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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凱生漫談《金融筆記》:銀行有道十成,吾僅知其一二

“我始終認為,銀行有道十成,吾僅知其一二。”這正是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的核心觀點。

4月1日,“中國金融改革:過往與前瞻暨楊凱生《金融筆記》新書發布會”在複旦大學舉行。曾作為世界上最大商業銀行的行長,楊凱生見證和參與了我國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一段,《金融筆記》記錄的是銀行業以及整個金融業在改革中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問題。

“作為我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這麽多年改革的一個經歷者,有責任有義務把自己這些年間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感悟,對一些問題的體會和認識如實地記載存錄下來。因為我國金融改革的宏大歷史畫卷實際上是由大大小小許許多多塊拼圖組成的,如果自己積累下來的這些東西能夠成為一塊巨大的多彩拼圖中的一小角,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楊凱生在新書發布會上表示。

發布會期間,除了分享過去的從業經驗,楊凱生也就金融機構是否為暴利行業、中國銀行業是否存在壟斷等熱點問題與嘉賓熱烈討論。

親歷金融改革二十載

楊凱生於1996年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1999年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此後擔任工行行長,並於2013年退任。而這一時期,中國銀行業經歷了一場巨變。

新書的五個章節標題也基本概括了這一段歷程——資產管理公司原原本本,商業銀行改革的零零總總,國際金融危機的兩兩三三,互聯網金融的是是非非,心路歷程的點點滴滴。

楊凱生回憶稱:“上世紀90年代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在總結了那場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之後,我國中央政府決定要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

當時,制造業產能不斷累積、企業利潤率迅速下降,1998年和1999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分別高達33%和41%。在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中,9800億元是四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

1999年,華融、東方等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成立,剝離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2000年,政府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註資,充實資本金;2004年,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成立股份制公司;2005年,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在香港H股市場上市,並於2006年在大陸A股市場上市。

“由於我國銀行業改革可以說是搶先了一步,所以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我國銀行業表現的相對健康、穩健,比較成功地應對了這場金融風暴。”楊凱生稱。

另一場巨大的變革就是技術革命。尤其是2013年以來,隨著信息科技的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在中國呈幾何級增長,監管出現了滯後。楊凱生在書中就監管與創新、國際和國內,以及歷史的傳承和未來的發展作出了解析。

他也表示,在金融改革進程中存在著種種爭議,而這種爭論可能持續至今,並將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例如,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到底怎麽成立的?它們有沒有資本金、資本金從哪來?再比如,當時國有企業為什麽要加快改革、為什麽有這樣沈重的歷史包袱?又如,銀行財務重組究竟付出了多大的成本、成本是由誰來承擔?還有,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麽?我們如何解決“大而不能倒”的問題?甚至這一概念被人認為是偽命題。再有,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甚至被人們說有可能顛覆傳統銀行業,究竟是不是這麽回事?互聯網金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什麽樣的問題?是要加強監管,還是要“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楊凱生回憶稱,當年為了答疑解惑,他趕在2014年6月4日的一個大手術前完成了《關於銀行業需要澄清的幾個問題》一文。文章針對如何評價我國幾大銀行的改革成果,我國銀行業究竟存在不存在壟斷,我國銀行業究竟是不是“暴利”行業這幾方面進行了闡釋。

不應斷言中國銀行業“暴利”

發布會上,在面對讀者“實體經濟創造利潤,但是金融機構賺錢太多”的質疑時,楊凱生表示,銀行業應不應該讓利給實體經濟的前提是,準確定義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但是目前沒有任何學術文件或權威文件能夠準確定義兩者,也不能回答銀行和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分別是什麽關系。

“鄧小平同誌有一句話是我非常贊成的,就是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因此它們是緊緊包裹在一起,而不是遊離的。也就是說所謂的實體經濟和金融業實際上是肌肉、骨骼、血液的關系,無法分離的,更不應該簡單對立起來。”楊凱生說。

楊凱生此前在《關於銀行業需要澄清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也提到:“首先,應該肯定經濟決定金融,銀行業的利潤增長是我國經濟這些年持續平穩較快增長的一個折射。銀行利潤的增長,尤其是國有控股銀行的利潤增長是對國家的貢獻,是對股東、投資者的貢獻,是履行社會責任的最主要表現。”

他寫道,目前,在大型銀行的股權結構中,國家控股比例超過70%。也就是說,這些銀行每創造1元錢利潤,至少有0.7元是國家的直接收益。五大銀行自股改上市以來,共實現稅後凈利潤約39300億元,按70%比例計,其中國有股獲利超過27500億元,國有股權從中現金分紅達11000億元,國有凈資產增值超過3.6倍。與此同時,其他股東與國有股東是同股享有同權的,在權益分配上不可能有任何區別,同樣也是銀行盈利的受益者。

近幾年來,社會上對銀行盈利的批評主要有兩種:一是認為銀行的利潤多主要是因為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存貸款利差太高;另一種認為,銀行的利潤多主要來自收費項目太多。

但在楊凱生看來,我國銀行尤其是大型銀行,近年來的利潤增長並不是來自於高息貸款。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此前利率政策,在當時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不準商業銀行高息攬存,不準搞不顧風險的不正當競爭。

同時,當時的貸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是放開的。就拿2013年為例,實際執行的結果是,我國幾大銀行當年新發放的人民幣貸款中,執行下浮利率的約占17.18%,執行基準利率的約占34.25%,執行上浮利率的只占48.57%。

中國銀行業並非壟斷

盡管就股權結構來看,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並不能完全說是國有壟斷的,但規模如此之大仍始終讓人認為有壟斷的嫌疑。

在回答“宇宙第一行”——中國工商銀行是不是過於壟斷、有損公平競爭時,楊凱生表示了否定。他稱,世界各國有一個通行的衡量標準叫做銀行業集中度,其中最主要的指標是CR5(Concentration Ratio 5),即一國前五大銀行(TOP5)的總資產占該國銀行業資產的比例。

他稱,我們可以將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等經濟體量排名居前的10個發達國家,以及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4個金磚國家的銀行業集中度(資產CR5)與中國作一些對照和比較。

“在這14個國家中,除了印度之外,其余各國前五大商業銀行的資產CR5都高於50%,尤其是10個發達國家的銀行業,澳大利亞、荷蘭超過90%,德國、加拿大超過80%,西班牙、法國、英國、意大利超過70%,美國、日本也在50%到60%之間。”他稱。

這些國家的銀行業集中度,基本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之後隨著金融自由化進程的加快而明顯提升的。楊凱生認為:“事情並不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麽簡單,以為只要銀行市場進一步開放,中小銀行將紛紛湧現,大銀行的競爭優勢將逐步削弱,它們的市場占比應該會也必然會隨之下降。”

轉視中國銀行業,“五大行的資產CR5大概是41%左右,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五大銀行市場占比是逐年下降的,並且是快速下降的,從最初的百分之七十幾、五十幾再到現在的四十幾。反觀剛才說‘10+4’經濟體(全世界10個發達經濟體和其他金磚四國),看CR5指標,有的是平穩的,有的時候是快速上升的。什麽時候上升?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就是上升的。”楊凱生表示。

楊凱生在《關於銀行業需要澄清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也提及,在上述國家,銀行業集中度的高低似乎與金融市場的穩定水平存在著一定正相關性。例如,銀行業集中度最高的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在這一輪金融危機中,銀行業表現得就更穩健一些。

相比之下,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儲蓄信貸機構危機爆發之前,銀行業資產CR5一直低於15%,在那場危機之後,美國銀行業的資產CR5快速上升。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的資產CR5更是從2007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48%,2013年達到63.2%。

“我們曾與美國一些著名的銀行家以及監管官員交流,他們都認為這一趨勢還會繼續,美國銀行的數量將繼續減少,銀行業集中度還會進一步提高。”他稱。

這些情況說明了什麽?這與人們現在常常說的所謂要警惕銀行“大而不能倒”的理論又有什麽內在聯系?楊凱生認為,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簡單的人雲亦雲並不有助於揭示經濟生活的內在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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