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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可能繼續單以經濟數據， 作為衡量社會的成功與否，我們需按一套客觀、持續、具體的方法關心市民的快樂程度。政府管治不可能單看經濟進步，還要顧及市民生活的進步；不單看生活標 準，還看生活質素。」以上這段文字是我隨手寫出來，但可以出自全世界任何一個政治領袖，對於在餘下任期旨在求穩定及和諧的曾蔭權政府，這些字眼走進官方文 章是指日可待。 近期全球政經界熱爆的關鍵詞是快樂，總統首相到上市公司主席都快樂不離口，忽然間，所有人都關心身邊人是否快樂。在經濟學 界，最時髦領域是研究快樂，快樂經濟學家不愁沒出路。這現象其實合理，政經領袖有他們的算盤，關心身邊人的生活狀態，顯出自己人性化一面，撇開客觀功績是 否成功，起碼可贏得「Nice」的美譽。今時今日，政經界都玩軟（實力）唔玩硬（實力）。談快樂贏硬，因為無人可以拗或敢拗，快樂怎可能有 錯？Well……我有話要說。 單以經濟數據來衡量一個國家或一間企業的狀態是過分狹窄，這是眾所周知事實，不需要經濟學家來告訴我們。冇錢 當然不行，但當富裕到某一地步，金錢亦不可能增添快樂，我相信所有人都明白這道理。英國首相卡梅倫最近要求國家統計局設計新的統計方案，引入快樂指數，幫 助政府制定政策。這消息隨即引起辯論，擁抱快樂是一回事，衡量快樂是另一回事，以快樂來制定國家政策更惹爭議，這也是我最感不妥的地方，快樂這條數點計？
據我所知，衡量快樂主要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是根據金錢以外的客觀數據，例如平均壽命、犯罪率、自殺率、離婚率、就業情況、上班交通時間、貧富懸殊等，定出一條方程式，然後得出快樂指數。第二個方法是做訪問，直接問人的感受。 第 一個方法的問題是，沒有一條認可的方程式，各施各法。我懷疑這些依據所謂客觀方程式設計的快樂指數，容易受主觀期望影響。例如曾蔭權下令政府統計處設計快 樂指數，統計處有很大自由度去設計，老闆吩咐做嘢，雖然未必有講明老闆心目中要求的結果，但下屬怎會不知。香港貧富懸殊冠絕全球，在快樂指數方程式加重貧 富懸殊比重，結果一定不夠「靚仔」，最終統計處會否受到或者是無形但非常實質的影響？我覺得很難避免，因為沒認可基準，統計專家的活動空間很大。
第二個方法是大部分國家採用，包括香港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每年公布的「香港快樂指數」，方法是訪問八百名香港人。我不是八百人之一，但可想像到問卷包括不同類型問題，目的是決定被訪者是否快樂，或快樂程度有幾高。這方法存在一個假設：我要知道自己有幾快樂。 「快樂」二字本身毫不簡單，快樂跟滿足、幸福、活得有意義等是否等同？活得有意義但不快樂，有可能嗎？假如被訪者的答案是：「我實在想活得像誠哥四叔，不過我知無可能，因此我接受現狀的諸多限制，或者這就叫知足吧。」此人快樂嗎？知足？誠哥知足的話現在做膠花……
快 樂甚抽象，當中包含無數含義，不同人有不同定義，要衡量快樂不能避開主觀感受，偏偏經濟學家不相信人把口，只信人的口袋，因為人總是講一套做一套，很多時 候甚至不能解釋自己的行為，人以辛苦賺回來的金錢來作決定，相對上最可信賴。欠缺客觀基準，衡量快樂變成大混戰，經濟學家唯有旁敲側擊，希望在其他客觀因 素推算出主觀感受，例如上班交通時間長，一定不大開心，或者性生活活躍，一定好開心。以這些周邊基準去衡量快樂，異見聲音此起彼落，情況更混亂。 總 統首相到上市公司主席誓要把快樂納入政綱和企業策略中，下屬無所適從，唯有蒙混過關，總之上上下下快樂不離口。我不懂快樂經濟，也不信快樂這條數有得計， 對所有快樂不離口的領袖持懷疑態度，因為我不需要人家令我快樂，我只需要一個自由、公平、包容的環境讓我尋找快樂。我堅信美國獨立宣言的最後一句，我們的 權利不是happiness，而是pursuit of happiness。 蔡東豪 Tony Tsoi 現任上市公司精電國際行政總裁，他曾任職投資銀行，在《信報》以筆名原復生撰寫財經專欄，對投資及求知有無限渴求，習慣早上四時起床寫作找樂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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