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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富豪們的隱秘生活:白手起家者僅有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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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流傳一種看法,認為很多華人大亨多為白手起家者,美國的資深中國及亞洲問題專家喬·史塔威爾卻在其著作《亞洲教父》中指出,事實並非如此,真正白手起家者只佔其中五分之一左右,多數大亨均在某種程度上靠祖蔭或父蔭起家。在這本書中,喬·史塔威爾還披露了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和中國香港地區的超級富豪們諸多鮮為人知的發跡史和隱秘生活。作者簡介

  喬·史塔威爾
  (Joe Studwell)
  資深中國事務觀察家,《中國經濟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總編輯和《中國熱》(The China Dream的台灣譯名)一書的作者,在歐亞各地擔任自由撰稿人及媒體主持人10年。1991年至2000年間常駐香港及北京。

我們出身卑微
  大亨們一直致力於把自己刻畫成出身卑微的白手起家者。
  中國有條關於三代人財富的諺語: 第一代人創業,第二代人守業,第三代人敗業。幾 百年來的事實指向了四代人的發展順序: 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資本;第二代人加強與政治勢力的聯繫,使財富不斷擴大;第三代人努力守護反映父輩個性和人際關係的各種各樣的資產;由於第四代人對事業的 專注不夠,前輩們原先創立的集團賴以生存的關係網逐漸衰落,加上家族企業固有的缺陷,幾代人的鴻基大業終於毀於他們之手。
  只用一代人時間就由窮人一躍變為富翁的事並不多見,而東南亞的國內經濟過於受政府控制,這種事情更不可能發生。
  儘管如此,大亨一直以來都喜歡神化自己,說他們自己出身卑微,通過自身的努力擺脫了貧困的魔爪。泰國最富有的商人、最近一位總理他信·西那瓦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無論是在演講還是在政府的出版物裡,他信都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才能勉強維持一家的生計,學校缺乏資金,設備極差。2003年他在馬尼拉演講時說:“因為我平凡普通的家庭背景……我了解農村地區的貧困與艱難,我知道通過辛苦工作賺取報酬的重要性。”事實上,他信是著名的納蘭王朝(首都為清邁)的後裔,1932年前他信家從事課稅徵收,爾後轉入了絲綢經營、金融、建築以及房地產業。他信本人是當地最好的學校以及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後來娶了一位將軍的女兒。他在警察局的職位不斷獲得升遷,並獲得了國家經營特許權,這些只有圈內人才能做到。
  在香港,亞洲首富李嘉誠總喜歡說自己是教師的兒子,其父1940年身無分文來到了香港。他 的香港長江集團官方網站聲稱:“為了扛起維持家庭生計的責任,李先生不到15歲就輟學,在一家塑料貿易公司找了份工作,每天工作16小時。1950年,他 的勤奮、謹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讓他有了自己的公司——香港長江實業。”事實上,李嘉誠讀過幾年書,後來在一個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舅舅的家族擁有香港中南鐘錶有限公司。後來他成為重要的二流大亨,他的事業得以繼續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因為他娶了老闆的女兒。李的已故妻子莊月明,是他的表妹,就是那位有錢舅舅的女兒。李嘉誠所經營的企業事實上是屬於他岳父的,李嘉誠只是進一步發展了企業。據李嘉誠的一位老朋友透露,李嘉誠的岳母也給了他額外的經濟支持。
  在教父的發展階段,和老闆的女兒結婚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新加坡的李光前就是一個很著名的例子:他在1920年和陳嘉庚的女兒結婚,之後在老丈人的公司當了七年的財務主管,事業一帆風順,最後獨立經營自己的公司。香港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是東方海外航運公司的創始人,他 ​​與上海巨富顧家的女兒結婚,成了有錢人。在現在的一代人中,新世界集團的鄭裕彤,因為婚姻關係而進入了香港著名的周大福珠寶業,這個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對於那些不能依靠父業來為自己事業作輔墊的未來教父來說,另一個重要的資源就是妻子的家庭產業。
  在東南亞的社會裡,這種事情並不稀奇,因為這種關係使人得到了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但奇怪的是大亨們怎麼與白手起家連在了一起。身為香港東亞銀行主席的億萬富翁李國寶爵士是位敏銳的觀察家,他堅持認為許多大亨是靠自己的奮鬥創造了財富。他列舉了影視巨頭邵逸夫爵士、恆基地產的李兆基和霍英東。但是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紡織業巨頭的兒子,李兆基出生在廣東順德縣一個富有的從事銀行業和黃金貿易的家庭,而霍英東儘管出生在一個名副其實的工薪階層的家庭裡,但他獲得了英國政府獎學金,進入了一個精英學校,這使得他也與眾不同。

 選擇性的節約
  使大亨們的公眾形象進一步模糊不清的是他們的節儉名聲。其中有些是合乎情理的,而有些則主要是為了公眾的消遣。真正的節儉反映了一個企業家有強烈的保護財產的意識。一位亞洲投資銀行企業家、大亨的老朋友評論說:“他們比一般銀行企業家更善於克制自己接受直接的世俗回報。”例如,亞洲金融危機時,郭鶴年以8000萬港幣的低價在香港的深水灣道買了一所宅第。深水灣道有點像大亨巷,靠近九洞高爾夫球場,教父們喜歡每天早晨去那兒打高爾夫球。他試著住進那所房子,但是他的家人說,他認為即便對於一個億萬富翁,這樣也太奢侈了。最終他拆掉了那所房子,在原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五座普通的住宅,一座他自己住,兩座讓他的家人住,另外兩座租了出去。郭鶴年住的那種房子極為簡樸,在歐洲和美國,只有平平常常的銀行管理者才會住。
教父們也很喜歡向僱員和提供服務者傳遞能夠證明他們節儉的信息。馬來西亞的一位投資銀行家回憶了1999年在倫敦與博彩業的億萬富翁林梧桐的兒子林國泰的會談,會談討論的是關於簽訂20億美元的合同收購挪威遊輪公司的事項。離開倫敦的律師事務所時,林國泰招上了一輛出租車,那個銀行家認為這輛出租車會帶他們去希斯羅機場搭乘到挪威的飛機,但是走了半英里後,那個億萬財產的繼承人讓司機停了下來,帶著隨行人員走進了倫敦地鐵的入口。他們乘坐地鐵去機場,節省了幾英鎊。到了希斯羅機場,那個本已驚訝不已的銀行家又發現他們去奧斯陸的機票全是經濟型的。李嘉誠(香港人稱其為LSLi),非常喜歡向人們展示他節約的嗜好,常常提起他那戴了好幾年的廉價精工手錶與西鐵城手錶。他的一位高級職員回憶說,他常聽李嘉誠抱怨他戴的手錶是“該死的手錶”。這廉價的手錶已經成了他的象徵。在《財富》雜誌一次難得的採訪中,李嘉誠也沒忘記搬出手錶的主題。“你的表太奢侈了!”他對採訪者說,“我的比你的便宜多了,不到50美元。”
  儘管有保護金錢的本能和向員工展示節儉的深思熟慮的商業手段,但人們所說的大多數教父生活節儉,卻並非事實。讓李嘉誠引以為豪的另一件事是,他從上市公司中獲取的工資很少——2005年,從他的長江集團旗艦公司中只得到了10000港元的工資。但有一點卻未被提及,即在香港工資要被徵稅,而股息卻不被徵稅,所以大亨們利用後者來避稅。香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任總經理卓百德談到李嘉誠的一位同僚時說:“李兆基,在20年內僅僅從恆基地產的旗艦公司得到的分紅就有1.5億~3億美元。”李兆基用這些錢在美國買了3萬套公寓,當然還有別的。歸根到底,他們並不是靠微薄的工資收入生活的人。
  大亨真正的不為人知的揮霍是他們的高額賭博。大多數大亨宣稱所有其他的大亨(當然不是他們自己)一直都在賭。一位香港億萬富翁說道:“他們都是大賭棍。唯一不是大賭棍的只有(博彩業教父) 何鴻燊和霍英東。”無數傳言說,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資銀行家們的高爾夫賭博是進一個洞100萬美元,也有傳言說他們在澳大利亞和美國賭博,損失慘重。當然,沒有任何人將這種事弄上媒體,因為大亨們沒有公開賭博。

父親大人
  關於教父有一點絕對不會引起爭論,那就是在他們的家裡,男性家長處於絕對統治地位。在管理家族企業中,他們要求所有親屬絕對的服從,並且用各種手段保證他們的絕對權威。讓孩子和其他親屬忠誠於他們的最有效策略是,給予他們得到巨額遺產的希望,同時不讓他們擁有太多的現金。
  在中國家庭裡,家長權力得以確保的另一個原因是沒有明文規定誰將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財產。通常以為實行的是某種形式的長子繼承製,但這只是錯誤的感覺。事實上,大兒子只是一個事業繼承人,如果他被認為能勝任這個職位。選擇其他子女也是十分正常的,雖然首先考慮的永遠是男性。例如,馬來西亞博彩業巨頭林梧桐選擇林國泰繼承他的事業,而不是林國泰的哥哥。印度尼西亞的林紹良指定第三個兒子林逢生作為繼承人,而不是長子林聖斌。霍英東讓霍震寰而不是其長子霍震霆做了他的繼承人。非長子們知道他們不一定沒有機會繼承父業時,很少會放棄競爭。
  家族企業的文化是非常沉悶的,且常常引起不幸,可它幾乎從未遭到過挑戰。此外,它涉及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學,它不受家庭是不是多血統或教父是否上過殖民學校的影響。一家之主就是國王。在外面,它通過已故“船王”包玉剛的奧地利女婿蘇海文所謂的“傑出人物的喜愛”表現出來。李嘉誠常把自己描述成“友好的獅子”,這裡面可以捕捉到同樣的意思。在這方面,東南亞大亨極力追求慈祥教父的形象。他們在公眾的眼裡可能是這個形象,但他們在家裡,尤其在公司裡,經常使用自己的權威震懾別人。李嘉誠、郭鶴年等主要大亨的孩子都已步入中年,但依然害怕他們的父親發怒。李嘉誠的執行官回憶起李嘉誠的長子李澤鉅有一次在會議中打盹兒,被其父親的尖叫聲驚醒,好像遭到了電擊一般。2003年2月,郭鶴年主持召開了由他控股的《南華早報》的董事會,一家之主的郭鶴年沖著48歲的兒子大發脾氣,吼著叫他滾出去,那時與會的董事們都不知該朝哪兒看才好,那真是一個丟臉的董事會議。而另一個香港億萬富翁在行為治療師的幫助下,努力學著控制自己的脾氣。
  億萬富翁肯定非常繁忙,期望他們能夠達到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未免有點要求過高。但一家之主的絕對權威以及他們對權力的濫用,對家庭關係造成了毀壞性的影響。李嘉誠的小兒子李澤楷就是半主動反叛的一個罕見例子。李澤楷在12歲時被送往寄宿學校,而且香港人普遍認為他母親是自殺的。一部未經授權的中文版傳記在2004年出版,裡面的事情只有李澤楷的圈內人才知道。這部傳記詳述了李澤楷和母親的親密關係,他創立自己公司的過程,以及後來在未告知其父親的情況下接管香港電信的過程,還講述了為什麼他心中的英雄是李光耀而不是他的父親李嘉誠。中國讀者非常清楚這則信息的含義:這對父子的關係並不和諧。霍英東的長子霍震霆描述了16歲時的一段奇異的經歷:那年從英國公立學校回到家中度假,父親派他去購買日立全浸式噴射水翼船,用於香港—澳門航運。他最後說道:“我想我的父親更喜歡去夜總會。”從中不難體會出他心中的某種怨恨。同時,他的描述也洩露了關於大亨家庭生活實質的某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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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克現身中移動營業廳 但“僅有十幾名顧客買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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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家沒有盈利增長公司的股票來說,最重要的是講故事的能力,特別是對於創業初期的高科技公司,如果目前或近期沒有收入,那麽唯一重要的是有增長潛力。不幸的是成熟期的公司也不得不玩同樣的把戲,比如蘋果公司,他們失去了創新天才喬布斯,公司的收入開始下滑,這個時候就不得不轉入講故事模式。近期,蘋果與中國移動簽約合作之後,可以將帶給蘋果手機7.5億用戶市場,人們由此想象,蘋果的收入會劇增。雖然蘋果開啟故事模式之後,股價開始快速上漲,市場普遍預期與中國移動簽約合作之後,中國移動擁有7.5億用戶能夠使得蘋果的在華銷售量大漲。蘋果公司也一直希望與中國移動簽訂這項等待已久的協議,以便扭轉其在中國的命運,中國移動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機運營商。然而首日銷售情況似乎並不樂觀。與過去蘋果產品在中國和其他國家開賣時人們沿街排長隊的盛況不同,這次只有十幾個消費者來到北京一家新開張的商店買iPhone,盡管有一位特殊的客人、蘋果的首席執行官蒂莫西·庫克(Timothy D. Cook)來到了現場。紐約時報的記者表示,在他停留在店內的大約一個多小時時間里,除了那十位特邀用戶外,只出現了十幾位iPhone的購買者。幾乎不用排隊,更無須預約,立等可取。蘋果現已落在智能手機行業的市場主導者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的後面,也面臨中國廉價手機的激烈競爭。蘋果的市場份額已經下降到了個位數。市場研究公司中國市場研究集團(China Market Research Group)常務董事雷小山 (Shaun Rein)說,“蘋果過去曾是所有中國富人和中產階級消費者的必備、或渴望得到的品牌。但是在過去一年中,蘋果的品牌地位一直在下降。”雷小山是《廉價中國的終結》一書的作者。到目前為止,中國移動在定價上並沒有像一些分析人士預期的那樣聲勢浩大。中國移動出售的沒有補貼、無鎖的iPhone 5S的價格是5288元人民幣,與蘋果在其中國專賣店里的售價相同。中國移動的用戶可以免費得到手機,但需要簽訂一個為期兩年的合同,每月需支付588元人民幣。現在,除了與蘋果簽訂協議之外,中國移動與其他兩家競爭對手相比還有另一大優勢:它擁有所謂4G技術的高速新網。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仍依賴速度較慢的上一代技術。但是這對蘋果來說喜憂參半,因為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移動的一部分iPhone手機銷售將來自那些從中國聯通或中國電信轉過來的客戶。這樣一來,與中國移動合作所能帶來的利益可能被誇大了。蘋果公司發言人Carolyn Wu說,公司不打算公布第一天的銷售數據。之前,中國移動曾宣布,達成協議以來,通過其網絡預購手機的訂單有100多萬。但是,Wedge Partners的張軍說,這種在線預訂一般只有三分之一成為真正的購買,這也就是說,移動版蘋果的首發日銷售量預計在40萬部左右。張軍說,總的來看,包括考慮到從競爭對手網絡中轉過來的客戶這一因素,他預計協議將讓蘋果每月300萬部的基礎上多售出100多萬部手機,。這樣的銷量在有著十億手機用戶的中國不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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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業的寒冬來臨:沒有欠薪的企業僅有30%?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26124.html

制造業的寒冬來臨:沒有欠薪的企業僅有30%?

第一財經日報 王思琪 2015-12-16 06:00:00

一位行業內人士表示,類似明星公司雅圖欠薪的行為在制造行業內非常普遍,“現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準時發薪的企業只有30%左右。”

寒冬的氣息在制造業中進一步蔓延,部分公司長年擴大產能所帶來的資金缺口已經超過所能負荷的範圍。

繼華為一級供應商福昌倒閉之後,上個月,投影行業明星公司雅圖數字視頻技術有限公司(下稱“雅圖”)被裁員工到公司門口追討欠薪。

一位行業內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類似這種欠薪行為在制造行業內非常普遍,“現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準時發薪的企業只有30%左右。”

在今年9月份,網上流傳一封《雅圖告全體員工書》被大量媒體轉載,在這份材料中,雅圖表示公司發展在2014年下半年以來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流動資金嚴重短缺,導致工廠被迫停工,員工薪資延期發放等情況,而鑒於這種情況,公司決定進行裁員。

記者就此事拜訪雅圖公司,發現其已在一個月前搬出官網上顯示的位於深圳科興科學園辦公地址,離開時所簽訂一年租約還未到期。事後記者多次致電雅圖公司,並未能聯系上。

“明星”隕落

跟福昌一樣,在被曝出拖欠工人工資之前,雅圖在業內一直享有較高的知名度。

雅圖官網內容顯示,雅圖成立於1998年,是全球領先的微顯示投影技術研發、高端制造和系統集成方案提供商,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同時擁有DLP、LCD和LCoS三項技術的研發和制造能力的企業。目前在全國擁有4家分公司、20多個辦事處以及700多個經銷商。企業員工近千人,其中主力研發人員占30%。

有熟悉情況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此次雅圖所面臨的問題並非一日之寒,而是長期擴張所帶來的結果。

投影行業的巨大競爭讓雅圖感到巨大壓力,除了研發,從2005年開始,深圳雅圖數字視頻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謝敬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投資並購,擴大雅圖在業內的影響力。

兩年前,雅圖並購富可視與TCL合資公司SMT,並將其改名為安曼特微顯示技術有限公司,隨後主導SMT其與所收購的富可視ASK、Proxima品牌整合工作。

2012年,雅圖開始布局影院產業,謝敬曾計劃5年之內建成千家影城。當時謝敬有意將產業布局在個人消費,其曾對媒體表示:“與其他行業相比,投影行業總產值相對較低。但它以後的成長空間大,不僅是教育、政府、商務等傳統的行業用戶會大幅增加,隨著微型投影產品和智能電視的逐漸普及,個人用戶的增長空間更是巨大。”

如今時間過半,雅圖影城共建成14家,大部分位於廣東地區。

擴張所帶來難以消化的資金問題。同時,產能的擴張也給雅圖帶來生產壓力。2014年6月,謝敬出訪歐洲,簽下了1億歐元的訂單,以及與英國當地投影機銷售渠道商制定3年5億歐元的業務銷售意向書。

今年以來,雅圖動作減少,逐漸淡出大眾視野。今年9月,雅圖發布《雅圖告全體員工書》,對人員進行精減,並且承諾員工欠薪將於2016年春節前發放。

而在制造業內,雅圖的情況不是個例,文章開頭所述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目前行業內沒有欠薪企業只有30%左右,今年經濟不景氣,這種情況有所加重。”

價格戰蔓延

一邊現金流難以承擔工人薪資,另一邊為了生存運營工廠不得不降低產品出廠價格來保住訂單。

由於大部分的代工商缺少必要的研發技術,加上近些年來手機廠商大幅減少手機單款,工廠總訂單數量在減少。

“以前一種手機都有幾十款,現在減少到一個品牌手機只有兩三款的數量,一些為企業提供配件的供應商,面臨問題就是一款機型不拿下來,一年都沒有機型做了,這個時候他們會壓低報價,可能這個報價沒錢賺也會去報價。”一手機行業人士告訴記者。

而這種低價競爭對產業造成傷害非常大。“PPI連續4個月下降,這意味著下遊客戶壓價,上遊供應商低價競爭也很激烈。”上述手機行業人士說道。

這種激烈競爭從整個產業鏈中蔓延開來,供應商把成本壓低轉嫁給上遊供應商,形成壓價的傳輸。

據記者了解,在倒閉之前,福昌產品曾受品牌壓價,壓價幅度超過50%,隨後其向供貨商提出30%降價。

“國內OEM最終競爭還是成本競爭,他們會想各種辦法去壓制成本,比如說在供應商上,因為成本作為競爭目標的話,可能在其他地方會打折扣,這樣的話質量技術會受到影響,受到影響的話只能做低端的,就形成惡性循環的情況,主要以價格作為最大吸引力,作為核心競爭力。”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執行總監範順告訴記者。

轉型“陣痛”

目前,國內制造業正面臨升級轉型關鍵時期,根據廣東省制造業協會數據,廣東省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從今年9月開始連續三個月不足50。

PMI指數特約解讀專家陳鴻宇教授指出,這個參數表明雖有短暫回升,但制造業仍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

而伴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工成本升高等原因導致附加值低的ODM條件越發艱苦。

“這些OEM會受制於下遊廠家,沒有自己品牌,做代工的,整個產品生產受制於下家,對下遊終端市場客戶的需求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對整個下遊市場反應速度比較慢。未來這些比較低端的或者上遊企業,發展面臨壓力會越來越大。”範順預測。

隨著國內制造業環境惡化,更多國內外硬件品牌布局東南亞國家,雖然未來制造業將向東南亞國家轉移,但是目前來看,國外布局不完善,國內制造業仍是這些品牌的首選。

但是,也有專家指出國內制造企業在面臨下行壓力時要更多考慮如何進行產業轉型。“長期來說,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內,同時考慮是否需要自主品牌,這樣才不會受制於下遊廠家。短期來說,人工成本上升,機器效率取勝,技藝方面不光從人工成本下手,生產要從效率、柔性方面短期內做些事情,使它在競爭中能夠加強實力。”範順說道。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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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世上僅有一個華為,但世上不只有一個華為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6/0510/155705.shtml

任正非:世上僅有一個華為,但世上不只有一個華為
新華社全媒平臺新華社全媒平臺

任正非:世上僅有一個華為,但世上不只有一個華為

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

黑馬說:

2016年5月9日,新華社發布了對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最新訪談。這也是任正非繼去年9月與福布斯中文網進行“花園談話”後,又一次公開接受訪談。訪談中,任正非不僅回答了華為得以持續發展的原因、華為的“弱點”、華為為何不上市、華為怎樣形成了“堅守上甘嶺”的文化、華為如何看待競爭等眾多問題,也闡述了他對企業如何實現技術積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企業如何走出去等眾多問題的看法。

文|新華社

任正非和華為公司,堪稱當代商業史上的傳奇。

1987年,年滿43歲的任正非和5個同伴集資2.1萬元成立華為公司,利用兩臺萬用表加一臺示波器,在深圳的一個“爛棚棚”里起家創業。

28年後,華為公司由默默無聞的小作坊成長為通信領域的全球領導者:2015年營收3950億元人民幣,凈利潤369億元,增速均達30%以上。作為華為領軍人物,任正非從一名中年創業者成為全球知名企業家,深深影響了許多人……

華為走過了怎樣的創業、創新之路?成功密碼是什麽?“28年只做一件事”的任正非究竟做了怎樣“一件事”?有著怎樣的心路歷程?在他看來,當下的深圳乃至中國應該如何創新驅動發展?政府需要築牢哪些堤壩?

帶著一系列問題,新華社記者近日走進位於深圳龍崗阪田的華為總部,與任正非面對面,進行了3個多小時的訪談。

成功密碼:“堅持只做一件事”

記者:當下全球經濟不景氣,華為卻逆風飛揚。華為成功的基因和秘訣是什麽?

任正非:第一,華為的發展得益於國家政治大環境和深圳經濟小環境的改變,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們的發展。深圳1987年18號文件明晰了民營企業產權。沒有這個文件,我們不會創建華為。後來,華為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我們感到稅負太重,很多同事說把錢分了算了。這時深圳出了“22條”,提出投資先不征稅,等到收益後再征稅,實行了好幾年。這個時候我們就規模化了。

第二,華為堅定不移28年只對準通信領域這個“城墻口”沖鋒。我們成長起來後,堅持只做一件事,在一個方面做大。華為只有幾十人的時候就對著一個“城墻口”進攻,幾百人、幾萬人的時候也是對著這個“城墻口”進攻,現在十幾萬人還是對著這個“城墻口”沖鋒。密集炮火,飽和攻擊。每年1000多億元的“彈藥量”炮轟這個“城墻口”,研發近600億元,市場服務500億元到600億元,最終在大數據傳送上我們領先了世界。引領世界後,我們倡導建立世界大秩序,建立一個開放、共贏的架構,有利於世界成千上萬家企業一同建設信息社會。

第三,華為堅定不移持續變革,全面學習西方公司管理。我們花了28年時間向西方學習,至今還沒有打通全流程,雖然我們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經很好了,但和愛立信這樣的國際公司相比,多了2萬管理人員,每年多花40億美元管理費用。所以我們還在不斷優化組織和流程,提升內部效率。

記者:華為每年花上億美元請IBM顧問團隊來幫助管理企業。為什麽要花這麽大的價錢改進管理?

任正非:你們知道嗎?豐田的董事退休後帶著一個高級團隊在我們公司工作了10年,德國的工程研究院團隊在我們公司也待了十幾年,才使我們的生產過程走向了科學化、正常化。從生產幾萬塊錢的產品開始,到現在幾百億美元、上千億美元的生產,華為才越搞越好。我們每年花好多億美元的顧問費。

我們走出國門、走向全世界的時候,什麽都不會,不知道什麽叫交付,全是請世界各國的工程顧問公司幫助我們。第一步就是認真學習,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規範化。現在我們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簡單一些、更好一些。

記者:華為有沒有弱點?

任正非:有。華為公司3年前應該快垮了。為什麽?因為大家有錢了,怕苦了。我們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買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呆。我們就琢磨:為什麽不提升一線作戰的人的待遇呢?我們確定非洲“將軍”的標準與上海、北京的標準不一樣,年輕人在非洲很快就當上“將軍”。你在非洲幹,就朝著這個非洲“將軍”的標準,達到了就是“將軍”,就可以拿“將軍”的錢。現在我們的非洲員工根本不想回來。

記者:創新能把華為領向一個怎樣的未來?

任正非:比如4K高清電視,現在北京、深圳都還做不到,但四川全省連邊遠農村用的都是4K高清電視,就是我們和四川電信合作做的。4K電視會把帶寬、信息管道撐得很大。手機很快也是2K了,也會把信息管道撐大。這麽大的管道一定要有人來做!4K現在還沒有到來,VR(虛擬現實)就要到來了,還能互動,流量會遠遠大於4K。這是阻擋不住的社會發展趨勢,也是巨大的戰略機會。香港、澳門馬上也會實現。四川的實踐證明,普通的農村也可以享受很高的帶寬。

堅守“上甘嶺”:“中心是有理想”

記者:華為成長過程中,正逢中國房地產爆發,您是否動搖過?

任正非:沒有。沒炒過股票,沒做過房地產這些東西。

記者:沒有誘惑麽?

任正非:沒有。那時,公司樓下有個交易所,買股票的人里三層外三層包圍著。我們樓上則平靜得像水一樣,都在幹活。我們就是專註做一件事情,攻擊“城墻口”。

記者:是怎樣形成這樣一種文化的?

任正非:傻,要總結的話就是傻,不把錢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堅守“上甘嶺”。錢不是最重要的。

記者:華為為什麽不上市?

任正非:因為我們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為理想和目標而奮鬥。守住“上甘嶺”是很難的,還有好多犧牲。如果上市,“股東們”看著股市那兒可賺幾十億元、幾百億元,逼我們橫向發展,我們就攻不進“無人區”了。

創新者窘境:“即使有‘黑天鵝’,也是在我們的咖啡杯中飛”

記者:歷史上很多大公司幾乎在一夜之間倒閉了,就像在《創新者的窘境》里寫的一樣。您有沒有這種憂患意識?

任正非:至少在大數據傳送這個領域不會出現這種狀況。即使有“黑天鵝”,也是在我們的咖啡杯中飛。我們可以及時把“黑天鵝”轉化成“白天鵝”。我們內部的思想氛圍是很開放自由的,“黑天鵝”只會出現在我們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我們這里已經匯集了世界主要的技術潮流。

記者:您對華為的未來比較樂觀,但是您自己也在強調“下一個倒下的是不是華為”,為什麽?

任正非: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公司也會懈怠,我們增長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長完了以後會不會變懶呢?我們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第二,我們國家一定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物權都有物權法保護了,至少知識產權要等同於物權。國家要保護知識產權,才能有發明。

記者:前段時間您和愛立信簽訂了一個專利交叉許可協議?

任正非:是的,簽訂後我們公司高層歡呼雀躍,因為我們買了一張世界門票。我們一個普通員工寫了個帖子,說“我們與世界握手,我們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如果我們保護原創發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創,最後這個原創就會發展成產業。

修寬航道:“主航道只會越來越寬,寬到你不可想象”

記者:企業間的競爭其實挺殘酷的,但剛才聽您講到和國外的競爭對手可以自如地對話,這是怎麽做到的?不是都講企業競爭搞焦土政策嗎?

任正非:那是別人說的焦土政策,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華為是小公司的時候就很開放,和別人總體都是保持友好的。為什麽我們在國際市場有這麽好的空間?因為我們知識產權的“核保護傘”建立起來了,這些年我們交了那麽多的知識產權費給別人,當然我們也收了非常多的專利費,和那麽多公司簽了專利交叉許可協議,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別人嘛。我們現在發展速度比別人快,進入的領域比別人深,我們還要顧及世界的發展。

記者:華為都是在主航道作戰,那現在主航道是越來越寬了呢,還是越來越窄了呢?競爭對手是越來越多了、越來越強了,還是怎樣一個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會越來越寬,寬到你不可想象。我們現在還想象不出未來信息社會是什麽樣子。我們只是把航道修寬了,在航道上走各種船,遊艇啊、貨輪啊、小木船啊,是別人的,運營商也只是收過路費。所以我們要跟千萬家公司合作,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

管住“兩條堤壩”:“政府最主要還是建立規則”

記者:在深圳,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怎樣?您對政府有什麽建議?

任正非: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較好的一點,是政府基本不幹預企業的具體運作。法治化、市場化,其實政府只要管住這兩條堤壩,企業在堤壩內有序運營,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還是建立規則,在法治化和市場化方面給企業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記者:深圳創新型經濟如何走在全國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要率先實現法治化、市場化,這方面要走在全國前面。打知識產權官司,法庭要公正判決。

記者:過去有一個階段,珠三角地區被稱為“世界工廠”。您怎麽看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廠之路?這條路對創新發展、創新驅動有怎樣的價值?

任正非:20多年前你來華為看,會覺得華為是家快關閉的工廠。我們是利用兩臺萬用表加一臺示波器在一個爛棚棚里面起家的。我們曾經也是落後工廠,落後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廠還可憐。

演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現在珠三角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到東南亞去了。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數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你只要給他條件,他就會改進自己、趕超自己,慢慢就會發展。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記者: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制造業的支撐,所謂高科技也是沒有基礎的?

任正非:是的。我們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組成的?每個零件都是高科技嗎?不可能。我們的產品是由多少零件組成的?以前買這些零件,我們都是付人民幣,到東莞提貨,現在是付美金,到東南亞提貨了。

走向繁榮:“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

記者:您覺得現在抓住國際機遇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重點應該是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第一,減稅,先把稅減下來。減稅可以帶來企業持續減負,從而增加更多投資和創新,企業有錢搞研發,這樣就可能得到休養生息和喘息的空間,產業就能做大,稅基也大了。第二,改變勞動和資本的分配機制。華為這些年勞動與資本的分配比例是3:1,每年經營增值部分,按資本與勞動的貢獻設定一個分配比例,勞動者的積極性就起來了。

記者:創新跟改革開放是什麽關系?

任正非:創新就是釋放生產力,創造具體的財富,從而使中國走向繁榮。虛擬經濟是工具,工具是鋤頭,不能說我用了五六十把鋤頭就怎麽樣了,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我們還是得發展實體企業,以解決人們真正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為中心,才能使社會穩定下來。

記者:有人說這些年改革的動力有弱化的現象,您怎麽評價?

任正非:我認為如果每個人都抱著一夜暴富的想法,實現不了,它的動力就弱化了。但真真實實的是,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轆轤籬笆狗都沒有變,你怎麽能變成“富二代”呢?如果我們抱著一種努力創造、緩慢健康成長的心態,每個人的滿意度就提升了。

戰略耐性:“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記者:美國矽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國創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高科技領域最大的問題,是大家要沈得下心,沒有理論基礎的創新是不可能做成大產業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論基礎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長時間。我們搞科研,人比設備重要。用簡易的設備能做出複雜的科研成果來,而簡易的人即使使用先進的設備也做不出什麽來。

記者:中國有可能成長出許多個“華為”嗎?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業做大,就得專心致誌為客戶服務。小企業特別是創業的小企業,就是要認認真真、踏踏實實,真心誠意為客戶服務。

小企業不要去講太多方法論,就是要真心誠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賣出去的。只要真心誠意去對客戶,改進質量,一定會有機會。不要把管理搞得太複雜。

第二,先在一個領域里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個“螺絲釘”。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脹。我始終認為企業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發展。

泡沫經濟對中國是一個摧毀,我們一定要踏踏實實搞科研。一個基礎理論變成大產業,要經歷幾十年的功夫,我們要有戰略耐性。要尊重科學家,有一些人踏踏實實做研究。如果學術研究泡沫化,中國未來高科技很難有前途。不要泡沫化,不要著急,不要大躍進。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們公司在世界資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個能力中心,沒有這些能力中心科學家的理論突破,就沒有我們的領先世界。中國必須構建理論突破,創新才有出路。小改、小革,不可能成為大產業。

記者:您說的理論創新是指基礎研究?

任正非:理論創新比基礎研究還要超前,因為他寫的方程也許連神仙都看不懂,就像愛因斯坦一百年前寫的引力場方程,當時誰也看不懂,經過許多科學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終於證明理論是對的。很多前沿理論突破以後,人類當時都不能理解。

記者:華為聘用的國外科學家很多?

任正非:我們海外研究所的科學家大多是外國人,所長是中國人,所長就是服務。我們“2012實驗室”現在有700多位科學家,今年會到1400多人。

記者:高科技發展應該以基礎理論為支撐?

任正非:有理論創新才能產生大產業,當然有技術創新也能前進。日本一個做螺絲釘的小企業,幾十年只研究螺絲釘,它的螺絲釘永遠不會松動,全世界的高速鐵路大都是用這個公司的螺絲釘。一個螺絲釘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我去過德國的小村莊工廠,幾十年就做一個產品,打出的介紹圖不是說銷售了多少,而是占世界份額多少,村莊企業啊!

記者:就您在華為成長過程中的感受,我們國家在未來一輪經濟周期怎樣才能“搶占”高新技術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不要有“搶占”這個概念,一搶,就泡沫化。就是踏踏實實做基礎,融入世界潮流,與世界一同發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未來三十年:“一定會崛起非常多的大產業”

記者:有人說深圳走上了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其中的一個動力源就是華為?

任正非:未來信息社會的深度和廣度不可想象,未來二三十年將是人類社會發生最大變化的時代。伴隨生物技術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實現等等,未來人類社會一定會崛起非常多的大產業。

我們面對著極大的知識產權威脅。過去二三十年,是從落後通信走向寬帶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現多少大公司,美國思科、谷歌、Facebook、蘋果,中國沒有出多少,就是因為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夠。未來還會出現更多的大產業,比如VR虛擬現實,中國在這些產業是有優勢的,但是要發展得更好,必須有十分苛刻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

記者:您覺得中國應該建設和發展怎樣的一種商業環境?

任正非:我認為中央提出新常態是非常正確的。我們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適當發展慢一點,有發展質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個專家說,投資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個鋼鐵廠,再建一個鋼鐵廠,又再建一個鋼鐵廠,規模就做大了;第二種叫普羅米修斯投資,普羅米修斯把火偷來了,有了火才有人類文明,這就是創新突破。我們國家提出要沿著創新之路增長經濟,是正確的。外延式增長,投資越大產品越過剩,價格越來越低,投資效果越差。

記者:在您看來,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機遇,同時面臨的大風險是什麽?

任正非:我覺得,中國經濟沒有想象中那麽大的問題。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國的情況還是比別人好的,只要不讓假貨橫行,就出不了大的問題。

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錢就能投資的”

記者:對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有沒有一些建議?

任正非:首先中國要建成法治國家,企業在國內就要遵紀守法。你在國內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頭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國企業盲目走出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不會立竿見影,會幾十年一百年慢慢釋放影響。

第二,要學會在中國管理市場經濟,在中國你死我活地對打,還活下來了的話,就能身強力壯地出去跟別人打。

中國要加強法律、會計等各種制度的建設,使自己強盛了走出國門。不然企業走出去會遇到非常多的風險,最後可能血本無歸。

所以我認為,中國企業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錢就能投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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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電澄清72億歐元收購歐司朗傳聞:僅有初步接觸

三安光電10月10日晚間發布澄清公告,公司目前就一項潛在的收購交易或合作事項,與歐司朗相關方進行了初步接觸,雙方僅有一次會面。

近日,《德國經濟周刊》、澎湃新聞等媒體報道了三安光電擬收購德國照明巨頭歐司朗的有關事宜。 報道稱根據目前歐司朗70歐元每股的市價,總收購成本估計為72億歐元(約合537億人民幣)。在2016年7月將燈具部門以4億歐元出售給某中國財團後,歐司朗又接到來自中國企業的橄欖枝。

為澄清媒體報道,三安光電10日起開市停牌。三安光電表示,經自查,公司目前就一項潛在的收購交易或合作事項,與歐司朗相關方進行了初步接觸,雙方僅有一次會面。截至目前,沒有對交易條款(包括範圍和價格)進行談判,沒有簽訂具有約束性的文件,收購交易或合作事項及相關談判是否發生具有重大不確定性。

三安光電股票自10月11日起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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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保理企業占全國八成 卻僅有20%已營業

企業數量在全國占比超過八成,業務規模占比20%,深圳前海已經成為商業保理行業大本營。

廣東省商業保理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至2016年底,廣東商業保理企業共計達到4402家,同比增長1.65倍。而在同期,全國商業保理企業總共約為5000家,這意味著,全國近90%的商業保理企業均位於廣東。數據同時顯示,截至2016年底,深圳已註冊商業保理企業4363 家,占廣東省總量的99%以上。其中,註冊於深圳前海的共4013家,占全國總量的80%以上。

此外,按納稅區間占比估算,截至2016年11月底,前海3800家商業保理企業的保理業務量約1100億元,融資保理余額約450億元。

“現在行業發展很快,除了商業批發零售,工業部門、建築、電力、交通、運輸等行業都可以看到商業保理的身影。”商務部市場秩序司原司長溫再興說,根據有關數據,到去年11月底,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規模突破12.9萬億元,同比增速9%,商業保理的發展空間非常大。

溫再興稱,雖然保理行業發展很快,但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也非常多,缺乏上位法、標準,政策、進入門檻也不統一。企業數量雖然龐大,但實際開展業務的企業可能不到20%。根據上述協會數據,前海3800 家商業保理企業的註冊資本總額約為2388.15億元,但實繳資本僅約為71.30億元,已營業企業也只有834家,占比分別只有3%、20%稍多。

“企業還是要開展業務,要嚴格審批,有些人是不是要等著賣牌子?”溫再興說,對於不開展業務的企業,有關部門要嚴格監管,不能再讓這樣的企業留在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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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濟者讓出僅有床位

1 : GS(14)@2016-12-03 04:36:24

【本報訊】斯諾登2013年藏身香港期間,全靠3名滯港難民義無反顧借出容身之所,最終順利匿藏兩星期後飛往俄羅斯尋求庇護。當年他先後藏身在荔枝角、深水埗及堅尼地城的劏房,與難民一同生活在僅百多呎的空間。


轉換劏房避警追捕

他先居住在斯里蘭卡來港難民Supun於荔枝角一個僅150劏房。當時Supun一家四口擠在劏房內唯一的床,一家人甚至將僅有的一張床予斯諾登。Supun更會幫斯諾登買報紙,及照顧其日常起居生活。但幾天後,Supun家中附近有警員開始巡邏,又聽到警笛聲,斯諾登就被轉移至菲律賓難民Vanessa位於深水埗一個只有約100呎的劏房中。Vanessa初時並不知道斯諾登是「通緝犯」,只稱斯諾登看來很害怕和擔憂,經常電腦不離手。匿藏期間,斯諾登沒任何隨身物品,她就為斯諾登購買日用品,又笑言他最喜歡吃麥樂雞及甜點。斯諾登之後再被安排到另一斯里蘭卡難民Ajith在堅尼地城僅90呎劏房暫避,Ajith把僅有的房間讓出,自己則到走廊睡覺。斯諾登其後曾給各協助他的難民每人約7,800港元,以表謝意。■記者譚靜雯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203/1985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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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太忙?】無時間開發平版iPhone 預期SE 2僅有小升級

1 : GS(14)@2018-02-04 23:39:28

擁有iPhone5S外表,iPhone6S規格的iPhone SE,以平價吸引了不少擁躉,不過自2016年3月發佈至今,除了擴充容量及降價外,硬件完全沒更新。盛傳SE2將於今年第二季登場,但知名Apple分析師郭明錤(Ming-Chi Kuo)指,即使有SE2,都只會是小幅度升級。郭明錤早前已預測今年Apple將會發佈3款新iPhone,包括第二代iPhone X以及iPhone X Plus,另外也有一款同樣為全屏幕設計,但轉用6.1吋LCD屏幕的平價iPhone。他表示同時開發3款新機,並要確保新機能夠如期上市已佔用Apple大量的資源,所以應該沒有多餘資源開發其他手機。即使有餘力開發SE2,其外觀變化將不大,主要是升級處理器以及壓低售價,大家期待的全屏幕設計及Face ID應該不會出現在SE2上了。以iPhone SE入門級的定位,低價應該會是Apple的首要考慮,而異型全屏幕及Face ID成本不低,起碼要再等幾代,成本下降後才會下放到這種入門機種。文:梁志穎全新旅遊專頁,即like籽想旅行:https://fb.com/travel.apple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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