣一個籃子裡卻沒有體現，總是有些不正常。我不能肯定（人民幣進入SDR）就能夠改變世界經濟的全貌，但這將是一個強有力的信號。
至於執行，當中國政府宣佈一項決策，這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有信心。
財新《新世紀》：近來，關於中國救助歐洲的各種呼聲不絕於耳，G20峰會之前尤為如此。歐洲太大了，不是誰都能救的，但中國能夠起什麼幫助作用？
拉加德：幫助別人就是在幫自己。中國幫助其他國家就是幫助自己。
舉個例子，像中國這樣的出口大國，需要有良好、穩固的客戶群體。希望他們會購買你的產品，月底會按期支付賬單。像歐盟特別是歐元區這樣的一個巨大經濟體，確保他們不至於痛苦到使別的國家也陷入困境，是符合全球經濟利益的。
如果歐元區的問題如此嚴重，以至於損害到與它對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貿易，這都是個糟糕的結果。
財新《新世紀》：過往是金融危機時，發達國家通過IMF援助發展中國家，但近年來出現了逆轉。平時，新興經濟體要借錢給發達經濟體；遇到危機，新興經濟體要通過IMF借錢給發達經濟體。如何理解這一變化？如果未來出現更多更大的金融動盪，IMF需要更多資金，對新興經濟體有何期待？
拉加德：我還沒看到額外的貸款，聽到你提起此事真是太好了（笑）。
言歸正傳，確實有這樣一個方向轉換，新興市場不但在經濟增速上，在全球GDP中的權重，在國際舞台上的發聲以及承擔的責任，恐怕就在我們對話此刻，也在不斷增長。
對於增強IMF的「火力」，一種可能是成員國通過雙邊機製做出貢獻，以雙邊貸款的方式注入到IMF總的資金池。
另一種可能是份額調整，但這並不適用於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因為2010年改革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調整還在進行之中（改革方案已在IMF執董會獲得通過，待187個成員國立法機關批准生效——編者）。
我很樂意看到能有錢進來，然後我們可以談其他項目。但至少一點，如果成員國願意採取雙邊機制貢獻力量，這是完全可行的。
良藥苦口
緊縮政策不可避免帶來痛苦，但要避免針對弱勢群體，不使他們承受太多痛苦
財新《新世紀》：IMF在救助時，通常會要求借款國實施緊縮措施，但有人認為在執行上有「雙重標準」，對亞洲、拉丁美洲比對希臘等發達國家更為嚴厲。你怎樣看待這種批評？IMF又怎樣做到「一碗水端平」？
拉加德：這裡有個誤解。首先，我們的政策就是要一視同仁。由24位成員組成的董事會，在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之間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在那裡，新興市場有非常強的聲音，要求「一碗水端平」，這比發達國家的聲音強烈得多。
實際上，現在你要是問問希臘的普通人，是不是感覺緊縮計劃比較輕鬆，他們一定會不同意。
財新《新世紀》：過去在亞洲和拉美金融危機，現在在希臘，IMF開出的「藥方」都是財政整頓、緊縮措施。過去，這些措施真的起到了好的效果嗎？現在，已經深陷衰退的希臘，會由此獲益嗎？
拉加德：其實，最合適做出評判的恰恰是這些經歷危機、被救助過的國家。在當時，藥方開出來、吃下去，你不會太感激。作為一國政府，你有自己的合法性，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要有藥方。這時候，外人介入，說：「那些都不對，應該有這樣那樣的政策。」換成誰都不會太舒服。
不過，伴隨危機的克服，當這些國家經濟結構得到改善，金融部門推進改革，整頓財政政策，重樹市場信心之後，這些國家往往會說，「下藥時真的很不情願，但很幸運我們走過這個療程。」
昨天我在俄羅斯，會見了總統梅德韋傑夫。在之前的G20峰會上他說，我們不太喜歡這樣，IMF進來說，該做這，該做那，該清理金融業，但這其實是有益的。
亞洲國家確實有不少牴觸情緒，認為IMF過於僵化。但私下裡，很多亞洲國家政府官員都對我說過，這一次危機中，他們之所以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經濟遭受重創，那樣痛苦，很大程度上由於他們改革金融體系、整頓財政之後，現在的經濟更健康。
總之，良藥苦口，但當它起作用的時候——多數情況下都是如此，你就會想到它是有益處的。
還需要補充一點，20年前的政策工具與我們今天設計和使用的有些不同。現在我們加入了社會維度。在確定要實施緊縮措施的同時，就要確保這些措施 不針對弱勢群體、低收入人群、收入不多的打工族，不能使他們承擔太多痛苦。我們在希臘、愛爾蘭救助計劃中，都加入了這一社會維度。我認為，他們會起到幫 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