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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中國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1-14/1182757.html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老話題。最近西方媒體又出現一種新論調,宣稱中國大力推進環保和扶貧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種論調反映出非常陳舊落後的發展理念,表明他們完全不明白中國新發展理念的意義。那麽,中國何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什麽說中國經濟會因環保和扶貧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論調站不住腳?本期請幾位專家給出分析解答。

一、以高質量發展邁向高收入國家(人民觀察)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劃了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遠景目標和路線圖。持續推動經濟結構升級,實現更可持續、更加包容的高質量發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是今後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綜合判斷,我國具備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種條件。

準確理解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水平

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畫這樣一種現象:一些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未能持續提高甚至倒退,因而無法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準確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了解世界銀行對各經濟體收入水平的分類標準。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世界銀行在其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中對各經濟體進行分類,但當時並無明晰而固定的分類標準,只是粗略地參照技術水平、收入水平、經濟體制等把各經濟體分為這樣幾類:工業化經濟體(即當時的經合組織成員),發展中經濟體(又分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兩類),資本富裕的石油輸出國,中央計劃經濟體。

為方便分析,從1989年開始,世界銀行以人均國民總收入為唯一依據,劃定了一系列門檻數值,對發展水平進行分類,即:以1987年美元計價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衡量,6000美元以上的為高收入經濟體,介於1941至6000美元之間的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介於481至1940美元之間的為下中等收入經濟體,480美元及以下的為低收入經濟體。之後,在1987年美元計價的門檻線基礎上,根據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幣種的物價指數,逐年滾動調整為現價美元。由於物價水平有漲有跌,所以門檻線就有可能隨著時間推移有升有降,而並不是像一些人以為的那樣直線上升。如2012—2016年高收入門檻線依次為12615美元、12745美元、12735美元、12475美元和12235美元。

其實,雖然門檻線會根據物價進行調整,但扣除物價因素之後的門檻線“真實水平”相對固定。由於世界經濟整體發展水平在提升,所以長期來看,高收入門檻線相對於全球和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的比例都呈現降低態勢。在20世紀90年代初,高收入門檻線相當於美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的30%左右,而2016年僅相當於後者的22%。同期,高收入門檻線也由全球人均國民總收入的1.8倍左右降低到不足1.2倍。

還需要指出的是,用於劃分發展水平的人均國民總收入不同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者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國民總收入包括四個部分:勞動者報酬、資本折舊、資本的報酬即利潤、政府收取的間接稅,也即包括企業部門、金融部門、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的收入。人均國民總收入用於衡量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則僅指居民可用來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數值上顯然要小於人均國民總收入。

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直觀上看首先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那麽,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如何呢?

1996年以前,我國屬於低收入國家,1999年鞏固地進入下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6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分別相當於對應年份高收入門檻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可以看出,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向高收入門檻值的收斂速度幾乎是指數式的。

綜合考慮多種因素,保守預測,我國有可能在今後幾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依據主要有如下幾條:第一,2016年世界銀行公布的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是8260美元。第二,假定我國今後一段時間人均國民總收入增速保持在6%的水平。第三,基於2007—2016年高收入門檻線因物價因素年均提升0.98%,假定今後門檻線按1%的速度提升。第四,假定我國今後物價漲幅為年均1%。第五,假定美元相對於人民幣匯率保持在1美元兌6.7元人民幣。綜合這些假定,我國在2023年可以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這一預測的假定條件可能會和未來實際情況有出入,但在各種假定條件組合下,我國於2030年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都是大概率事件。從2010年我國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算起,用時13—20年成為高收入國家,與過去30多年間先後成功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國家的經驗是吻合的。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描繪的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前景,屆時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將明顯超過高收入門檻,鞏固地處於高收入國家行列。

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真正成為高收入國家

由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從直觀上看是經濟增長問題,但實際上涉及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只有解決好這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務。

持續推動技術和產業升級。我國人口規模堪比一個大洲,這樣的巨型經濟體可以容納的技術和產業譜系是非常寬廣的。在這個寬廣的技術和產業譜系中,我國目前只有少數領域處於全球比較領先的位置,還有很多領域如工作母機、成套裝備、核心零部件、生物、醫藥、醫用設備、材料等,與技術前沿國家尚有較大差距。縮小這些差距,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我國未來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源泉所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作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落實這些部署,將推動我國技術和產業不斷邁上新臺階,進而在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速度明顯放緩的背景下,進一步拓展非農產業內部勞動力向高生產率部門配置的空間,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

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提高社會流動性,實現更加包容的發展。從國際經驗看,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必要條件。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拉大的原因眾多,有個人能力、努力程度和風險偏好等原因,這是合理的、有利於社會整體進步的;但也有不合理、不利於社會進步的原因,從我國看,主要包括某些稅費不合理、一些體制性因素不利於保障農民權益、一些城市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一些人違法違規謀取利益等。黨的十九大報告從機會均等、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三個方面提出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對策。落實好這些措施,不斷改善宏觀經濟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趨於合理,將使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處於比較合理的水平。

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提高發展的環境可持續性。生態環境質量較差,已經成為影響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突出問題。隨著經濟發展,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求日益增長。為改善生態環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氣、水和土壤質量的措施等,固然會增加經濟社會運行成本,抑制高汙染高排放行業的投資活動和產出增長,但同時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帶動作用,因為生態環境監管措施會促進綠色環保技術研發和擴散,帶動相關投資活動。研究表明,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已經出現,未來經濟增長和汙染排放將脫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落實這些部署,構建充分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要求,是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內在要求。

綜合起來看,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不僅不會拖累經濟增長,而且將為經濟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技術、環境和社會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些結構性目標並非僅僅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當然,即使我國順利跨過高收入門檻,在高收入國家中也仍然處於較低收入水平,仍然需要吸取其他國家的教訓,避免因戰略和政策失誤導致收入水平絕對意義上的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避免相對意義上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力爭在保持比其他高收入國家更快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持續提高發展的包容性和環境的可持續性,持續推進技術和產業升級,朝著全球技術前沿邁進。

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意味著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的人口比重將由現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屆時,不僅10多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將極大改善,而且將為其他50多億中低收入國家人民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和更豐富的技術來源,也將提供更多的中國經驗用於幫助這些國家管理自己的發展進程。這將是中國對人類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作者:林毅夫 劉培林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二、具有世界引領意義的中國實踐(觀察者說)

自2010年中國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國外一些媒體就不時拋出中國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論調。然而,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各方面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人均國民總收入快速提高的鐵的事實面前,這些論調不攻自破,被中國經濟學家評價為“不值一駁”。日前,某西方媒體又拋出一種新論調:經濟增長、環境保護、扶貧之間存在矛盾,中國大力推進環保和扶貧,必然導致經濟增長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思路。事實上,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不僅不是我國發展的阻礙,反而恰恰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

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同向同行。中國秉持的新發展理念的一大價值追求和實踐指向,就是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那種認為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不可兼得的觀念終將被歷史所淘汰。習近平同誌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破除了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相對立的認識誤區,使人們認識到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當前,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已成為中國人民的共識,生態環境已成為當代中國重要的生產力要素之一,綠色發展理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被深入踐行,生態環境優勢正在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遊等生態經濟優勢。近年來,各地政府都在抓緊落實中央提出的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的要求,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效益不斷提高,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強勁,傳統高耗能、高汙染的發展老路已漸行漸遠。

扶貧與經濟增長互促共進。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精準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贏的攻堅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扶貧與經濟增長互促共進。我們所追求的經濟增長是消除貧困的增長,消除貧困的過程也會促進經濟增長。一方面,經濟增長為消除貧困提供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另一方面,消除貧困能夠提高社會整體消費水平,促進經濟增長。從實踐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比如,產業扶貧通過發展產業帶動脫貧、促進發展,既促進貧困人口脫貧,又促進貧困地區經濟增長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環境保護與扶貧相互協調。貧困地區往往是生態脆弱區和生態保護區,過去存在著“要溫飽”和“要環保”的兩難選擇。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這些地區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生態扶貧產業體系,以生態扶貧帶動精準脫貧,真正做到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促進、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有機統一,正在收獲減貧脫貧和生態文明建設“雙贏”局面。

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相互協調,為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良好條件。無論是從理論界的討論看,還是從經濟發展的實踐看,我國經濟前景都十分光明。我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宏觀調控科學高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得力、成效顯著,能夠有效防範重大風險和抵禦外部沖擊,保持長期穩定健康發展。201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表明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很有信心。

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我們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繼續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經濟發展實踐表明,中國不僅能為世界提供增長動力和發展機遇,而且能向世界貢獻先進發展理念和發展經驗。新發展理念以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等,就是對世界經濟健康發展具有引領作用的理念和實踐。

(作者:張占斌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

三、環保與扶貧是中國經濟增長新秘方

進入新時代,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之一是:既要繼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要保護好生態環境,還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在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方面,中國理念具有先進性,中國實踐具有開創性。可以說,環保和扶貧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秘方,發揮著助推創新驅動發展的積極作用,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保障。

環境保護:調整產業、提升技術、激勵創新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下,我國政策目標體系中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顯著提升,環境大保護比經濟大開發更具政策次序上的優先性: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但是,也絕不可因此就認為保護環境必須犧牲經濟增長。其實,如果沒有經濟增長,沒有工業化的推進,環境是不可能得到長期有效保護的。例如,如果沒有現代能源工業,人們就不得不上山砍柴,這怎麽能保持綠水青山?如果沒有以強大工業為基礎的國土整治能力,怎麽能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源流水利?反之,如果嚴重破壞生態環境,也就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強調環境的重要性,絕不是不要經濟增長,而恰恰是為了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只要協調好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就能進入經濟持續增長—優化環境能力增強—環境質量提高—經濟持續增長的良性循環。協調好二者關系的關鍵是摒棄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落後觀念,堅持新發展理念,在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同時,使環境保護有利於調整產業、提升技術、激勵創新。

從調整產業看,應按照生產和消費清潔化的要求調整優化產業結構。這不是要抑制產業發展,更不是要以“零增長”來消極保護環境,而是讓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限產停產以至關閉,讓環境友好型產業和企業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從而在整體上促進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經濟發展史表明,正是不斷提升和優化產業結構,才有效利用和節約了人類發展的最重要資源:土地和水源。否則,初始的自然資源根本不可能為數十億人口提供生存條件。

從提升技術看,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基本方向是要以更先進的技術特別是環境友好型技術來實現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和環保產業具有巨大增長空間,可以形成前景廣闊的產業鏈和循環經濟體系。各種科學成果和高新技術在環保領域的運用和發展,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形成新興產業,促進經濟強勁增長。

從激勵創新看,提高環境保護標準能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我國的實踐中可以看到,節能減排要求的逐步提高並沒有損害產業包括資源型產業的發展,而是促使其提升技術或轉變技術路線。環保政策的創新激勵效應越來越顯著。環境保護所激發的創新浪潮和科技應用,是促進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個非常積極的因素。

精準扶貧:激活基層、啟發民智、拓展市場

我國的實踐證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扶貧脫貧戰略的實施,強有力地將經濟活動的動能推向基層,滲透到經濟體的“毛細血管”和“細胞”中,特別是有效激活了經濟發展長期滯後的“老、少、邊、窮”地區的創造性經濟活動,使之擺脫低收入惡性循環,形成新的生產能力。

還應看到,扶貧過程不僅是物質交流,更是思想交流,可以極大地啟發民智,促使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樹立現代觀念、產生創新靈感,較快形成新的生產力。筆者曾考察過一個地區,一家企業為了推動電子商務向廣大農村腹地延伸,連續舉辦互聯網運用和電子商務培訓班,很快形成了地區性創業熱潮,使一個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變為開展電子商務的特色地區。這個地區的諸多電商將本地產品賣到全國和境外,大大提高了當地投資吸引力,促進了規模化生產。還有一些地方,電子商務向農村下沈,不僅激活本地傳統產業,而且帶動各種生產性服務業(如工業設計、視頻攝制、軟件編程、傳媒廣告、倉儲物流、包裝保鮮、金融服務等)同當地產業合作,激發和促進原有的“草根產業”發展成為產品行銷全國以至世界的大產業,使整個地區走上創新脫貧之路。可以說,只要有效啟發民智,就有可能使一些貧困地區成為經濟發展的寶地,形成特色經濟增長極。

扶貧對經濟增長的另一個積極作用就是拓展市場空間。實現更大的包容性是現代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而經濟包容性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充分就業和有購買力的需求不斷增長。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深入推進,能大大增加貧困人口的就業機會和收入,進而大大增強經濟體系的包容性。可以說,每實現一個貧困戶脫貧,就是增加一塊有效需求的“蛋糕”,經濟發展也就相應擴大一份新空間。

措施到位:優化供給、擴大需求、互促共進

從國家治理角度看,環境保護和精準扶貧在國家政策目標優先次序中的地位提升,實際上改變和優化了企業決策的選擇環境,從而增強了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容性。選擇環境的安排既是一種約束條件,也是一種路徑指引。在當前新的選擇環境中,企業必須更加註重提高供給質量和技術路線的先進性,更加註重將先進技術和經營活動下沈到經濟相對落後的貧困地區,使更多傳統產業和傳統技藝同先進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接軌和融合。對連片貧困地區進行創新性援助和點對點幫扶,將環保、扶貧與革新創造相結合,特別是進行制度創新,使“輸血”機制轉變為“造血”機制,既能顯著改善環境、提高農民收入,又能促進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吸引勞動者回鄉就業創業。同時,進行扶貧的企業自身也能拓展業務範圍和市場空間,得到更大發展。

在實踐中,不僅有眾多具體案例可以表明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容性,而且從統計數據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地區近年來已成為經濟增長較快的地區,而且這些地區深刻吸取其他地區的經驗教訓,非常註重高標準環保,更好體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地區優勢。總之,中國豐富的實踐表明:只要政策得當、措施到位,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就能形成相互有效助推和激勵相容的關系。其中的關鍵是必須由創新來引領,靠創新驅動使三者形成良性互動關系。

要真正實現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互促共進,需要進行創造性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形成具有激勵效應的體制機制,通俗地說就是“要把激勵搞對”。只有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上搞對激勵方向,才能形成創新驅動局面,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才能實現目標相容和行為相容。這樣,鼓勵環保、支持脫貧同促進經濟增長的努力就能相互協調和方向一致,匯合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強大力量。

(作者:金碚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來源:人民日報 圖片來源: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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