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斷層不消失 經濟還會大地震

2011-9-29  TCW




全球經濟有一些深層斷層,這些斷 層線因為經濟融合而產生。對個別行為人或機構最好的事情,不見得對整個系統最好。不幸的是,我們不知道這些斷層線位在何處,直到危機爆發顯露出來。

其 中一組斷層線來自國內政治壓力,尤其在美國。幾乎每一場金融危機都有政治上的根源,而這無疑每個個案都不同,但無論如何,都屬政治根源,因為需要強大的政 治力量才能克服大部分工業國家已經建立、用於抑制金融過熱的制約與平衡措施;第二組斷層線源自各國之間的貿易失衡,而這和各國過去的成長形態有關;最後一 組斷層線出現在為了挹注貿易失衡,不同類型的金融體系接觸的時候,明確的說,當美國和英國等國家以透明、契約為基礎的保持距離金融體系,對其他許多國家比 較不透明的金融體系提供資金,或接受後者的資金時發生。由於不同的金融體系是以不同的原則運作,而且還包含不同的政府干預形式,每當它們密切接觸,總會扭 曲彼此的運作。所有這些斷層線都會影響金融業的行為,也是我們理解最近這次危機的核心。

貧富不均爆發超額信貸

第一種斷層線最 重要例子,是美國的所得日益不均,因此產生政治壓力推動放寬信用。所得居於最頂層的人,收入難免引人注目。所得最高的一%家庭在一九七六年只占美國總所得 的八‧九%,但到了二○○七年這個數字升高為二三‧五%。換句話說,一九七六到二○○七年間,實質所得每增加一美元,就有五十八美分流進所得最高的一%家 庭。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美國薪資分配中,第九十百分位數勞工(例如企業經理人)的薪資成長速度遠比第五十百分位數勞工(勞工的中位數;一 般來說,指工廠勞工和事務助理)的薪資要快。

中產階級每天都可以感受到薪資原地踏步的痛,以及工作越來越沒保障的不安全感。我們長久以來就 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所得,而是消費。打開天窗說亮話,如果能夠設法讓中產階級家庭的消費趕上別人,也就是說,每隔幾年就買得起新車,以及偶爾來趟異國假 期,或許他們就不會那麼在意每個月的薪資數字文風不動。

這麼一來,所得不均引起的政治反應就是增加對家庭的放款,尤其是低收入戶。消費和就 業增加的效益立竿見影,至於不可避免需要支付的帳單,可以留到以後再說。說來也許諷刺,有史以來,政府如果無法直接化解中產階級更深層的焦慮,總是以放寬 信用為權宜之計。但當財大氣粗的政府極力推動的寬鬆信用,遇上複雜、競爭激烈、不講仁義道德的金融業展現利潤動機,一條深層的斷層線就此產生。

貿 易失衡導致過度依賴

靠舉債促進消費通常有極限,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大國。消費性產品和服務的強勁需求通常會推高物價和通貨膨脹。中央銀行憂 心之餘,接著會提高利率,以抑制家庭借錢的能力和消費的欲望。但是從一九九○年代末到二○○○年代,美國家庭需求的增加,一大部分是從海外加以滿足,例如 德國、日本,以及日益增加的中國。這些國家一向依賴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而且擁有許多備用產能來生產更多產品。這些國家供給產品的能力,反映它們經濟成長 路徑的嚴重缺陷,也就是過度依賴外國消費者。這種依賴是第二條斷層線的來源。

全球經濟相當脆弱,因為傳統的出口國國內需求低,逼得其他國家 必須增加支出。由於出口國有過剩的產品提供給其他國家,忽視家庭債務日益沉重、甚至積極鼓勵家庭負債的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等國,以及缺乏政治意願來控制政 府的民粹主義和工會需求的希臘等國往往大受青睞。最後這些家庭或政府債務偏高的國家再也無法擴增需求,只好痛苦進行全面調整。但只要德國和日本等大國在結 構上傾向於(事實上是需要)出口,它們供給的產品就會湧向世界各地,找尋政策最脆弱或最不自律的國家,引誘它們支出,直到它們負擔不起,於是危機爆發。

經 過一段時間,這些國家產生效率很高的出口導向部門——佳能(Canon)、豐田(Toyota)、三星(Samsung)和台塑(Formosa Plastics)等公司成了世界領導廠商。由於需要在外國市場保有競爭力,出口商莫不提高警覺,全力以赴。但是,雖然全球性競爭限制政府干預出口部門所 造成的有害影響,國內導向的生產部門卻沒有遭到這樣的抑制。銀行、零售商、餐廳和營建公司透過它們對政府政策的影響,成功限制各自行業在國內的競爭。結果 這些行業非常缺乏效率。舉例來說,我們找不到一家日本大銀行的全球性發展能夠匹敵滙豐(HSBC),找不到一家日本零售商 的規模或成本競爭力能追上沃爾瑪(Wal-Mart),找不到一家日本連鎖餐廳的分店數能與麥當勞(McDonald's)互別苗頭。

因 此,即使這些經濟體成長飛速,躋身富國之林,但是當初期的低工資優勢消失,以及出口變得較為困難之後,政治力量強大但非常缺乏效率的國內導向部門開始對內 部經濟構成嚴重限制。這些經濟體不只平常很難靠自己的力量成長,更難在經濟衰退期間,不浪費龐大的支出之下而能刺激國內成長。一旦有人敦促政府支出,它的 自然衝動便是關照影響力強大卻缺乏效率的國內生產商,而這對長期經濟成長沒有什麼助益,因此這些國家只好依賴國外需求,拉它們走出經濟低谷。

金 融干預引起體系衝撞 成長快速的開發中國家以前即使工廠全力運轉以滿足其他地方的需求,通常也不是淨出口國。韓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在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年代初成長快速,大量 投資在機械設備上,而機械設備往往需要從德國和日本進口,這表示它們的對外貿易出現逆差,而且須從世界資本市場借錢來投資。

因此即使由出口 帶動成長的開發中國家,起初也有助於吸收富有出口國的過剩供給。但是開發中國家在一九九○年代歷經一連串金融危機,深切體認到向工業國家大量借錢來挹注投 資無異是自找麻煩。我將說明,為什麼這些經濟體會從協助吸收全球的過剩供給,也搖身成為淨出口國,使得問題雪上加霜:它們的金融體系運作原則基本上與它們 的金主不同,這兩者之間格格不入,就成為斷層線的來源,向海外借款以支撐投資和經濟成長對它們而言是極為危險的。

當保持距離金融體系 (arm's length financial system)的工業國家民間投資人提供資金,給以關係體系(relationship system)運作的開發中國家企業去投資的時候(就像一九九○年代初那樣),會發生什麼事?外國投資人如果不了解曖昧不明的內部人關係,會做三件事。第 一,他們只供應短期貸款,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將資金撤離,好將風險降到最低。第二,他們要求以外幣付款,如此一來,他們的求償權便不致因為國內通貨膨脹或者 貨幣貶值而減損。第三,他們透過當地銀行把錢借出去,因此當他們打算撤回資金、而銀行無法償付時,政府就會被迫支撐它的銀行,避免普遍性的經濟傷害。因此 外國人無異得到政府保證。由於威脅造成連帶傷害,保持距離金融體系的外國投資人才願意把錢借給不透明的金融體系。

一九九○年代中期東亞發生 的問題,就是外國投資人受到這些措施的保護,缺乏誘因去篩選他們提供融資的商業活動品質。而國內的銀行體系,承辦的貸款直到最近都受到政府指導和保證,根 本缺乏審慎判斷的能力,尤其是當貸款人的技術複雜性越來越高,並且投資於複雜的資本密集計畫。貸款人顯然很高興能夠借到資金,所以沒有問問題的意願,但是 當這些指導不良的貸款所挹注的計畫表現開始變差,外國投資人立刻撤回資金。因此大量依賴外國資金來進行投資的開發中國家,經濟便時榮時枯,並以一九九○年 代末的危機收場。 (本文摘錄自前言)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7866

Next Page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