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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基金股改見成效

2015-03-02  NCW
 
 

 

中歐基金完成股權改革八個月,管理規模從100 億元擴大到550 億元,管理層加大了公司戰略和用人方面的話語權 46 歲的中歐基金董事長竇玉明需要習慣面對媒體採訪——過去一年時間,由於開創公募基金公司員工持股先河,他和中歐基金始終處在聚光燈下。

現在中歐基金的股權改革也是行業的焦點。改革完成不到一年,公司的管理規模從100 億元擴大到包括公募基金和專戶產品在內近550 億元,其中更具價值的權益類產品規模增幅接近150%。

股權結構的優化顯示出生產力,而仿效者也將很快出現,並且走得更遠。一家新發起的基金公司,即將由專業人士扮演大股東。第二家“保險系”基金公司——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經于去年底遞交設立申請,其中陽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德曉持股26%,高于持股25% 的陽光財險。作為發起人,王德曉突破了證監會有關管理規定中對員工持股計劃的比例限制。

更普遍開展的則是在基金子公司實現員工持股。

目前基金子公司的數量已經超過70 家,市場上較為活躍的一批基金子公司均安排了管理層和核心員工持股,有的甚至由員工持有絕大部分股權。與弱勢基金公司、新發起的基金公司一樣,基金子公司沒有歷史包袱,股東更願意做大蛋糕並與員工分享。

改革更困難的,是那些已經具備市場地位、國有成分又比較高的老牌基金公司。財新記者獲悉,一些排名靠前的老基金公司雖然早已醞釀母公司或子公司層面的員工持股,卻因為股權定價和內部利益協調等問題而拖延不決。

員工持股不能包治百病。資產管理行業包括基金業的一些短期行為,也與是否做員工持股無關。

竇玉明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說,如果公司發展不起來,股權本身價值並不大;他認為中歐基金股權改革的首要作用是完善公司治理,加強管理層對公司戰略和用人方面的話語權,從而有機會走出公募基金單純追求短期規模增長、輕長期業績回報的怪圈。

股權改革

中歐基金成立于2004 年,截至2013 年底,資產 管理規模不到100 億元。這個規模能收到的管理費,常常難以覆蓋營運成本,處在虧損的臨界點。

2014 年4 月,公司股東國都證券和北京百駿投資有限公司分別將其持有的部分股權轉讓給竇玉明、劉建平、周蔚文、許欣和陸文俊,五人合計持股20%。

竇玉明原任富國基金總經理,2013 年加入中歐基金擔任董事長。劉建平一直擔任中歐基金總經理,他與竇玉明均以個人出資,分別占公司註冊資本4.9%。

周蔚文目前在中歐基金擔任副總經理和投資總監,同時分管“行業精選策略組”。許欣曾任富國總經理助理,于2013 年加入中歐基金,現任副總經理。周蔚文和許欣的持股比例均為4.1%。

另外,來自銀華基金的基金經理陸文俊持有註冊資本的2%,牽頭“絕對收益策略組”。

竇玉明離開富國基金並不讓市場感到意外。同一時期,公募基金從基金經理到高級管理人員大面積流失早已開始。2014 年下半年以來,由於二級市場行情向好,這一趨勢呈加速狀態。

2014 年2 月,興業全球原副總經理兼投資總監王曉明告別公募,正式投奔私募;匯添富基金原投資副總監、明星基金經理齊東超4 月離職後,創辦私募巨杉(上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10 月,知名女性基金經理王茹遠離開寶盈基金,並于11 月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公司;同樣于2014 年底離開公募行業自立門戶的還有上投摩根基金原投資總監馮剛。

2015 年年初,民生加銀原總經理俞岱曦離職,可能創辦自己的私募基金公司。另外,興業全球基金經理陳揚帆以及博時行業主題基金經理鄧曉峰也在1 月相繼離職。

與上述轉向私募基金的同行不同的是,中歐基金為竇玉明提供了私募之外的第二種選擇。中歐基金當時的管理規模不大,股東具有更強的意願與核心員工團隊分享股權和做大之後的蛋糕。

通過改製,中歐基金變成了一個包含外資、國有、社會資本和員工持股的企業。截至2014 年12 月31 日該基金共管理17 只公募基金,89 只專戶產品,規模544.91 億元(含專戶和子公司),公司實行改製以來,權益類資產增加了145.72%。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至今的這一輪牛市當中,公募基金行業整體的權益類產品規模並未增加。

管理規模的增加是明面上能看到的成果,但竇玉明更願意強調股權改革對公司治理的改善:“多種所有制,大家能夠制衡,確保公司實現長期目標。”與此相關的背景是,證券業和基金業長期以來困擾于一些類似的公司治理問題,或是股東過度干預,或是內部人控制,又或是不同股東背景的高管各立山頭、相互掣肘。

缺乏良好治理往往帶來嚴重的後果,表現在整個行業,更一般的特徵則是基金業一直以來重短期排名和規模增長,輕視長期業績回報,進而導致需要長期建設的投研團隊投入不足。不少公司以營銷為導向確立產品策略甚至是投資策略,極大限制了投研專業人員價值的發揮。

竇玉明說,中歐的員工持股,對應的是“精品店”的策略。他希望公司的產品能夠擺脫公募基金過往的平庸,做“法拉利”而不是“大衆轎車”。

“中歐基金定位於為複雜客戶提供多種投資產品。

複雜客戶的開拓難度遠大於一般客戶,需要的時間也更長。因此,讓員工成為公司重要的股東,有利於公司的長期戰略得到堅持,實現我們打造投資精品店的願景。”竇玉明說。

包產到“部”

如果股東願意進一步減持或稀釋股權,中歐基金希望員工持股可以進一步擴大。目前其核心團隊持股20%,尚未超過大股東意大利意聯銀行35% 的持股比例,按照證監會的監管規定,團隊持股比例還有上升空間。

不過,對於一線投研人員,拿出真金白銀購買的公司股權,往往不如豐厚的獎金實惠。用竇玉明的話說,“公司股權並不值錢,值錢的是公司變好之後的股權。”除了股權,中歐基金手上還有另一張牌——事業部制,類似于農村的“包產到戶”。中歐基金取消掉了中間層級,管理層下面就是以投資策略劃分的七個投資事業部,分別是:周蔚文行業精選策略組、苟開紅基本面選股策略組、陸文俊絕對收益策略組、刁羽固定收益策略組、曹劍飛成長策略組、劉明月策略組(籌建中)、周玉雄基本面趨勢策略組。

這些事業部能夠分享公司的公共研究資源,同時在事業部內部還有基金經理專屬的五六個人的研究團隊,進行定制化的研究;事業部獨立核算,參與分享管理費。中歐基金認為,這種機制更有利於培養出符合客戶不同風格偏好的產品。可資佐證的是中歐的各個基金重倉股重合度很小,同時激勵了投研人員真正地對業績和客戶負責。

如果一切順利,中歐基金將在今年年內完成12 個投資事業部的架構,計劃含6 個股票型,2 個固定收益方向,1 個另類投資,2 到3 個絕對收益。

熟悉中歐基金的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說,中歐的這種平台和模式具有吸引力。

“現在市場上已經有4000 家私募基金,但是資源大多數向少數明星基金經理集中。知名度較小的團隊單獨創業,在品牌培養、後台搭建和渠道建設方面存在一定困難。中歐基金在吸引團隊方面表現出很大的彈性,各種方式都可以談。母公司下面的事業部是一種,還可以考慮子公司等。”上述人士說。

除了中歐基金,業內還有多家公司正在嘗試事業部的試驗。竇玉明不願用短期業績評價這種嘗試的成敗,“人和團隊的培養都需要一個過程;至於一個真正的好公司,沒有十年,我認為做不出來。”從基金業的現狀來看,高薪挖角仍然是短期內團隊建設最見效的方式。公司要快速建立某個業務線,比如目前炙手可熱的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渠道),

常常把目光投向具備領

先優勢的公司,把關鍵

崗位如產品經理、後台

結算和風控崗位挨個挖

過來,迅速複制業務架構和經驗。

阻力與風險

基金業的此輪所有制改革,已有向全行業發展的趨勢。其中既有機遇,也存在阻力與風險。

包括還在審批管道中的基金公司,公募基金公司的數量已經超過90 家,其中70 多家成立了子公司。

這些子公司由於沒有歷史包袱,註冊資本金小(通常三五千萬元),持股的門檻相對較低,從而成為員工持股的突破口。新發起設立的一些基金公司往往也是以私募業務,或者乾脆是為了拿一張基金子公司的類信托牌照,情況也與子公司相仿。

相比起來,規模較大的老牌基金公司實現員工持股的難度更大,核心是定價問題。

“一家一兩千億元管理規模的基金公司,怎麼定價?定高了,高管積極性不高,專業人員可能根本拿不出這個錢。定低了,股東可能不願意,如果是國資背景,還涉及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一位資深基金業人士說。

據財新記者瞭解,一些大型基金公司內部在員工持股問題上,還伴隨著管理層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

比如有的公司高管希望自己主管的部門獨立出去,在子公司實現員工持股;而公司其他管理層則擔心,這種安排會分散其對公司資源的控制能力。

員工持股並非萬能。在可能提高效率的同時,員工持股未必能降低公司行為的短期化傾向,某些時候可能還會將其加強。這種現象在去年一些基金子公司的風險事件中已經有所體現。

基金子公司成立之初,主要的業務模式是類信托的融資項目,其整個業務架構,包括業務流程和合同文本,都照搬信托業,甚至在一些較為激進的公司中,其核心團隊就來自信托業。此時,證監會並沒來得及對基金子公司建立至少與信托業同等水平的監管體系,部分基金子公司在後台人員配備、風險控制措施不完善的情況下,為一些存在兌付風險的融資項目提供通道。

2014 年9 月,證監會對存在委托不具有基金銷售

資格機構銷售資產管理

產品、進行有失公允的

關聯交易、重要信息未

及時向投資人披露等違

規行為的萬家共贏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金元百

利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華宸未來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三家基金子公司採取責令整改、暫不受理公司業務備案的監管措施,同時暫停管理失責的母公司的業務申請。(相關報道見本刊2014 年第32 期“基金子公司資金被挪用‘案中

案’”)

除此之外,近期監管部門還在行業會議上對另一些基金子公司進行了點名批評。

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基金母公司對子公司開展的業務並不熟悉,因而把部分股權和管理權交給了一些具備信托行業背景的專業團隊,與其分享公司收益。但一些從信托過來的團隊已經形成了固有的業務模式,有的明知融資類業務特別是地產融資項目存在巨大風險,但仍然“富貴險中求”,將子公司作為實現團隊或個人利益的工具。

“證監會對幾個子公司的處罰,連帶著母公司的業務也被暫停,這是對基金公司的一個警示,”上述業內資深人士說,“用股權和公司品牌換來的是靠專業投資能力吃飯的精英,還是禍害自己和整個行業的冒險家?顯然,前者才是基金業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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