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連續看到幾篇文章，作者都曾是文藝青年，主題也差不多，都是表個“我要好好賺錢了”的態。過去走了一段痛苦的彎路，錯服了“金錢買不來幸福”之類文藝鴉片，如今迷途知返，知道了金錢的各種好處——包括最無可辯駁的“它可以滿足文藝夢想！”——於是寫個充滿了文藝鄉愁的東西昭告諸君，自律加他律：各位監督我，要是發現我沒忙著掙錢，無論何時何地，盡管抽我吧。
就我所見，這些表態無一例外得到了真誠的、不帶諷刺的回應，大家的話里帶著赤裸程度不一的寬慰：“你終於想通了”，“歡迎回歸正常人行列”，“知道就好”。我的感想呢？我表示理性地支持。文藝（就一般人使用這個詞的意義而言）和賺錢，本來就是一對勢不兩立的小鬼，蹲在你的肩膀上，各咬你一邊的耳根：“不要聽他的，他是個壞東西！”所有關於“金錢有害”、“金錢不是萬能”的教誨，都是書本灌輸的，文藝青年不需要達到一定級別就會輕松地接觸到它們並信以為真；反過來，寫東西的人也不會傳播“文藝有毒論”，寫東西的人津津樂道的黃金時代的世相，是人手一卷書，每天一次朗讀會，每周一場簽售，所有讀書人都在多方打聽心愛的作者的動態，趁他們出門查詢存款余額的機會堵住自助銀行的入口。

互聯網搜索“文藝青年”，得此結果

文藝青年的偶像都是些以創作為生的人，往往盛名之下，日子過得反倒一般。前些日子讀完一本《當圖書成為武器》，講上世紀文學界的一樁大事：1958年前後的《日瓦戈醫生》風波。《日瓦戈醫生》是我最喜歡的幾本小說之一，帕斯捷爾納克的原作在蘇聯無法發表，被拿到境外去才出來，蘇聯官方大為震怒，討伐一輪接一輪，部分基於對抗的考慮，西方人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但帕斯捷爾納克迫於壓力，宣布放棄領獎。書中說到一個情況：帕氏賺到的巨額版稅都放在瑞士的銀行里，取不出來，雖然拿了諾獎，他在生命的最後兩年里（他於1960年去世），還得拼命做翻譯，來養活兩個家庭——自己家和情人的家。
帕斯捷爾納克的窘迫和受迫害關系不大，他的其他書都沒有被禁過。所以讀到這里我有點吃驚：諾獎得主尚且財路不暢，看來投身文藝，換來一條勞碌命的概率是相當高的。
契訶夫有一篇有名的小說，講一個人簽了一份協議，讀完一屋子的書就可以得到一筆巨額財富，結果他真的讀完了，美麗人生唾手可得，但他理智地表示，我放棄，我讀了這麽多書，還要錢做啥？我不喜歡這個故事，它太像一個故事，表達的意思太明確（“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跟契訶夫最好的小說，像什麽《帶小狗的女人》、《羅特希爾德的小提琴》、《苦惱》，都不能比。幹嗎要把金錢跟讀書對立起來呢？它大概是契訶夫為了賺錢而胡亂趕出來的。
不過後來，我發現這小說別有深意。契訶夫是在告訴我們，讀書是危險的事，不但耗時耗精力，還可能失去一大筆錢的喲！但是以傳統的讀法，我們只能讀出“淡泊名利”啦，“萬般皆下品”啦，“精神財富是最大的財富”啦之類的結論，還感動得直點頭呢。看來我國的教育真是病入膏肓。
以那些徹悟的文藝青年的標準而論，我也是不幸的人：書本搶在現實之前，灌輸給我金錢觀。不過，我比他們高級（或者說更瘋狂）的地方在於，我認為賺不到錢，囊中羞澀，跟為錢而焦慮是兩回事。囊中羞澀是個事實問題，敦促你馬上去行動，而焦慮涉及的主要是焦慮者本身。那些雲淡風輕地賭咒“我要賺錢”的人，也許不幸地混淆了兩者：對此，最應該慚愧的是文藝這個小鬼，因為它苦口婆心這麽多年，甚至連自己的本職都沒完成：讓缺錢的人擺脫缺錢的焦慮。

帕斯捷爾納克，1958

契科夫

紀德，1893

我也有一個榜樣：紀德。以往讀他老兄的文章，羨慕得不行，這人得多強大呀，他竟然說，“我二十歲的時候，就開始相信我無論遇到什麽情況，都會是幸福的”——註意，不是“都要追求幸福”，而是一口咬定“都會是幸福的”。後來遇到“人生中最重大的變故之一”，“懷疑過後我依然鎮定自若，可見我的快樂是多麽強烈”。他二十來歲就可以偕侶到處玩了，好山好水地看，還認識了王爾德之類初露頭角的文藝紈絝子。真是有錢才能有閑。
但其實不然。紀德很早就死了父親，他母親一直在貸款租房，養家僕，供兒子讀書、玩耍、治病（他還是個病秧子），讓紀德在體面感里長大。紀德20歲的時候就有機會參加馬拉美的文學沙龍，馬拉美是當時的大文豪，文藝青年的偶像，又在巴黎，想想就覺得美好。可是，據紀德記載，聚會地是馬拉美家的餐室，那個地方滿打滿算，塞進十個人就沒地方插腳了。馬拉美本人很樸素，陳設簡單，還不如紀德自己家，他當時的職業呢？孔多塞中學，一個英文教員。
所以文藝青年的常見命運，就是到更多的文藝青年里紮堆取暖，驅散清貧的現實感。文藝就是用來安撫賺不來錢，也不會賺錢的人的焦慮的；要不是讀許多書，要不是還在讀中學，就雄心勃勃地謀劃自己的小說處女作，紀德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啥，我無論怎樣都會是幸福”的嗎？這些人的榜樣力量不在於名利雙收（紀德頂頂有名的《人間食糧》，還得發表後二十年才紅起來呢），而在於看淡經濟狀況，像壁虎甩掉尾巴一樣甩掉金錢焦慮。
我在談出一套看法時，經常被人皺眉頭回一句：“你書讀多了。”我不以為忤——文藝青年可不就該讀許多書嗎？人家那是在肯定我的成績。那些相對比較窮的文藝青年，安貧樂道的密鑰在於掌握一些異於普通人的語言，比如說，你可以講金錢是一種“意識形態”，一談到錢無非兩條：如何增收，怎樣節支，但是，你說“重要的是建立與金錢的良好關系，關系不好，賺錢再多也一樣焦慮”，“賺錢屬於技能訓練，跟教育無關”……一般講到這個層次，你能讓面前的人不抄家夥揍你而是陷入沈思：“等等，讓我好好想想你的話”，就算成功了。
如果你遇到一個有慧根的人，當場把你請到附近的一家星巴克或是什麽火鍋店里，打開手機里的錄音功能，想聽你講更多，你可不要推辭。你可以就著咖啡和養生菌菇湯的香氣氤氳，跟他介紹積極心理運動的創始人，馬丁·塞利格曼博士的理論：我們總是在設法緩解生活的不良狀態（如賺錢，如消遣），而沒有去設法建設生活的良好狀態。塞利格曼講，幸福不是靜態的，等同於一定數值的錢，幸福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東西，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超越“幸福”的“繁榮”。那麽，“生活的良好狀態”包括些什麽要素呢？積極、參與、良好的關系、生活的意義和目標、成就感，五大支柱，都具備的人——你一邊追剿著鍋底亂跑的土豆殘渣，一邊說——是為“繁榮”，幸福感將如長江流水汩汩不絕。
總的來說，克服了金錢焦慮的文藝青年，都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他們的身上洋溢著一種難以言說的快樂，有點像佛教說的“大歡喜”，耗用很多語言，喝許多杯速溶咖啡還不定解釋得清。文藝青年都去賺錢，多半是焦慮占了上風的結果，要不就是徹底搞明白了契訶夫的意思。但我希望他們不要徹底毀掉退路，紀德說得好：“我們經常不知福，因為幸福到來時，不是我們所預期的那副面孔。”我選擇把文藝跟賺錢結合到一起，當然啦，這很不容易。看看歌德，他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一出版就好評如潮，婦孺皆知，可他一分錢都沒賺到，因為那時版權制度不健全，財都讓瘋狂的盜版商發去了。但他終究成為曠古未見的大文豪，大偉人。歌德的故事告訴我們兩點：第一，時間終會站到刻苦有才的人一邊的，第二，簽出版合同的時候，一定得仔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