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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喊創新，究竟政府該幹什麽不該幹什麽？

（新華社/圖）

2016年9月11日下午，在深圳舉行的馬洪基金會秋季理事會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與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教授，分別就“清除創新的體制障礙”以及“創新中的企業和政府行為”進行了專題演講。作為市場經濟中“企業家精神”的知名捍衛者，張維迎教授以嚴謹的邏輯與案例分析，論證了在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與“技術進步”兩大功能中，企業家的“套利”和“創新”精神起到了關鍵的驅動作用。相映成趣的是，唐傑教授的演講從創新的“空間分布”展開分析：為什麽在不同時代創新總是集中於少數國家或城市空間內，而沒有形成理論上應該呈現的“均衡分布”。

張維迎：企業家創新有賴於產權保護和法治公平

張維迎認為，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發展中，由於內部體制約束和外部技術落差等原因，企業和企業家基本上是依靠商業和政策性套利模式成長起來的；但在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接近市場均衡階段後，無論是技術追隨型的商業套利，還是政府支持型的政策性套利空間都已經越來越小。

而在長期依靠套利模式成長起來的市場機制和行為模式慣性下，無論是政府體制還是企業家心態，都更難適應創新型經濟的發展要求。

這是因為創新經濟體系作為一種兼具不確定性和長周期投入的新型增長模式，對產權保護和法治公平的敏感性遠大於套利經營模式；與此同時創新成果對原有市場利益結構的破壞，也會引起既得利益群體的諸多阻礙與反擊。

這些本質上的“利益之爭”，在某些時候會由於社會觀念的誤區而變成制度或政策阻礙。對此張維迎教授以《反壟斷法》為例，指出企業創新形成的差異化競爭力本身就具有“壟斷”性質，而被經濟學家們“搞反了概念”的“反壟斷”，本質上是一種反競爭機制，變成了劣勢企業狙擊創新企業成長的政策武器。對此，張維迎強調壟斷與否並不在於市場中有多少家企業，而在於市場本身是否對外來競爭者開放。

基於“法治公平”的市場創新理念，張維迎教授對當下的產業政策、國企模式以及貨幣刺激等政策均提出了批評，認為這些“差異化政策”正在成為國家創新的“體制障礙”。

唐傑：政府合理行為是為完善市場機制“拾遺補缺”

在對張維迎教授強調“源頭創新”理念表示贊同的同時，唐傑以華為為例，分析指出這家著名通信企業從模仿式跟隨到跨入引領式“源頭創新”的歷程，之所以發生在深圳這個“城市空間”，來自於兩個方面的差別：一是深圳有著比其他城市更加完善的市場經濟機制；二是在這一市場機制形成過程中，“合理的政府行為”。

在其後的討論中，唐傑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在2000年之前，中國手機制造集中在北京三星和天津摩托羅拉兩家企業內；而今天中國10億支手機的生產能力中，有8億在深圳。

而在手機產業“空間轉移”的背後，是企業形態的巨大變化：與摩托羅拉、諾基亞等巨頭獨霸手機市場不同的是，今天深圳手機產業鏈遠非華為等數家品牌企業“獨大”，而是有著2000多家分工合作的大、中、小企業共同構成的“產業群”。

“華為不是華為公司，而是‘華為系’，”唐傑教授表示，正是在現代產業體系深度分工和契約合作模式下，大量產業鏈上的中小企業，得以通過“執行制造標準”的方式，分享著包括華為在內的領導企業強大的研發專利成果，形成了不斷提升和演化的動態產業鏈及創新擴散模式。

唐傑認為，在這一新型的現代產業模式下，深圳政府選擇的“合理行為”就是“補足產業鏈”和完善包括合約執行在內的“市場規則體系”。

比如在手機產業的轉移中，深圳政府做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因為當時手機入網必須通過工信部北京檢測中心的檢驗，而長達三、四個月的送檢過程根本無法滿足產品更新換代的需求。於是深圳市政府向工信部申請成立深圳檢測中心，並以財政補貼等方式為中心提供運營支持。

政策出臺後迅速引發深圳“山寨”手機業向自主品牌轉型，並拉動整個手機產業鏈的升級壯大。“你可以說是產業政策，也可以說是公共政策，”唐傑表示在市場機制轉型過程中，深圳政府正是靠著這種“拾遺補缺”式的點滴積累，形成了今天的產業配套和市場機制比較優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身為經濟學家的唐傑表示，他與張維迎教授對“創新中的政府角色”理解，在“以市場為中心”的邏輯基礎上是一致的。只是一個從右摸——警示過度的政府幹預會帶來“市場失敗”；而另一個從左摸——認為保障市場公平、保護市場競爭的合理政府行為，能為市場機制的完善創造更好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