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愛華剛給自己換了新車，是一輛“真正的越野車”，這將給他長期奔走於山區的工作帶來極大的方便。他的工作有些特別——以湖南省為核心，自主發掘特色貧困區，進行有針對性地產業引導，解決農產品的終端銷售難題。鄒愛華的合作方是他昔日的東家——上市公司步步高(002251.SZ)。後者在銷售通道、物流等方面提供支持。
鄒愛華和步步高的產業扶貧探索，既受國家產業扶貧宏觀政策利好影響，又不是那種完全由政府引進推廣的項目。但他們完全市場主體地位的角色探索，為實現產業扶貧的精準布局和可持續發展，蹚出了另一條新路。
面對這樣的“新嘗試”，政府可以敞開大門、打通通道、減少行政審批，並提供稅費上的傾斜支持。
扶貧隊參謀
“今天飛馳500多公里，跨5市。扶貧之路，邁出第一步!”2016年4月20日，鄒愛華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寫道。事實上，鄒愛華真正全身心將扶貧作為一份全職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切入也有些偶然。
鄒愛華曾是步步高一個重要板塊的主管，後來辭職下海創業，以電商模式銷售農產品。因此，他長期遊走於各地農村山野，其中不乏貧困地區。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看到了貧困地區農業產業發展的問題：與市場脫節、產品銷售不暢、不懂因地制宜，等等。但反過來，他也看到農產品市場存在巨大商機。
他找到了之前的老板、步步高董事長王填。“當時是想跟老板聊電商怎麽在農產品這塊做出一個新模式。”但王填把話題引到了“精準扶貧”上。
王填對扶貧的關註和思考由來已久。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他在2016年的全國“兩會”上針對“精準扶貧”提出了專門議案。在此之前，步步高也每年參與扶貧，但更多是捐款捐物的方式。除此之外，王填還經常會收到來自不同政府扶貧工作隊(組)的求助信息，都是農產品滯銷的，希望步步高利用其龐大的超市終端幫忙消化。
步步高集團總裁陳誌強介紹說，這些臨時求助的農產品，幾乎都有一些共同點：量小、品雜、價高、規格不統一。“這類產品的成本都比較高，我們把它們接下來經常是要虧錢，一般就只能把它們當促銷商品或者商品來處理。”陳誌強說，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
很多扶貧隊很想在產業扶持上做些事，但多數都忽略了對銷售的考慮，而銷售恰恰是產品商品化中最核心的環節。這是陳誌強的一個判斷。
王填與鄒愛華越聊越深，最終決定雙方合作：鄒專門負責選擇項目，包括產品、地點、模式的選擇，基地、廠房的建設等;步步高負責銷售、倉儲、物流等，並提供資金支持。
王填給了鄒愛華一個新身份：步步高扶貧事業總經理。這個頭銜更多的實質性作用是“為了開展工作方便”，畢竟扶貧工作與政府、企業、基層的接觸很密切，但現實中如果完全是個人身份會帶來很多不便。
鄒愛華選擇了一種較為“省力”的方式切入，就是找各地的扶貧隊。“扶貧隊在扶貧點有較高的話語權，由他們協調起來要方便很多。”他往往以一種給扶貧隊當參謀的姿態出現，由於是以一種從市場終端反觀的視角去分析產業布局，因此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雙向可持續發展
嚴格來說，步步高與鄒愛華是一種純商業合作，就是雙方以商業思維考評項目，通過項目的成功運營各自獲取一定盈利。這要求在選擇項目時必須嚴格把控兩點：一是不能與市場脫節，首先要考慮產品賣得出去，並且有利潤;二是要切實做到因地制宜，必須適合生產，並能實現可規模化、可持續發展——過於零散化、短期化，將會拖累雙方。
鄒愛華看到過不少失敗的案例。比如在湘中的一個山村，扶貧隊將種植荷花、蓮子作為產業扶貧項目，但實際上當地本來就屬於缺水、少地、山多地區，並不十分適合這類種植，而且也未形成規模效應，最終自然是失敗。他必須讓自己少犯錯。
“最好是當地有傳統，另外就是要分析環境是否合適，核心就是有市場。”鄒愛華闡述他選擇項目的主要著眼點。概括起來，就是“商業思維——找到合適的產品;科學決策——將不可能變成可能”。這樣的思路在他經手的項目中一以貫之。
邵陽縣白倉鎮塘代村是一個著名的貧困村，主要特點是缺水、田少、荒山多，只能種植極少量的水稻和玉米，扶貧工作隊一直找不到產業破解之法。鄒愛華找到這個項目後，聯合農大的專家進行了深度分析，發現紅薯是一種適合當地種植的品種，但如果只是種紅薯、賣紅薯，產值極低。最終，步步高決定投入300萬在當地捐建紅薯粉加工廠並包銷產品。同時幫助當地拿下生產許可證、註冊商標，並招募能人承包運營。貧困戶除了獲得種植收益外，還能在工廠就業，並在企業分紅。據測算，僅這一個廠，一年產值就能達到1000萬元，直接幫助塘代村及周邊村約1500人實現脫貧。
貴州省黔西南州有一個貧困村環境極端惡劣——環境惡劣是貧困地區的一種常見狀態——石漠化十分嚴重，除了荒山就是荒田荒土，多年來沒有任何產業引導。但鄒愛華在這里看到了“商機”。通過與專家研究分析，發現人工種植黑木耳對自然環境的要求較低，因此他決定在此設立專門的菌棒廠，形成規模化種植。
“我們希望形成一種雙向可持續發展模式。”在陳誌強看來，產業扶貧的一端是貧困戶，另一端是企業，要使雙方都能夠進入一個長期而穩定的發展循環之中。“過去的產業引導很多都是隨性的，現在更有計劃性，要建立循環體，找到其中的規律。”
鄒愛華的想法則更為直接，他不希望項目有過多的變更，而是將成熟項目的模式在相近環境下進行延展和複制。“如果不斷換地方，或者一個地方今年種(養)這個明年種(養)那個，項目的投入產出比就會很低。”
現實與未來
鄒愛華的項目並非一帆風順。
他曾計劃在湘南某縣的一個貧困村推行土雞養殖，向當地100多戶貧困戶每戶發放了50只雞苗。按照計劃，他們將向農戶提供技術支持，並包銷肉雞和雞蛋，養殖戶將由此獲得至少4000元的純收入。但就在他們發放雞苗後，當地鎮上立即出現了一大批人收買雞苗——三分之二的人直接將雞苗賣掉了。他後來修正了這個計劃，轉而向一家貧困戶捐建一座養雞場，前期放養2000只雞苗，提供技術支持並對肉雞、雞蛋進行包銷。
“必須讓他們(貧困戶)看到真正有錢賺，他們才會跟著走。”鄒愛華對此總結。
陳誌強也認可“賺錢效應”的重要性。他描述，目前步步高的“精準扶貧”行動共建立了20余個采購基地，采購13大類農產品。這其中有不少項目都采取兜底包銷的方式，一些產品前期的采購價實際上比市價要高出不少，但“這些都不要緊。要讓人看到希望，有希望才有未來。他希望的未來是步步高能夠建立自己穩定的產品基地，形成“一村一品”模式，“找到其中的規律，建立循環體”，從而解決農民脫貧致富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在鄒愛華與步步高的扶貧故事中，有一點頗讓記者意外：作為傳統流通零售企業參與扶貧，盡管解決了產業流程中最重要的銷售問題，但並不享受任何政策優惠。反觀產業流程的前端，比如種養殖、投資等，則都能在稅收、補貼等方面獲得優厚的政策傾斜，而事實上，不少獲取政策紅利的項目，往往只是刻意為進入扶貧的“政策籠子”而設。
記者查閱湖南省的相關政策發現，對於“精準扶貧”，最明確最常見的優惠政策就是“金融扶貧”，即對扶貧對象、扶貧項目有條件發放低息、無息甚至貼息貸款。稅費優惠方面，也都是向產業前端傾斜。對於銷售端，其實也並不是沒有優惠政策，相反的，比如省、市、縣都有對於“電商扶貧”的特殊優惠政策，而且優惠、扶持力度還不小，各級各地標準不一。
湖南省人大常委會一位對“精準扶貧”進行過深度調研的官員評價說：“對扶貧工作的參與方從政策層面進行相應的傾斜，是有必要的，但目前的政策有些錯位，這是一種普遍現象，不只是湖南。在他看來，銷售端是產業扶貧中最核心的環節之一，理應得到相關的政策支持。”
“應該把資金、(稅費)優惠投到真正有實效的地方，而不是給投機者牟利。”上述官員對於一些“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的亂象頗為憤怒，“比如很多種油茶林的，就是以扶貧的名義套取資金和優惠;一些電商項目，根本帶動不了銷售，但享受到巨大的政策紅利，有的甚至一家公司開發好幾個平臺，專門套利。”
即使不談政策優惠，步步高的扶貧還面臨一些現實困擾。鄒愛華舉例說明：對步步高來說，每筆業務必須要有對應稅票，但在扶貧項目產品采購時，除了部分是與合作社對接外，個人或沒有合作社的地方根本無法提供稅票。“我們不知道怎麽處理，地方政府也不知道。”相關項目的工資支付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還有，“我們投資建廠，都是建成後無償捐贈給地方，這里面我們希望對方能夠開具捐贈發票，但似乎沒有哪里能開出來——找扶貧隊，開不出;找財政，開不出;找稅務，也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