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应变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157963&time=2010-07-04&cl=115&page=all
《新世纪》周刊 记者 胡舒立 凌华薇 冯哲 全球最大市值、最多存款也是最盈利的银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都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佳时 刻。 国有银行改革启动之初，外界颇多质疑。现在，作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商业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受邀多次参加了国际上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会议，“他们开 始想听并重视中国商业银行业的想法。”姜建清说，“这和十年前确实有天壤之别。” 6月25日和7月2日，姜建清就此两度接受本刊记者共计三个多小时的专访。身着白衬衣的姜建清比几年前稍显清瘦，但愈发自信，谈起美国金融监管 改革最终草案，细节的变化亦不放过。不过，他称应客观看待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趋势，既要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也要注意辨别哪些适合中国及新兴市场，“不能别 人生病，我们吃药。” 姜建清以工行掌门人的身份，经历了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银行改革全过程。他在总部接受过我们多次独家专访，其中一次是2003年1月 对外详解工行的改革计划，一次是畅谈工行改制上市，这次则是纵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暗合着工行近年来的改革路线图。 金融危机甫定，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试图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框架，焦点集中到资本金的定义和定量。对此，姜建清认为，这些改革对中国银行业的直接影 响非常有限。“我们初步测算，对工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约在1个百分点。” 1个百分点，对工行意味着592亿元。 2010年3月底，工行资本充足率11.98%，核心资本充足率9.58％，在几大行里最高。工行未雨绸缪，目前启动了A股可转债加H股配股的 再融资方案，外界预计规模在600亿元左右。 但姜建清也指出，从中长期看，这些监管规则的修改，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银行业都将面临更高资本的要求，而如果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发展模式不 变，银行业补充资本的压力长期存在。“转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融资模式，也转变银行的盈利模式，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待解之题。”姜建清提 出，应开始系统考虑推进中国银行业资产证券化的进程。 工行当前的总资产已经超过12万亿元，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一成半，盈利则接近1300亿元。作为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也是国际上最大银行之 一，姜建清并不隐讳对如何处理“大而不倒”的不同看法，“机构之大并不和危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键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建立大也能倒的机制”。资本！资本！“根据工行初步测算，若完全按照讨论中的新规则实施，对工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 《新世纪》：你参加了多次巴塞尔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组织 的国际会议，据你的观察，最重要的变革是什么？ 姜建清：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提高资本的质量，提升资本充足率。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Ⅱ，本来被认为是非常好 的规则。但是在金融危机中，很多银行不得不在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补充资本，甚至需要政府注资，引发极大争议。 危机表明，不同质量的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是有差异的。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留存收益等权益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 也称核心资本。这一次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更严格的资本定义：第一，高度重视一级权益资本，创新型资本工具要从一级资本中予以剔除；过去一些创新型工具虽然 降低了融资成本，但是牺牲了资本质量；第二，简化资本的分类，取消二级资本的子类；第三，提高资本的透明度。 《新世纪》：一些国家已经把银行的核心资本的要求从4%提 高到8%，巴塞尔委员会对此是否认可并推广？ 姜建清：未来的资本充足率标准现在正进行全球定量测算。银行的核心资本肯定要增加，总体资本充足率也要上 升，但具体比例还待定。 确实这次改革对核心资本的内容调整较大：第一，无形资产要求从一级资本的普通权益中扣除；第二，递延税资产的实现有赖于银行未来的盈利能力，要 求从一级资本的普通权益中扣除；第三是对外股权投资的处理。如果银行在一家金融机构持有普通股的比例超过10%，就要从本银行的普通权益中全额扣减。此外 还包括对养老金资产、所持自己银行的股票、股本溢价等几十项的规定。 《新世纪》：这对中国银行业有什么直接影响？ 姜建清：非常小。根据工行初步测算，若完全按照讨论中的新规则实施，对工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不会超过1个百 分点。其中，对一级权益资本影响仅0.3个百分点，因为中国的银行一级资本里面没有创新型工具，基本上都是权益一级资本。 工行主要受两个方面影响，一是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要从资本项目中扣除，二是新增的递延税资产处理规则；至于工行少量持有其他银行的100多 亿元次级债，将来要转让掉。 但扣除土地使用权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因为在中国土地不是私有的，流通中转让的是土地使用权，可以得到现金和对价，这与无法单独转让的企业商誉相 比，有本质区别，我觉得计算时不应扣除。 现在我们的资本充足率在监管要求的红线之上。但随着业务发展和金融监管改革对资本质量和数量标准的提高，还是有较大的资本压力。 《新世纪》：银行增加资本是抗击风险的需要，但这对实体经 济会不会造成影响？ 姜建清：欧美的大银行都提出，增加资本，需要在市场上大量融资，可能会导致信贷紧缩，特别是会影响到中小企 业的融资，将会引起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等。 国际金融协会（IIF）对新规则若实施后对G3（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体未来5年到10年宏观经济的影响做过一个分析。到2015年，G3经 济体总体的GDP与改革前比较，约下降3个百分点。这里面包括美国下降2.5个百分点，日本下降1.9个百分点，欧洲下降高达4个百分点。 我在许多国际会议上提出来，要重视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多样性。比如在非洲赤道地区谈论北欧如何抵御寒冷，难以感同身受。 随着这些年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经济的不断强大，情况还不错。但在另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长期处在低发展阶段，有增长的爆发期，而财政积累较低，资 本市场不发达，过高的监管要求将来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新世纪》：去年因为信贷投放较猛，今年初以来中国银行业 纷纷再融资。而市场对未来银行业资本饥渴症仍有恐惧。你觉得应如何打消市场的疑虑？ 姜建清：现在增加资本只有两条路，一是减少分红，二是市场增资。这几年中国银行业的分红都在45%左右，可 否再降低一些来增加资本？问题是股东有即期回报的要求，实际上形成一对矛盾。今年几大银行在市场上先后推出融资计划，虽然在A股市场主要采取可转债等对市 场冲击较小的办法，影响有所缓解，但市场仍然感到了银行再融资的压力。 按照工行目前的盈利状况和发展，每年的利润留存很可观。若能再略降一些分红，资本的增加也有保障。 过去西方的银行走第三条路，就是通过创新工具，既增加了分子、减少了分母又扩大了盈利，但因为金融创新过度等多种因素，酿下金融危机，现在看来 这条路已经被断掉了。但对中国而言，金融创新比较不足，因此，适度资产证券化还是要坚持。监管新工具“银行至少不能大比例、大规模地从事自营交易业务” 《新世纪》：这次危机中，西方的银行业都出现了“流动性黑 洞”。这时候，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新的流动性风险衡量指标，这对银行业的影响何在？ 姜建清：主动负债为主的西方银行体系，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市场上的流动性会骤然消失，出现“悬崖效应”， 流动性骤然消失。 流动性实际上就是银行在可接受损失的前提下，获得新增资产和偿还债务所需资金的能力。银行的一项功能就是“转换”，包括将短期分散的存款转换成 长期贷款，即期限转换，这从本质上决定了单一的银行机构因期限不匹配风险，容易受到流动性冲击，并且流动性风险会传递。 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新原则，防止银行在市场繁荣期过度依赖拆借等批发性融资，留下流动性的长期隐患。但也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为了满足流动性监管的新标准，银行总体上会倾向于购买符合监管指标的流动性优质资产，但由于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有限性，会导致银行购买成本 增加，债券市场上发债主体的成本也会提高。其次，银行将调整资产负债表的结构，造成相当一部分资产沉淀下来；同时，银行会尽可能持有期限较长的负债和经营 短期资产，这些都会造成银行效益的下降。而银行迫于盈利压力会把成本转移出去，可能提高实体经济的资金使用成本，产生了第二轮的挤出效应，影响经济复苏。 《新世纪》：金融危机后，去杠杆化成为趋势，这是否意味着 从此银行业的效益要大打折扣？ 姜建清：杠杆率（总资产和权益资本的比率）过高被列为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杠杆率所反映的风险信息应受 到高度重视。 危机之前，西方杠杆率放得过松。但杠杆率面前，商业银行和投行是不同表情的。商业银行的杠杆率在金融危机前后并没有明显变化。投资银行则要去杠 杆化，意味着抛弃过去的业务模式去寻找新业务支撑点，这是非常痛苦的。 就国家和地区来看，欧洲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至今大部分欧洲银行的杠杆率都在30倍以上，这可能与欧洲银行业内投行比例较高有关。 《新世纪》：银行的顺周期性是不是一个“自然规律”，提出 反周期资本监管措施，你认为能做到吗？ 姜建清：银行的顺周期问题确实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因为银行在繁荣的时期往往是多放贷款，资本要求也比较 低；衰退时期资本要求比较高，银行也相应削减信贷规模。由此，金融业在危机时出现了对实体经济进一步的破坏性作用。 最近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四种思路。一是降低最低资本要求的过度亲周期性；二是提高拨备制度的前瞻性；三是通过建立超额资本，保证在全行业严重衰 退的时候，也有足够资本支持持续的营运；四是抑制信贷的过度增长。 顺周期这个理论，实际上由于自由市场经济中更多由“无形的手”来推动，所以形成了经济周期波动。中国则更多依赖“有形的手”，这似乎对顺周期有 一定对冲作用。我认为应该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有效调节为辅，还特别要注意宏观调控政策能否有效传递。 《新世纪》：对争议更甚的沃尔克法则，比如限制银行自营、 限制银行投资对冲基金，你持什么观点？ 姜建清：我认为，银行至少不能大比例、大规模地从事自营交易业务。因为银行是受托者。银行对自身的资产实际 上履行的是一种受托责任，客户把资产交给银行，银行怎么能把资产大规模去用于高风险、高盈利的投资？ 目前应当根据全球金融业的状况、各国金融监管的状况，制订出一些“共同有区别”的原则。比如不能过度从事这些高风险的自营投资、不能过度从事对 冲基金、私募基金的业务，金额比例上有所限制。银行可以受客户委托而去做这种交易，但不能为了自营投机的目的去无节制地做。 《新世纪》：从去年以来，银监会在提升资本质量、流动性、 杠杆率、拨备等方面也对银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你分析这些顺应监管改革趋势的变革，是否也会降低中国银行业的效益？ 姜建清：中国银行业目前仍以被动负债为主，存款占资产的平均值在80%左右，工行近90%。而西方大银行除 日本的银行普遍在50%甚至更低，他们追求大量的主动负债，比如进行大量的同业拆借、发行大额存单、进行证券回购、发行债券。当然，这与中国银行业所处的 发展阶段有关。中国的债券市场不发达，银行无法通过债券市场大量融资。这使得中国的流动性充裕、杠杆率不高。比如，工行的杠杆率是16.43倍。 但是我认为中国银行业杠杆率的趋势是要攀升的。因为未来债券市场发展、金融产品丰富、融资渠道扩大，发行各种可流通的债券来进行资产活动的这种 业务模式，会逐渐为银行所接受。 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应密切关注表外风险敞口的发展，但何为表外资产，是否在杠杆率中的反映充分，这些都值得关注。 《新世纪》：谈到表外资产，事实上中国的理财市场发展近年 来发展很快，值不值得担心？ 姜建清：如果资产证券化能稳健推进，理财市场会得到很好的发展，也能降低银行的资本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应制定更加明确的法规，以降低交易成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要简单、单层、易懂，必须要能清晰看到原始的支持资产，以避免投 资者信息不对称而导致风险。金融机构对基础资产需加强管理，及时披露。可以参考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草案中提出的，银行要把5%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留在表内，以 利于监控表外形成的“影子银行”，也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投资者担心的道德风险问题。大而不倒悖论“即使限制了大型银行的发展，也不会杜绝金融危机的再次产生。重要的是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 《新世纪》：这次金融危机后的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莫 过于“大而不倒”。你作为中国最大金融机构，甚至也是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怎么看？ 姜建清：前不久，花旗的董事长也问及我的看法。我开玩笑说，现在没有数据可以证明，300座、500座的大 型飞机的风险一定比20座的飞机大。固然大型飞机一旦出现问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因此取消大型飞机，主要是因为其效率，成本优势。当 然，要使用大型飞机，就要有更好的飞机场，符合条件的驾驶员、导航设备、飞机空中管制等，实际上就是要监管有效。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大型银行。其实即便是中型银行、小型银行集体发生危机，也会给一个国家造成巨大危机。 《新世纪》：难道“大而不能倒”是一个伪问题？ 姜建清：我并无此意。实际上，“大的银行”和“系统性风险”之间，两者不是对等的关系，防范系统性风险关键 是针对大银行相对复杂的业务结构，要有相适应的有效监管。 即使限制了大型银行的发展，也不会杜绝金融危机的再次产生。重要的是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无论是大中小，都要有妥善安全的破产清算机制。实施严 厉的资本和杠杆率的要求，控制扩张冲动，不管什么银行都是一样的。我的观点是，大银行，该倒也要倒。 《新世纪》：现在有讨论说，认为应当从限制机构规模入手， 确保“大也能倒”？ 姜建清：所谓的“大银行”，仍是个模糊概念，简单以规模来衡量并不确切。现在的银行比过去的银行规模大得 多；大国和小国相应的标准也不同。如果用限制规模的方法， 20年以后变成一堆一样大的机构，又该怎么办？ 通过一些不公平的方式并不能达到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目的，客观上可能也会破坏一个国家的金融竞争力，如大型银行在稳定市场中的作用。不是因为我今 天在一个中国大银行工作我就持这个观点。而是我怀疑，把洗澡水倒出去的同时，是不是也要把孩子一起倒出去？ 《新世纪》：中国银监会去年底要求大银行比其他银行的资本 充足率高1%，这被认为是征“大而不倒税”；最近英国、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都开征了银行税，美国也对此争议不休。你怎么看？ 姜建清：对大型银行最近提出要加强监管、防止系统性风险，一个主张就是让大型银行承担一定的超额资本。中国 银监会的做法是从审慎监管和大银行的特点方面出发提出的。但要防止的后果是，有些银行也许会因此从事更高收益的一些业务或过度放贷，来弥补增加的成本，但 代价是承担更高风险。 现在英美国家征收银行税的讨论，在世界上反响也较大，日本、加拿大、巴西等带头反对，英国、德国、瑞士则希望实行，但规模有限，英国估计是20 亿英镑。 不过，若对交易收税，中国的银行业所受影响也较小，因为我们交易性资产非常少，而且投资比较传统，大部分都是买进债券持有到期，完全自营交易的 比例非常低。 需要说明的是，和西方银行业不同，中国的银行一直税赋不低，如我们要交营业税，目前的税率是5%。去年工行的营业税和教育税附加是180亿元， 占净利润14%。 《新世纪》：去年底以来，国际上出现了新一轮中国泡沫论， 你怎么分析中国的系统性风险？ 姜建清：我在很多场合都和外资机构说过，你们看空中国，没有一次是看对的。比如现在外界对中国的地方融资平 台风险有担忧。从工行的情况看，地方融资平台的不良率只有万分之三。大量信贷投入地方建设而非消费，而且在今年以来的监管和整改下，地方融资平台快速增长 的势头已经控制住。对存在的问题，在银监会和商业银行的共同努力下，正在逐步解决。 这次金融监管改革着力点在于提高资本质量，数量，对信贷扩张能力会有约束。那么今后信贷增长的合理外延到底在哪里？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在今后 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如何既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又要满足银行资本约束的要求，同时要控制风险，这三者如何平衡，是个 挑战。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系统性风险是整个社会的融资模式失衡，就好比头上顶着的这一大缸水，风险几乎全部集中在银行。解决办法堵不如疏。应尽快推进 加快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以化解失衡模式累计导致的风险。 《新世纪》：近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因外资银行受到危机 重创和严格的金融监管后，大额贷款受限，工行因此在美国进军商业房地产？ 姜建清：其实这是我们美国分行做的单笔业务而已，谈不上工行进入美国商业房地产。今天早上还有人询问我。这 笔交易的缘由是凯雷集团以纽约一栋大楼做抵押，贷款3.5亿美元，抵押率65%。富国银行提供2亿美元，工行提供1.5亿美元。我们在美国的工作人员认为 美国房地产已经跌到历史低谷，又有大楼抵押，认为没什么风险，就投了这个项目。工行美国分行总共资金才几亿美金，也要接受美国当地的严格监管，谈不上有激 进的扩张。 境外投资需要特别谨慎。工行至今做了大约十起国际收购，还没有一起是失败的。如果愿意再多冒一点风险，也许收购的效果会更好，但是可能使利益相 关者产生担忧。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监管当局、政府、消费者，甚至媒体、公众。在境外投资方面，我宁愿牺牲一点收益，也要求稳。 《新世纪》：英国负责金融综合监管的机构金融服务局 （FSA）被拆分，这是否意味着综合经营也受到质疑？ 这正是工行近年来着力布局的一项战略？ 姜建清：这次全球次贷危机对银行业造成了巨大伤害，很多人对银行综合经营产生疑惑。但综合经营和次贷危机也 并无因果关系。造成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误，而银行业过度风险偏好，过高杠杆率，过度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衍生化过程和监管漏洞。陷入危机最 深的是独立投行，而如华盛顿Mutual（华盛顿互助银行）─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最终破产。有些欧洲银行的复苏则得益于全能银行的架构。 这次欧美在2009年以来发布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从内容看，并没有一条是具体针对综合经营的，更多是要建立一个稳定、有效、富有弹性的 监管机制。 中国的商业银行现在仍以银行传统服务为主，为了适应未来金融市场化改革趋势，迎接在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化发展后，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受到的巨大 挑战，商业银行在信托、投资、租赁、保险等相关领域，在监管政策许可下做了初步的综合经营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 我认为，综合化经营应该分类、渐进、适度开放，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要与金融发展阶段、客户市场需求、监管水平相一致。不浮躁，不过急，关键是把 握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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