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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空間”的產生

2015年07月24日，上海，徐家匯地鐵廣告現彈幕，網友吐槽掛滿大屏幕。這種在視頻中加入圖形和文字的做法，更能夠調動我們的感官。（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月26日《南方周末》）

一種文本可以用多種手法接近，一種看法會有多種評論，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不得不多樣化。

寫作向來是知識的主要源泉之一。

由於超文本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網絡的本質，彼得·盧恩菲爾德稱數字媒介中彌漫著一種“未竟的文化”（culture of unfinish），從這樣的角度看網絡文本，幾乎總像是“過程進行中的工作”（works in progress）。不論是網站、博客、論壇，都允許不斷重建和修正，這種重建和修正，甚至不只是原作者進行的，這在舊媒介當中根本無法想象。

雖然羅蘭·巴特早就為“作者”（author）寫過訃告，但超文本的鼓吹者把數字媒體當作“作者”棺材上的又一顆釘子。這些看法不免有絕對之嫌，但如同巴特的“作者之死”給了我們洞識——在文本中尋找一個唯一固定的意義是註定失敗的——一樣，“未竟的文化”能夠幫助我們形成同暫時的、部分的、分權的世界和諧相處的感覺，因為文本之外總有文本，一種文本可以用多種手法接近，一種看法會有多種評論，等等。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不得不多樣化。

“未竟的文化”對於知識的一個直接影響，是我們要重新認識寫作本身。文學教授傑·戴維·波爾特提出了“寫作空間”（writing space）的概念。他認為，在印刷年代的末期，我們已經更多地為文本的暫時性和多變性所打動，而數字技術通過把讀者變為作者，極大地縮減了兩者之間的距離。在不朽和多變、強化作者和賦權讀者之間出現巨大的張力，這種張力充分體現在當下的寫作之中。

其實，我們在閱讀的時候，對於印刷物中的思想和知識，從來就不是被動地接受，而是在內心里對這些思想和知識進行很多思辨，試圖對傳遞思想和知識的人作出回應。柏拉圖在寫作《對話錄》的時候，一方面邀請讀者參與到對話之中，另一方面又剝奪他們的充分參與權，這種寫作方式早已失去了市場。數字化技術質疑傳統的論述手法：過去的作者對其論辯如何展開擁有完全的控制。今天的寫作教育很多時候仍然按著慣性在走，教育者沒有想到，經由超文本的方式，一段論述是可以同許多其他觀點或詮釋緊密相連的。

波爾特問道：為什麽一個作者要被迫給出一個單線條的論述，或是一種排斥性的因果關系的分析？是不是可以設想一種寫作空間的存在，使得作者可以同時思考和呈現幾條不同的敘述線？

“寫作空間”是一個了不起的概念。在下面所說的新型寫作環境中，一段文本只能以一種聲音表述，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出版從根本上來講是嚴肅和持久的；一位學者或是一名科學家甚至難以在不使自己受窘的情況下收回他曾經發表的東西。然而，一個對話卻非如此，它傳遞著不同的聲音，因而分擔了或者說延遲了言說者的責任。電腦上的一篇超文本作品可以被理解成為一個在作者和讀者之間展開的對話，讀者也被要求分擔言說後果的責任。”

波爾特和理查德·格魯辛一起提出了“再媒介化”的概念，指的是“新的媒介代替舊的媒介，借用和重組舊媒介中的寫作特征，並改革其文化空間”。在超文本作品中，寫作成為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圖像和文本再次被強有力地組合起來，仿佛中世紀的彩繪手稿一樣。

波爾特在他對再媒介化的寫作空間的分析中，提到各種過去和當下的混合形式，包括互聯網網站、互動小說、視頻遊戲和其他數字文本。非常遺憾的是，他沒有提到動漫。

從動漫和視頻等混合形式來看，寫作空間的一個明顯的變化趨勢是越來越多的視覺元素。文字的輝煌將會被形象、特別是移動形象所掩蓋，雖然充分開掘移動形象的潛力的技術還有待成形，但這種潛力的巨大是勿庸置疑的。比起在白紙上印出的黑字來，移動形象更能夠調動我們的感官。在一個視頻當中我們能看到很多的東西，更不用說聽到了。移動形象可以切入，切出，疊加，變調或是幹脆改變視角，以此牢固地抓住觀眾的註意力；還可以在視頻中加入圖形和文字（如彈幕）。

閱讀由此成為一項更為複雜的活動，可以帶給我們嶄新的精神景象，引我們抵達新的哲學之地，就像舊日的文字書寫一樣。這將是閱讀的未來。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