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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者詹姆斯·查諾斯 一隻花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9b8db20102dzpu.html

瑪吉·馬哈爾在他的《大牛市》一書裡曾描述詹姆斯·查諾斯「又高又瘦,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大學教授,而不是華爾街奸商」。想不到,最近查諾斯先生還真的在大學裡教書了。不過不是專職教授,而是客座講師,並且是在大名鼎鼎的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當然,這只是他在工作之餘的教學活動。
   查諾斯負責講授的是課程是《歷史上的金融欺詐》,總共有「八講」。於是查諾斯在星期一下午前往紐黑文市,向50多位大四學生傳授金融知識。查諾斯的課程每次進行3小時,前一個半小時用於講解,後一個半小時組織學生案例討論。主要討論1992-2005年美國歷史上的金融欺詐案例。在5月初的結業課程中,則是討論哈肯能源公司的案例。
   在查諾斯的課程裡,財務系統的結構性缺陷是他的四個主題中一項重要內容。另一個重點主題是投資泡沫。查諾斯會講述歷史上著名的投資泡沫事件。在這些事件中,相對於熱炒出來的投資概念,傳統的估值手段和財務分析往往無法發揮作用,導致投資者瘋狂購買估價過高的投資對象。此外,消費者和企業風潮也會推動公司的過高估值。投資者喜歡過度推斷企業的未來增長潛力,而陳舊的技術則創造出做空投資的機會。
   查諾斯的課堂生動有趣,同時又充滿了懷疑精神。以下是一節課堂實錄的一小部分。
   有一個女生走到講台前安裝幻燈片,在她放過幾張幻燈片之後,她開始闡述自己的觀點:「1994年,這兩家公司只進行了一筆交易,交易額就佔到當年營業利潤的50%。無論是否被披露,這都是一起明顯的虛假財務陳述,其性質等同於欺詐行為。」她接著說,「為支持哈肯公司的股價,哈佛大學資產管理公司為其延長了貸款償還期限並增加了股份收購的數量。等股價堅挺之後,哈佛管理公司賣出股份,共盈利了2000萬美元,實現了3%的投資回報率。」查諾斯打斷她,問道:「你認為哈佛管理公司的哪些行為涉及欺詐行為?」
   女生的回答沒有使查諾斯滿意,她又繼續說:「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哈肯公司董事長亞倫·卡莎的所有者權益進行了調查,並未發現任何問題......」查諾斯又打斷她的話,對學生們說,「大家要記住,一筆交易對企業來說可能微不足道,但它對企業中的某個人可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點說明什麼?這種對比之間有何關聯?你們必須學會關注重要事實,注意企業眼中的小事可能是個人眼中的大事。」
   查諾斯繼續說:「哈佛管理公司為什麼不斷向這家公司投錢?對於一家市值只有1.5億美元的企業來說,與索羅斯和哈佛這樣的投資者打交道是否合理?實際上,資產規模這麼小的公司很難吸引大型投資機構的關注,但奇怪的是,這些資產管理公司卻不惜代價保護它們的投資,這些現象向我們傳遞了哪些信息?」他就是這樣,總是將懷疑精神貫穿在他的課堂之中,或許不遠的將來,與查諾斯相似的人物即將誕生。
   查諾斯還樂於幫助其他學生,比如,商學院的研究生或本科生,當他們詢問查諾斯應該重點學習哪些課程時,查諾斯毫不猶豫地回答——「會計」,他說,「你們應當學習財務會計和企業會計方面的實用課程,因為,說到底數字就是分析商業的語言。如果你搞不清楚企業是怎樣利用通用會計準則在財務報表中做手腳的,那你永遠不可能成為最優秀的賣空者,這是基本的要求。」
   查諾斯認為自己首先是個證券分析員,其次才是投資組合管理人。在尼克斯聯合基金公司,查諾斯管理的方式迥異於常人。他會親自給公司的員工上課。查諾斯很清楚所有重大決策都源自於公司內部大量細緻的調查,他說:「在培訓股票分析員和看待投資組合時,我們就是這樣教他們的。不管多麼冠冕堂皇,我們說到底就是分析財務報表的高手。我們喜歡跟數字打交道,喜歡透過數字發現企業運行的秘密。
   查諾斯曾向公司員工提出了一個簡單有效的方法:如果一家公司的財務年報看了三遍還搞不清楚其業務經營狀況,那就要高度謹慎了。對於喜歡做多的價值投資者,他的建議只有一個:遇到這種公司立即退避三舍。查諾斯尋找的目標是經濟現實和匯報數據之間的真實差異,這種差異表明經濟現實和企業自稱的經營狀況有很大的區別,經過嚴密的財務分析這種差異會得到清晰的展現。他說,作為財務分析人員,你必須非常熟悉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流量表,非常善於閱讀報表附註,這些都是做賣空分析最基本的要求。
   不過,賣空者從來就不招人們喜歡,尤其是查諾斯先生。如果說在美國證券市場尚且需要查諾斯式的人物,那麼遑論我們的A股市場——我們更迫切地需要查諾斯式的「啄木鳥」或「扒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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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投資大師詹姆斯·西蒙斯經典演講:數學,常識和運氣 余曉光

http://xueqiu.com/5277310522/27423929
新財富雜誌

  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1938 年-)是美國的數學家、投資家和慈善家。作為最偉大的對沖基金經理之一,他是量化投資的傳奇人物。西蒙斯1958年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1962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曾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陳-西蒙斯形式就是以陳省身和他的名字命名的。1976年,西蒙斯摘得數學界的皇冠——全美維布倫(Veblen )獎,其個人數學事業的成就也就此達到頂峰。之後,西蒙斯轉入金融界,於 1978 年開設了私人投資基金 Limroy,5 年後創立文藝復興科技公司,並推出公司旗艦產品——大獎章Medallion 基金。西蒙斯領導Medallion 對沖基金會以電腦運算為主導,運用數學模型在全球各種市場上進行短線交易。1989 年到2009年間,他操盤的大獎章基金平均年回報率高達 35 %,較同期標普500指數年均回報率高 20 多個百分點,比「金融大鱷」 索羅斯和「股神」巴菲特的操盤表現都高出10餘個百分點。即便是在次貸危機爆發的2007年,該基金的回報率仍高達85%。用數學模型捕捉市場機會,由電腦作出交易決策,是這位超級投資者成功的秘訣。

  

  西蒙斯一直對其投資策略諱莫如深,2009年夏天退休後更是深居簡出。本篇報告主要是根據詹姆斯·西蒙斯退休後在麻省理工學院講座的內容翻譯而來,時間為2010 年底。詹姆斯·西蒙斯在這次講座中講述了他自己如何從一名數學天才成為量化投資大師的傳奇人生,關乎數學,關乎常識,關乎運氣。

  

  一、徜徉在數學世界的各個維度,成為數學家

  

  1.1 年少壯志-進 MIT 學數學

  

  這真是一個很長的介紹(講座開始有MIT 理學院院長卡斯德及伊斯辛德教授的開場白介紹,報告中省略該部分)。因為我之前還在擔心我的演講可能太長了,他正好講了一半的時間,所以我能夠專注利用下一半時間,把所有我要講的東西在所允許的時間裡全部傳達出來。實際上,我真的非常高興能夠站在這裡,我相信我以前曾經在這個教室呆過,它看上去很熟悉。除了 MIT,其他所有的一切都發生了許多變化。我老是想回到這裡,而且我住在這附近。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總是想來到這裡學習數學,我現在告訴你們我通向MIT 的有趣之路。在我 14 歲時候,一個聖誕節前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假期花園的設備供給處,它現在可能還存在。我在一個地下室工作,負責把所有用具放好。我處理的很差勁,我不知道那些東西究竟該放到什麼地方,他們似乎一點規律性都沒有。他們對我的工作很不滿意並且降了我的職務。你們可以通過降職想像他們的情緒。我被降職去拖地板。我很喜歡這個工作,因為這個很簡單,我不需要動腦子,我可以走動並且思考。走動,思考,而且他們還付我錢。然而聖誕節最終到了,那個工作也該結束了。這個地下室是由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經營的,他們在那裡工作,在要跟我說再見的時候他們當然想儘量顯得對我好點,他們問我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說我想來 MIT 學數學。他們認為那是他們所聽說過的最最滑稽的一件事兒了,那個男的甚至連該把東西放在哪裡也不記得了。

  

  1.2 與衛斯理大學失之交臂,最終還是選了MIT 數學

  

  其實我愚弄了他們,我申請了 MIT,而且我被錄取了,但後來我接到了衛斯理大學的一個電話(Wesleyan University )。我從來就沒聽說過衛斯理大學,我那時只是個高中生,我知道的很少。他們說:「我聽說過你,我們非常希望你能夠申請衛斯理大學。」我覺得這個聽上去似乎不錯,所以我答應了他們。他們就告訴我需要在週末的時候過來,他們要幫我準備這個準備那個,我要上這個課那個課什麼的,所以我星期五就必須去衛斯理做這些。不管怎樣,衛斯理是個非常漂亮的地方,自己的好奇心和這個地方的美讓我感到似乎飄飄然了,我申請了衛斯理大學,然而最終我沒被錄取上。最後我沒有任何選擇了,我命中注定要來到這裡。所以不管怎樣我都來了,我還選了數學,一切都進行的很順利。

  

  1.3 影響我職業生涯的數學家和聰明敢闖的大學朋友

  

  我的職業生涯在那裡發生了轉折。我那個時候遇見了 Warren Ambrose,一個非常喜歡啟發人的數學家,可能有一些老員工還記得 Ambrose。那個時候我還不認識伊斯辛德,不過我還記得在校園角落有個這樣的房間,我知道它在 1971 年就消失了。那個時候是 1956年或1957年左右,它在早上開放,我們有時候去那兒吃個三明治什麼的。有一天凌晨,Ambrose 突然走了進來,還有辛德也和他在一起,那個時候 Ambrose差不多 50 歲。他們進來,穿的像個孩子似的,圍著桌子坐下來,忙著討論數學工作。我想這是世界上最酷的一件事了。這是怎樣的一種愜意的生活呀!就是早上來到這裡,和你的朋友一起一邊喝咖啡一邊研究數學,那個時候可能還會抽幾支煙,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那似乎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我於是追求了這樣一種職業。是的,我是經常打撲克,除了 Ambrose 和辛德,我還在 MIT交了另外兩個朋友,是兩個來自英屬哥倫比亞的男孩。當我們畢業的時候,有人曾問過我,我們那個時候是否真的騎著摩托車去了巴西。是的,那是事實,我和我的哥倫比亞的朋友騎著小型摩托車從波士頓去了 Bogota(波哥大,哥倫比亞首都), 那次旅行我能夠活下來真是個奇蹟!但是我們的確抵達了英屬哥倫比亞,這件事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為我從來都沒想過我有一天會去加拿大,而現在我居然到了哥倫比亞。在那個時候,波哥大還是個不發達城市,那個時候你似乎能夠做任何事情,任何的商業都有可能在哥倫比亞變得繁榮起來,因為他們那個時候還沒有這些商業活動。另外,這些和我一起在 MIT讀書的男孩子們是非常聰明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他們經常在玩撲克的時候贏我,他們很可能會成為很成功的商人,而結果也正如我所料,過一會兒我們還會再詳細地講這些。

  

  1.4 商業上小試牛刀

  

  不管怎樣,我畢業之後去伯克利讀了博士,在那裡我遇到了我的論文導師 Berg Kaster,他教會了我很多東西,然後我回到 MIT來教書。後來我說服了我的哥倫比亞朋友,我認為他們應該開始做一些生意,因為他們天生就應該幹這一行,而且我之後也會下海。我後來的確照做了,但是直到我們發現一些其他可以著手做的生意的時候我才會離開。那個時候我沒有錢,也沒有名氣,現在想來可能不行。無論如何,他們不想拋棄我。然而在那兩個星期裡,我們的確找到了一些可以做的生意。我開始做了一個生意並且賺了一些錢,我父親當時也投資了一些錢,那些錢後來為我職業生涯的轉變奠定了基礎。我在 MIT教書的時候,我通過借錢對我的生意做投資。幾年過去了,我需要開始還貸,就像所有其他的企業剛剛起步一樣,我們開始期望 18 個月以後就可以有紅利可分,我們對自己的公司報了太高的期望。不過我們最終還是得到了紅利,但那是在幾年之後,不過這些紅利數目還是相當可觀的。

  

  1.5 國防分析學院工作期間數學研究達到了巔峰,但因不懂人情世故被解僱

  

  我需要還掉一部分債務,所以我去了位於新澤西普林斯頓的美國國防分析學院,那個時候分析學院還是普林斯頓大學校園相連的一個部分,但是他們做的是政府的秘密工作,他們付的工資很高,而且你可以有一半時間做自己的數學研究,另一半時間幫他們做事。不管是什麼事,都要使用到電腦,那是個秘密,我不想在這裡討論這些。他們知道,我也知道。我喜歡這件事,也很喜歡這份工作,況且我做的也不差。我很喜歡設計模型然後把它們寫成程序。當然程序不是我寫的,不知道是他們哪個人寫的,把它們編成程序然後對這些模型進行測試,看看哪些有用哪些沒用。那個時候我的數學研究做得也相當的不錯,最後在那個期間我還獲得了維布倫獎,我解決了一個幾何學上的比較重要的問題,我的一切都進展得很順利。

  

  然而,那個時候正在進行越南戰爭。這個機構的主席,他的職位在我當地老闆的上面兩級,他寫了一篇關於這次戰爭的很激進的文章,反正我覺得是比較激進的,刊登在了紐約時代的雜誌版上面,說的是我們會怎麼樣贏得這場戰爭,說是勝利已經不遠了,都是這些類似的事情,我不大同意他的看法,我們做的工作與越南戰爭無關,但是對於我們的頭頭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我覺得很不自在,所以我後來給紐約時代週刊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的觀點,結果他們發表了,幾個星期後刊登在同樣的週末版上。我於是被列在了監視名單上,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被列上了監視名單。幾個月後有一個人來找我,他是新聞雜誌的一個報導員,他在寫一篇關於那些在國防分析學院工作但是反對這次戰爭的文章,他正在為找一個合適的人做採訪而發愁,但是他聽說了我,他讀了我的文章,並且問我他是否可以採訪我。我說當然可以!你們可以看得出我當時是個多麼精通世故的人(反語)!他問我做什麼工作,我如實回答了他。我說既然他們說可以允許我一半時間幫他們工作一半時間做我自己的數學研究,那我的原則就是在現在我完全只做我自己的研究,不過我會記錄下我時間的利用情況,等戰爭結束了我將會花同樣多的時間去做他們的工作,這就是我的工作方法。我覺得這個回答其實很合理。

  

  後來我回去告訴了我當地的老闆,我做了一件比較聰明的事,只是有些說晚了,那就是告訴我的當地的老闆說我接受了這次採訪。我的老闆問我,你真的接受採訪了?你都說了些什麼?我回答說我說了哪些。他說我最好給 Teller 打個電話,他拿起了電話打給了總負責人 Teller,但是電話那邊沒有聲音,他沒聽到 Teller 在說什麼,他掛掉了電話說:「你被解僱了。」 「什麼,我被解僱了?」「是的,你被解僱了。」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被解僱。我說我是個「永久成員」,那是我的頭銜(笑)。他說讓他來告訴我這之間的區別,當我開始工作的時候我是個「暫時性成員」,但是當我被解僱後,我就會成為一個 「永久成員」。 「暫時性成員」有個協議(contract)。我想這恐怕的確是這樣,當我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要簽一份協議,但當我被解僱的時候,我不需要簽什麼協議。所以那是我不太順的一年,但是我並沒有很焦慮。

  

  1.6 成為石溪大學的數學系主任

  

  我的確沒有採取他(伊斯辛德)的意見,我接受了石溪大學提供的職位,我認為成為一個炒別人魷魚的人要比被別人炒魷魚要好。的確,雖然很遺憾,但是那個時候我的確要炒很多人的魷魚。這個數學系開始很差,但是我們招了很多人,後來我們的確做得很好,我們把它打造成了一個很好的部門,在陳(陳省身先生)的幫助下,我在那裡的數學研究成果最後在物理學領域也變得非常有用。我是在那裡學會了我們數學家所稱的纖維叢連接性和物理中所謂的規範場論之間明顯的關係。於是我回了 MIT,實際上不是MIT,只是在某個咖啡廳裡,把關係解釋給伊斯辛德聽。那是一次令人激動的討論,可能與大多數在咖啡廳進行的討論一樣,關於物理學的演變,以及它與數學幾何學方面逐漸地互相靠攏。從今天來看,實際上它們真的有極大的共通之處。

  

  二、數學家的華麗轉身,成為傳奇的量化投資大師

  

  2.1 從數學家到投資家的轉換

  

  那些的確都是美好的時光,但是正如他所說,後來我的確因為被一個問題困擾而變得比較灰心,我想去證明一些數——無理數,我想你們都知道無理數的概念,可能一個數是有理數還是無理數並不是很重要,但是在這個問題當中,這個概念卻有許多其他的意義。我完全不能夠勝任這個問題。這是個好問題,無理數直到現在仍然是數學界的研究問題之一,至今無人解決。不管怎樣,我變得很氣餒,而且我那個時候作為有過錯的一方正在辦離婚,但是我同時在新的婚姻面前也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和我當時的新女朋友結婚。她現在正坐在下面。而且我的南美洲的生意也開始派紅利了,而且是相當可觀的數目,所以我獲得了一大筆錢。我把那筆錢投資出去,而且我發現我在投資方面做得並不差。所有的這一切讓我意識到現在是該改變一些東西的時候了。那是在 1976 年,我剛剛 38 歲。我以為我會一輩子都做一個數學家,不過真的,從18 歲開始我就這麼認為。我想我花了近20 年的時間來進行這個遊戲,但是後來我決定開始轉向做投資。

  

  2.2 幸運的投資生涯,開頭偏重基本面交易

  

  我從來沒想過要把數學運用到投資當中。當你讀報紙的時候,你認為你自己做得不錯,我們的確做得還不錯。但是一段時間以後,我開始蒐集一些數據,我想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模型化的,就像我們曾經在 IDA (美國國防分析學院)做的一樣。所以我從IDA找來了全世界最好的模型創建者,Lenny。在 IDA 的時候我們一起構建模型。Lenny開始和我一起創建模型,但是我卻一直在做交易。Lenny 似乎對建模越來越不感興趣,而是經常會去閱讀一些新聞,那個時候新聞還是一捲一捲的那種,你把它撕開然後讀新聞。Lenny 並沒有在想怎麼建模而是一直在讀新聞。然後他會形成自己的觀點比如說市場會上漲,市場會下跌之類,都是關於外匯和債券的一些東西。然後我開始發現有很多時候他的分析是對的。我說:「好的,你是運用的什麼模型?不妨我們用它來賺點錢吧。」我們的回報率很高,從我問「你運用的什麼模型」開始的兩年裡,我們把我們投資者的錢變成了剛開始的 12 倍,那還是扣除了其他費用的。聽上去我們做得不錯,我們也是極其幸運的,你們看那個上面寫著一個詞就是「幸運」(指著上面的 ppt ),或者說「好運」,我們當然很多時候是比較幸運,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的運氣也的確很好。當時在我的腦海裡想的仍然是我可不想只去建模,但是另外其他的人可以專門建模。,Jim Max,一個很著名的數學家,離開了石溪大學後加入了我們,他的確建了一些模型。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們把基本面交易(fundamental trading ),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 )和所有其他的投資方式結合在一起,我們一直在不斷創造出新的更有效的模型。

  

  2.3 投資轉向完全依賴模型交易,成為模型大師

  

  最終,大概 10 年後我發現,其實如果你做fundamental trading,那麼某一天當你醒來時,你可能會發現自己是個天才,你的頭寸總是朝利於你的方向發展,你覺得自己很聰明,你也會看見自己一夜之間賺很多錢。然而第二天,所有的頭寸都朝著不利於你的方向走,你覺得自己像個傻瓜。我們這方面做得還行,但只是這種情況好像不應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因為膽顫心驚)。

  

  既然我們會做模型,那就不妨跟著模型走。所以,在 1988 年的時候,我決定百分之百的依靠模型交易。而且從那時起,我們一直都這麼做。一些公司也運用模型,然而它們的宗旨是,他們有一個模型,用這個模型得出的結論給交易員提供參考意見,如果他們贊成這個結論那就照著執行,如果他們不讚成那就不執行。這不是科學,你不可能模擬出 13 年前當你看見市場行情數據時的那種感覺。而且回溯測試(Back test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如果你要是真的靠模型去交易,那就完全遵照模型說的去做,不管你認為那個模型有多聰明或者是多傻,這後來被證實是一個很正確的決定。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個百分之百依靠電腦模型做交易的公司,做的業務從我前面提到過的外匯,金融工具,逐漸發展到股票以及其他一切可以交易的,流動性強的東西。那個時候,為了得到數據,我們派人去美聯儲影印利率的歷史數據,那些數據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你也不可能簡單地從網上買到。為了得到區域性數據,我們必須要手工蒐集大量的數據,而且我們確實做到了。

  

  逐漸地,我們變得更加聰明了,那些模型也變得越來越有效,我們還招進了越來越多人,伊斯辛德說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數學團隊,我認為這不完全正確。從其他方面來講,這個團隊也不差,我們招了很多很聰明及擅長這些工作的人。我們從 1988 年開始創建大獎章基金(Medallion fund ),1993 年我們不再接受幫外界投資的新業務,只有僱員才能夠投資。2002 年時,我們把所有外界投資業務剝離出 Medallion fund,2005 年時將其買斷(buyout )。從那時起的五年內,Medallion fund 就完全歸我們的職員所擁有,至今大概有 300 名僱員有 Medallion fund 的所有權。

  

  2.4 成功的秘訣

  

  人們經常問我有什麼秘訣,因為我們不是這世界上唯一一個做數量分析的公司,我們不是唯一一個通過建模來交易的公司,我剛剛批判性地評價了一些運用模型交易的公司。我們公司顯然運行得比其他的公司要更好,我們的確創下了很多交易方面的記錄。

  

  人們總是在問,到底是什麼秘訣?當然是有秘訣的,我當然不會告訴你們各種預測性的參量等等,那些比如說 ……不,我不會告訴你們的,那是他們研究的東西。但是,真正地訣竅其實是,我們的起點是一群一流的科學家,他們完成的是一流的工作。因為我們公司一開始就圍繞一些非常優秀的科學家創建,他們都是經過相應考核的,也一直和公司在一起。第二個方面就是我們給我們的員工提供非常好的基礎設施,一直有人告訴我他們從來沒見過一個比在我們公司工作更方便的公司了,那些數據的尋找都異常的方便。下面這裡坐著我們的一位校友,我之前剛見過,雖然我不會建議他這麼做,但是如果他想要的話,他可以去試一試我們的系統。而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保持著一個開放的氛圍,我認為做大規模研究的最好方法就是儘可能地確保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至少是做到越快讓大家知道越好。有的時候你可能有一個想法想自己保留,但是很快你就覺得不想讓自己看上去像個白痴一樣,越快越好,開始告訴其他人你在幹什麼,因為那樣才能最快地刺激你一些事情,沒有分隔,沒有小集體。比如說,認為是我們幾個人建立的系統,我們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一類的事情決不會發生。每個星期我們的研究員就會聚一次,討論新的想法,而且最好是能夠用到實踐當中去的想法。所以這是一個寬鬆的,開放的環境,你的工資是基於公司整體利潤的,而不是根據你個人自己的工作的,每個人的工資都給來自於任何一個其他人的成功。不過沒有任何一項政策能單獨使效果達到最好,而是需要所有政策都能成功地結合在一起。出色的員工,很棒的基礎設施,開放的環境,並且儘量讓每個人據整體的表現獲得薪資。這個方法很有效,而且將一直有效,並且靠著它我們賺了很多錢,足夠多的錢。

  

  三、成功之後的忙碌-慷慨的慈善家

  

  3.1 創建基金會,支持基礎科學研究及跨學科研究

  

  之後我們創建了一個基金會,是我的妻子和我在 1994 年創立的,剛開始只是以她的化妝間為辦公室,是嗎?(問台下他的妻子)有一個小盒子,還有很大的文件夾。她的化妝間不大,那是個總部,後面逐漸地向外擴展。她先雇了一些人,然後又招了更多的人。因此我們有了一個基金會,而且在很快地擴大,不僅僅是從我們給出的錢的數量上來講,也從機構運作的成熟程度上來講。這非常好,我的第一份職業是一個數學家,我的第二分職業是成為一個商人,我的第三個職業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做一個慈善家。那我們的基金會都做些什麼呢?我想我們的基金會是少數幾個幾乎完全對基礎科學做投資的基金會之一。我們支持基礎數學,基礎物理,還有很多生物方面研究,但是最普遍的是一些跨學科的研究。我們有一個研究自閉症的項目,非常的有意思,它嘗試著用電腦從基因方面來分析這種情況,以發現不正常的大腦是怎樣工作的。所以我們主要集中於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瑪麗蓮和我都認為這麼做很好。我們同樣也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其他的事是小規模的。如果單從對基礎科學的投資規模上講,應該還沒有一個基金的規模能夠與我們相比。首先,我們給相關機構提供錢,我們幫助MIT提供資金給我們數學系的教授做科研。但是最近幾年我們更加集中於建立數學,物理學和生命科學之間的橋樑,以及事件研究機構等,這些都對我們很重要,自閉症的研究也很重要。現在我們更加注重於數學和物理學研究,關注個人項目。MIT 在理論計算機科學方面有所實踐,那也是他們唯一的實踐,他們知道我知道這一切。不過這是一個不錯的應用,我承認應該還有其他地方需要這樣的實踐,理論計算機科學也將會拓展到其他方面,這就是我們基金會在做的一些事。

  

  

  3.2 創建 Math for America

  

  我在 2009 年從基金會退休,但是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忙。人們常說你都退休了,怎麼可能會很忙,但是實際上我真的非常非常忙。為了提高數學教學水平,我們在幾年之前創建了 Math for America。每個人都很關心美國孩子的數學教育問題。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觀點。我們通常狹義的觀點是,我們的老師懂數學。你會說當然了。但是很讓人吃驚的是,尤其是當你上了中學的時候,你會發現大部分的數學老師數學懂得卻不多。這不是一個很有效的環境,至少在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科學或者任何其他東西的興趣時表現更加明顯。當你選了意大利語的課時,你不想要一個母語是中文的人來教你,你想要一個母語是意大利語的人來教你,雖然他們都能讀意大利文,他會說我學過意大利文,你們不用擔心,但是你卻在想,不,我想要一個母語是意大利語的人來教我,但是實際上孩子們別無選擇。為什麼我們沒有足夠的教師來教這些孩子們課程呢?為什麼我們沒有足夠的真正懂數學和其他科學的老師來教他們呢?其中一種回答就是如果他們真的懂這門學科,那他們可以帶著同樣多的知識去 Google, Goldman Sachs 或者什麼其他地方。因為現在的世界變得更加數量化,經濟也比三四十年之前更多地建立在數量化的方法上。即使他們適合做老師,但因為存在著薪資水平以及名譽地位的不同,他們也會被其他地方挖走,你很少看見這些人留在課堂上面授課。所以我們必須使這個職位變得更加吸引人,這也就是說給他們發更高的工資,也正是我們在紐約和幾個其他城市通過我們的項目正在做的,給老師們更多的尊重,並提供更多的支持。只要我們給他或者她多支付 25%的薪酬,讓他們感覺到不一樣。一下子,這個職業就變得更加好了。如果我們讓這個職業變得更加吸引人了,那就會有人追求這個職業。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那情況將會變得很糟糕。所以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考慮的問題。

  

  四、西蒙斯的指導性原則

  

  作為總結,當我告訴我的妻子我將會在這次演講中說些什麼的時候,她說,你應該以一些道理來結束你的演講。實際上我沒有什麼道理要告訴你們的。她確信只要我拚命地想,一定能夠想到一些道理。我想我的確是有一些道理要講,或者說是一些指導性原則而已,「道理」這個詞似乎有點太嚴肅了,但是我會告訴你們一些我自己認為比較好的的指導性原則。有一件事我經常做的就是嘗試一些新的事情。我經常喜歡嘗試一些新的事情,我不想和大部隊一起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跑得太慢了。如果 N個人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同一時間做同一件事,對於我,我想我會成為最後一個做完事情的人,我絕對不會贏得這場比賽。但是如果你在同一時間要去想一個新的問題,或者有一種和其他人不同的新的方法,也許那會給你一個機會,所以,嘗試著做一些新的事情。第二,盡你所能和最優秀的人合作。當你發現一個很不錯的人,並且能夠與你一起合作做一些不尋常的事,你要嘗試著找一些方法一起去做,因為這會擴大你的視野,讓你從中得到一些好處,而且和很棒的人一起工作也很有意思。我還要說下 「被美麗指引」,我認為每一件事都有它美的一面,至少對於我來說是這樣。你可能會問,建一家交易公司有什麼美的一面呢?它美就美在做正確的事,找一群正確的人,用正確的方法把事情做正確。如果你認為你是第一個這麼做並且做正確的人,我想你就是做對了,這種感覺非常的好,把事情做正確是一件很美的事。同樣,人們沒想過,其實解決數學問題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所以「被美麗指引」是一個很不錯的指導性原則。然後我還寫了,不要放棄,至少嘗試著不要放棄,有時花很長時間去做一件事是正確的。最後,讓我們期盼一點點好運。那麼今天我的演講就到此結束了。

  

  問答

  

  Q1:Jim, 我的問題是,在經濟學當中,有的時候有一些假設前提,比如說對於非凸的生產曲線有完全競爭假設,在金融市場上有完美流動性假設,在效率問題上有對稱信息。那麼在文藝復興科技公司,你們有離散數學小組嗎?你們會同時留意肥尾分佈風險以及連續性方差嗎?

  

  A:這真是一系列很專業的問題,而且是我意料之中的。我的回答是,是的,我們關注你所提到的所有這些風險。肥尾分佈風險只是告訴我們,金融市場上的信息分佈不是簡單的正態分佈,那個市場上的尾巴顯然沒有內幕人員看到的尾巴偏離的大。所以,我們知道所有的這些,並且懂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其實,我們會仔細考量所有們所能想到的並且能考察的因素,直到現在我們的方法也基本上是正確的。

  

  Q2:你認為高頻交易是有益社會的嗎?如果是這樣,你覺得有多少?

  

  A:這個問題是問,是否認為高頻交易是有益社會的,如果是,有多少,有多少是指什麼?是你能從中賺取多少錢還是它有多大的作用?(笑)我認為高頻交易是個中性詞,當然也是有益社會的。事實情況是,隨著市場變得電子化,電腦被用來提出價格,接受訂單和做一切其他的事。市場流動性也因此已經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買賣差價一直在縮小。曾經,那些站在交易所地面上的專家們是做市商,他們通常要求很大的買賣差價,一旦出現問題,他們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有了電子交易之後,它能夠使交易變的迅速,這樣就會使買賣差價變小,也會使市場影響力變小,這兩種影響並存。當你買股票的時候,通常你付的錢比折中價稍微高一點,當你賣股票的時候,你付的錢比折中價稍微低一點,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你卻是市場的推動者。如果你買 100股也許你不會推動市場變化。如果你買 10 萬股,你也許會推動市場變化,到底會移動多少呢?如果你是這個市場上的唯一一個買家,你會帶動整個市場跟你一起發生顯著的變化。如果有很多個買家存在,但是你是唯一的一個賣家的話,10萬股也會很容易地被市場消化掉。交易量越多對市場越好,而這些大交易量是由高頻交易員創造的。因此通過研究發現,因為高頻交易,買賣差價和市場影響力下降了很多。所以,如果你認為高市場流通性是有益社會的,那麼高頻交易也可以說是有益社會的。如果要問它有什麼缺點,那缺點就是它會造成市場崩潰。幾個月之前,市場在幾分鐘內經歷了劇烈的震動,但是很快市場就回到了原來的正常水平,但是這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點。在 1987年, 股票市場在半天之內猛跌了 25%,而且直到 6個月之後市場才恢復過來,那是因為市場的另一邊是空的。剛才提到的那個市場波動之所以很快恢復過來是因為那只是市場上的某一個交易人犯了一個錯誤,或者是某個人下的單太大了,所以市場上有些恐慌情緒,導致市場下跌 3%。我當時被震驚了,不知道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是很快,很多的交易訂單又進入了市場,在十分鐘內市場就恢復了過來,這是給市場造成了一些不穩定,但是這與 1987 年的市場崩潰完全是兩碼事。所以以上就是我對一個很短的問題的一個很長的作答。是的,我認為高頻交易是有益社會的,我認為那些反對它的人是錯的。

  

  Q3:你在 fundamental trading中獲得的經驗如何影響你在文藝復興科技公司的建模過程?

  

  A:的確,我在 fundamental trading 獲得的經驗教會了我一些在建模時要注意的東西。當我們建模時,我們儘量保持越原始越好,我們嘗試著通過直接閱讀從市場上觀察來的數據來建模。我承認我以前的經歷對我的後來的工作是有影響的。我認為即使你是做數量分析的,能夠在做純數量分析之前在交易市場上獲得一點經驗是很不錯的選擇。

  

  Q4:人們應該更加關注哪些經濟指標?舉個簡單的例子,當我們看到國債數據的時候,我們發現那個數字是所有美國人工資總和的兩倍,而這些是我們都需要清還的債務,我知道我們應該減小這個數據。但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去看待分析這些數據呢?我們應該怎麼去看待 650億的 CDO?

  

  A: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僅困擾著美國,它也困擾著世界上許多其他的國家,政府借了很多的債,導致資產負債表的不平衡。很顯然,美國正在進入經濟的一個衰退期,我們正忙著去保釋那些大的銀行,這些錢到底被花到哪裡了呢?到底這會導致什麼?我認為你所提到的事情是的確值得關注的事,國債佔 GNP的比率現在甚至變得比二戰剛剛結束時的數字還高,而且我們從來就沒能還清這筆債。但是我們所做的是讓 GDP不斷地增長,所以分母在不斷地變大,我想不久我們的國債會得到控制的。在任何情況下,我覺得沒有任何因素比保持增長更重要的了,但是我不認為美國正在往促進經濟增長這條路上走,因為也許我們應該印更多的鈔票,建更多的基礎設施,把錢投入到現在還落後的地方去,讓更多的人能夠找到一份工作,讓我們自己處於更好的位置,即使這會造成一定的通貨膨脹,但通脹並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這次的金融危機之所以讓美國人變得更窮了,是因為大家的住房的價值變低了,而美國人最大的資產往往是他們的房產,他們以不斷增長的房價作抵押來融資,這也造成了當時經濟的過熱增長,但最終這種增長停止了。所以我們有兩件不容樂觀的事在發生,人們的資產負債表就此被摧毀了,他們的資產下降了,但是他們同時卻要還債。資產負債表的災難不是一兩天就能修復的,我認為要在這個基礎上重新恢復,我們得花上好幾年的時間。那麼我們的政府做的究竟是對還是錯?我反正不是這屆政府的熱衷支持者。我不太支持這次的稅改方案,除了(台下有人鼓掌),有個人為我鼓掌(笑),實際上對像我這樣的富人減稅是毫無意義的,對台下的某些人也是毫無意義的。但是這的確是我們應該付出的代價,因為我們有一個比較靦腆的總統,這是我們為保持目前失業率,並且保證我們對窮人實行減稅所付出的代價,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也許我們會創造一些增長。我的觀點是,經濟增長,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我寧願承受高的通貨膨脹也不願意犧牲經濟增長。我們經常說我們讓美元保值,但是如果你連工作都沒有了,誰又真正在乎這通貨膨脹呢?一個高價的美元永遠不會解決 20%的高失業率問題。

  

  Q5:有人說數量是分析模型的某些缺陷導致這次的經濟危機,你是怎麼認為的?

  

  A:不對,我認為數量分析模型和這次經濟衰退沒有任何關係。經濟衰退的發生是因為貸款是建立在不良資產作抵押的基礎上的,而這些貸款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為有一個能夠接受他們的市場存在,次級貸款讓你能夠貸款給一些你做夢都沒有想到過會借錢給他們的人。如果你叔叔說:「別擔心,你來借錢,我來買這些交易憑證。」你回答說:「好的,叔叔,如果你來買走我的這些交易憑證,那我就把錢借給他們。」於是,你把錢借了出去,又把交易憑證賣給了你叔叔,這些交易憑證又被證券化,而且在天黑之前被蓋上了 AAA的章。是誰在做這件事呢?是那些評級機構。(他們給這些證券評成 AAA要麼是因為實際情況如此而把它們評成了 AAA級),我想大部分情況還是屬於這種情況的(此處反諷),但也可能因為他們的費用收入是從這些證券發行商領的,這些證券發行商如果不能保證自己得到 AAA的評級,他們也就不會發行這些債券,所以這是一條產業鏈。在過去,你如果向銀行借錢,那借錢的對象真的是銀行,銀行會認真檢查你的抵押品價值,它們希望你能夠如期償還,所以銀行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證你能按時還款。但是現在呢?銀行借完錢給你後的一微秒不到就將這個債務憑證轉手賣給了其他人。所以這些和數量分析模型沒有任何的關係。的確,數量分析模型是設計了一系列的抵押憑證,但是這背後的概率數據又是多大呢?一個在 8年內在 4個城市換過 7個工作的人的還款概率是多少呢?任何一個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概率接近於零。但是這個事實卻沒有被考慮之後運用到的概率數據之中。所以這就是我的回答。

  

  Q6: 當你創建模型來做市場交易,你會更加的側重於最基本的經濟指標和數據,還是更加側重於像 S&P500,金價這樣的價格行為?或者是兩者兼顧呢?

  

  A:我在我的演講之初提到過 Warren Ambrose, 那個啟發了我的數學家,其實我不會回答你的問題。在我的職業生涯早期的某一天我曾經問過他:」Ambrose教授,你認為是精通地學習某一個領域的數學好還是泛泛地學習很多領域的數學好呢?」 教授回答說:「老套的話怎麼說都通。我們的討論結束了。」所以,其實這個問題沒有一個唯一的正確答案。所有的東西都是有用的,你的經濟學模型是有用的,那基本分析也是有用的,所以這些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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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羅德·詹姆斯:英國退歐在反叛什麽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33533.html


 

    隨著公投離開歐盟,英國掀起了一股強烈的反叛情緒,以至於將會撼動整個歐盟體系,甚至有可能摧毀它。的確,由於英國進行了實踐民主的一次非凡實驗,歐洲其他地方——大多是一些北歐國家,如丹麥、芬蘭、荷蘭和瑞典——無疑也會步英國的後塵。但是,這些紛紛要求退歐的國家都在反叛些什麽呢?

    歐盟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也是歐洲在持續數世紀紛爭後終於找到的一條出路。在兩場轟轟烈烈的以民族國家的創造和競爭為核心的戰爭之後,歐洲人接受了國際主義,作為他們全新政治秩序的基礎,一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給予保護的基礎。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建立起若幹能夠把歐洲人聯系在一起的、且以一體化為名對單個國家實施限制的超國家機構,顯得尤為重要。歐洲法院對保障法治負責,一些諸如歐洲央行的新機構則對經濟施加了更多的控制。

    結果,歐盟很快變得像一個啰嗦的老媽子,不停地告訴成員國們什麽事情不該幹,從幫助它們擺脫經濟危機,到支付它們的養老金和應得福利。面臨巨大經濟挑戰束手無策時,成員國便開始求助歐盟,一些反歐陣營成員尤其是那些來自於希臘這樣較小國家的反歐派,聲稱遭到了不公甚至殘酷的對待。那些幻想著通過一體化輕而易舉獲得繁榮的夢,就快要做到頭了。

    緊接著,遷徙和流動問題隨之而來,諸如英國等一些提供經濟動力的國家,開始擔心會被來自於困難國家的工人所淹沒。就像一個聚會上,狂熱的主人要求客人們無論願不願意都要彼此推杯換盞一樣,歐盟要求所有成員國對來自其他成員國的移民保持開放態度。但是,許多歐洲人對於“認識新朋友”根本沒興趣。

    當然,不同於新型友誼的價值觀,經濟移民的重要性不依賴於個人判斷。但是,英國的留歐陣營從未能清晰且令人信服地處理移民問題。首相戴維·卡梅倫曾滿懷激情地表示,歐洲對英國的安全至關重要,但是,他卻缺乏勇氣說出移民對英國有好處,也難以說出類似國民保健制度(NHS)那樣備受尊敬的機構里,從醫生到清潔工都依靠外國移民才得以運轉。

    無論如何,歐洲一體化最被責難的特征並不在此。而是成員國的國家政治權力機構如此嵌入歐盟體系之中,以至於疏遠了民眾。財長之間的對話甚至多於他們和同事之間的交流,更不用說和選民了。

    隨著所有的主流政黨最終都養成了相同的習慣,選民表達不同意見的唯一方式就是把票投給反建制的一邊,其中許多都以反對歐盟為核心原則。最近,就在2015年5月,大量傳統的工黨選民棄工黨而去,轉而投奔英國獨立黨(UKIP),該黨則是退歐陣營的領頭羊。

    的確,現有建制的領導人們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試圖通過批評歐盟以自保,指責歐盟要求各國政府推行一些不受歡迎或失敗的政策。但這並無助於產生其他替代政策,還令選民把反對的矛頭指向了歐盟本身。

    盡管建制黨派批評歐盟,但大部分時間,他們並沒有無視歐盟成員國身份所帶來的好處。的確,在英國公投中,大部分政黨雖然內部分裂,但都支持“留歐”陣營。雖然工黨中大部分為留歐造勢,但該黨領袖科爾賓(Jeremy Corbyn)對此並沒有顯示出多大熱情。在保守黨內,這樣的分裂更加顯著。

    所以,英國選民覺得歐盟辜負了他們,除非讓英國離開歐盟,否則他們的國家領導人們不會保障他們的利益。帶著這種情緒,選民們走進了投票站。不過,還有一個群體也受到了支持退歐選民的抗議,那就是各路“專家”。

    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警告稱,退歐將帶來嚴重後果,從一觸即發的震蕩——英鎊匯率的確已降到31年來的最低值——到長期的貿易挑戰。喬治·索羅斯還預測金融坍塌,甚至英國的足球俱樂部老板也都認為留在歐盟對球隊較好。

    問題在於,對許多選民來說,引用專家的觀點會讓人看來自視高人一等。鑒於歐盟已被視為一個只令極少數甚至排外的精英群體受益的體系,這一點並不讓人意外。就像一個滿臉沮喪的學生,正在挨他的自負的老師臭罵一樣,許多英國人決定,他們應該表達出來。

    投票退歐是受到了一種觀念的驅使,這種觀念認為,政治和經濟“精英”都是腐敗的,並且對可能產生的後果判斷錯誤。這種假設即將要開始接受考驗,且是在充滿不信任和分歧的背景下。靠批評存活的時代已經結束。退歐支持者現在必須通過找到一個可操作的方案來支撐英國經濟和政治的穩定性,從而證明他們做出了對的選擇。不幸的是,他們很可能會發現,並沒有比歐洲更好的選擇。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學者。記者方向明翻譯。辛迪加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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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DNA之父詹姆斯·沃森:如果特朗普當選,我可能不想繳稅

坐落在紐約長島北面的尖角上的冷泉港,看起來和美國東海岸的其他港口並無明顯區別,但卻是一個讓科學界肅然起敬又怦然心動的名字,是全世界多少科研人員渴望到達的“聖地”。

這里因聞名於世的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CSHL)而與眾不同。

甫一走進實驗室主樓,就能看到一座DNA雙螺旋結構的銅制雕像。該雕塑作品出自西雅圖的著名玻璃雕塑大師Chihuli之手,也是為了紀念冷泉港實驗室的現任主任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 Watson,下稱“沃森”)。

作為DNA雙螺旋結構圖的發現者之一、1962年諾貝爾醫學獎或生理學獎得主、美國科學院院士,同時也是“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倡導者和實施者,沃森是一名偉大的科學家。冷泉港實驗室下屬的“沃森生物科學學院”就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作為現代生命科學和基因組科學的權威,關於沃森的美譽和爭議曾經長期並存,如今已經88歲高齡的他,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工作熱情和豐富的生活愛好,當然,也一如既往地個性鮮明、直率敢言。

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

發現雙螺旋結構

建立於1890年,冷泉港實驗室的歷史已經超過一個世紀,被稱為世界生命科學的“聖地”與分子生物學的搖籃,誕生過8名諾貝爾獎得主,名列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十大研究學院榜首。

它也是美國獲得政府撥款最多的實驗室之一,預算高達1.5億美元。研究領域包括分子生物、基因、癌癥和腦神經科學。40年前,正是在這里,人類首次發現了癌細胞。

DNA雙螺旋模型的發現,是20世紀最為重大的科學發現之一,也是生物學歷史上唯一可與達爾文進化論相比的最重大的發現,它與自然選擇一起,統一了生物學的大概念,標誌著分子遺傳學的誕生。這是一門綜合了遺傳學、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和信息學,主宰了生物學所有學科研究的新生學科。

60多年前,當時年僅25歲的沃森首次發現人類DNA基因的雙螺旋結構,被稱為“DNA之父”,在34歲時就被授予了諾貝爾獎。

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沃森在1968年就成為了冷泉港實驗室這個神聖之地的掌管者,到今天快50年了。半個世紀的時光溜走,他仍然堅持每天到辦公室研究論文報告。

言辭鋒利

冷泉港實驗室沿著港口而建,呈一條狹長的帶狀,沒有大門,簡直就是一個天然的公園。辦公樓、實驗室和居住區散落在各處。沃森的辦公室隱藏在最深處,平時很少有人打擾。考慮到沃森年事已高,一般來訪者和他的會面時間都被規定在不超過30分鐘。

冷泉港腦神經科學研究團隊的負責人Anthony Zador帶領《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進了沃森的辦公室。Zador在17年前來到冷泉港,是沃森一手栽培起來的得意門生。

見沃森前,Zador提醒道,沃森以其激烈的個性和言辭出名。在加入冷泉港之前,他曾在哈佛主要從事蛋白質生物合成的研究。後來因為與哈佛起了爭執,於是憤然離開,後來來到紐約長島冷泉港實驗室擔任主任。他的研究領域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轉向主要從事腫瘤方面的研究。

早年間,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上圖左)與科研合作者英國生物學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本報記者也曾了解到許多人對沃森的描述是“才華橫溢、直言不諱、性格怪異”。這些印象,大多源於他曾多次在公開場合中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鋒利言論。

2007年他在英國巡講時曾公開表示:“黑人不如白人聰明;有關不同種族智力水平相同的觀點是一種錯覺。”這種說法立即引起多方猛烈抨擊。他還說過,西方國家對非洲國家的政策錯誤地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的基礎上,即認為黑人與白人同樣聰明,但試驗證明事實並非如此。沃森聲稱,10年之內都無法找到造成人類智商差別的基因。也正是這種激烈的言論和對種族的態度讓他受到了業界排擠,事業發展遇阻。

沃森的辦公室很大,墻上和桌子上擺滿了各種抽象畫、他年輕時的照片以及和家人的照片,還有一些獲獎證書。最引人註目的是一張DNA結構的素描和一個裱上相框的國家科學獎證書。

紐約那幾天有點陰冷,沃森穿了一件墨綠色和米白色相間的薄毛衣,房間里適宜的溫度和溫馨的布置充滿了暖色調,讓人忘卻室外的寒氣。

所有的擔心和疑慮,在見到沃森之後,完全消失了。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知識淵博而不迂腐、精力非常旺盛的老頭兒。

在Zador的介紹認識下,見到從中國遠道而來的本報記者,沃森顯得十分高興。他摘下眼鏡,放下手中的論文,開始和記者聊天。

看到沃森辦公桌上擺滿了論文,記者不禁好奇地問其現在的工作節奏。沃森表示,除了平時每天都來辦公室工作,自己通常周六和周日也都會到實驗室來工作幾個小時,儼然一個工作狂人。

“我有時候也會打打網球,不僅是因為運動對我身體有好處,而且因為我喜歡打網球。在我這個年齡,那些不運動的人可能都已經死了。”他充滿幽默感地調侃自己道。

龍蝦與北京烤鴨

冷泉港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微生物遺傳、染色體結構、動物病毒、細胞培養、腫瘤免疫和神經生物學等。但是實驗室的規模是小而尖端,目前只有300位研究人員。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到了夏天,實驗室就會在細菌遺傳、噬菌體、動物病毒和腫瘤病毒方面進行夏季博士後的指導工作,這是冷泉港的一大傳統。

沃森表示接管實驗室最初,只有4個獨立研究團隊(PI),但是到了夏天,這里就成了研究人員的天堂,最多的時候能夠容納多達60人。

當時實驗室專門辟出一個樓層充當汽車旅館,在四樓能夠給這些研究人員提供住宿。不過沃森說,冷泉港長期以來夥食都不怎麽樣,在當地的小餐館也沒有河豚和軟殼蟹吃,最好的食物是在有宴席的時候,可以吃到龍蝦。

作為一個對食物有追求的吃貨,沃森也為此做出過多次努力,希望改善冷泉港的膳食。

他聘請了當地小有名氣的廚師Jame Hope來燒飯,但卻對Hope的廚藝感到失望,於是他把Hope送去巴黎學習了一周,希望他能學會怎麽烹飪新鮮的食物。一周後Hope學成歸來,水準卻依然不見起色。

沃森對此笑著說:“他只對法國紅酒感興趣,但是我對食物更加感興趣。區別在於紅酒太貴,比起酒而言,吃的要便宜得多。”他還開玩笑回憶起,在自己還是研究員的時候,經常去店里買5-10美元的紅酒,當時他的年薪才不過5000美元。

喜歡旅遊的他,前不久剛從希臘回來。五年前還去了趟南非。不過對他來說,中國太遙遠了,他對中國的記憶還停留在1984年。

“印象最深的是北京烤鴨,味道真的是好極了。”他說,如果下次還有機會去中國,最想帶一些中國的藝術品回去,“中國的國畫是非常特別的,沒有一幅長得像西方油畫。但是要買到好的畫,最好的方法就是問清楚最貴的畫廊在哪里。”他很肯定地對記者說,上海有很多非常名貴的畫廊能買到全世界最好的藝術品。

事實上在過去六年里,沃森開始收集藝術品,而且專挑貴的買。

拍賣諾獎與反對特朗普

沃森表示自己的夢想是去中國的西部以及穿越印度,但他有些遺憾這個夢想在他這個年齡很難實現了,如果是75歲以下還有可能。不過他開玩笑說,再去中國,除非能夠有比爾·克林頓的待遇。“如果你是美國前總統,你不需要賺很多錢,因為只要你出現,你的身價就值好幾百萬美金。”

事實上,沃森是全世界第一個拍賣諾貝爾獎章的科學家。2014年底,他的諾貝爾獎章在美國佳士得拍賣行不出數分鐘即以475萬美元成交,成交價較預估價高出近一倍。

冷泉港實驗室

按照沃森的想法,希望借這次拍賣“重新投入公眾社會”。沃森坦承自己以前“愚蠢”,為往事道歉,這次拍賣所得一部分將捐給母校芝加哥大學和曾任職的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余款將用於補貼生計。

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把諾貝爾獎賣了500萬美元,其中的100萬美元繳稅,100萬美元犒勞自己,還有300萬美元捐掉。”他還表示,很多富人其實是想為社會捐獻更多的錢,但是問題在於捐錢也要上稅。“政府什麽都不做還要拿走一筆錢,這是不對的!”

即便後悔曾經的莽撞言辭得罪了不少人,但他直率的性格卻依然未變,從他鋪墊了不少前言卻真正想表達的政治立場就可見一斑。

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如果特朗普當選,他可能不會想繳稅,因為特朗普自己不繳稅,光想著掙富人的錢。沃森一如既往率直地說:“特朗普的做法對治理國家並沒有什麽用。”

作為民主黨的擁護者,對於希拉里在大選中的表現,沃森認為是超出了自己預期的。此前還擔心希拉里可能不會那麽輕松地贏下來,但是現在看來勝券在握。

冷泉港東進

對於年輕人,沃森一直建議 “要做最好的自己”(To be the best of you),當然這首先得要“和最好的人在一起”。這個座右銘是沃森一直掛在嘴邊的,很顯然也成為了整個冷泉港的信條。Zador對此的解讀是“大膽去做別人沒做過的,永遠不要人雲亦雲”。

離開沃森的辦公室,Zador帶本報記者參觀了他的腦神經科學實驗室。在那里,科研人員正在訓練關在籠子里的老鼠,教它們如何根據科學家的意願來實施行為。而除了傳統的訓練小鼠和大鼠的實驗,Zador最近一項非常具有前景的研究是利用“條形碼”標記大腦,從而幫助人們進一步理解大腦深度神經網絡的工作機制。

Zador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演示了他是如何對大腦進行標記的原理。事實上,利用掃描條形碼的方法研究大腦也是在腦神經領域的首創。

在Zador的團隊里,有非常多年輕的中國研究員。他們大多來自北大、清華。其中一名來自清華的中國學生陳筱寅告訴本報記者,來冷泉港工作是一種至高的榮譽,這里是很多中國學生的夢想之地。

事實上,冷泉港實驗室在美國以外的第一個分支機構就位於中國蘇州工業園區,於2010年掛牌成立。同時,冷泉港亞洲的首次會議“沃森癌癥研討會”也在此舉行。沃森、琳達·巴克(2004年生理學醫學獎)以及托馬斯·施泰茨(2009年化學獎)都曾先後到訪冷泉港亞洲分部。

冷泉港亞洲以冷泉港實驗室會議的形式及風格為原型,在亞洲建立了由一系列科學會議構成的年度項目,討論生物醫學研究中的各類話題,如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神經科學、癌癥研究、細胞和發育生物學,以及植物生物學等。

據Zador介紹,冷泉港亞洲沿襲了美國冷泉港實驗室的傳統,為來自亞洲乃至全球各地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及學生提供近距離分享最新科研進展的獨特平臺。不過Zador從來沒有去過中國,他對此表示遺憾:“幾年前我曾有機會去到那里,但是當時我第二個孩子正好出生,不得不放棄那次行程。”

走出腦神經實驗室,天空飄起小雨。順著港口的方向走,水邊的長凳上,一個老人靜靜地坐著,近處有白鷺在水中嬉戲,遠處則是一大片開闊的水域。如此依山傍水、風景秀美的地方,難怪成為全球科學家的夢想之地。很多科學家結束科研任務離開好幾年之後,還是經常會想著回來看看。

猜想,也許在最無聲的緘默鉆研與專註創新中,才會誕生如沃森等偉大的科學家和顛覆的科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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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羅德·詹姆斯:不要因相互競爭導致兩敗俱傷

如今,整個世界都面臨著貿易戰的風險。隨著西方發現置身於貿易戰中的可能性不斷增加,我們有必要來回顧一下二次世界大戰留給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當前,許多經濟與安全領域內的混亂現狀主要歸結於2008年全球範圍內發生的金融危機。傳統經濟政策的弊端在危機中被不斷放大,這場危機及其後續還加速了從太平洋到亞太地區的再平衡。當然,還激起了西方民眾在政治領域內的不滿與反建制運動的興起。

與此相似,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對當時傳統的經濟思維產生了巨大變革。各種記載顯示,當時的政策制定者也不斷呼籲,不要重蹈危機的覆轍,盡快設計出新的措施去克服各國經濟存在已久的不適。

隨後,各國經濟在理論與機制上的重建還要歸功於一位傑出人物——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MaynardKeynes)。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本名著。凱恩斯還主導了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這場會議通過建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建了戰後全球範圍內的貨幣秩序。

根據凱恩斯傳記的作者,同為經濟學家的羅伊·哈羅德(RoyHarrod)的說法,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期間享受了上帝般的待遇。不過,一些與凱恩斯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比如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Robinson)就常常質疑,盡管凱恩斯引入了新的經濟秩序,但是他是否真的值得享有那麽多的優待。

畢竟,促使凱恩斯主義產生巨大影響的真實原因在於,以消費、投資與儲蓄的綜合計算方式對英美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事規劃貢獻巨大。當國民收入保持穩定後,政府才能夠更好地利用資源,將部分民用生產力投入軍事目的,削減通脹產生的壓力,維持消費,防止內亂。

二次大戰後,當面對不斷高企的家庭消費時,同樣的工具有助於經濟秩序的恢複。但問題在於,當二次大戰後短期的經濟奇跡不再,用於經濟革新的方式是戰時的產物,顯然無法反映和平時期的經濟特點。與日俱增的安全問題以及國內國外穩定的需求,迫使各國政策制定者只能尋求新的方式挑戰傳統的經濟失序。

那個時代的迷局對於當前有著重要的意義。如今,許多經濟學家都在抱怨,金融危機沒有促使各國認真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局限性。凱恩斯時代一去不返。如今,對於經濟與金融問題的考量都局限於本身,專家、學者很少會關註由此附帶的安全問題或者國內與國際目標間的互動。

不過,就好像在兩次大戰期間,當前現實的安全威脅會促使各國政策制定者反思所需要的經濟假設。盡管2008年的金融危機沒有促成全面的判斷,但自2016年以來,三大對西方世界秩序的挑戰將承擔這一重任。

第一個挑戰是既有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這將對地緣政治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那些水資源短缺的地區以及正經歷海平面上升的熱帶國家與沿海城市。當然,基於耕種季的延長,以及極地區域的礦產、碳氫化合物和其他資源將變得唾手可得,一些國家也會從氣候變暖中受益匪淺。

最終,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減少對於公共利益而言是件好事。但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國際機制來補償那些處於氣候變暖第一線的國家與地區,那麽,每個國家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利益權衡將截然不同。

第二個挑戰是人工智能以及其對於勞動力市場可預見的影響。人工智能,不僅對於就業會產生威脅,對於安全同樣如此,因為它將使國家慣用的一些保衛民眾、擊退侵略的技術失效。由此,不難理解,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早已在人工智能與其他大數據領域開展競爭。但是,隨著競爭的開展,這些國家將置身於一場危險與不穩定的博弈中,畢竟任何一種技術變革都會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政治生態。

第三個挑戰便是以區塊鏈為代表的分布式分類技術驅導的貨幣領域變革,這一變革預示了創建一種非國家實體背書的貨幣前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貨幣主導已成為權力的一部分,對美國而言尤其如此。但是,另類的貨幣模式將為政府與非國家行為體提供掌握權力或者超越現有權力架構的全新方式。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加密貨幣已對當前的市場秩序產生了沖擊,假以時日,可能會改變現代工業社會賴以生存的金融關系。在新的地緣政治時代,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其他將此視為機遇的國家將以其自身的方式重塑全球化的未來。他們所設想的未來,可能與20世紀的模式截然不同。

在反思經濟與安全問題時,我們需要在有關未來社會和政治安排的框架內探索創新方式。人類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不僅要適用於新技術,同時也要適用於主導這些新技術的系統。

一個最可期的前景便是政府與跨國企業不再掌控所有信息。挑戰,也能通過基於合作的普遍接受的方案而化解,而不是相互競爭導致兩敗俱傷。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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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羅德·詹姆斯:魏瑪共和國的十大教訓

自德意誌聯邦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來,德國政府一直在審慎地回顧上世紀30年代魏瑪共和國解體與此後納粹興起的那段時日,希望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但是,隨著當今民主政體中沖突頻現以及集權主義的興盛,上世紀30年代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所有國家深思。

第一個教訓便是經濟沖擊。比如,循環往複的通脹、經濟蕭條以及銀行業危機,對於所有政府而言都是棘手的挑戰。經濟不穩定以及隨之而來的艱難時刻使得民眾對當時的政府有所不滿。這不僅是從魏瑪時代遺留下的教訓,同樣也來自於對民主體制經濟運作內在邏輯的大量研究。

第二個教訓,便是在經濟已變得極端糟糕的情況下,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往往會使局勢進一步惡化。當一個國家的政體已變得支離破碎時,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將催生不合群的多數人。通常的結果便是,極左、極右勢力的興起。這一群體往往拒絕認同現有的政體。

結合起來看,這兩大教訓是政治學者研究魏瑪時期的傳統所得,但通常,學者們習慣孤立地看待這兩大教訓,往往會導致一些理所當然的結論。比如,第一個教訓常常使得人們認為,只有極端的經濟危機才會威脅政治體制的穩定;而第二個則使人們認為,非比例代表制的選舉體制更穩定,而這恰恰是錯誤的看法。

為了擺脫這些錯誤的認知,我們有必要看看魏瑪時期留給我們的其他八個教訓。

首先,公投是個危險的工具,尤其是在較少使用且選民對其了解有限的情況下。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納粹黨在1929年搖身一變,趁經濟危機爆發之際,聯合其他右翼政黨,發動全民公投,隨後篡奪了政權。

第二,在尚未得到法律允許的情況下,過早解散議會也是風險巨大的嘗試。即便投票構成了新一輪選舉的基礎,也能被解讀為民主進程失敗的開端。在1932年7月,在那場雖不受限但法律上沒有必要的選舉中,納粹黨贏得了占絕對多數的37%的選票。而距離當時最近一輪的選舉僅2年不到的時間,後一輪選舉則是在1934年。

第三,憲法並不會必然保護政治體系。想當初,魏瑪共和國的憲法是出於一群最具智慧與倫理道德的學者之手,其中就包括馬克斯·韋伯,因此被認為幾近完美。但當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時,比如外交政策的博弈或國內的不穩定,對現有政體的沖擊意味著急需額外的法律架構來彌補憲法架構中的缺陷。憲法的保護作用在這些沖擊面前顯得不堪一擊。而且,民主的敵人會進一步利用這些突發事件。

第四個教訓也與此相關。商業遊說團體往往扮演著幕後黑手的角色,議會中的各派系往往極易受其影響,使得潛在的合作瞬間瓦解。

第五,那些被政客用來妖魔化對手的政治文化侵蝕著民主政體。在魏瑪共和國時期,這種政客間的不正之風始於納粹興起前。1922年,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被右翼民族主義分子暗殺。不久之後,隸屬於中左翼派別的首相約瑟夫·韋爾特(JosephWirth)在議會中對右翼政黨警告說:“民主,不是那種拍著桌子叫囂道:‘我們現在掌權了!’”他以“我們的敵人是右翼”總結了這番良苦用心的告誡。但這一告誡最終使得議會中各黨派的關系處於空前劍拔弩張的狀態。

第六,總統的家人也可能是危險因素。在魏瑪共和國,年邁的保羅·馮·興登堡(PaulvonHindenburg)在1925年被選為總統,並在1932年連任。當時,在上世紀30年代早期,在幾次小中風後,興登堡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於是,他的兒子奧斯卡趁機控制了父親身邊的關系網。結果,只要任何呈交給他的協議,他都來者不拒地簽署了。

第七,即便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中,叛亂團體無需絕對多數就能控制政治體系。納粹黨人在1932年7月的選舉中獲得了37%的絕對多數,在當年11月的另一場選舉中,納粹黨人的支持率跌到了33%。不幸的是,下滑的支持率使得其他政黨低估了納粹黨人的影響力,因而將其視為一個潛在的聯合夥伴。

第八,教區的神職人員有時也能通過拉攏一部分民粹分子生存。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各州通常會提供住房、地方政府服務、農業與工業補助以及較大部分的公職服務,但通常依靠舉債來籌集提供這些服務所需的資金。

可以肯定的是,起初,魏瑪共和國的經濟表現搶眼。直到後來,政府開始尋求外國勢力的支援,德國政治形勢才開始出現惡化。其他國家並不相信德國政府的求援,即若不及時施以援手,一場政治災難在所難免。而在當時,要說服本國選民來幫助德國,更是不容易的事。

通常,人們總認為,以英美為代表實行普選制的國家,比依賴比例代表制選舉的國家更具靈活性。

但事實是,這些國家依舊在某些時候顯得脆弱不堪。比如,一國經濟對來自外國儲備依賴的程度,從長期來看或許與政治無關,但當今年美英兩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比重分別預計可能達到3.7%和3%時,再加上彌漫在英美選民中的孤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使外國債權人倍感失望之際,及時反思與清算是當務之急。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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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羅德·詹姆斯:警惕狂人戰略的負面效應

經濟學家凱恩斯曾在其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了一個廣為人知的擔憂:在空中聽取靈感的當權的狂人,他們的狂亂想法不過是從若幹年前學術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

盡管沒有具體的理論描述,這種“偽裝”的瘋狂能成為一種以假亂真、強有力以及針對性很強的談判戰略。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松就采取了這種戰略,“威脅”當時的北越,如果不好好談判結束戰爭,那麽,核戰爭一觸即發。1986年,里根總統與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雷克雅未克會晤。其間,里根提出,美蘇雙方不妨銷毀所有的核武器。這一提議著實讓戈爾巴喬夫吃了一驚。

一場危機的升級或者弱化,與狂人戰略的有效性息息相關。而這一戰略成功與否,依賴於政客的“瘋狂”程度是否被清晰傳達。有時,即便是歷史學家也無法區分這種“瘋狂”是真實的還是偽裝的。

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舉行峰會的消息反反複複,以及特朗普任性退出伊朗核協議、意欲恢複對伊朗的制裁,狂人戰略似乎又重回政治舞臺。如今,這一戰略在許多政客那里頗有市場,又出現了外溢到新領域的趨勢,比如歐洲貨幣與政治體系改革的爭論中。

近來,自2012年以來處於休眠狀態的歐洲債務危機又有死灰複燃的跡象。在低利率的現狀下,意大利政府的債務以可持續方式增長。但是,當意大利政局出現反複變化後,不難想象,金融市場的動蕩隨之而來:利率不斷飆升,意大利的債務情況將對歐元區甚至全球經濟形成致命威脅。

在歷經3個月的政治僵局後,當此前民粹的五星運動黨與右翼聯盟黨組閣失敗的消息傳出後,投資者擔憂,歐元區將爆發又一場債務危機。在3月4日的意大利議會選舉中,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結盟,從而占據議會多數。兩黨追隨特朗普的民粹政策,希望利用意大利的債務危機,實現退出歐盟的目的。

這招管用嗎?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是,狂人戰略的一個要素便是引入能給其他國家造成不確定的能力。因此,這一戰略不適用於小國。在與歐洲債權人險些談崩後,2015年的希臘政府就已清楚地領會到這一點。

那麽,即便是一個大到能攪動全球市場的國家,比如意大利,要成功實施狂人戰略,也有其他三個決定性因素。對於初次嘗試這一戰略的政客來說,政府必須向他人證明,它的“瘋狂”是由選民驅動的。畢竟,對於一個民選的民主政府來說,擅自出臺“瘋狂”的舉措不僅很魯莽,也會招致選民通過投票進行懲罰。以意大利為例,民粹主義者就牢牢抓住了選民對中左翼政黨親歐立場的不滿,並大做文章。

當然,在狂人政府中,“鷹派”與“鴿派”也有明顯的區分。在任何談判中,其他各方會通過讓步以強化鴿派的地位,因為他們深知,反之只會激怒鷹派,後果是災難性的。就特朗普而言,這種動態的平衡只體現為一種單一的性格,即在坦率與憤怒之間,傾向於強硬和不可預測性。特朗普政府內部也是如此。強硬派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約翰·博爾頓就扮演著“鷹派”的角色。

在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的聯合政府中,急需一個鷹派的存在,以制衡意大利親歐派總統馬塔雷拉。這也是民粹主義者此前選擇81歲的保羅·薩沃納出任財政部長的原因。意大利前經濟部長維斯科將薩沃納形容為“激進的、拼了命的反德人士”。當馬塔雷拉拒絕這一提名後,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放棄與總統的對話,一度觸發危機。

最後,要成功實施狂人戰略,政府還必須為引發的亂局做好“戰爭”的準備。比如,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就已提出引入一款與歐元平行貨幣的可能性,這顯然是在藐視歐盟的財政紀律以尋求財政擴張。

隨著越來越多的政府、黨派與政客希望采取狂人戰略,政府在任何突發事件中談判的余地變得越來越小。事實上,素來立場強硬的德國經濟學家已明確回應了意大利當前的政治危機:歐元區不會進行任何改革,因為這些改革極易被視為妥協與讓步。

但是,即便不斷強調狂人戰略的危險性,也很難徹底擊敗它。必須告訴人們,存在更好、更契合的選擇,歐洲一體化進程能捍衛他們的利益。在意大利下屆議會選舉以及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到來前,歐洲領導人依舊有時間向各國人民證明,歐洲一體化所帶來的遠不是政治僵局以及經濟滯脹,但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

此外,我們還必須了解狂人戰略的負面效應。在1918年退位前,德皇威廉二世其實不必假裝顯得自己很狂躁。他本就如此。由於喜歡炫耀武力,以及在媒體上語出驚人,他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當前這位酷愛推特治國的總統有幾分相似。

在另一段令人不安的歷史中,威廉二世經常吹噓自己有能力與俄國、大英帝國的君主達成協議。事實上,當1914年7月,民主制度的危機升級時,他突然宣布一系列宏大的和平倡議,但為時已晚。博弈已經開始,那時,世界主要國家已糾纏在一起,慢慢滑向災難的深淵。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Project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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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羅德·詹姆斯:美國的內維爾·張伯倫

當一個國家對所處的安全環境感到擔憂時,他們通常會堅稱要降低對外國產品的依賴、簡化供應鏈,以在國內生產更多的產品。但是,貿易保護主義真能改善安全環境嗎?如今,我們所處的世界已處於全面貿易戰的邊緣,我們必須仔細審視一些貿易保護主義的支持論調,然後再重新回顧下上世紀最大規模的貿易戰留給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在對貿易的爭論中,有不少表里不一的論述。進口關稅以及其他相似的措施,通常被視為外交政策領域中為保護國家利益而慣用的工具。不過,當我們回溯歷史時會發現,這些措施只會有利於部分領域,更多的是導致不公平的稅收。

美國總統特朗普會強調,貿易戰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在他看來,關稅是應對不公平的貨幣政策以及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的一種合理手段。當然,這其中還有國內因素的考量:也就是說,關稅可以通過擡高競爭者產品的價格,幫助特定的生產商和領域。但是,問題在於,擡高關稅將不可避免地使國內消費者通過支付更高昂的價格,為政府的補貼埋單。

特朗普曾表示,“貿易戰是好事,而且很容易打贏。”這一論斷沒有絲毫新意。我們從過往的歷史中就能檢驗特朗普的這一論斷。當內維爾·張伯倫在1932年擔任英國財政大臣時,他改變了英國多個世紀來在自由貿易方面的立場——做一個自由貿易的捍衛者。出於對英國長期貿易赤字的擔憂,張伯倫宣布了一種新的“保護體系”,希望用與外國談判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當時,主張與外國政府就貿易赤字進行談判的情況並不多見。

對此,張伯倫總結說:最謹慎的做法,是用能夠有效反制外國市場歧視我們的手段來武裝自己。因此,無形之中,張伯倫的所作所為是在為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鋪路。他的貿易政策削弱了英國,同時卻壯大了德國。6年中,他對納粹德國采取的綏靖政策以1938年簽署的《慕尼黑協議》而達到頂峰。在協議簽署的6個月後,納粹的鐵蹄踏入了捷克斯洛伐克,並將其歸並入第三帝國的麾下。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德國民族主義複興的憂慮主宰著整個世界。對於西方大國而言,要遏制德國的野心,需要一種聯盟體系或者一個更清晰的集體安全協議。法國傾向於前者,主張與波蘭以及有“小協約國”之稱的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結盟,由此限制匈牙利與德國的擴張。而英國則傾向於第二個選項,將國聯視為捍衛領土完整最有效的工具。

無論是法國還是英國,最終由於各自國內保護主義盛行,捍衛國際安全的重任均由此毀於一旦。隨後,兩國都迅速調整政策,采取了高關稅以及對源於海外的產品實行進口配額制。這直接導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生產商,羅馬尼亞以及南斯拉夫的農業出口商無法再向西歐出口任何產品。相反,他們在政治與經濟上越來越倚重納粹德國。同樣的,經歷了上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早期和納粹德國的關稅戰後,波蘭也在1934年與納粹政權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

盡管如此,國聯和其他多邊機制都努力嘗試通過組織各種峰會,以阻止全球滑向貿易保護主義的深淵。但是,這些空談的機制均無果而終。

在大蕭條期間,對於貨幣操縱的指責最終成為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動力。這在當前特朗普政府中也能找到類似論調,比如他曾指責美聯儲的收緊貨幣政策,以及錯誤地指責中國人為操控人民幣匯率。

大蕭條時期的教訓顯而易見:原本指望通過貿易戰加強國家安全的想法最終都失敗了。尤其當各國欲建立防禦聯盟時,這一教訓尤為突出,因為貿易壁壘促使盟友們與原本各方都希望遏制的勢力走得更近了。

這一幕如今依舊在上演。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的矛頭直指崛起中的中國。當然,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也影響到了歐盟與加拿大。

上個月特朗普的歐洲行正朝著毀滅大西洋聯盟關系的方向前行,而美歐的盟友關系此前一直穩定著自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他在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聯合記者會上所表現出來的卑微,更像是張伯倫式的綏靖政策。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Project Syndicate)

責編:黃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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