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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模式走到頭？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85578&time=2011-07-30&cl=115&page=all

　　7月下旬，南方酷暑，具有「世界工廠」之稱的南方城鎮——東莞，陽光普照。但對於生活在這裡的商人和工廠老闆而言卻如臨嚴冬。在金融危機的衝擊後，他們苦熬數年，前面仍不見曙光。

2011年7月14日，東莞素藝玩具有限公司，韓國老闆跑路，工廠將倒閉，工人無奈捲鋪蓋走人。方光明/CFP

　　就在一兩個月內，兩家具有數千員工規模的廠商相繼倒閉。亦有更多不知名的小企業悄悄關停。由此引發東莞企業重現2008年「倒閉潮」的熱議。東莞官方這邊廂急於闢謠，稱不存在「倒閉潮」，那邊廂卻也難掩焦慮，稱現在「更困難」。

　　「2008年金融危機，只是外部市場惡化。而如今，外部市場未見好轉，國內成本大幅提高，東莞面臨雙重打擊。」東莞一名官員對財新《新世紀》說。

　　東莞的產業形態，既是出口導向型，又以中小企業為主力軍，對外部環境變化最為敏感。對企業主而言，經營上起起伏伏已是常態。有人想著：「熬過了 這段時間就好了。」不但要熬多久，他們心裡無底。亦有人選擇撤離：「這已經不是用一般意義上的經濟調整週期可以解釋了，有其更深層次的原因，東莞到頭 了。」

　　 以東莞為代表的低端製造業產業被逼入轉型期已無懸念。業界掙扎將難以避免，營商環境的徹底變更亦被迫切期望：「我們需要有一個正當的發展環境，而不是中國特色的發展環境。」

雙重打擊

　　表面上，東莞官方數據暫未體現經濟的巨大波動。據東莞外經貿局數據，其關停外資企業數量處於正常水平，上半年共關停266家，同比減少11家。並由此得出結論，「未發現企業大量倒閉。」

　　但這並不意味著東莞企業的生存狀態樂觀。距2008年已經過去三年多，但在東莞廠商看來，金融危機並沒有過去，國外國內經營成本的雙雙上升，成為壓在他們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快倒閉了。我的客戶倒了，三個月的貨款回收不了，又要墊錢給供應商。」一名電器行業外貿公司的老總說。包括他在內的所有受訪廠商均向財新《新世紀》記者指出，當前困難的直接原因是國外市場惡化，國內成本上升。

　　東莞是外向型經濟體，其產品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銷往海外。據東莞外經貿局數據，今年1-4月，東莞出口總額為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9.5%。

　　然而，外經貿局的一名官員絲毫不感安慰。這些出口數據具有一定滯後性，而外經貿局監測到的一些先行指標已出現惡化。該局調查顯示二季度以來，超過30%的企業表示訂單下降，原因是「歐美市場經銷商庫存大量積壓，現在正處於去庫存化的狀態」。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稅系主任林江也指出，東莞外部環境表面比2008年穩定，但背後有著不穩定的因素。「歐美經濟離復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將 直接導致東莞的加工出口企業接不到訂單。」即使接到訂單的，也未必是好事，「訂單的價格不僅上不去，還有可能下降，且訂單主要是三個月的短期訂單居多，長 訂單減少。」

　　而經營成本的持續上漲令東莞企業雪上加霜，甚至導致企業有訂單也不敢接。受訪者普遍指出，勞動力、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加上匯率因素，今年以來， 企業經營成本普遍上漲30%左右，而跟石油、棉花有關的行業，其原材料成本上漲100%。「東莞製造業的利潤也就是5%左右的水平，成本一上漲，大部分企 業基本是零利潤或虧損，即使接單，也只是為了勉強維持生存。」

　　與此同時，企業回籠資金速度普遍放緩。一名東莞當地的小額貸款公司的老總表示，「以前回款一般是三個月，現在是六個月，以前是現金，現在是票 據。總的週期可長達九個月。」林江指出，回籠的資金用於經常性支出（如支付給原料供應商），由於利潤較為微薄，又不能獲得銀行信貸，企業基本上沒有錢去做 新的訂單。

東莞模式末路？

　　理論上講，生產成本上漲，可以通過產品漲價的方式轉移成本上漲帶來的壓力。但在東莞這個「世界工廠」，企業卻是有苦難言。正是東莞傳統的加工貿易型經濟模式，令他們面對外部環境時，陷入被動局面，並越陷越深。

無論如何，以東莞為代表的低端製造業產業被逼入轉型期已無懸念。圖為東莞一家玩具廠，工人分類包裝生產的蠟筆。於連/CFP

　　「東莞企業以來料加工型為主，兩頭在外，原材料掌握在外國人手裡，漲不漲他們說了算；銷售市場也同樣掌握在外國人手裡，降不降也是他們說了算。」上述電器行業外貿公司的老總顯得非常無奈。他指出，低價訂單你不做，自會有人來做。

　　一名在東莞經營十幾年的台商也深有體會。他曾經是一家電子製造廠的股東之一，於去年底便賣掉了工廠的股權，轉戰深圳發展第三產業。「我們的利潤，從最初的30%，下降到15%，再降到5%甚至是零利潤，別說漲價了，幾乎產品每年都是在降價。」

　　在林江看來，東莞現在面臨的困境，正是由於加工出口本身的競爭力不強，勞動力價格上漲，加之外商討價還價，且面臨著越南、印度、柬埔寨低廉勞動力所帶來的競爭，「這些因素都壓迫著東莞企業的生存發展空間。」林江說。

　　面對困境，企業的選擇則不盡相同。

　　一種比較突出的觀點是：東莞模式已經到頭。持有這種看法的廠商不少。「不敢說東莞會就此沒落，但它的頂峰早已過去。」上述台商指出。他選擇了撤離。他的說法是，「不賺錢的生意，可以做一段時間。但現在到了谷底，必須要止損。」

　　對於以東莞為代表的加工貿易模式，他說道：「以前，我在華強北（註：位於深圳的全球電子產品集散地），看到一群群的『螞蟻貨軍』，很感動，覺得中國在崛起；可現在再看，想到美國有條有理的貨運物流模式，想著中國憑啥能趕上人家？」

　　據其透露，他認識的台商約30%已撤離東莞，約有一半心裡想著撤離。一名商業銀行東莞分行的職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過去東莞的塘廈是台商的聚集地，「現在整個都撤出去了」。

　　但亦有不少企業認為東莞模式雖然艱難，但仍可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們原來那種方式，還是可以繼續維持和發展下去。」上述電器行業外貿公司的老總說。為了掙扎圖存，他採取的做法是減衣縮食。「裁減外籍員工，換更簡陋的辦公室，賣掉汽車等。」

　　一家東莞企業的管理人員指出，現在大家考慮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一些企業為保證資金鏈鋌而走險，「去貸一些高利的款。」但是，「如果訂單收不到回報，就會虧本，甚至倒閉。」

　　官方的數據更為支持後一種選擇。東莞外經貿局數據表明，超過90%的企業明確表示希望紮根東莞。同時，上半年雖有外資企業關停，但亦有外資企業 進入，新簽項目846宗，同比增加過半。據外經貿局的官員透露，之所以有新增投資，主要是日本核洩漏事件的影響，令一些日本廠商做出轉移。

　　不過，幾乎所有受訪廠商都指出，願意留在東莞的一個前提，「我們需要有一個正當的發展環境，而不是中國特色的發展環境。」一名廠商稱，如扭轉目前這種被動的現狀，中國的外部環境必須改善。

癥結待解

　　在廣州泛珠三角城市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王廉看來，目前困境背後仍有正面意義。他指出，前述出口先行數據增速放緩，顯現出來的其實就是東莞經濟結構性調整的趨勢。

　　對於廠商的撤離和倒閉，王廉認為，國際上企業的死亡率通常為13%-15%，香港在轉型前更是達到了18%。「相當大一部分企業應當被淘汰掉， 不適應的企業應該考慮轉行。」東莞市發改局副局長王釗鴻也稱，即使是倒閉的企業也可說是升級轉型的一部分，適應不了市場而被淘汰屬正常。

　　事實上，多年前東莞官方和企業主都已經將產業轉型提上日程，企圖避免目前這種困局。提出的思路，或轉內銷，或做品牌，或做研發，方向明確，也用心良苦。前述東莞外經貿局官員表示，近期的調查已表明，轉型越早的企業受影響越小，經營狀況越好。

　　從量化指標上看，東莞目前有外資企業1.3萬家，加工貿易型大概1.1萬家。以前約有6000－7000家屬於「三來一補」型企業，不具備法人 資格，只有車間概念。現在這類型企業數目已降至3000-4000。由車間企業轉型法人企業，註冊為有限公司形式，企業能更好轉向內銷，發展自有品牌。這 也是政府層面對轉型的一個重要定性衡量。

　　資料顯示，1998年前，東莞的GDP和廣東省的南海、順德、中山相當，而2010年，東莞的GDP幾乎相當於三個地方的總和。而現在，作為農村城市化典範的東莞，加工業發展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依靠外單拉動發展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已經進入到平穩期。政府沒有必要以出口量來衡量經濟增長。」王廉說。

　　但在實踐中，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轉型都面臨重重困境。林江便指出，在政府層面，鎮一級政府與市政府對轉型就有不同的看法，對於鎮級政府而言，轉型是可轉可不轉，因為企業轉型將有可能帶來勞動用工、土地租用的減少，對當地的餐飲也有影響。

　　轉型也不只是東莞一地之舉。以轉向內銷為例，企業進入內地市場成本很高， 林江說，地方保護主義（非關稅壁壘）、配額等問題都需要解決。此外，國內的稅、費都很高，流通環節相當複雜，加上政府成立的獨家代理公司的擠壓，轉為內銷並不是那麼容易。

　　來自企業界的反饋更為直接：「轉型不了，沒人才與資金呀。原材料與核心技術都控制在歐美手中，不是由中國說了算的。轉型不過是專家理論，需要50年。」一名受訪者不客氣地說。

　　上述台商也指出，早在五年前利潤被削薄時，台商便有轉型動力，但發現不可行。其一，「東莞沒有研發人才，如果有，我們也願意將台灣的研發基地搬 遷到東莞。」其二，「東莞乃至國內，營商環境太差。除稅收高外，每個政府部門都可以找你收錢，收費名目諸多。以前利潤高，跟他們分享無所謂，但現在利潤這 麼低，根本就沒法打點他們了。」其三，「政策不透明，不敢投資更新設備，數千萬元的設備投進去，不放心。」

　　基於此，他指出，企業手裡有錢，寧願投資中國的房地產，外資企業也這麼幹。 他甚至提出「企業空心化的現象很明顯」。

　　政府導向和職能的修正，成為企業界和學界迫切的訴求。王廉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對於企業升級轉向，政府應該只管兩頭：高端的一頭是想辦法提升創意和技術，低端的一頭管民生，如企業倒閉以後對於工人討薪和再就業的處理。

　　他提出，政府應當加強風險管理，通過委託第三方諮詢機構對市場進行摸底調查，對整個城市的行業、企業進行評估，以確定重點監測的企業對象並公佈 這批目錄，同時要實現從政府管理向社會管理的過渡。政府還應當成立三個基金，分別是轉移升級基金、扶持基金（扶持向新行業發展的企業）和市場引導基金（通 過資助、委託第三方諮詢機構發現有增長點的新的行業方向，為企業提供引導方向。）

　　一名台商則認為，政府應做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改善東莞的經營環境。「如果轉型有利可圖，企業自然會想辦法轉型」，他說，「刺激內銷市場不是長遠之策，2009年刺激了一次、2010年又刺激，現在已無成效。要想有個長遠的發展，政府必須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