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1萬多塊錢算他的九牛一毛嘞!”圍坐的村民打趣道。今年61歲的陜西省吳起縣農民李仲幫在一旁樂呵呵地表示認同。
今年,李仲幫領到4000多元退耕還林補助,加上在山地種植山杏、山桃接近6000元的收入,而這1萬多元對於家庭年收入已經超過20萬的李家來說,已經不算啥了。
但是,吳起縣相當多農民還遠未達到富裕程度,該縣“油主沈浮”的資源型經濟,也在經歷斷崖式下跌,不管是個人還是全縣經濟,都要尋找轉型之路。
搬出山溝溝
李仲幫家祖祖輩輩生活在陜西延安市吳起縣。吳起縣因戰國時魏國大將吳起在此屯兵駐守23年而得名,更因作為中共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落腳點而聞名。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主力由瑞金等地出發,歷時一年有余,途徑11個省,行程兩萬五千余里,於1935年10月19日進入西北蘇區的吳起鎮,勝利結束長征。
然而,這片充滿紅色傳統的土地卻長期飽受貧困之苦。李仲幫原來居住的鐵鞭城鎮五岔村就是個山區,水、電、路都不通,距離最近的縣城也要20公里。他每次去縣城都要走上2個小時,全年收成勉強夠全家口糧。李仲幫跟中宣部“重走長征路”記者團回憶在老家時的生活道:“那時候在老家窮得很,啥都沒有,一年到頭過下來全靠天吃飯,喝的都是溝里挖的水,看病、上學都是問題。家里有三個男娃娃,供娃娃上學,三五塊零錢都沒有。”
2012年,李家隨著異地搬遷扶貧工程搬到了河西臺移民搬遷點。現在,三個孩子都讀完了書,大兒子在跑長途運輸,二兒子在地稅所上班,三兒子開起了鏟車,鏟車是自家靠銀行低息貸款買的,家里也在今年還清了貸款,李家的日子苦盡甘來,家庭收入已經達到了20萬,遠遠超過了最低年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1萬元的鐵鞭城鎮村民,成為村子里的致富“新貴”。李仲幫在記者面前不住地重複著:“現在的生活好得很,享受得很。”不時發出幾聲爽朗的笑聲。
李仲幫的鄰居、原來南莊畔村的村支書一家早他一年搬進了河西臺的新窯洞。唐敏是這家的兒媳婦,在新家里已經住了5年。唐敏和婆婆都是全職家庭主婦,丈夫在附近的石油廠工作。唐敏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搬過來之前,一家住的是三四十年的土窯,現在住上了寬敞明亮的新房,丈夫上班也只要十幾分鐘了。
吳起縣鐵鞭城鎮河西臺移民搬遷點李仲幫家的新窯
走出大山並不容易
移民搬遷是吳起精準扶貧的重要措施。按照當地精準扶貧的補助,移民搬遷戶可獲得每戶2萬元,每人1萬元的補貼,特困戶另外補助1萬元。以李仲幫家為例,他家建起了四孔窯洞,大約花費了13萬,家里5口人,國家補助了7萬,自己家里掏了5、6萬。
雖然有政府出臺的補貼政策,但從山上搬到山下,這需要自家掏的幾萬塊錢對於山溝溝里以種地為生的農民來說並不是一筆小數目。李仲幫家里有3個壯勞力,唐敏的公公是村支書,丈夫在石油公司工作,也可以說是家境殷實。
李仲幫原來住的五岔村約有120戶,600多人,現在還有一半的人口住在山上。唐敏所在的南莊畔村也僅有十幾戶人家搬到了河西臺移民搬遷點。
李仲幫告訴記者,留在村里的人大都是年紀大的不愛出來。當然,其中也不乏以土地為生或者拿不出這幾萬塊錢蓋新窯的村民。相比李仲幫家已經不在乎土地收入的情況,對於山上不少家庭來說,土地還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他們不得不受現實情況的制約過著溝里挖出個窩窩吃水,到處坑坑窪窪羊腸小路的生活。
本報記者從當地官員處了解,直到2015年底,吳起3369戶,8879人貧困人口人均收入達到3950元,全部超過2950元的省定貧困縣,實現了年末整體脫貧目標。鐵鞭城鎮白於山區移民搬遷主要分為三種方式:進城、進鎮和就地分散。像李仲幫和唐敏家就屬於進鎮的情況,而一些經濟能力更強的人進入到吳起縣城,一些老年人和以土地為生的人則留在當地。
而對於精準扶貧來說,讓農民搬出交通不便的大山、達到最低收入線才是第一步。如何增加進城、進鎮農民的收入,實現偏遠山區人口“移得來、穩得住、能致富”以及如何改善留在當地農民的生活條件,是吳起政府精準扶貧工作的重大考驗。
“油主沈浮” 經濟斷崖式下跌
說到經濟發展,不得不提到吳起的石油資源。吳起境內油氣資源豐富,已探明石油儲量4.5億噸、天然氣1000億立方米,石油年產量穩定在550萬噸左右,是陜北石油產量和資源區塊最大縣。吳起經濟屬於“油主沈浮”的資源型經濟,石油工業的拉動是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也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石油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占地方GDP比重高達80%以上,最高時甚至占到87%。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開采石油後,吳起縣的經濟經歷了井噴式的增長,一舉從國家貧困縣轉變成全國百強縣。吳起地方財政收入在2014年達到36億,創史上最高,在百強縣排84名。吳起縣先富起來的、能夠有實力搬遷的農民也大多與石油有關。李仲幫的兒子從事的貨運工作與石油有關,唐敏的丈夫亦在石油公司工作,可以說吳起人民生活條件的改變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石油資源,可謂“油興則民富,油衰則民貧”。
而在2015年、2016年,隨著國際油價的下跌,吳起的經濟也呈現斷崖式下跌的態勢。2015年全縣完成地方財政收入28.8億元,2016年財政收入預計為15億。
吳起經濟發展局局長賈治乾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講述了吳起經濟發展的困境:“吳起的石油困境從去年9月份一直持續到現在,這一年來,石油公司沒有向當地政府繳納過每個月約1.2億的石油收益分成。”
產業結構的失衡嚴重制約著吳起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長征期間,來吳起采訪的美國記者斯諾曾稱這里是蘇區的“工業中心”。1936年紅軍西征期間,吳起鎮成為紅軍的重要補給地。手榴彈、炮彈、手槍、激光槍和被服、鞋襪、藥品等都貼著“吳起制造”字樣。而今天的吳起卻是石油一家獨大,工業產業薄弱。和延安及其它資源型城市一樣,吳起經濟結構轉型迫在眉睫。
對於產業結構的轉型,賈治乾認為吳起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力:一是旅遊業,雖然吳起目前旅遊業的產值仍不具有統計性意義,但吳起旅遊資源豐富,紅色旅遊、古城寨堡、剪紙、糜粘畫、手工鞋墊、信天遊、搟氈調等傳統民俗都是吳起發展旅遊業的寶貴資源。二是加工工業,主要是石油方面的裝備制造業。三是農產品加工業,吳起的蕎麥醋、地毯都很有名,有200萬畝沙棘樹和大面積山地蘋果。
賈治乾同時向記者闡述了吳起經濟發展的兩大瓶頸:一是道路,二是水資源。加快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引黃工程也是吳起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
吳起縣的石油鉆井平臺
“農民專業合作社”助力精準扶貧
在農業方面,吳起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基地+鞏固戶”的模式,一方面促進農業結構轉型,另一方面在精準扶貧,增加農民收入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五谷城鎮桐寨鄉的“桐寨模式”就是其中的典型。桐寨鄉成立了小雜糧種植加工、生豬養殖、羊子舍飼、土雞散養、水產養育、薯類銷購六個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專業合作社采取統一優良品種、統一作物布局、統一田間管理、統一訂單收購,提高農產品增加值,促進鞏固戶增收。各大養殖場、養殖戶產出的農家糞肥為種植基地、種植戶提供綠色優質肥料;種植戶的作物稭稈、加工後的麩料又為養殖業提供飼料,形成了綠色健康、循環利用的發展模式。
記者團一行走訪了五谷城鎮桐寨鄉的小雜糧種植基地。在桐寨特色小雜糧種植基地,合作社對種植統一實行進行精細化管理,優先將無勞力的貧困戶土地進行流轉承包,優先雇傭有勞力的貧困戶在合作社務工,註冊了“肥土地”牌小雜糧品牌,利用品牌效應將更多的產業利潤留存當地,增加農民收入。
五谷城鎮桐寨鄉村支部書記張延才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反映,桐寨村有216戶866口,其中70%在家務農,30%外出打工,在家務農的160戶全部參與合作社。自從2012年實行合作社化以來,每年農民平均增收2000到3000元。在2015年初,桐鄉村有28戶精準脫貧戶,2015年末已經有16戶完全脫貧。合作社通過品牌化路線、專賣店、電子商務等渠道出售產品,每年可賣出7700噸雜糧,營業額約700萬元,每年可獲得有40到50萬的凈利潤。
吳起縣五谷城鎮桐寨鄉小雜糧合作社里的雜糧加工廠
今年54歲的張延富在小雜糧合作社里做包裝工,每天的工資約150元,夫婦二人每一年收入3萬到5萬元。而在合作社成立之前,他們的年收入是2萬元。
張春智是桐寨鄉村里的精準扶貧戶。今年60歲的他和老伴經營著十二三畝地,種玉米和谷子,兒子在外打工。2015年的時候,張春智家人均收入達到了4000元,從精準扶貧戶轉為了鞏固提高戶。今年,他家的收入預計會達到2到3萬元。張春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我家一直是村里的貧困戶,有了合作社後,我成了合作社的社員,養了十幾頭豬,今年賣了兩頭,已經收入4000元,2015年種的谷子每畝年產量400到500斤,今年在合作社里,統一用的新品種,年產量達到1000斤,收入翻番。”
雖然生活好了,老爺子最憂心的是兒子的婚事。張春智28歲的兒子在農村顯然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但按照當地的習俗,家里需要至少要準備30萬元,兒子才能娶到媳婦。這些錢對於剛剛脫貧的張春智一家來說著實是不小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