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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雙百計劃”實施一周年： 千名社工打通農村“最後一米”

社區資源地圖需由社區用腳“走”出來，雙百計劃督導小組正依次和社工進行討論。（南方周末記者 劉怡仙/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3月8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廣東“雙百計劃”實施一周年： 千名社工打通農村“最後一米”》）

限於機構編制、人員配置以及落後的民政服務意識等，基層民政政策未能完全落地。留守兒童無人照看，精神殘疾等殘障人員未能得到及時救助，孤寡老人獨居家中等等，這些都需要社工來支持。

從投入大量資源的政府角度看，“雙百計劃”實施一年後效果如何、怎樣建立評估體系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周遠指指頭上房梁，一根鐵絲掛在那兒。“過不下去的話，就只能那樣了。”

因大病回鄉的周遠已經花光最後的積蓄，還落下半身殘疾。妻子離去，原本生活無憂的小家庭分崩離析。他的家里陷入一片混亂，年久失修的房子沒剩多少瓦片，墻體脫落，電線交錯搭著，進門的小露臺堆成垃圾堆。

“怎麽還能住人呢？”進駐村子的社工黃小菲一時語塞。周遠6歲的女兒看著她癡癡地笑，令人心疼。

在農村，這樣需要救助的故事不在少數，也成為民政部門頭疼的問題。“部分地區民政政策落地存在‘最後一公里’甚至‘最後一米’的障礙”，部分基層幹部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陳。

2017年廣東決心探索解決之道：讓社工進駐農村，去幫忙打通“最後一米”。社會工作者又被稱為專業的助人者，過去十年發展迅速，尤其在敢於先行先試的廣東。問題是，廣東社工發展存在區域不平衡問題，在珠三角外的地區並未得到長足發展。

“雙百計劃”應運而生。廣東省民政廳發函稱將在粵東西北地區建設200個鎮（街）社工服務站，942名社工落地村（居），以破解“最後一米”問題，促進社工區域平衡發展，同時展現社工專業性。

至2018年1月，廣東近千名社工試水農村已滿一年，“雙百計劃”專業總督導張和清形容它一波三折，峰回路轉，挑戰頗多。

“雙百計劃”的初衷

從村里人口中得知周遠的情況時，黃小菲、林楚聰和鐘思德三人剛落地汕尾陸豐東海鎮長輝社區社工服務站兩周。走村探訪後，周遠指著房梁鐵絲說的那番話令三個年輕人久久不能平靜。困境之中，周遠的偏激與絕望都展露無遺，急需幫助。

三人商量一番，想到了鎮里民政部門的臨時救助。他們帶著資料到了辦事窗口。“有這個人嗎？”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問。後續他們聯系了村幹部，才進一步了解周遠的情況。

這幾乎是中國農村普遍面臨的問題，也是“雙百計劃”產生的重要背景。限於機構編制、人員配置以及落後的民政服務意識等，基層民政政策未能完全落地。留守兒童無人照看，精神殘疾等殘障人員未能得到及時救助，孤寡老人獨居家中等等。

這些問題即便在義工活躍地區也未能解決。汕頭市南澳縣雲澳鎮村民吳燕青深有體會，他在當地組建了一支八十人的義工隊伍，依托善堂文化，經常開展臨時救助、康樂活動。他接觸到不少特殊家庭的孩子，更為叛逆消極，他們需要的是心理的支持與輔導。這只有社工能做，義工短期性的救助並無太大作用。“幫助一點米跟油解決不了問題”。

“雙百計劃”的另一大背景則是探索社工專業發展的新領域和新經驗。“雙百計劃”專業總督導張和清回憶，“雙百計劃”最早在2016年初就已醞釀。當時廣東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負責人找到他，談到珠三角地區基層一線社工待遇較低，招不到人，機構受限於指標評估，不能很好地依據居民實際需求服務，種種問題令其不能充分發揮社工的專業性。廣東省民政廳廳長卓誌強表示希望能夠借助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補齊基層民政服務力量不足的短板，在借鑒珠三角經驗的基礎上，走出一條新路徑。

張和清對此極有興趣。他參與創建的廣東綠耕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以下簡稱“綠耕”）數年來紮根於農村或城鄉社區，中心社工參與自雲南平寨壯族村到四川映秀、草坡、雅安，再到廣東從化、湖南懷化項目，數次挫折後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如駐村工作模式。社工到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能夠深入觀察村民的日常生活，與他們建立信任，相伴同行。

這一點也切實回應了政府對於社工十年發展感受，雙方一拍即合，並達成了“保一線，保專業，保公益”的共識。雙百駐村入戶，打通一線的輪廓初步形成。

從城市到鄉村

2017年1月11日，廣東省民政廳發出面向全社會公開招聘粵東西北200個鎮（街）940名一線社工的公告。

見到公告，林楚聰就被吸引了。他原來在廣州、佛山地區做一線社工，主要服務於老年人。他稱自己見到形形色色不幸的人生，並由此想到自己的父母不久也將年邁，想離家近一點。同時他非常認同雙百的理念。

早在2007年，深圳率先探索“政府購買社工崗位”的發展方式，通過“7+1”文件，在制度上確立了政府購買社工服務模式；廣州緊接其後，在借鑒香港地區及新加坡經驗的基礎上，在“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方面探索了“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方式。這都是過往的寶貴經驗，但產生許多問題，急需改進。

不少街道社區在發出招標公告後，要求社工機構在1個月內完成社區調研，依照這份調研制定出一年的工作計劃和指標。林楚聰認為時間太短，不足以了解當地具體情況，因此而制定的指標並不符合需求，社工也因此負荷過重，每個月都陷入要完成多少個案，多少活動的焦慮中。

和林楚聰有相同感受的人不少。最終入職汕頭同益社工站點的阮卓絢當時也因過重的指標喘不過氣來，她所在的深圳社工站一年一次區級評估，兩年一次市級評估，她有些應付不來了。

阮卓絢曾在深圳較為完善的社工培訓機制下獲得成長，從非專業小白轉變為獨當一面的社工。但她一直懷有的困惑是，為什麽服務的人群並非弱勢？她所服務的深圳市南山區，經濟相對富足，社區常住戶籍人口2萬人，僅有3戶貧困戶。

“我們做的工作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阮卓絢說，這不符合社會工作以“邊緣”與“弱勢”優先的價值取向。“最困難的地方才是最需要社工的地方”，林楚聰則想到小時候遭遇的校園霸淩問題、青少年成長問題，想在家鄉農村做那麽一點點改變。

事實上，“雙百計劃”做了長時間的頂層設計，理順運行機制等。“雙百計劃”實施期為5年，保障了服務的有序延續；依托鎮政府、街道辦直接聘用社工，第一年年薪人均5萬元，以後每年遞增5%，保障社工有合理的待遇；同時，組建督導團隊每月赴服務點負責社工的督導、培訓、評估工作，為社工專業化成長提供保障。

為更好地進行項目運作，廣東省民政廳2017年1月即組建了雙百計劃項目辦公室（以下簡稱“項目辦”），並下設地區協同行動中心，為一線社工站提供督導服務及行政財務支持，由此形成項目辦、地區中心和一線社工站三級網絡。

“起初都是兼職人員和誌願者。”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教師袁小良回憶，起初項目辦僅有一位全職人員帶著兩位實習生，督導團隊則由綠耕團隊及各地高校老師兼任。為此，張和清曾撰文感慨，他們是一起在七八平米的方寸鬥室中開始的雙百社工工作。

發出招聘計劃後，項目辦一度憂心忡忡。不少人認為珠三角地區尚面臨社工流失，難以招人的問題，要求駐村、薪資競爭力有限的“雙百計劃”怕是招不到人。

因這一擔憂，項目辦分別在省內四所高校舉辦雙百宣講會，廣東省民政廳社工處處長鄭章樹和張和清都參與演講，現場答疑解惑。張和清梳理後發現，自2016年7月決定設點到2017年7月10日，全省總共下發七個通知及公函落實雙百計劃人才選拔事宜。

“雙百計劃”最終收到13652份簡歷，遠超計劃的3∶1錄取比例，以至於項目辦只好要求應聘者再提交自己對雙百的理解陳述。各項考試評分後，最終篩選出兩千多人的面試名單。早已有意回鄉工作的阮卓絢、林楚聰也在其中。

曲折的駐村

2017年7月1日，940名社工正式入村。每個鎮街有3-8名社工入駐。站長須由當地社會事務辦主任兼任，副站長則是到崗社工，負責具體的運營及統籌工作並向站長匯報。

這期間“雙百計劃”還有一波周折——駐村選點。張和清認為駐村工作是必須堅守的原則。他給出社區睦鄰運動的理論依據，也強調如需打通與群眾最後一米距離，就必須貼近他們，駐村入戶，不能等案主（指接受社工服務的居民）上門。

某些基層幹部不理解駐村理念，起初將社工安排在鎮政府辦公的地方，社工則被借去“幫忙”完成民政業務。專業督導張和清與民政廳社工處處長鄭章樹兵分兩路，連續到各村選點，要求是“落在村居、問題導向、方便群眾”。

汕頭市南澳縣雲澳鎮的社工站點起初落在村委二樓，有200平米大小。後經綜合考察，選了一處10平米不到的小隔間，為的是開門就是社區。梅州市金山站點起初也在政府大樓辦公，因為接觸不到群眾，最後落在文化傳統深厚、社區問題也更為集中的村子。

2017年8月15日，經過選點周折，黃小菲也正式落點長輝社區。那段時間，小賣部、理發店、村口，都是社工最初“混跡”“刷臉”（網絡用語，此指多次見面，讓人熟知的意思）的地方。他們見人就打招呼。“阿叔好，出來種菜啊”，阿叔答是，邀他們到家里喝茶。

“我們是專業的社會工作者”，長輝社區三位駐點社工總以這樣的開頭向村民做自我介紹，接著說自己能做“鄰里關系重建”“個案救助”“社區建設”等等，每多蹦出一個詞，村民就多皺一點眉頭，“一臉茫然。”林楚聰回憶。

他們在如何介紹自己的問題上起了爭執，要不要說這麽專業的詞，該不該說我們是來“幫忙”的。一方認為社工有一定的專業性，更多的是支持和引導（服務對象）的角色，而不僅僅是簡單施予幫助，否則和“義工”有什麽區別呢？不斷強調“幫助”將強化村民對社工的誤解，會不會變成大家“使喚”社工幫忙。另一方認為不這樣的話就很難和村民搞好關系。三人小團隊正處於磨合期，每周民主生活會上都爭得不可開交。

幾番爭議後，他們達成共識：當務之急是讓村民知道社工的存在，不必糾結於說法。

他們在中秋節組織村里孩子和家長一塊做月餅，有些媽媽說“他們是來做月餅的”；他們在重陽節組織敬老活動，老人們說“他們是來關心老人的”；他們帶孩子們在村中做遊戲，家長說“他們是來陪孩子玩的”。

“你們認為我們是啥，我們就是啥。”林楚聰不排斥各種叫法，他逐漸發現各種活動會不斷豐富村民對社工的認識。

現在，村民聽到社工想組織孩子們放學後一起學習，幫婦女組織起來做些活計等等，也開始會主動說你們可以找誰，誰家做過村幹部，在村子里比較有威望等等。

當地基層部門不認識社工，他們也逐個去拜訪，婦聯、殘聯等等。有人表示理解，知道社工難做，也有幹部直接質疑道，“你們這些社工能做什麽？不是浪費資源嗎？”

“通過‘駐村’‘入戶’，一個‘真實’的社區面貌不斷紮根在工作人員的心里。”張和清認為，這樣社工才能體會到社區是有溫度的活靈活現的人與人、人與環境的社會關系，也更敏銳地感知到社區里的問題與希望所在。

這一時期“雙百計劃”強調四大任務：聚起人氣，搞好關系，摸清情況，找準方向。農村工作複雜多樣，社工在走訪的過程中需要繪制社區地圖，社區中哪里是農田？哪里是公園？村民去的多的大榕樹在哪里？另一份“問題地圖”則需要標註當地貧困戶住址、獨居老人位置、農田汙染地等等。

如何評估？

落定村居後，雙百計劃形勢漸趨好轉。

以雙百命名的各個社工站微信公眾號，每天都有新鮮的推送，節日期間更是各有“花招”，冬至包湯圓，重陽兒童畫展拍賣。各個站點星星點點地發出光亮，相互聯結。

“我看得很焦慮啊。”黃小菲卻突然感慨，站點與站點之間總有比較，今天你做了什麽，明天我有什麽活動，她一度糾結是不是又該策劃個活動。

部分一線社工陷入迷失。項目辦和地區中心根據站點反饋的信息意識到，社工辦的活動很多，卻零散得令他們不知所向。從投入大量資源的政府角度看，“雙百計劃”實施一年後效果如何、怎樣建立評估體系是大問題。項目管理者則需要回望梳理，否則下一步該做什麽呢？

逐步精細化的社會工作評估體系被廣泛應用於珠三角地區，漸成為社工工作及機構發展的“緊箍咒”。對由此而生的問題，張和清感觸頗深，“痛心之余期望下決心改革超越”。那麽，“雙百計劃”應該如何重建自身評估體系呢？駐村半年後，問題已然迫在眉睫。

“當場開會分任務，當晚完成課件。”袁小良參加2018年2月地區中心協作者會議，領到緊急任務，要在過年前針對所有雙百一線社工進行培訓，以地區中心劃分，共十五場。其目的是提出“雙百計劃”的評估方法，手把手教學操作方式，以找到“雙百計劃”的節奏。

張和清介紹了“雙百計劃”的政策背景，並認為迎來了以社會工作為主題的社會新時代。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已明確提出，要大力培育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農村社會組織，積極發展農村社會工作和誌願服務。更多的社會政策轉向社會工作推動社會建設，不僅強調物質，更強調人的發展。

專兼職督導團隊將目標-計劃-過程的評估方法提煉為53111，即五年願景，三年規劃，一年計劃，一月計劃，一周計劃。“你們幹四周就意味著這一個月沒白幹，做十二個月就意味著我們這一年沒白幹，三個一年完成我們幹三年沒白幹。三年你都沒白幹，你肯定是中國最接地氣的社會組織啦！”上述方法被稱作“雙百的法律”，依據每個站點實際情況制定合乎當地的方案，並逐層運轉起來，進入自我建立目標、自我反思的正向循環，站點也就“跑”起來了。

林楚聰見過農村社工“跑”起來的樣子。他參與第一期雙百駐村（居）社工學習成長營，參觀綠耕在廣州從化的仙娘溪駐村八年的站點。村民們利用舊的房子建起農家旅社，家庭貧困的成員可以閑時到旅館工作，年輕的村民回鄉做社區導賞，村民的參與度極高。

“不用複制”，他看得清楚，需要學習傳承的僅是引導社區居民參與的理念，而不是邯鄲學步。未來半年的計劃中，他們打算繼續做社區調研。他們已看到這個城市化的鄉村仍在尷尬地適應著這種轉變，卻有著淳樸的鄉情，他們將一起應對鄉村空心化問題，重建鄉村社區。

（應采訪對象要求，周遠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