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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萬“債奴”卷入債務黑洞,難以生還,救還是不救?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322/162033.shtml

幾十萬“債奴”卷入債務黑洞,難以生還,救還是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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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萬“債奴”卷入債務黑洞,難以生還,救還是不救?

救還是不救?除了掂量社會責任,背後也有各方利益的博弈和切割。

消費金融正在火熱蔓延,從業者預估,全國借款人數,已高達8000萬。

這其中,除了老賴和騙貸人群之外,還有一部分“有還錢意願,沒有還款能力”的人,在利滾利之下,他們陷入債務黑洞,難以逃脫。

這樣的“債奴”,保守估計全國已形成幾十萬。

是放任他們深陷其中,還是出手相救?行業產生極為對立觀點。

救還是不救?除了掂量社會責任,背後也有各方利益的博弈和切割……

本文系一本財經(ID:yibencaijing)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薄珂

01 幾十萬債奴

大學生徐佳妮,最近的情緒開始失控。

她一會兒想“一死了之”;一會兒又揚言要去法院起訴;一會兒又要賣器官還債;一會兒又憤怒異常,怪所有人,釀成自己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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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前,她為了買部Iphone借款1萬,卻沒料到,一年之後,利滾利變成15萬。

大二時,校園QQ群里突然有位學長主動加她,說可以幫她“很低的利息拿到錢”。

那時周圍同學,正在為iPhone6瘋狂。她動了心,填了學長給的一份單子後,順利從一家校園貸平臺上,借下15000塊。

扣除學長抽成的10%和平臺20%的“保證金”,到手10500塊。

“每個月父母給我1200塊生活費,我出去兼職也能掙800塊”,徐佳妮以為自己省吃儉用,一個月償還1500元的借款,應該壓力不大。

誰知到第三個月,她就力不從心。

她知道逾期後,催收會開始往她所有的親朋好友那里,群發短信催債,行話叫做“轟炸通訊錄”。

“我不想讓同學知道,我家里窮得連部手機都要借錢買,”這個剛滿20歲的少女,為了維護自己的顏面,再次尋找中介借款,就此跌入“借新還舊”的流沙黑洞中。

2016年現金貸異常火熱,一些極端事件之後,監管的閘門落下,部分校園分期平臺退出市場——大魚退場,反而給了小魚作亂的機會。

徐佳妮前後在20多個平臺上借款,中介在10%的高額抽成下,上下其手,幫她偽造資料,扮作上班族辦理銀行信用卡等花式手段,一步步,將其拖進深淵。

今年3月,再也沒新平臺可借——她的“借新還舊”危險遊戲,終於走到瀕臨懸崖的一步。

500%年息,30%周息,20%平臺手續費,10%中介費,當初的1萬多,就如此滾成了15萬。

一切開始崩塌。

二十多個平臺的催收人員,將不堪入目的短信,群發給她通訊錄中的親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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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妮的人生,就此跌入荒蕪。

農村的父母,無力相幫;同學朋友,避之不及。

“是不是我死了債就清了?”

“求求你幫幫我,我要賣器官還債。”

“我對不起父母…我簡直是畜生!”

她的情緒開始失控,她想不到這個債務黑洞,還有任何掙脫的可能性……

其實,徐佳妮遠不止一個。

“我的身邊,也有幾十個負債10萬以上的同學,”徐佳妮說,他們大多出於虛榮攀比心理,或為換部手機,或為買件漂亮衣服,就此背負巨額債務。

一個剛滿20歲的女孩,陷入這樣的境地,背後有貪欲和虛榮的作祟,但中介、借款平臺、催收等,在其中依然扮演著“黑暗推手”的角色,一步步將她送入地獄。

西安小夥王平也同樣在今年3月,陷入債務死循環中。

王平的欠款信息,連帶身份證號碼、住址群發給他手機通訊錄的所有親朋好友。

催收電話三番五次打給他新的工作地址,老板一接到電話,就讓他走人。

他再找新的工作,再被開除,再找。

他覺得自己陷入一個毫無希望的死局中,被整個世界拋棄——他把朋友圈內容清空,把頭像換成死樣的灰白。

在借款人之中,除了“憑本事借的錢,為什麽要還”的老賴,除了“人間蒸發”的騙貸者,剩下的,就是這部分“有還款意願,卻沒有還款能力”的人。

他們大多是零征信人群,是傳統銀行體系不願意服務的“次貸人群”;他們接受提前消費的理念,有強烈的多的金融需求。

最關鍵的是,他們大多還想還清貸款,回歸正常人的生活。

艾瑞咨詢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網絡借貸用戶規模達3970.1萬人。但這兩年,消費金融火熱蔓延,“消費金融和現金貸大概有8000萬用戶”,催單俠 CEO李曉煒預估。

這其中有多少“債奴”?李曉煒預估有10萬人。

但一些業內人士也提出不同的答案:按照行業逾期率10%來估算,大概有800萬人出現逾期,其中大概十分之一,是這樣的“債奴”,人數至少有80萬。

對於這些人,到底是救還是不救?

02 救或不救?

行業里針對“債奴”群體,形成完全對立的兩派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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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鐘早就敲響,那麽多起校園貸跳樓事件發生過,借款學生為什麽不長記性呢?”催單俠 CEO李曉煒認為,“不該救,遠不到出手的時候。”

“這些借款人,很大一部分人受到了貪欲和虛榮的驅使,對於利率,他們並非毫無所知,”李曉煒認為,債奴們沒有在第一次債務承擔不起時就及時剎車,繼而“借新還舊”,本身就存在僥幸心理——我不還,平臺又怎麽找到我?又能把我怎麽樣?

當催收全面爆發,他們才知道,他們不還錢,是需要承擔後果的。

借款時對風險和責任充耳不聞,債務發生時,卻指望社會出手相救,減免債務,這似乎是弱者的強盜邏輯。

“此時出手,定會助長他們賴帳逾期的士氣,對於借款平臺而言一定是致命打擊。”

多名借貸平臺從業者,也站在李曉煒這一方。

對於借款平臺來說,他們一旦打開“救助”的口子,意味著絕大部分正常借款人,也會拿“沒有還款能力”作為借口,拒絕還款。

“如果人人都按時還款,借款平臺靠什麽賺錢?逾期、滯納金才是利潤源頭。” 也有從業者表示,利潤結構,也讓平臺怯於出手。

當一些極端事件發生時,借款平臺方往往選擇公關途徑,息事寧人。

但,另外一些從業者對這個群體的大量爆發,心存忌憚。

“現在不救,等著悲劇大面積發生,負面效應引發監管一刀切,豈不是毀掉整個行業?”某消費金融平臺的負責人林源峰稱。

在林源峰眼中,在這條產業鏈的形成,並非完全是借款人的“貪欲”,所有的人都參與其中,推波助瀾。

“因此,當危機爆發時,平臺和社會,都有責任收拾殘局,”林源峰稱,這些人群的放任,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03 掙紮求生

債奴們正在試圖自救,用自己的一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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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妮正在劍走偏鋒,以暴制暴。

她網上購買了“呼死你”軟件,反過來輸入催收號碼,“讓他的手機號碼直接報廢”。

在一個“反催收”的群里,領頭的負責人小欣,卻一直在反對“以暴制暴”——這會導致雙方關系進一步惡化,“不能本質上解決問題”。

小欣提出,自救的第一步,是不再借新還舊,停止債務堆積。

第二步,就是和平臺談判。

小欣會收集一些平臺過激的“暴力催收”證據,和平臺談判,“態度誠懇地表示,錢我會還,但希望減免高額的滯納金,並停止暴力催收”。

小欣發現,當大家心平氣和坐下來後,是有談判空間的,“有些平臺,甚至同意他先還其他平臺,半年之後再還他們的。”

除了自救,向外界尋求幫助,也是他們多次嘗試的方式。

但小欣發現,通過法律解決很難走通。律師對於這類借款人,並不樂意接觸。

某律師透露,他們要接這樣的官司,一般要預先收取數千元代理費,同時還會從“能夠減免的逾期費”中,提走一半當做傭金。

“大家就是還不上錢了,才找律師,要支付代理費,還要支付減免費用的一半,這不白請律師了嗎?”小欣也曾咨詢過律師,發現他們一般都不接,“除非十個借款人一起起訴”。

這意味著,起訴成本太高,時間周期太長,一般的借款人根本無力承擔。

另外,平臺都是久經沙場者,對於法律漏洞,早就摸得門清。

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預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應當將實際出借的金額認定為本金。

盡管國家將年化率高於36%定為“高利貸”,高出部分不受法律保護,但很多平臺將利息變換名目,換成服務費、管理費、保證金等。

“這些費用,都不能算作年化率,” 北京市維泰律師事務所律師李佩璇稱。

也就是說,法律給出的答案,幾乎是“此路不通”。

法律失效後,借款人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監管出手”上。

在韓國的信用卡危機的事件中,政府就曾扮演一個“施救者”的角色。

1999 年,在亞洲金融危機過去,百廢待興時,韓國政府為了激活經濟,鼓勵銀行盡可能多發信用卡。

一時間,首爾街頭充斥著信用卡發行商,對大學生、失業者等等都來者不拒。

4年之後,這場虛假繁榮的泡沫,“砰”地戳破。

最開始,是負面新聞的全面爆發,許多家庭因積蓄耗盡而破裂,犯罪和賣淫現象劇增。

極端案例也開始出現——一名34 歲的韓國主婦因不堪債主催討,從高層公寓中將3 個孩子推下去,自己再縱身躍出。

一時間,400萬信用卡用戶集中“破產”,韓國淪為“破產社會”。

為防止社會動蕩,韓國政府別無選擇,只得介入,出面成立了“信用恢複委員會”。

這個組織每天接納數萬人申請,負債人一旦通過面試,就可獲得部分滯納金減免。此後,借款人只需定期向組織還款,不用面對多家金融機構的催收。

在美國,有類似 “逾期者互助組織”的第三方機構,幫助用戶走出債務黑洞。

互助組織會幫客戶計算,每個月除去正常花銷之後的還款能力,再去主動和借款機構談判,每家每月少收點利息,甚至扣除利息。

這些機構,都曾幫助國家,從集體爆發的債務危機中生還。

在中國,這樣的苗頭,才剛剛呈現。

一些革新的催收機構,會扮演“平衡器”角色,幫助欠款人和平臺談判,減免一些費用。

一些公益組織機構也開始出來發聲,只是目前聲音還過於微弱。

至於監管和法律,還在原地踏步。

“這個群體還沒有自我覺醒,缺乏基本的金融教育和常識,有太多人性的劣根性作祟,”小欣稱,這個人群還需開化。

“行業草莽發展一段時間後,必然會有人站出來,亂中建序,拯救行業,” 林源峰稱,這可能是行業自律,也可能是政府監管。

救還是不救?這不是一個無解難題,只是需要,找到人性和利益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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