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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人物誌 | 一個哈佛終身教授的創業夢

29歲那年，他就當上了哈佛大學的教授，35歲時成為終身教授，就此成為哈佛化學系截至當時50年來的首位終身教授。同時，他還是10家生物科技企業的創始人，其中一半公司(5家)已經上市，一家被生物制藥巨頭新基生物制藥(Celgene)收購，剩下的一些正在為跨國藥企研制顛覆性的藥物。

他叫GregoryVerdine(下稱“Verdine”)，美國醫藥界的傳奇創業者和投資人。在他還只有5歲的時候，一場意外事故讓他的父親癱瘓了。小小年紀他就承擔起護理父親的責任，並成了父親的雙手。10歲的時候，他就在父親的指導下造了他的第一艘長5米的汽艇。創造是他的樂趣，後來他在哈佛建立自己的實驗室，直到創立第一家公司，Verdine的一生都在享受創造，他喜歡沒有參考模式的探索。

癌癥新療法

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Verdine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他的笑容十分具有感染力，如果不是他眼角的皺紋出賣了年齡，你可能以為他還是個充滿活力的年輕人。

雖然是哈佛化學系、生物系和幹細胞系的終身教授，但是Verdine本科最初是哥倫比亞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後來轉到哥大化學系是因為感覺那里更富有創造力。也正是在哥大，Verdine遇到了他後來的摯友和合作夥伴、藥明康德的創始人李革。“我比李革高幾屆，和李革的夫人是同門，我們師從哥大化學系日本大師KojiNakanishi，致力於從自然界中挖掘發現研制新藥的元素。”Verdine告訴記者。

在哥大研究生三年級的時候，Verdine就收到了哈佛大學的面試通知。29歲Verdine從哥大博士後一畢業，就被哈佛錄用，6年後被授予終身教授，成為哈佛大學化學系截至當時50年來的首位終身教授，任教生物化學。

1999年，Verdine創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Enanta，之後Enanta在納斯達克上市，並於2006年和醫藥公司艾伯維(AbbVie)簽署協議，負責後者所有複合藥物的專利授權。Enanta已經於兩年前為艾伯維研制出一款能夠與全球最大的丙肝藥吉利德公司的Sovaldi抗衡的新型的治療丙肝的雞尾酒療法藥物Viekirax，並且獲得了FDA的批準，現已上市。業內預計這一藥物上市後銷量最多可超過100億美元的規模。

Verdine並未止步於此，他隨後加入了擁有780億美元資金的科技風投公司TPG(TexasPacificGroup)，也是在TPG的時候，他第一次來到中國出差，並對中國有了最初的了解。後來他又加入了美國生物科技頂級風投機構ThirdRock。ThirdRock投資了Verdine創立的一家專註於癌癥新療法的公司WarpDriveBio。WarpDriveBioA輪融資規模就達到1.25億美元。

說到WarpDriveBio，這可能是Verdine在繼Enanta,GloucesterPharmaceuticals(研制出一款治療血癌的藥物，獲FDA批準並上市)和WaveLifeScience(NASDAQ:WVE)之後最引以為豪的公司了。WarpDrive名字來源於星球大戰，是飛船機車的名字。公司專註於從自然界中尋求能夠與一種特質蛋白(FKBP)結合的小分子，這種小分子與FKBP結合後變成一種十分特殊的大分子，從而綁定靶點蛋白質(致癌、致病的根源)，以此找到靶向藥物。Verdine表示：“在細胞內，80%以上的靶點蛋白都是扁平的，小分子無法綁定;大分子雖然可以綁定扁平蛋白，可是又太大，無法進入細胞內。我們向自然界尋求解決方案，而且最終找到了這種能夠結合FKBP從而綁定靶點蛋白的小分子。這一發現充分證實了我的科學觀點，並可治療絕大部分的癌癥。”

Verdine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發現這種小分子首先要在自然界收集大量細菌種群。“我們用的種群是來自於世界各地的。”Verdine說。在采集了上十萬個細菌種群後，真正的技術就被用到了——這種被稱作整組遺傳因子提取技術幫助科學家進行基因測序，他們用這種方法測了13.5萬個基因組排列，分析破譯了基因密碼，並最終找到了能夠與蛋白質結合的小分子。“我們發現，只要把基因改變了，分子就改變了，它的靶向也就改變了。”

結緣賽諾菲

但是很快Verdine意識到不能完全依賴自然界的給予。“因為那樣太隨機了，它們的靶向不一定和人體的疾病匹配。”Verdine說，“所以我們得要自己創造藥，按照自然界的機理，運用整組遺傳因子提取技術，通過重新編程，來複制這種小分子與蛋白質結合的機制。”

他決定找一家大型藥企合作。在他的好朋友、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NCI)所長RickKlausner的介紹下，Verdine飛到了巴黎，坐在他對面聽他做介紹的，是賽諾菲的全球研發總裁EliasZerhouni博士。“我說我找到了綁定扁平靶點蛋白的解決方案，也許我們能夠研制出全新的抗癌藥，治愈那些不治之癥，這對大多數癌癥都可能有用。”Verdine向記者描述當時的情景，“我繼續向Zerhouni博士說道，‘但是你知道這個風險很大，投機性很強。’他幾乎不假思索地說，他加入。”

但是Zerhouni提出一個條件，賽諾菲要和ThirdRock一樣，擁有WarpDriveBio的對等股權。Verdine也很爽氣地答應了。由此促成了WarpDriveBio和賽諾菲長達5年的投資合作協議：賽諾菲承諾為WarpDriveBio提供5年合計超過8500萬美元的資金，WarpDriveBio承諾賽諾菲在5年期限到期之前，至少有兩種以上的新藥進入臨床測試。

當時是2011年，賽諾菲時任CEO魏巴赫(ChrisViehbacher)正在推動公司創新。Zerhouni就找到魏巴赫，介紹了WarpDriveBio的情況。魏巴赫很感興趣，決定要做成此事。Verdine向第一財經記者描述當時魏巴赫的想法：“他說賽諾菲希望創新，投資這8500萬美元有兩種做法和可能性，一是投在賽諾菲內部，另一個投在外部，投在內部失敗的可能性十分高，如果投在外部，即使有風險成功率也會高出很多。”

魏巴赫是非常支持創新的人，希望做一些較為激進的變革性舉措，並最終決定在“體制外”資助WarpDriveBio，為期5年。2012年初，協議正式簽訂。這是賽諾菲支持外部創新，投資啟動期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個案例。

事實上，WarpDriveBio設立之初，ThirdRock是想要之後賣給賽諾菲的，因為2011年資本市場不景氣，合同里允許賽諾菲以10億美元收購WarpDriveBio剩余的股份。不過到了2013年，資本市場重新回暖，Verdine認為當時的條款中WarpDriveBio的估值明顯偏低了。

於是Verdine找到Zerhouni，向他表達了當時的狀況，尤其是員工不希望被大藥企收購，他們想保持初創公司的獨立性。有兩個原因使Zerhouni最終同意做出讓步，其一是賽諾菲想要分享RAS的產品權;其二是賽諾菲不希望WarpDriveBio因此無法應聘到最好的人才。

雙方達成協議，把WarpDriveBio變成一個C公司(獨立公司)，並減少賽諾菲在董事會中的席位，將賽諾菲和WarpDriveBio的合作關系變成標準化的研發合作關系。

Verdine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準備共同研發的第一個藥物就是針對RAS(在子代基因中被發現，含有來源於宿主細胞基因組的新基因序列)的藥物，RAS是導致很多主要癌癥的一種基因，它通常是通過變異導致人類癌癥，約有40%的癌癥都是由RAS引起的，而且無藥可救。而運用WarpDriveBio的新療法，人們就有望控制RAS，並進一步治愈這種‘不治之癥’。”根據Verdine預估，治療癌癥RAS的藥物市場規模可達到500億美元。

目前WarpDriveBio90%的精力都在用於RAS藥物的開發。Verdine表示，第一款RAS藥物將會在2019年前進入臨床一期。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比起研發多個藥物，我們更加希望把註押在一兩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藥物上。”針對RAS不同的變異情況，未來還會開發3個新藥。

第三次飛躍

為什麽越來越多的跨國藥企開始尋求和初創公司合作?在Verdine看來，因為傳統的模式已經沒有辦法解決現實的問題，人們需要新的模式和解決方案。

“科學家研制藥物時的挫敗感在於盡管有了生物科技，我們知道是哪些基因致癌，比如RAS，但是到目前為止，RAS引起的癌癥仍然無藥可治。”Verdine對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他的目標，“我們按照自然界的機理，運用生物技術，通過重新編程，來研發新藥。所以我們的使命之一就是要讓科技變成可治愈生命的藥物，而且讓大多數人都能夠承擔得起。”

近幾十年來，人類對疾病生物學的認知和藥物研制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明顯。“生物科技正在進行第三次重大飛躍。”Verdine向第一財經記者詮釋道，“第一次飛躍是小分子藥物的發現，這是最舊的方法了，比如阿司匹林就誕生在那個時期;第二次飛躍是蛋白療法，比如抗體;而現在所說的最新醫療模式，包括基因編輯技術Crispr(全稱為“Clusteredregularlyinterspacedshortpalindromicrepeats”)和基因療法、T細胞療法等都是未知的，我們還不知道該如何確切地用這些最新技術轉變成藥物。”

由於傳統的小分子和抗體技術的局限性，不能治愈所有的疾病，醫學界、藥企和資本市場越來越把註意力放到新醫療模式上。Verdine以總部位於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Therapeutics為例，該公司成立於2011年，現有資金20億美元，創下了生物科技領域史上最大規模的私人融資和合作紀錄。2014年，西雅圖免疫療法初創公司朱諾治療公司(JunoTherapeutics)募集到1.76億美元。2012年，加州海沃德的Intarcia獲得2.1億美元的融資。Verdine表示：“這些公司的共同之處都是創造了全新的療法。生物科技的大背景就是，新醫療模式將越來越多地受到資本市場的青睞。”

Verdine從未間斷探索和革新。他在2015年底成立的新公司FogPharma就是致力於一種被稱為“細胞滲透迷你蛋白質”的新醫療模式的研究。Verdine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FogPharma的主攻目標之一是β-Catenin(一種多功能的蛋白質，廣泛存在於各種類型的細胞，在參與這些細胞的增殖、分化和雕亡等方面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β-Catenin是非常特殊的，如果能夠綁定它，不僅可以控制癌細胞的繁生，而且可以激活免疫細胞(T-Cell)，殺掉癌細胞。”

據Verdine介紹，FogPharma是由包括李革夫婦等在內的一群中外“明星投資人”出資建立的，啟動資金1000萬美元。“其中部分是私人資金，部分是機構。個人投資者都是我的好友，包括李革夫婦、博裕資本的童小幪(SeanTong)以及風投機構Leerink的創始人JeffLeerink等。”Verdine介紹道。機構投資者包括藥明康德創投基金、DeerFieldManagement等。他十分有信心，公司會在2017年底之前研發出第一個臨床候選藥物，2018年進入臨床測試。

舍與得

Verdine於2016年初離開了風投機構ThirdRock，作為投資合夥人加入了李革新成立的位於美國康橋的風投基金WuxiHealthcareVentures(WXHV)。Verdine表示盡管這不是個簡單的決定，“就好像離開了風投界的哈佛一樣”，但是他最終選擇了WXHV，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好友李革。李革力邀他加入WXHV，而且他們兩人擁有對新醫療模式的共識和遠見。

去年底Verdine和WXHV共同創立了首家公司LifeMineTherapeutics，致力於通過基因組萃取技術(genommining)，從真菌中提煉分子，研制藥物。Verdine表示他們的目標是在全球A輪融資8000萬美元。他說：“我們計劃引入美國和中國各一到兩家頂級風投公司，外加一家戰略投資者，理想的對象是大型藥企。”

Verdine稱，LifeMine是他創立的10家生物科技公司中，具有最強中國基因的。不少世界上重要的藥品是從真菌中提煉的。可是傳統提煉方法十分耗時、低效，很多時候無法發現重要成分因缺少基因表達。LifeMine對傳統型，從真菌中開發藥品的方式進行重造。“我們首先獲取真菌菌株，測序菌株基因組，然後分析破譯基因密碼，選擇特定密碼，運用基因工程制出新藥，”Verdine說，“可能會考慮在上海建廠，提煉分離自然物質、制成藥物。這是典型的中國研發方式，我們可以輸出到全球各地，比如用於糖尿病和器官移植排異反應的藥物。”

從基礎科學研究到藥物商業化，從科學家、教授到創業者、投資人，Verdine是為數不多的真正打通整條產業鏈的全能型人才。這也是為什麽雖然他擁有10家公司，哈佛仍然希望留住他的原因。

Verdine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哈佛有很嚴格的規章，教授不能把超過20%的精力投入到其他工作上。我在創立WarpDriveBio期間，曾向哈佛申請了兩年公休，擔任公司的CEO和首席科學官。但是兩年後，哈佛警告說如果再不回校就要辭退我。要麽回學校，要麽創業，我當時必須做出決定。要知道，沒有人會拋棄哈佛終身教授的職位，這是所有人夢寐以求的，但是我也非常想繼續經營我的公司，研發新藥。這是我人生中最艱難的抉擇。”

後來經過多次協商，哈佛終於允許Verdine保留在FogPharma和LifeMine的CEO以及首席科學官的職位。現在Verdine每年在哈佛上課的時間為一個學期，而且不再擁有實驗室。“我現在的實驗室就是我的兩個公司，我實驗室的博士後也都去了我的公司工作。”Verdine對記者表示。

在任教哈佛大學和哈佛醫學院，建立兩家新公司，任職生物醫藥公司的董事、董事長之外，Verdine還成立了非營利性Gloucester海洋基因研究所和Gloucester生物科技學院(Gloucester是美國歷史上最老的捕魚港口)。後者是專門幫助那些因捕魚業不景氣而生活貧窮的漁民的孩子們。美國大學學費十分昂貴，為了讓漁民的孩子有更好的未來，Verdine成立了這個學院，自己融資，所有學生都免學費。畢業後還會介紹他們到生物科技公司工作。

Verdine現在和新公司的員工們一起的時間最多。他最新創立的兩家公司FogPharma和LifeMine的策略發展主管周維青告訴記者：“同事們都很好奇Verdine為什麽始終能夠保持旺盛的精力。”周維青和Verdine是在北京的一場生物制藥的論壇上認識的。“Verdine對人的判斷很準，只要稍微接觸一下他就能摸透一個人的大概。”周維青這樣回憶第一次見Verdine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