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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未來會不會比大逃亡的結局更好一點”

編者按：2015年10月12日，諾貝爾獎委員會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宣布，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普林斯頓大學的安格斯·迪頓，理由是表彰他在消費、貧困以及福利方面的卓越貢獻。

迪頓1945年10月生於蘇格蘭愛丁堡，在劍橋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80年代初，迪頓赴美，此後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任教至今。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迪頓也許有些陌生。迪頓是誰？為何能獨享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學術貢獻對發展中國家有什麽意義？南方周末本期特刊發兩篇文章，以饗讀者。

書的原標題叫《大逃亡》，來源於一部著名的電影《逃離索比堡》，迪頓可能覺得這個故事就像人類從集中營里走出來，有的人能走出來，有的人就死在那里，作者在思考人類的未來會不會比大逃亡的結局更好一點。

這本書的中心思想就是不平等的起源，作者認為這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後果，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有的人就跑到了前面，有人落後。分化有好處，可以模仿和競爭；也有壞處，就是跑到前面的既得利益者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傷害，會采取一些手段阻礙後面的人。

2015年10月12日晚上7點，安格斯·迪頓獲得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消息公布後，崔傳剛正開車堵在北京的晚高峰中，他接到一些微信和電話，手快的媒體記者們已經通過搜索，知道了這位諾獎得主居然有一本已出版的中文著作《逃離不平等》，譯者是崔傳剛，現任搜狐高級主編。

兩年前的冬天，崔傳剛利用兒子晚上入睡後的時間，花四個多月譯完了這本“偏冷”的書，出版社也抱著公益出書的初衷，只印了5000冊。安格斯·迪頓獲諾獎消息傳開後，各家網上書店已經無書可售。出版社正緊急加印，讀者還要等上半個多月才能買到這本一度沒人看的書。

沒想到偏門書能火起來

我大學是學英語的，然後學新聞，後來在搜狐做金融編輯，之前零零碎碎地翻譯過一些東西。這是我翻譯的第一本書，老實說有點心虛，沒想到他會得諾獎，2013年時只知道他是個經濟學家老頭兒，出版社覺得書不錯，想找一個了解經濟、金融的人翻譯。我們研究生有個小團隊，都在做翻譯，有人介紹給我，就接下來。

當時中信給的時間很緊，必須在4-5個月內翻完，我是2013年冬天做的，利用業余時間。那時候兒子1歲，我晚上等他睡著了，大概從9點開始做，到淩晨一兩點。所以，純粹是業余愛好支撐我去翻譯了這本書，也算作一次學習。

雖然這本書算是經濟學里相對比較普及性的一本，但畢竟話題比較嚴肅，一般人看不進去。經濟學很深，我也是門外漢。說來有趣，那時候出版社和我都覺得這是一本偏門書，沒有多少人看，出版社是抱著公益的目的出版它，所以只印了5000冊，大家都覺得沒人看，沒想到能火起來。翻完我曾經送了幾本給朋友，後來問他們都說沒看完。

書沒有任何變化，但諾貝爾獎給了一些光環，現在要加印。諾獎消息一出來，好多人給我打電話，對一個翻譯者來說，翻譯完了就完了，回頭想想有點因緣際會的味道。

中信出版社當時選這本書，應該跟“不平等”的主題有關系，書的副標題叫“財富健康與不平等的起源”，後來責編起名字的時候把“不平等”提到了主標題，也是認識到了這個話題的重要性。這本書的內容比較雜，最後找這個點作為核心。

這本書當時沒有做特別的策劃推廣，推薦語都沒有找中國人寫，全是翻譯外國人的，我記得比爾·蓋茨推薦過，這本書還是2013年福布斯年度圖書之一，當時覺得這本書很好，但沒人看，中國人確實不愛讀書。

“大逃亡”的涵義

迪頓是英國人，他的用語比較正統，語句比較長，文字比較平實，不是很有文采。我記得他書里的話有些重複，語言不是很閃光。但是他的知識很豐富，結合很多歷史和醫學。他的學術研究很紮實，我家里有一本他和別人合著的《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里面有很多經濟學模型和分析，我想這次諾獎授予他，也是認可迪頓在這方面的貢獻。

2012年時迪頓就是諾獎熱門候選人，今年大家覺得他獲獎比較冷門，因為他是研究微觀的，而這兩年獲獎大都是宏觀的。其實也並不意外，在貧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他做得比較多，在消費方面他在1980年代已經奠定了學術地位。他是個平實、低調的人，是全美經濟學會主席，哈佛經濟系顧問團主席，一般來說做這種職位都是那種人緣好、學術地位高的人。

這本書的原標題叫《大逃亡》，來源於一部著名的電影《逃離索比堡》，它講述二戰時一些德軍集中營里的囚犯想盡辦法越獄，最後死了很多，只剩下少部分人逃出來。迪頓可能覺得這個故事就像人類從集中營里走出來，有的人能走出來，有的人就死在那里，作者在思考人類的未來會不會比大逃亡的結局更好一點。

他在書中談了很多人類福利的變化，除了物質財富增長，還有比如出生死亡率的降低，流行病的變化。以前比較多的是瘧疾、肺結核等急性傳染病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後來出現一個拐點，慢性病比如心血管疾病和癌癥成為人類健康的困擾。他從200年前開始寫人類是如何克服這些病，隨著物質財富的增長，人類的健康也在發生變化。他自己也說，他是一個經濟學者闖入了健康和歷史的領域，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本書的中心思想就是不平等的起源，作者認為這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後果，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有的人就跑到了前面，有人落後。分化有好處，可以模仿和競爭；也有壞處，就是跑到前面的既得利益者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傷害，會采取一些手段阻礙後面的人。比如美國的大醫藥公司通過遊說控制立法，可能會讓窮人的利益得不到保護。再比如大學學費越來越貴，名牌大學里的富人校友的孩子越來越多，這會對窮人階層形成擠壓，導致階層固化。

所以作者認為不平等這個問題不僅是物質和財富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健康、教育和醫療這些整體福利的問題。作者說的這個問題我覺得很深刻，有點像2014年同期出版的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但當時《21世紀資本論》大熱，這本書沒什麽人知道。

多角度研究不平等

迪頓在書的前言里以他自己的故事為例，他在蘇格蘭煤礦長大，他爺爺就是挖煤的，唯一願望是能天天看到太陽。他父親抓住了機會，上夜校學習成為工程師，後來發現了教育的重要性，就花錢給兒子補課，所以迪頓受的教育比較好，讀了劍橋，在那教書。他的兩個孩子也從事金融業。他父親很幸運，二戰參軍被德軍襲擊受傷，運回國不用再打仗了。父親回去休養的時候認識了他的母親。他講這個故事是想說明，一代一代人的生活在進步，他自己也比較幸運，不幸運的可能一出生就死掉了，或者爺爺輩在煤礦里死掉，父親在戰場上死掉，所以作者覺得不平等是存在的，引起了他對不平等的一些關註。

但對那些落後國家，他是反對提供國際援助的，國際援助有兩種：一種是直接給錢到當地政府，但是如果當地政府是專制的，比如非洲很多國家，他們拿這個錢買武器、建監獄，這個錢就浪費了；另一種方式是繞過政府，直接給窮人，他認為這個效果也不大。因為能帶動國家最終發展起來的，只能是一個有為的政府。他舉了中國和印度的例子，中國和印度能養活這麽多人，最關鍵的就是政府采取了正確的手段。他總結說，政府能提供服務和產權保護，這個國家才能真正發展起來，比如老百姓向政府繳稅，反過來政府提供給我保護，這種關系要用法律確立起來。靠援助是沒有用的，救急不救窮。

他還從消費和收入角度研究貧困和不平等。以往宏觀經濟學里只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概念，但其實人不可能都一樣，要是按照人均去制定一個政策，如果是比較均衡的國家還好，人均就在中間位置；如果是極度不平等的國家，你的人均政策就只是為一小部分人制定的。所以作者研究微觀消費，要分清楚每一部分人的收入是多少，根據消費能力確定我們應該去做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