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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創業”,政府該做什麽,不該做什麽訪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黃亞生教授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515

萬眾創業席卷中國。湖南衡陽,一對農民父子,憑借著創業的激情和動力,劍走“偏”鋒,利用廢舊汽車零件和網絡上下載的圖片,在鄉間廢棄的廠房內拼接起一個個體型巨大的“變形金剛”,年收入超百萬元。 (東方IC/圖)

政府支持創新當然是好事情。基本不賺錢的事情,都應該政府去做。

中國更應該強調大學和企業的自主和自由,因為政府已經夠強大了。

工業革命4.0後,大規模的制造業生產很可能被機器人取代,那些工人以後怎麽辦,這真是一個人類面臨的史無前例的問題。

在“萬眾創業”的口號席卷中國之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黃亞生教授,攜他與人合著的新作《MIT創新課:麻省理工模式對中國創新創業的啟迪》來到北京,向讀者介紹MIT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MIT是世界公認的頂尖研究型兼創業型大學,產生了80位諾貝爾獎得主,同時,MIT校友創辦經營的公司年營業收入已超過2萬億美元,若作為GDP,能在全球排到第11位。

黃亞生之前寫過兩本關於中國的書——《出售中國》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這一屆政府將創新驅動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黃亞生的建議是,政府只管出資,保證大學和企業創新活動的自主、自由;不要學習新加坡,要學習以色列。

2015年3月24日午後,黃亞生接受了南方周末專訪。

可以出錢,但不可以主導

南方周末:就在昨天(3月23日),中國政府發布了《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幹意見》,力挺創業投資、科技創新,指出要打破制約創新的行業壟斷和市場分割等,你在新書里著重寫的是麻省理工模式對中國創新創業的啟迪,不知如何看這屆中國政府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黃亞生:我還沒有看到你說的這個文件,總的來說,政府支持創新當然是好事情。

創新需要的必要條件有幾方面:首先要給創新者創造無後顧之憂的環境空間;

第二,高校創新的知識產權政府要讓渡出來,這樣才能形成創業,否則容易被束之高閣;

第三才是創業機制,比如風險投資,知識產權轉移制度等。

最核心的一點是,政府出錢,但不能影響學術機構的獨立性,不能幹涉學術研究。創新,從政府和大學的關系上應完全是大學主導。

中國更應該強調大學和企業的自主和自由,因為政府已經夠強大了。

南方周末:你觀察到的中國創新模式是怎樣的,能否與你說的MIT模式做一下比較?

黃亞生: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

中國比較多的往往是政府要上一個大項目,要搞一個課題,然後組成一個學術和政府機構聯手的班子來攻堅。而歐美只有極少數創新項目是由政府直接推動的,即便資金是政府出,也是通過學術機構去推動。美國沒有科技主管部門,雖然美國有國家實驗室,但管理和資金的分配有相當大的獨立性或者說是完全獨立的。像MIT這種學校,如果政府的規定被認為是幹涉學術自由,它都不會接受政府的資金,創新成果的產權也不是政府的,產權歸學校和研究人員。這是第一點不同。

第二點不同,美國政府要求你做的基礎科研,你拿到我這個項目資金的一個重要要求是,信息必須公開,知識和成果全社會分享。甚至公司提供資金支持的項目,大學通常也要堅持這個基本原則。

第三點,美國政府出一筆錢,整個研發過程它都不管,到最後誰搞成功了誰得到這筆資金。MIT教授申請研究經費時,申請書里強調的是推動科研水平而不是政府哪個具體的政策目標。

南方周末:由於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可能更傾向於學習日韓、臺灣的東亞模式,或者新加坡模式,即政府在創新活動中起比較強的主導作用。

黃亞生:最近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模式又被熱議,中國學新加坡有確鑿的證據,新加坡這麽小一個國家卻是接待中國官員最多的國家。新加坡把自己管理得很好,我不否認,但你在世界上能找到第二個新加坡嗎?任何一個模式無法複制,本身就不成其為一種模式。

我老說,新加坡的飛機一起飛,就在跟國際航空公司競爭。新加坡就400萬人,一個大公司的規模,李光耀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經理人,他看到了市場信號,把新加坡轉化為一個產品。

同樣,你也可以說日本、韓國、臺灣早期的成功是市場經濟的成功,它們都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是海外市場價格的接受者,不是制定者,它們的政府幹擾不了海外市場信息。

而中國這樣大一個國家,發展主要靠國內市場。中國不是價格接受者,而是一個價格制定者。這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有本質區別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色列也曾搞過政府出資,由企業和研究機構進行大規模創新創業,它的創新活動是自由的、市場化的,創新能力比新加坡不知道強了多少倍,中國為什麽不學學以色列呢?

由政府從頭到尾主導開發的模式,在趕超國家可能存在,但日本、韓國、臺灣等趕超型國家或地區有腐敗,在政府權力缺乏約束的體制下,政府主導的趕超模式結果往往容易滋生腐敗。

南方周末:創新創業方面你認為政府應該做好哪幾件事?

黃亞生:我認為基本不賺錢的事情,都應該政府去做。

比如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大學教育政府應該出資,但保證大學獨立。

在科研方面,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首先是支持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支持大項目。現在中國很多的科研項目是為了“彌補國內空白”,花了很多錢,我對這種做法是有看法的,因為知識已經存在,基礎科學都是全人類共享的,完全沒必要自己再搞一遍。應該鼓勵中國的科研人員去搞一些世界前沿的研究。

在創業方面,政府的作用要體現在簡政放權和法治方面。

還要同時討論政府不該做什麽。比如對投資的審批要大規模簡化;比如在財政上為創業平臺的建立提供補貼,但不要規定方向;再比如科技知識的公開化共享,而不要把數據、知識封鎖在政府部門里。

黃亞生 (受訪者提供/圖)

“工業革命4.0”後,就業怎麽辦

南方周末:現在歐美很流行的“工業革命4.0”、“第二次機器革命”,對中國制造業的升級會有何挑戰?

黃亞生:我覺得其實威脅挺大的。過去在人工智能里有一個定律,說機器做得好的事情,是人做得差的事情,對人容易的事,對機器是很難的。比如數學對人來講很難,對機器簡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對機器很難,對人很簡單。

但現在有證據表明,這個定律已經被征服了,機器人已經能夠做出像人一樣的舉動。你想想這個對制造業的影響,美國現在的制造業在大規模地回升,大家都用機器人,機器人的崛起會彌補人力成本的劣勢。

所以好幾年前,國內有種看法是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非常擔心勞動力不足問題。我說這個根本不是要擔心的問題,最終擔心的還是失業的問題。那時國內還做了一些在我看來不正確的決定,把低端制造業通通換掉。當時有一些官員覺得,讓這些簡單的加工業到越南、老撾去。他們不知道,很多國家要獲得制造業的集群效應,是很不容易的,對中國來說能獲得集群效應,是很大的一個優勢。

從長期來講,要非常鼓勵中國人創業,不光是科技的創業,就算是簡單的創業也要。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說如果廢除城管的話,會增加非常多的就業,這些都是創業,街上賣碗雞蛋面,這是沒法用機器人去取代的,但大規模的制造業生產很可能被機器人取代,那些人以後怎麽辦?

當下,美國制造業的指標回升非常好。機器人可以以很低廉的成本在美國生產這些東西,固定成本很高,邊際成本為零,老板、投資人最喜歡這個,而且福利、勞資矛盾等這些頭疼問題都不用面對了。所以這真是一個人類面臨的史無前例的問題。以後就業怎麽發展,我覺得真是應該提前考慮這個問題。

南方周末:歐美國家的哪些行業已經感受到了這種沖擊?

黃亞生:美國現在甚至包括一些白領,比如律師事務所做簡單案例研究的人,幾乎都沒有了。因為美國是判例法,一個律師要找出以前怎麽判,過去都是研究助手來做的,現在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我在MIT,計算機的研究生給我寫了個找資料的程序。你給它一百篇文章,告訴它,找一百篇類似文章,它就去學了。這個側重動詞多一點,那個側重名詞多一點,機器都會學,真是不得了。我看了以後目瞪口呆,準確率達到85%,根本不需要人了。像以前我要做這種事情,我起碼得雇三個人三個月,現在這三個人就失業了。我跟計算機教授說:“哎呀你們這個真不得了啊!準確率達到85%。”他還說:“怎麽可能,肯定什麽地方搞錯了,應該100%才對。”

這是全球範圍的沖擊,可能有比中國更慘的國家,比如非洲。因為當一個國家形成了產業的集群,集群本身會使它具有強大的競爭能力,成本可能完全不一樣。非洲完全沒有形成集群,它的工人也剛剛開始學習技能,中國工人已經有30年積累的經驗,所以那邊的企業離開他們是最容易的。我覺得對於非洲、印度這些還沒有形成產業規模的地區,工業革命4.0對它們的打擊最大,中國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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