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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很多美國人更留意美國政治， 這純屬興趣。近期一宗有趣的美國政壇新聞，是紐約地產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一度有意角逐明年美國總統選舉。很多人以為他是一貫地為自己製造新聞，但民意一度顯示其支持度不低。特朗普是屢經起跌的商人，愛出風頭，近年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情，是他主持的電視節目《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他的一句「You're fired」大快人心。表示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人一定是希望他能以「You're fired」的大刀闊斧作風整頓政府。 表面上，成功商人 出任政治領袖是理所當然，商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擁有超乎常人的幹勁、堅忍、判斷、處變不驚的能耐等等。商人管理龐大團隊，在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中，以 實力殺出重圍。商人須在營運上定下策略，在財政上量入為出，仔細執行每一決策，商人能夠管理大型企業的話，管理一個國家也不應是難事。度身訂做一個出色政 治領袖，所需要的質素跟一個成功商人相差無幾。然而，古今中外，商人出任政治領袖大都失敗收場，為什麼？表面看商界和政界的工作性質分別不大，但細看兩個 界別是天淵之別，最重要的分別是權力。美國總統被譽為全世界最有權的人，但實際上美國總統只能羨慕一個商界領袖擁有的無上權力；相比之下，美國總統被層層 官僚架空，很多事情揸不到主意，兼且財政上是失匙夾萬。美國憲法刻意制衡總統的權力，防止總統濫權，破壞民主制度，因此美國總統處處受制於國會，而國會通 常由總統所屬的敵對政黨控制。再者，國會的權力來自地方選民，老百姓對政府施政大都是百彈齋主。商界領袖的權力大得多，例如CEO的權力來自董事局，而 CEO本身是董事局成員之一，很多時候CEO有份參與董事委任，董事局似俱樂部多於獨立監察機構。大部分董事局都把權力下放予管理層，由CEO帶領的管理 層有絕對權力去請人炒人，擴張收縮，董事局很少會過於仔細追問。董事局成員的心態是，最重要是管理層能夠交出漂亮成績表，其他的都是細節。
商 界領袖習慣了在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環境下工作，當走入政府，立即發現這是一個陌生世界。在政府系統中，政治領袖做一件自己認為是對，甚至大部分人都認為是 對的事情，原來有無數「持份者」攔路，要衝過這些障礙，他須要邊傾邊做，枱面枱底交易，要氹要呵，不要談辦事效率，有時甚至會質疑個人的尊嚴。商界領袖走 入政府另一個最不習慣的地方，是欠缺成績表。商界領袖能夠以絕對權力橫行無阻的條件，是交出成績表。商界成績表是企業盈利，清楚不過，商界領袖用把口講到 天花龍鳳，最後也要交出一份所有人都看得明的成績表——今年賺幾多錢？政府沒有單一成績表，甚至沒有公認的成績表，成績表可以是民意支持度，可以是財政表 現，可以是國家形象，難以掌握，更加難得到大部分人的共識。在一個沒有成績表的環境下工作，就好像一艘沒有指南針的船在大海中航行，商界領袖完全迷途。以 香港政府為例，首任特首董建華來自商界，他提出政府高官「問責制」。從商界角度看，問責精神合理不過，論功行賞，為自己做的事負責任，從來是商界的定律， 但原來問責精神在政府身上不容易嚴格執行。商界的問責精神建立在互信之上，管理層相信他們的工作表現會反映在業績之上，功過成敗，由業績決定，心甘命抵， 而負責監察管理層的董事局也願意信任管理層，因為管理層不能達標的代價是問責。政府的權力架構互相制衡，功過糾纏不清，欠缺明確的成績表，問責制度行不 通。商界領袖走入政府後多感無奈，平日熟練的武功用不着，工作環境變得陌生，價值制度似顛倒，什麼是好壞，什麼是對錯，一下子變得模糊。香港下任特首的人 選，假如中央政府又要選一個商人的話，我的建議是，找一個不成功的商人，因為不全心相信問責精神的商人，靠着厚面皮和玩手段，他的武功才得以發揮。 蔡東豪 現任上市公司精電國際行政總裁，他曾任職投資銀行，在《信報》以筆名原復生撰寫財經專欄，對投資及求知有無限渴求，習慣早上四時起床寫作找樂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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