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可謂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在國際舞臺上大放光芒的元年。同年3月12日英國申請加入亞投行後，G7國家紛至沓來，亞投行朋友圈不斷擴容，目前G7國家還有美國和日本尚未加入。
近期，人民網發表了“日本是否加入亞投行態度模糊，或為當初誤判尋找借口”為題的文章，稱代表日本政府帶隊來華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日本執政黨自民黨二號人物二階俊博，在5月15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日本應盡早加入亞投行，“應做好心理準備，不能太落後於人”。不過，也有日本官員有不同的表態。
日本媒體《日經新聞》早在2016年4月15日發表的一篇報道中卻曾提及，中方“曾力邀日本加入亞投行作為創始成員國”，並可以獲得一系列“優惠待遇”，包括“在亞投行管理層給予日方一個最高級別副行長的位職，以及一個專門給日本的董事席位”。更有議論講，中方當時為了爭取日本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是“苦口婆心”。
對此，亞投行高層人士近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於接納新的成員，亞投行的態度向來是開放的，“我們對任何國家的態度從來就是不卑不亢，一視同仁，絕對不會懇求，苦口婆心，私下交易或許諾”。
日本對亞投行態度出現微妙變化
盡管二階俊博等人對亞投行的態度積極，但5月16日，日本財務大臣麻省太郎在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講：“日本(對亞投行的立場)完全沒有任何變化。”當天，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又重申了日本仍然持靜觀其變的立場。
日本政府高官對是否加入亞投行一事近期密集釋放出截然不同的說法，似乎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對此事拿捏未定、模棱兩可的狀態。不過有日本資深媒體人表示，部分日本官員表示願意加入亞投行，可能是一種“讀懂空氣”的表現。“讀懂空氣”是日本的一種說法，意為“感應周圍的人，作出相應的行為”。在亞投行受到全球各國高度認可的同時，日本似乎也讀懂了空氣。
其實，早在2015年中，日本媒體對於“日本叫板亞投行”的報道就躍入大眾視野。日媒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在未來5年內投資1000億美元來用於亞洲各國基建投資，規模等同於亞投行的法定資本。
盡管“叫板”似乎有失偏頗，不過作為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開行”)最大的股東，日本擴大亞洲基建投資的想法並非心血來潮。2015年5月3日，麻生太郎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的亞開行研討會上表示，日本政府將攜手民間企業擴大亞洲基建投資，計劃建立日本國際協力機構與亞開行的合作框架，在人才、資金等方面進一步做出貢獻，這會為亞洲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對此，日本《讀賣新聞》認為，日本希望利用“高品質”和“信賴度”等優勢，提高存在感，並用相當於亞投行1000億美元資本金的註資，與倡議設立亞投行的中國展開主導權之爭。
對於財政負債不輕、人口老齡化嚴重的日本而言，複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建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推測1000億美元可能主要不是來自於政府財政，而是一般的商業性融資，因為日本民間擁有巨額的金融資產，政府至多可能是提供一定的利息補貼或融資擔保。”
值得註意的是，日本和美國此前都曾表示，亞投行治理結構和透明度是他們最為關註的。日本和美國也沒有排除未來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
其實，自從建立以來，亞投行始終強調的就是開放、透明和高效。接近亞投行的人士也對媒體表示，股份分配按照域內域外各25%和75%的比例分配，其中域內75%的股份按域內各個國家GDP比例分配。即使日本當初以創始成員國身份參與，也是按這一原則分配股份，這是非常公開透明的。
此外，亞投行的治理結構，其主要包括三層：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理事會為銀行的最高權力機構，並可根據亞投行章程授權董事會和管理層一定的權力。在運行初期，亞投行設非常駐董事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就重大政策進行決策。亞投行還將設立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落實管理層的責任，並根據公開、包容、透明和擇優的程序選聘行長和高層管理人員。
至於亞投行的采購政策，更是向全球開放，無論相關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是否是亞投行成員，均可按亞投行采購政策確立的公開、公平、透明的標準和程序參與投標。這與日本主導的亞行采購只對其成員國的機構開放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人員招聘，也遵循著同樣的原則。
此外，亞投行在項目所屬地的選擇方面也並不存在地域偏袒。亞投行的首批四個項目總計5.09億美元的貸款，涉及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和城市發展等領域。
亞投行項目穩步推進
亞投行在今年1月16日迎來了開業一周年。在此期間，亞投行建立和完善了組織架構，為7個亞洲發展中國家的9個項目提供了17.27億美元貸款，未來更多基建項目落地可期。
亞投行現有57個創始成員國，其中亞洲域內國家占比達到75%。目前亞投行已收到書面申請加入材料的國家有20多個，預計2017年成員國將接近90個。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世界經濟論壇期間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他表示：“亞投行緊緊抓住基礎設施的主題，例如公路、電力等，”他稱，之所以強調電力的重要性，是因為亞洲國家在過去20-30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就，眾多人口脫貧，“因為生活水平提高，對電力需求自然提高。”
例如，亞投行第一個獨立融資的項目就是孟加拉國電力輸送升級和擴容項目。制約這個國家發展的主要瓶頸就是電力，如果能把輸變電的技術提高，等於多造了幾個電廠。
具體而言，亞投行的“配電系統升級改造項目”正是針對孟加拉國電力系統的問題和現狀設計的，項目的一部分就是對達卡變電系統進行改造，減少系統的配電損失，年節電量大約為2190萬千瓦時，相當於每年減少了16400噸的碳排放。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就引進了新的輸變電技術，效果顯著。現在中國電網建設相當發達，因此亞投行也要在成員國推動電力投資。
此外，交通也是關鍵。亞投行去年的項目中還包括一個印尼的棚戶區改造項目，
“這是亞投行和世界銀行合作的項目，覆蓋了好多城市，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環境，改善了交通、供水、供電。”金立群告訴記者。
值得註意的是，這個棚戶區改造項目目前被印尼政府列為印尼棚戶區改造的示範。頭兩期工程和世行合作，改善了這片區域5635人的生活。接下來，亞投行將和世行攜手，在未來五年對印尼東部的154個城市970萬個貧民窟進行同樣的改造工程。
作為一家銀行，亞投行雖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但風險收益也是考量之一。
金立群對記者表示，“一方面，國際機構對主權國家貸款時，借款國家會提供主權擔保，因此風險很小，除非這個國家陷入了巨大的經濟危機。但是我們也會做非主權擔保項目，即私營部門項目，其意義重大，因為私營部門可以創造很多就業，且不需要主權擔保，這使得主權國家的債務得到減輕，但對亞投行來說存在風險。”因此，關鍵在於控制風險。
“未來亞投行也會參與股權投資，效益可能更好。但亞投行不是以盈利為最大目標的機構，只是要以盈利保證機構的財務健康，確保長期融資能力。”金立群稱，私營部門項目最高為18年，特殊情況也可以延至20年;主權擔保項目的最長期限則可以為35年。
其實，這也是國際機構給借款國家提供的重要支持，因為多數國家不具備在國際市場融資的實力，就算錢借到了，成本也很高，一旦融資成本高達8%-10%，未來要怎麽還呢?通過亞投行貸款就可以降低成本，同時我們可以拉長貸款期限，這樣就能降低邊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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