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是中國改革的關鍵年，今年兩會上，除了依法治國的亮點外，經濟方面，新常態如何展開，一帶一路戰略如何推進，都備受關注。而這兩個命題，又緊密相關。
一帶一路構想自2013年提出之後，便成為各大論壇熱詞。伴隨與之配套的絲路基金和亞投行相繼落子，今年3月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一帶一路熱預計還將升溫。
一帶一路是中國ODI崛起的自然延伸。2014年，中國經濟領域的一個大事件就是ODI超過FDI，中國首次成為資本淨輸出國。當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為1028.9億美元，加上第三地融資再投資，約為1400億美元，高於非金融業實際使用外資總額1195.6億美元。
中國ODI熱浪的一個最佳註腳是，就在國內遊客春節在韓國大買化妝品、日本瘋搶馬桶蓋之際，土豪安邦也在全球大筆揮金：2月16日宣佈收購荷蘭VIVAT保險公司；17日宣佈收購韓國東洋人壽；20日收購黑石集團擁有的曼哈頓第五大道717號建築第22層。吳小暉整個春節沒閒著。
FDI的增速放緩也有案例可循。春節後開工首日，微軟即宣佈關閉諾基亞北京和東莞工廠，遷往河內。商務部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FDI的55.4%流入服務業，其佔比高出製造業22個百分點。對勞動力成本敏感的低端製造業外資流入下滑尤其明顯，曾經的MADE IN CHINA，漸被MADE IN VIETNAM/INDONESIA所蠶食。
當ODI超過FDI成為新常態，我們需要自問：中國需要什麼樣的ODI？
首先，應當是共贏。對於ODI目標，有不少解讀立足於提高外儲投資回報、平滑經濟與投資週期等，早前也有人把一帶一路戰略解讀為旨在消化過剩產能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然而，後殖民時代的多邊世界裡，ODI絕不只是單向牟利的遊戲，華為等先行者的經歷證明，只有在與當地利益相關方共贏的旗幟下展開全球化，才能最終獲得成功。
其次，應是市場導向。作為一種商業行為，海外投資首先要考量的是資金、回報與風險。從過往回報看，早前出海的企業答卷大多不佳，尤其是上游的資源型投資，一些中游的技術型投資者如TCL也經歷過痛苦的整合。因此，對於中國ODI一個普遍的擔心是，會否重演當年日企「買下美國」的悲劇。綜合來看，新一輪謀求海外擴張的民企，無論產業投資者如萬達，財務投資者如復星，都更為成熟，投資目標與手法更為市場化。這使得包括《經濟學人》在內的媒體認為，民企介入使得中國ODI不一定以灑淚紐約收場。不過，它們的業績仍需觀察。
一帶一路作為國家戰略，也將落實為一項項投資行為。在1月底的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上，北京大學黃益平教授即提醒，要防範一帶一路演變成國際版西部大開發的風險。引入追求市場化的民間資本，不僅有利於解決其中融資問題，也有助於提高項目成功率，這也是PPP模式被熱議的大背景。如何理解並化解當前民企的觀望心態，應是一帶一路推進中的重點議題。
ODI有風險，也是機遇。這一潮流中，包括券商、律師/會計師事務所在內的金融中介機構不只是ODI企業的同行者，也是海外收購與投資的直接參與者。在國際化行軍中，中國高盛、大摩或將更早誕生。
2007年1月，新財富即聯合中信證券研究部對《中國ODI崛起深刻改變全球經濟秩序》的趨勢進行瞭解析。今天，我們仍然期待，新一輪ODI大潮助推中國成為全球貿易、資本和技術流動的主要樞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