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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業的轉型發展有其客觀歷史規律。金融深化進程的內在邏輯，決定了商業銀行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轉型。商業銀行發揮主導作用，是金融深化的第一個階段；商業銀行的業務經歷從單一到複雜、從國內到國際的發展歷程，正如中國銀行業當前的處境。

　　從國際經驗來看，如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大危機」後，實行嚴格的金融分業經營制度，商業銀行一直是其金融服務的主導力量。然而，上個世紀60 年代以後，諸如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CD）、貨幣市場共同基金（MMMF）等金融創新的出現，嚴重衝擊了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以及利潤，促使後者不得不轉 型。1986年，上世紀30年代為防止商業銀行惡性競爭而對存款利率進行管制的金融Q條例完全終結，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 （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通過，美國金融業重回混業經營軌道。

　　再如英國，隨著「二戰」後倫敦逐步建立全球性的貨幣、外匯以及貴金融等交易市場體系，英國的商業銀行不再侷限於傳統領域，業務擴展為國際銀團貸款、國際結算、交易清算以及廣義的商人銀行（merchant bank，即投資銀行）等。

　　可見，商業銀行的轉型是應對市場競爭的選擇和結果，這符合現代市場經濟和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

　　從中國當前的國情來看，銀行業的轉型，恰好與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相契合。

　　經過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人均GDP在2010年約44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序列，也面臨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過去30年 「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模式帶來的諸如環境惡化、資源消耗、貧富差距等一系列問題表明，這種模式不可持續，也不可能支撐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因此，中央在「十二五」規劃中，開篇即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實體經濟的轉型發展，離不開銀行業資源配置的轉變和資產負債業務的全方位轉型。

　　銀行業的轉型勢在必行，但該如何轉型？可選擇的路徑有兩條。一條是無限放大虛擬金融，以金融機構獲得短期最大化利潤為目標的道路；另一條則是堅持虛擬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以金融機構實現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道路。

虛擬金融的過度膨脹

　　從英美銀行業的轉型實踐來看，他們最終走向了第一條道路。「贏利交易化、金融虛擬化、監管放鬆化」成為英美銀行業轉型和發展的顯著特點。

　　這一次危機，是否改變了英美銀行業的發展模式？危機始於2008年，歷時已三年，尚未看到解決之道，截至2011年上半年，華爾街多項金融活動的槓桿率明顯高於2008年危機爆發前的水平。

　　比如，Market Watch研究數據表明：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之前，華爾街所持有的衍生產品賬面價值為183萬億美元，是美國經濟規模的13倍。聽起來很瘋狂吧？那麼，現在這個數據是多大呢？約248萬億美元。

　　另外，按照Phillip Davis最近在Seeking Alpha上的文章，「每個月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交易60億桶原油，最後只實際交割3000萬桶，這就是200比1的投機者與消費者的比例。」

　　虛擬金融膨脹的結果是：始於私人部門的風險在被轉移到政府部門後，可能讓後者最終也面臨破產，不但「太大不能倒」，恐怕還「太大救不起」。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歐美各國以史無前例的力度注資金融體系，動用大量公共部門未來的現金流，注入私人部門金融機構，改善了私人部門金 融機構當期的資產負債表，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絕大部分的風險只是從私人部門轉移到了公共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上，並沒有進行徹底的債務重組和處置，也沒有給 予私人部門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經營失誤的經營者必要的懲罰，私人部門金融機構的股東也沒有承擔應有的損失。換言之，這意味著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存量風險。

　　更為嚴重的是，政府期望金融部門能夠將新注入的現金流配置到實體經濟中去，支持實體經濟復甦，同時改善金融機構自身的資產結構和質量。但事與願 違，幾年過去，歐美實體經濟始終缺乏有效需求，失業率高企，結構性問題嚴重，政府量化寬鬆政策下注入金融體系的資金，並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回到了央行 的資產負債表上，同時帶來了通脹的巨大壓力，並破壞了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的健康度。

　　因此，這次金融危機及後續的處理過程及實際效果，確實值得我們問一問：金融深化過程中的英美銀行的轉型道路成功嗎？

從規模到能力的轉變

　　另一條發展道路則要求，商業銀行必須遵循「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目標，明確銀行業的利潤增長最終仍然需要依靠實體經濟的持續發展。

　　未來中國銀行業的轉型發展必須堅持通過支持實體經濟的不斷做強，來實現銀行自身持續發展的目的，而絕不能走虛擬金融自我循環和自我膨脹的道路。

　　中國銀行業轉型發展需要「內外兼修」，共同推動銀行業實現從目前「規模大」到未來「能力強」的轉變。

　　第一，銀行自身必須形成比較競爭優勢。當前中國大部分銀行業機構「大而不強」，沒有走出單純追求規模擴張的發展模式，服務和風險管理能力不強。

　　在資本、盈利、市值和資產規模方面，中國的大型商業銀行都已躋身世界前列。但從公司治理、戰略規劃、運營效率、創新能力、風控水平、服務質量和 客戶滿意度方面，卻依然缺乏比較競爭優勢。在國內市場上，商業銀行無論大小，產品和服務雷同嚴重，差異化競爭意識淡薄，主要以追求規模和競相削價為營銷手 段。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也不盡如人意。比如，在全球眾多金融服務，包括年度公司業務、零售業務、貿易融資、清算或資金交易業務等的排名中，前十名基本沒有 中國金融機構的影子，這顯然與中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國地位並不相稱。

　　因此，如何順應全球經濟金融的「東移」大勢，在與高端製造業、跨境投資貿易以及綜合財富管理等相關的金融服務領域中突破，就是中國銀行業的轉型之道。

　　第二，銀行業的轉型同樣需要得到外部環境的支持。金融業自身是一個資本和智力高度集聚的行業，從其單體來說，只要有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其個體的效率必定是超越社會平均生產率水平的。

　　然而，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啟示就在於，個體理性並不會必然帶來群體的理性，尤其在金融領域，系統性風險往往不可能通過機構單體去加以解決。因此，銀行在轉型發展過程中，需要得到外部力量的有效支持，去幫助其識別和避免可能出現的系統性風險。

　　這裡，監管當局的責任重大，一方面，需要同時遵循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原則，實現這兩個方面的有效結合，並指導銀行業在風險可控、成本可算、信息 有效披露和金融服務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加快創新步伐，不斷推動轉型；另一方面，監管當局也需要加強和銀行業機構的良性互動，貼近市場、貼近機構，瞭解其 業務、產品和商業模式，給銀行業的轉型發展提供最有力支持。

　　作者為上海銀監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