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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走到貨幣寬松尾部，還想著買房暴富的該理性點了

貨幣政策寬松已經到達周期的尾部，緊縮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貨幣政策需要逐步變成審慎，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稱。他還表示，中國政府不會依賴於“直升機撒錢”，而是強調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將發揮支持性作用。

在闡釋中國貨幣政策、結構性改革等問題的同時，對熱議的美國邊境調節稅(BAT)，周小川認為，假如美元因此升值過快，不僅全球其他國家需要去應對，對於美國政府而言也是一個很頭疼的問題。

周小川

貨幣寬松漸進退出

眼下，以美聯儲為主的全球央行已經開始逐步退出貨幣寬松周期，全球通縮風險漸退。周小川提出，“在經過多年的量化寬松後，我們已經到達了這次周期的尾部。貨幣政策不再是寬松的了。”但全球經濟複蘇不同國家表現截然不同，貨幣政策也不是完全協調一致。

周小川更支持采取審慎的貨幣政策。他表示：“全球複蘇經過了很多波折。我們看到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仍然沒有解決，還有其他一些問題已經發生。所以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貨幣政策也需要逐步改變，變成比較審慎的貨幣政策。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我認為一定要看到貨幣政策的限度，認真考慮何時、如何離開貨幣寬松的周期。”

全球目前已經出現“再通脹”的跡象，但周小川指出，“在全球範圍做任何判斷還為時尚早。今年我們看到全球商品價格上揚，但我們要保持審慎的態度對待再通脹現象，這與貨幣政策的制定有直接關系。雖然貨幣政策制定當局已經開始緊縮他們的政策，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周小川表示：“我們會強調結構性改革以及其他長期發展戰略，不要太依賴於貨幣政策，發出這個信號是很重要的。”

對於財政刺激措施，周小川明確表示，中國政府不會依賴於“直升機撒錢”，“我們有非常嚴肅的經濟解決方案，比如財政政策和結構性的改革”。周小川表示，為了經濟複蘇，政府應著力修複資產負債表和財政狀況，強調結構性改革。“當這些政策都開始產生效果時，你就不會遇到麻煩。”

就中國的中長期改革而言，周小川認為其實這在多年前已經開始，“中國過去太依賴於出口，現在開始特別強調內需;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大，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剛開始階段;我們太依賴於制造業，服務業相對薄弱，中國政府希望推動服務行業增長。”

就中短期改革來看，“中國在去年實施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推動去庫存和降杠桿，減少企業的運營成本，這些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結構性的。”他稱。

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周小川認為財政政策必須發揮支持性作用。歐洲各國和日本等經濟體政府負債較高、財政空間有限，對於中國而言，“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他同時指出，地方政府的基礎投資、城市化、發展服務行業都需要投資，所以應該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調整財權、事權以及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有些省份已經債臺高築，有些省份還有舉債的空間。這也是另外一個值得探索的領域”。

值得關註的是，周小川還提出，很多人說寬松的貨幣政策制造了通脹和資產泡沫，其實這不是預期的後果。並且貨幣政策不是萬金油，不要認為量化寬松可以治好每個國家的不同疾病。他並感嘆，這幾年公眾過於關註貨幣政策，反應有點過激。

美元為何有可能暴漲

在全球經濟風險下降的同時，政策風險卻此起彼伏，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邊境調節稅可謂是最令人擔憂的政策之一。

周小川提及，“有一種分析認為，邊境調節稅可能導致全球匯率的改變，也許美元會升值20%到25%。這影響的不僅是人民幣匯率，也是全球匯率。”

在當前的邊境調節稅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商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商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直觀地說，美國進口商品價格將上升20%，而出口商品會便宜12%，考慮到進出口價格所受的平均影響，其大約等同於美元一次性貶值15%。

而周小川所稱的美元升值則是指，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因此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如果這一邊境調節稅方案獲得通過，將大幅推升美國通脹，美元實際價值也將因此被推升。德銀認為，在極端的情況下，要完全抵消這一稅收政策所帶來的價格變動，美元的升值幅度可達15%。

“假設美元升值很快，這是全球都要去應對的問題，也可能是很大的、讓人頭疼的問題，(強美元)對於美國政府也是一個頭疼的事情。”周小川稱。

周小川還提出，邊境調節稅不等同於增值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

針對美國的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周小川表示：“中國希望看到中國的投資者，尤其是私營部門投資者也在國外獲得公平對待，比如對一些高新技術的獲取。”他認為，只有雙方作出一些妥協，“這樣全球化才能往前推進，大家都能從中受益。”

理性對待股市樓市投資

在博鰲論壇期間，“房價”幾乎成了每場論壇都關註的焦點。多年來，寬松的貨幣政策似乎也是促使人們極力尋求保值投資標的以應對通脹的原因之一，在中國，這個標的似乎就是房地產。

在論壇期間，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針對此前剛剛出臺的地產調控政策戲稱，“你控也好，不控也好，北京的房子我都買不起。”

周小川此次也提及：“公眾特別關註貨幣政策，他們對股市、房地產市場進行投資，他們去買一些金融產品。因此，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似乎有點過激，這也是最近的情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貨幣政策造成的後果並非在預期之中，但在這段時間之後，人們會更理性地認識這些情況，包括公眾和政策制定者。”

就房地產調控的問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也在博鰲論壇上講到，不應該把調控著眼點放在價格上，而是要回歸到房地產的本質，回歸到其作為人民必需品的本質，這樣的話，調控就應該要出臺一些可能影響價格的規定。

他認為，應該要調控以下幾個因素：第一，要確立城市化步調和土地供應的關系，一個城市增加了1萬人就要相應增加住房用地，目前卻是房價漲、土地供應少的現象。

第二，居民解決住房問題是以買為主還是以租為主，中國目前的住房自有率達到80%以上，全球最高。如果每個人都喊著買房，從經濟合理性上來說，有些人是不該買的。他建議要逐漸轉為以租為主，國務院最近也不斷提出要擴大租房市場，也是為了解決現在房地產的問題。

此外，要調控土地價格在房地產中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