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里，臺灣歷史學者王汎森先生頻頻出現在大陸文化界、思想界的視野之中。他來大陸所做的幾次學術演講，以及接受媒體的深度訪談，在大陸的學術思想界多次引發熱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北京大學出版社去年年底推出的王汎森先生代表作《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也成為各大好書榜的青睞對象。王先生的這本書，無論是研究主題，還是具體內容，放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去討論，都具有格外豐富的現實意義。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是王汎森先生的論文集，共收入論文十二篇，這些論文盡管主題各異，但都可以囊括到從晚明到晚清這三百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學術和社會生活領域發生的諸多轉向這一大的線索之下去考量。
正如王汎森在本書緒論里提到的那樣，有四種力量在明末清初以來的士人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交互作用，它們分別是：晚明以來的城市化、商業化和享樂主義的生活理念;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經典考證回歸古代的努力;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帶來的政治壓力。盡管上述第一種力量在商人群體中仍然得到延續(參見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一書)，但應該看到：主導清代士人生活轉型的主要線索，是上述的後三種力量。
晚明商品經濟發達和城市化進程加速帶來的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浪潮，以及隨之伴生的包括王學左派(李贄的所謂“異端”思想、王艮的泰州學派)和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在內的思想解放浪潮，之所以到了清代統治秩序穩固之後會戛然而止，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內因角度來說，相當多的漢人士大夫，將享樂主義和王學左派的盛行，歸結為導致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們通過組織讀經會、回歸古代等多種方式重新提倡程朱理學，自覺抵制王學左派思想的影響和傳播;從外因角度來說，由於清代的最高統治者來自異族，加上滿人入關之前采取的是半奴隸制的政治組織形式，因而清朝統治者對於君權至高無上的推崇和對漢人士大夫嚴密的打壓與控制，在中國歷代王朝當中，都是極其鮮見的。正是在這樣雙重因素的作用下，晚清極具現代性特征的啟蒙浪潮就被扼殺在搖籃之中，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才得以重新浮出水面。
本書之所以選擇“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作為書名，不只因為這篇同名論文在書中分量最重，還因為全書的十二篇論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可謂是在講述處於清代統治者權力高壓之下的士人生態。有清一代，文字獄的數量和慘烈程度，都算得上是中國傳統帝制時代里之最。這些文字獄當中，的確有一部分源於黨爭等歷朝歷代中通見的因素，但絕大多數都源自統治者出於滿漢隔閡而產生的巨大的不安全感。
莊廷鑨的《明史》案和徐駿詩文案(因“清風不識字”一詩獲罪)，就是這類族群隔閡案件的代表。而史書中所記錄的所謂“康雍乾盛世”的頂峰——乾隆皇帝統治時期，恰恰正是文字獄最多的時期。一方面，到了乾隆年間，清王朝的統治秩序已經非常穩定，統治者不擔心文字獄引發的波瀾會危及國家的整體穩定性;另一方面，正是由於以乾隆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的極度自信，才使得他不能容忍任何一點挑戰王朝統治權威的力量的存在。乾隆時期編撰的《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這固然是一件文化盛事，但與編撰《四庫全書》同步進行的，則是大量禁書的銷毀、篡改和查禁。王汎森在書中提到，在乾隆時期，士大夫即便只是收藏禁書，也會被處以極刑。
文字獄只是清代帝王統治術的一個方面。為了徹底控制漢人士大夫，乾隆等清代皇帝還將晚明降清的諸多漢臣列入《貳臣傳》，同時由皇帝本人來擔任詮釋儒家經典的最高講壇——“經筵日講”的主講人。前者旨在大力鼓吹儒家忠義觀，試圖以忠義倫理來超越族群隔閡;後者則讓皇帝集政統和道統於一身，強化統治的穩固性。
在如此殘酷的政治高壓之中，清代士人的自我噤聲、審查和壓抑，也可謂是無處不在。乾嘉學派之所以會選擇考據作為主要學術研究方向，自然跟現實無從可談，而轉向故紙堆相對安全有直接聯系。而在整個清代盛世期間，漢人官僚多以沈默、聽話著稱，在康雍乾三代位極漢臣之首的張廷玉、劉墉等人，在皇帝面前也普遍是一副“和平端正”、“器量純全”的形象。明代屢見不鮮的士人直言進諫、寧死不屈的現象，在清朝盛世則變得寥寥可數。
從明末清初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士人極力反清抗爭，到“康雍乾盛世”中士人官僚普遍的唯唯諾諾、明哲保身，清代統治者用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對漢族知識分子的強力規訓。而這種由強權主導的“規訓與懲罰”，帶來的惡果就是：清王朝越來越缺乏自我糾錯能力，跟同時代西方國家相比，也變得越發不思進取，最終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跟西方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鴉片戰爭和晚清一系列與西方列強戰爭的慘敗，表面上發生於19世紀，實際上其失敗根源，早在17世紀明清鼎革之時就已種下。
在書的最後部分，王汎森先生介紹分析了清盛世中的眾多禁書，到了鴉片戰爭之後重新刊行，並在士人階層中廣泛傳播的現象。這些誕生於清初，在清盛世被禁絕的禁書，構成了晚清變革運動的思想基礎，也為後來革命黨的反滿革命，提供了理論淵源。我們有理由暢想：如果沒有中間這兩百年的壓制與禁絕，如果順延晚明的現代性萌芽和思想啟蒙運動正常向下發展，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否可以大大提前?當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否有可能更進一步?
當然，歷史不容假設。盡管如此，清代思想控制帶來的種種惡果，仍然值得我們予以足夠的重視與反思。
(作者系金陵讀書協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