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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記】“即使改變不了什麽,也希望醜陋能被看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912

2013年5月,教育部通知,要求“為保證中小學正常教學秩序,2013年秋季學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廣東江門卻強制要求當地180多所學校放棄正在使用的英語教材,去選用只有當地10多所學校在用的另一種英語教材。 (新華社發 趙乃育/圖)

“大家都知道教材背後有利益。”是的,大家都知道。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清楚教材背後的潛規則。我想把它揪出來。

一本中小學教材如何產生,到最後來到小朋友的課桌上?就像維修師傅一樣,把機器的每個零件翻出來,看是哪一節壞了,就能知道爛教材為什麽能存活下來。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帶你跟隨南周記腳步,聆聽在調查過程中來自一位教材圈內人的自白。

《逐利的教材》能獲得月度新聞獎我感到很意外。這是我來到南周的第一篇報道,評報會上引起許多爭議,我想,就在這簡單說說選題初衷和做題感悟吧。

教育局長的啟示

2013年暑假,那時我還是南方日報的記者,央視曝出江門市違規更換英語教材的新聞,省內媒體紛紛跟進,江門市教育局先是站出來“喊冤”,後隨著教育部一紙責令,江門突然偃旗息鼓。真冤假冤?我決定去看一看,有料的話就給省里寫個內參。

那天一大早,我和實習生一行從廣州坐車前往,到了江門直奔教育局,一看表,10 點鐘,到機關堵人是個不錯的時間。教材更換直接涉及的是教研室,我們佯裝來辦事的普通市民,和一位行政大媽打探教研室在哪屋。

但或許因為還處在輿論風口,大媽很警覺,“都開會去了。”她說。我想先不急著強攻,就從大媽的辦公室出來,逐層樓溜達。很快找到了標著教研室的辦公室,燈開著,沒人。看來大媽沒騙人,但這會肯定不是在外頭開,否則怎麽亮著燈,桌上還有好幾個手提包。於是我們調頭回去找大媽,那大媽一看我們進來,臉一沈,但剛要開口就被我打斷。“我剛跟××× 教研員說好了,就在您這等他開完會。”還好,提前搜集的相關報道中出現了一位教研員的名字,我順勢拿來唬她。她或許是怕給自己惹麻煩吧,想趕緊把燙手山芋支走,就說:“他們在頂層會議室開會,去那門口等他吧。”

總算找到突破口。順著她的指示尋去,一段通往頂樓的樓梯盡頭就是兩扇掩著的門,側耳一聽,里頭確實有說話聲,這會議室位置還挺奇特。我們就靠在樓梯欄桿上站著等。大約12 點,門開了,一位留著寸頭、方臉的男士先走出來。咦,這不是教育局黨委副書記黃明亮嗎?我在江門市教育局官網上看到此人的肖像照和簡介,主管教育宣傳。我們趕緊追上他,自報家門。他一聽來意,蹙了蹙眉,但還是邀請我們進辦公室坐下。

“哎,教育部都定性了,我們也照著要求改正了,實在不想再糾結於這件事了,你們也別追蹤了,沒什麽意義。”剛坐下,黃明亮一邊客氣地給我們倒茶,一邊委婉地下“逐客令”。“黃書記,但你們當初決定換教材總有個理由吧。”不知道是不是問題激起了他內心的委屈,黃明亮竟開始滔滔不絕起來。他還翻出了江門市前幾年初中英語的成績表,及更換教材的投票記錄等,聲明更換理由是現階段使用的仁愛所英語教材水平太差,影響學生成績,而更換程序符合教育部相關文件規定。

如果這本教材質量確實堪憂,那麽以前又是如何被選作該市教材的?如果更換教材程序正當,卻被打上“違規”標簽,背後是教材出版業的蛋糕之爭嗎?教育部又扮演著何種角色?過去就曾耳聞,教材選用中間有很多黑幕,地方行政操控把持選用權,權力尋租,利益交換,比比皆是。江門事件,難道親歷了一次“狼來了”的悲劇?

一連串問號蹦出來後,我感覺,中小學教材遠比我想象的複雜。後來,因為某種原因,這份關於江門教材更換事件的內參黃了。領導告知的是,先放下吧。轉眼就是一年,2014 年9 月,清遠、河源因更換教材風波再起,十萬學子手拿兩本教材上課。一樣是更換,一樣是仁愛版英語書,一樣是教育部發文,一樣是地市喊冤。和江門事件如出一轍。

“大家都知道教材背後有利益。”是的,大家都知道。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清楚教材背後的潛規則。我想把它揪出來。

2014年8月28日,在山東省聊城市茌平縣新華書店教科書發放點,工作人員在整理分類教科書。 (新華社 趙玉國/圖)

圈內人的自述

我用了最笨的辦法。一本中小學教材如何產生,到最後來到小朋友的課桌上?就像維修師傅一樣,把機器的每個零件翻出來,看是哪一節壞了,就能知道爛教材為什麽能存活下來。於是依次從編寫、審定、出版、發行、選用入手,在編輯的指導和幫助下,我開始展開大搜查。

采訪對象有教材主編、教育部教材審定委員、地方教育部門里頭的教研員、一線骨幹教師。他們處在一本教材問世的不同環節中,但共同之處在於,都是這個行業潛規則的實施者、參與者、獲利者或見證者,就是“內人”。因為過於敏感,這些人的頭銜和姓名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掩飾,因此從刊出的稿件來看,未必能看出采訪對象個個是“江湖中人”。這也是寫這篇稿最大的遺憾吧。如果哪怕有一位“圈內人”願意,稿件文本形式以一位潛規則獲益者的自述展開,或許將有更好的呈現。

值得慶幸的是,采訪對象是富有正義感的一群人,他們都很誠實,並不諱言自己作為曾經或現在的圈內人所經歷的種種。比如編寫者給審定者送錢送禮盼後者手下留情,出版社每年請地市教研員度假旅遊開拓發行市場,各省級出版集團爭搶教材發行地盤,形成地方壟斷割據,利用手中權力開圖書公司、辦教育培訓機構、幹預學校教材教輔征訂的教研員,等等。

到最後,聊了一圈我發現,這是一條環環相扣的利益鏈,避開哪一個不說,都不足以道明真正的教材江湖。

無奈之處在於,很多時候矛頭直指地方政府和教育部。比如,教育部有禁止地方行政幹預教材選用等明文規定,但在教材市場地方壟斷的局面下,各省並沒有恪守這些三令五申。廣東省政府曾明文規定:“2008 年秋季至2009 年春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免費課本的選用和政府采購工作,由廣東省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承擔和統一供應”。

廣東不是個例,絕大多數省份的省級出版集團在教材選用上有絕對發言權。江門、清遠、河源的教材更換風波發生後,多位采訪對象直言,仁愛收買了相關主管部門。雖然這個疑點真實存在且非常可疑,但他們不是事件直接相關方,並不能提供指控的證據。直到有一天,一位退休的教研員向我講述了廣東一本教材從教育部審查組的初審“死亡名單”中“複活”的真實故事。當時參與審查的一位廣東籍專家向這位教研員親口講述了這個奇怪的現象,原本初審已經淘汰的教材,又出現在二審的桌上,誰被買通了?我也沒能調查出來,留給讀者判斷吧。

稿件刊出後,我的采訪對象來電,感慨了大半個小時,她說:“其實像我等這些教育系統圈內人,都對這池渾水再清楚不過,但仍希望它的醜陋能被更多普通老百姓所看見,即使最終改變不了什麽。”掛了電話後,她不停地給我發微信截圖,是她把文章轉載至微信朋友圈後收到的幾十條回複。“總算見報了!希望能一石激起千層浪。”一位留言者這樣說。此後不久,報社收到了讀者關於教材亂象的舉報信,希望本報給予關註。我想我會的。

(相關報道:《逐利的教材》,刊登於2014 年11 月27 日,獲2014 年11 月南方周末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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