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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一樣是牙膏,一條有幾十元的,也有幾百元的,但其實功效並沒有太大差別,重點是在刷牙方法。」說這話的,不是牙醫師或購物專家,而是曾經紅極一時的名作家兼主持人苦苓。 他最紅的時候曾經主持過五個電視、一個廣播節目,一年演講最多兩百場,可以說是台灣九○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消失於螢光幕前以後,現在他最常出現的地方是「大自然」,在沒有擔任解說員的空閒時間,常常帶著一本書、一瓶水和一個飯糰,就可以在山裡悠游一天。 「現在是我一生中物質最貧乏的時候,但卻是精神上最富裕的時候。」苦苓坦承,自己所有的家當就在兩坪多房間內,「身無長物」,所有的衣物加起來,不超過三十件,唯一財產是一台七十幾萬元的休旅車。 為躲人群上山,學會減法生活 曾經住豪宅、開名車、日進斗金的他,卻超級享受現在的生活。 傳統觀念裡,由奢入儉,難!苦苓自己走了一回,才發現要做到極儉其實不難,難的是你的心願不願改變。 二○○一年婚變消息傳出,形象重創,苦苓「半被迫」的辭去所有工作,不演講、不寫書,彷彿人間消失。「我要很感謝我出事,如果沒有出事,我現在還繼續在那個圈子裡面混,或許越來越奢靡……,而且我就沒有機會得到現在這些快樂。」 苦苓坦承,自己當年是因為被社會不歡迎才走掉的,「去自然裡是為了躲人。」考上雪霸國家公園的解說員以後,他在山裡受訓了一個月,「那裡電視沒幾台、網路也很慢,沒有夜市、沒有夜店,只好在自然裡面晃,去認識植物、看鳥、看雲,結果就產生了興趣,無法自拔。」他形容,就好比今天你是隻蟲,被都市趕到野外,原以為野外會很難生活,結果反而活得更好更適合。 想像自己是一隻蟲,需要的東西也急速降低,在山裡過生活,盡量讓自己處於越簡單的狀態越好,所以他慢慢的開始丟東西,「這裡少一點,那裡少一點,發現生活品質也沒比較差。」這番體會,讓他學會了過「減法生活」。回到家,開始檢視自己的生活,「我希望擁有的每一件東西都是必需品。」 他認為,現代人習慣過「加法生活」,要擁有很多東西才安心,但多了一個東西就是多了負擔與煩惱,你要擔心它,怕它壞掉、弄丟,而且多了一個之後就會一直想要多,要更辛苦工作賺更多錢去得到,然後要不到的時候又更煩惱。「其實我們真的沒有必要擁有那麼多。」 而且他發現,物質帶來快樂是短暫的,「人生不就是為了快樂嗎?」他說,現今大家習慣花錢買快樂,買東西、吃東西是最快,也最簡單的方式,但這麼容易得到的快樂,相對也是短暫的。搞清楚人生終極目的是快樂以後,你就會發現到達的方式有很多種。對苦苓來說,接近大自然、或學習一件新事物,雖要花更多工夫,但得到的快樂,卻能更長久。 從一瓶上萬元酒,改喝三百元 奉行減法人生以後,他讓自己的生活更為精簡也精省。例如,過去要喝一瓶十幾萬元紅酒的他,現在最常喝的是一瓶三百元,「我也可以找到六百多塊的威士忌!」他認為,若沒有下工夫了解,就只能人云亦云,而且大多數人其實分不出來那極小的區別,「波爾多五大酒莊當然很貴啊!問題是它真的比較好喝嗎?」「很多東西並沒有那麼貴,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才會買得那麼貴。」 當然你可以說有錢人不在乎這些,苦苓說:「東西本來就沒有貴或便宜,對我來說是值不值得的問題。」就像他開車,會為了省二十元的停車費多繞一點路,但坐計程車時,如果只坐了七十元車資的距離,他仍會給對方一百元,這三十元讓司機快樂,也讓自己開心,他覺得這樣這錢就是花得有價值。 所以,看起來錙銖必較的他,並不是真的要去計較那幾塊錢,而是看穿事物本質之後,就會發現,過去我們要得太多,很多東西以為是「必須」的,其實不必然。 |
看他是怎麼點評微信的國際化和中國割裂的創業生態:
中國的硬件產品在國際市場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例如華為),但是互聯網企業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產品、智商無關,主要是觀念上的障礙。很多中國創業者在細節上並不瞭解互聯網文化,太缺乏在整個互聯網上的連接、互通,和外界太割裂了。微信國際化的障礙肯定不是產品本身,也不在於中國的創業者和工程師是否比其他人優秀。
i黑馬:在硅谷設立辦公室能否跨越這種障礙?
我舉個例子來說明:當第一個日本產品在美國完成時,你能立刻就能分辨出那是日本產品,因為他們使用的英語像是用日語寫的,產品設計思路和當地文化完全不相符。再舉個例子,對於中國網民,美國的網站看上去像是半成品;而美國人看待中國網站,別提文字了,全是浮窗廣告、動態圖,亂七八糟一大堆。
這不是物理上能夠克服的缺陷,他們的文化和外部世界太割裂了。這要花費他們好一陣子去追趕,就像美國公司對於中國本土文化毫無概念一樣,障礙之一是母語上的障礙,第二是因為我們沒法調查研究,甚至很難去評估,什麼樣的公司是好公司,什麼技術是好技術……
當然最終中國的產品會很好地實現國際化。但中國創業者和外部互聯網的割裂狀態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當然有人會通過翻牆工具去接觸外部互聯網。你們現在完全是按照政府的意願建立一個中國式互聯網,那麼在國際市場中能否像在國內那樣快速地擴張?或許出人意料,你們做的很好,但是我認為會比人們預期的都要艱難。
i黑馬:如果採用本土管理團隊呢?
如果是硬件生產,沒問題。問題是網絡和信息每天都在變化,上個月還很有競爭力的東西,這個月變得毫無優勢;昨天很火爆的東西,今天已經無人理睬,如果不是生活在這種文化中,就很難越過這個障礙。
不是中國的創業者不關注這個網,而是沒有融入到這個網。由於人為設計,這兩個網絡太割裂了。中國創業公司進入一個不同的互聯網中,可能會有一些無法預見的後果。
過去一週令我非常驚訝的是,中國所特有的互聯網文化,防火牆對兩端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可能對這個國家有好處。
i黑馬:微信在美國會像Google、Facebook在中國一樣遇到政策風險嗎?
Google和Facebook是中國政府比較擔心的東西。美國人在忙著互相大喊大叫,沒有時間關心這個。我們可以說、讀任何東西,這是不同的文化。所以問題不是政府管制,而是要面對一個從未面對過的競爭市場,而且還沒有關聯紐帶。因此首要問題就是建立連接,然後在自由市場競爭。
馬化騰有大量的資源,你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是不是我們真的應該擔心下?(笑)或許你們在上面投入大量資源,最終在某些地方實現控制,或許我們太慢了,或許我們認為最好的情況是它會偷窺我們所有的郵件,因為我們都不這麼做……但我不認為這是首要考慮的問題,或許將來要考慮,為軍方服務等,但眼前這絕不是要關心的。你的問題是適應全球範圍內的競爭。
我認為這將會是一個很棒的故事,關於未來將發生什麼,你要追隨什麼。我的觀點是會讓大家驚訝的,讓它在中國發展壯大的東西,可能在全球化競爭格局中並不起作用。但是他們也不笨,馬化騰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們也會考慮這些問題的。
i黑馬:有一種理論認為美國在PC互聯網階段的成功經驗很難移植到移動互聯網時代,反而會變成他們的負擔,而中國則沒有類似的經驗,也就沒有類似的負擔,因而中美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處於對等的競爭格局下。
我認為情況可能更樂觀。在美國,我們花費了上百年的時間建立電話系統,但是在中國,跳過了這個環節,直接進入移動通信時代,很快中國的移動通信甚至比美國還要完善。另外,我們花費了150年建立分佈於全國各地、各種品牌的實體零售店;而在中國,電子商務的爆發跳過了這個環節。從這些可以看出中國比美國更加充分地利用互聯網,因為起點不同。
我不確定這會給你們提供優勢,只能說是不同的的形式。因為剛才提到的分裂,我認為這種在中國內部運作的實驗非常創新,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美國。確切地說,因為幾乎沒有Google、Facebook、Twitter,中國的市場都留給了國內公司,從而掀起一股創業大潮。現在大多數公開領域都已經被佔領,於是創新開始在大公司頂層發生。這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種創新和發生在外部世界創新差不多,甚至更激進。但是走出去的障礙超乎任何人的想像。
回到剛才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中國不缺乏創新。相比之下,日本就像是一個睡大覺的老爺爺。我喜歡日本,但是令人興奮的創新源動力在中國,對於企業家,中國或者新加坡才是創業天堂。在二戰中,美國摧毀了日本的經濟,日本必須在廢墟中重建,那時他們沒有商業。自1850-1880年,日本面臨的危機是重建,必須要有企業家出現來搞建設,當他們變得很成功的時候,形成了一套固化的系統和組織構架,底層的創新很難影響到上層組織。當然日本還是有企業家精神的,但必須要跟固化的組織去抗爭。中國從1979年開始就很像2000年的感覺了,一切都是新的,非常美國(very America)。資本主義是最好的,日本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毫無價值的APP
以前在美國創辦一家公司要投入數百萬美金,買硬件、軟件,各種服務等;現在創業公司的成本幾乎為零,你可以僅僅作為愛好做出一款APP來。中國的創業者還在學習階段,要知道開發一款APP和做一個盈利的公司是有很大的差別的。這正是我在教的東西。一個公司不僅僅是一個APP,還包括客戶、營收、合作夥伴,中國還包括各種關係。除非創業者學會區分產品和商業,否則在這一波浪潮中他們將消耗殆盡。
中國很多創業者看到國外被Google、Facebook收購的小創業公司就想把他們的模式抄過來,這對整個商業系統傷害很大,拋開這個不談,為什麼不做些別人做不了或者沒想到的東西?我認為還是有很大發揮空間的。
i黑馬:有觀點認為原因是笨蛋天使太多了
是的,他們也在自我消耗。上次我和徐小平溝通,談到客戶開發流程的,他恍然大悟,說這才是問題的核心。他說我投資了創業公司,他們甚至不和客戶溝通。我要說的是,儘管他已經很成功,仍然不知道這其中的方法論,僅僅把錢拿給你喜歡的人是不行的。第一代創業者會當炮灰,天使投資人也一樣。然後他們會去學評估體系、投資程序。在硅谷,並不是說我們有多聰明,只是多了50年的實戰經驗。
最開始我在硅谷創業的時候,傳遞信息、獲取智慧的唯一方式是喝咖啡。但是你一個月通常只能喝一次咖啡,效率很低。今天除了中國,其他人都習以為常的是,當我發佈一篇博文的時候,有25萬人閱讀。但是因為語言障礙和防火牆,中國人獲取信息有障礙,很多信息還需要通過物理介質傳播,所以中國在全球化信息學習過程中處於一個很不利的狀態。
自媒體
你們可能知道,在美國傳統媒體每天都在滑向死亡,每個人都在掙扎,試圖證明紙媒是一個可以盈利的商業模式。但目前盈利的報紙只有華爾街日報,甚至紐約時報都在虧損。所有的印刷出版都要變成數字出版。我要向中國學習自媒體,因為所有的記者都在嘗試做自媒體。
我把在斯坦福大學的授課內容全部發佈到網上,成為公開資源,甚至我的商業夥伴都說,這是世界上最無聊的內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華盛頓的政府人員在讀,他們打電話給我說:「我們需要你的幫助。」過去30年,他們嘗試訓練科學家把科技成果商業化,現在他們希望我來教這門課。這些人分佈在全國各地,我需要通過視頻軟件來上課,後來乾脆提供錄製好的課程。
硅谷不成文的文化
第一個叫做「pay it forward」,意思是你有責任不求回報地幫助創業者,這是一種社會責任。我每個月必須要和我認為有趣的年輕創業者一起喝3-4次咖啡,多數是我的學生。
第二個非常美國化,叫「幫助你的對手」,這是一個很大的概念。50年前硅谷是「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式的競爭,很少有合作。這個文化起源於一個關於做芯片的故事:芯片生產過程很複雜,有時候你可能會丟了配方,這個禮拜做好了硅,下個禮拜所有麻煩都來了。那時所有人都曾經在一家公司工作過,他們離開後變成了競爭對手,但仍然在同一個地方吃飯喝酒。一天有個人抱怨:我們停工了。另外一個人問:這個禮拜是不是有女工更改了板型?我們發現她在使用特殊型號的板型,去檢查下誰在使用特殊型號的板型。第二天他來說:問題解決了。這件事發生在1958年。從那時起人們開始互相幫助,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也是蘋果起家的方式,在一個叫做「home blue computer club」裡,是一個分享智慧的俱樂部。這是「pay it forward」文化的一部分,它能夠讓每個人都變得更加智慧。我想指出的是,在第一代競爭格局中,人們很難有這樣的意識。但我認為最終必須要這樣做,因為這樣會讓從整體上提高大家的智慧。
第三部分是關於失敗。你知道在硅谷我們把失敗叫做什麼嗎?經驗。在硅谷以及美國,如果你失敗了,你會得到另外一次機會,甚至兩三次機會;如果連續失敗5、6次,他們就對你無語了。但是失敗一點都不可恥,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我上一次創業,登上了《連線》的封面,融了3500萬美金,然後錢全虧掉了。以前投資我的兩個VC又給了我1200萬美金,後來我分別回饋給他們10億美金。
我認為失敗的部分從長遠來講對於構建文化也很重要。我們並不會因為科學家的失敗而懲罰他們,創業也是一種重要的科學實驗。
在線教育
在中國,在線教育將會成為一個非常巨大的產業,這將會是另外一個領域,中國將會超過美國。使用在線教育課程資源可以快速提升中國的教育水準,遠遠比建立實體學校要快。
i黑馬:有觀點認為教育不僅僅是聽課,更是一種社交行為,必須要到哈佛去、在哈佛有同學和教授,你才真正是哈佛的學生, 而不是說你聽過幾節哈佛的公開課就成為哈佛學生了。
我認為這個觀點的誤區在於認為在線教育只能自己對著電腦聽課。或許可以在一個空間裡,同樣有教授,也有同學,只是部分利用網絡上的課程資源。我認為在線教育甚至還沒有開始思考到底該如何利用這些課程資源。我認為潛力非常巨大。的確親自去哈佛上學、建立社交關係很有價值,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這筆花費(當然這個資源本身是非常有限的),我更關心的是其他的億萬大眾,這個市場想像空間更大。
想像一下針對創業者的課程,因為外部變化速度很快,你每個月都要學習新知識。
i黑馬:繼Android在智能手機領域佔據很大份額後,谷歌相繼開發無人駕駛汽車、google glass、智能鞋等,未來這些智能終端聯合起來的勢能將非常巨大,那iOS的未來呢?
這是一個宏觀的視角。蘋果是一家圍繞著有遠見的創始人建立起來的公司,但別忘了,除了要有一個有遠見的創始人,還需要具備多種人格類型:公司裡沒有其他有遠見的人,有沒有頂級的生產、銷售、供應鏈等。Tim Cook是一個偉大的供應鏈專家,蘋果的命運掌握在一個偉大的供應鏈專家手中。
i黑馬:有人認為Android未來將成為掌控智能終端乃至物聯網的超級大贏家。
我同意。我認為再有兩年時間蘋果將變成下一個微軟。
中國的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硬件廠家和軟件廠家不在一個地方。硬件廠家集中在深圳,軟件和硬件分離。在硅谷,要做一個藍牙芯片,會和開發軟件的團隊在同一幢大樓裡工作,就像是在一個生態系統中一樣。
從上至下為:愛德華·尼克松、克里斯托弗·尼克松、德文·尼克松。 (南方周末電視部/圖)
1970年10月初,尼克松接受《時代》周刊訪問時,曾表達了訪問中國的意願。他說:“如果我死之前有什麽事情可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兩年後,尼克松如願訪問中國。這一訪石破天驚。
到中國去,是尼克松日後反複跟家人談及的話題。在與女兒女婿談及蜜月旅行時,尼克松說:“我希望你們這一生中有一天能夠到中國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看看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早一點去比晚一點去好。”
尼克松的弟弟愛德華沒有陪同哥哥訪華,但是1983年後,哥哥安排他到中國參加廣交會。自此他和中國多有商業往來。目前,愛德華已經到過中國十五個城市,目標是再走十五個。
尼克松的外孫克里斯托弗2014年重走了尼克松訪華的路。尼克松的侄孫德文則在中國完成了MBA學業,目前在上海發展有機農業。
克里斯托弗說,尼克松家族已然成為中美關系友好的代名詞。
愛德華·尼克松口述
就是有了我哥哥的訪華,我現在走到哪都能受到人們的歡迎,可能是我的姓氏,也可能是我的鼻子,我不知道哪個更招人。
事實上人們在中美關系上對他的期待最低,因為剛開始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主義。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我們都意識到這個秘密很快就保守不住了。幾個月後,尼克松總統要正式訪華的事情公開了,所有人都感到驚訝:這個反共產主義的人竟然要去中國?一定是瘋了。但我們知道,他一點都沒有瘋。
在訪華之前,美國最重要的準備工作之一就是幫中國搭建好第一個衛星轉播電視。那次訪華之行要重點突出中國偉大的文化。長城、紫禁城還有很多文化遺址上都布好了電視線。由於時差,美國人在吃早飯的時候尼克松他們在吃晚餐,這給很多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看到的不是中國“文革”的混亂與憤怒的狀況,而是中國與它偉大的文化。所以這次訪華是對美國人民觀念的一次巨大改變。
1960年代的越戰讓美國人擔心中美會有戰爭,畢竟1950年代中美在越南問題上有爭端。所以大家看到尼克松訪華都松了一口氣。
2012年一次宴會,我坐在毛澤東的女兒邊上。她不懂英文,所以有翻譯。起來敬酒的時候,她說,歡迎美國來的貴賓,這是尼克松總統訪華之後,毛澤東的家人和尼克松的家人首次碰面,為家庭舉杯。我回答,謝謝,中美兩國社會對家庭都非常重視,但是我們要向孩子們敬一杯,因為後面的很多問題就要靠他們解決了。
克里斯托弗·尼克松口述
外公到達中國的時候是美國時間2月21日,剛好是我媽媽的生日。當時在中國打電話很不方便,但外公還是打電話祝我媽媽生日快樂。
小時候就聽關於我外公的有聲書,聽他談論中美關系、美蘇關系等。這讓我有一段時間非常沈浸其中。一次吃晚飯,我請外公遞鹽給我,他幫我加了鹽,我說,不要太多鹽,否則會影響和平。我這麽說是因為,當時我在聽有關導彈條約的事,里面有一個“SALT Treaty”(註:SALT是“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條約”的簡寫,也有鹽的意思)的說法。
他正式和我談起中國、亞洲事務的時候我正在上中學。他說他的二戰經歷,他在所羅門群島上服役等事情,接著談到“飛虎隊”,說到中美空軍聯手反法西斯這種行動是多麽英雄。他說到,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中美關系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系。
中國之行會遇到很多文化上的不同,外公去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向他介紹了茅臺,我們叫它“著火的水”(fire water),那時的美國人不知道這酒有多烈。他們宴會的時候就喝這酒。離開中國的時候周恩來送了幾瓶茅臺給外公,所以他回白宮的第一個晚上,和家人吃飯,就開了這酒。結果酒灑了一點到壁爐旁,差點著火,火警都響了,特勤部門都沖了進來,差點成為國際事件。
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997年,受到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之邀請。我們在人民大會堂接受宴請,我有幸坐到她身邊。她讓我嘗試北京烤鴨,於是幫我卷了一個完美的烤鴨卷,而且是用筷子完成的。那是我吃過的最棒的北京烤鴨。
最近一次去中國是2014年,重走外公的路。街道更幹凈,摩天大樓越來越多。中國入住酒店的手續是在iPad上辦的,那時美國好像還沒有這樣的服務。
德文·尼克松口述
我是在高中歷史課上學到有關內容的。在兩國建交之前,很多年中美不和,尼克松總統訪華時雙方的主要矛盾是越戰和臺灣問題,上海公報的美妙之處就在於超越了當時雙方的矛盾,尋找到雙方攜手前進、為世界創造積極貢獻的路徑,這是當時的歷史老師極力向我們強調的重點。
尼克松總統1972年訪華政治上冒了很大風險,因為他並沒有得到確認是否能見到毛主席,如果沒有會面,對他的政治生涯將是一個巨大災難,但是考慮到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讓中國重返國際舞臺的重要性,他還是來了。
有一張照片記錄了當時兩國首腦的見面,他們後面站了兩個男士,沒人知道他們是做什麽的,實際上他們是醫生,他們告訴毛主席只能見幾分鐘。但是這次會見長達一個多小時。雙方都冒著風險包括健康風險,表現出兩國領導人和兩國人民對雙方關系的重視。
我整個人生一直覺得跟中國走得很近,我最初到中國是為了MBA學業,但隨著我在中國時間越久,越能感覺到我伯祖父對我的影響。我非常希望能繼續伯祖父的事業,致力於中美兩國關系的發展。這也是我開始這項事業的原因:向中國引進有機食品。
「巴拿馬文件」震撼世界,《金融時報》記者數年前做了實驗,看設立自己的離岸公司到底有多難。 在網路上付了1,832英鎊,寄出護照影本和最近一期電費單,再填一份表格,兩週後就收到公司資料。 離岸公司在廚房就可建立,至於那些財力雄厚的富商們,能建立何等隱密的公司結構,只能想像了。 大讀世界是一整套深度特別報導,由全球《金融時報》記者聯合運作,以長篇深入原則,探討國際、科學或商業領域等關鍵議題。 你只需要告訴我們你想要什麼,我們都可以為你辦到,」英國CFS International Formations銷售助理艾蜜莉當時這麼說。CFS公司幫助客戶設立離岸公司,而這是一個規模日大的行業。艾蜜莉不在乎我是什麼人,只強調設立離岸公司的程序非常簡單:「這過程不涉及很多文書作業,也沒有什麼手續,公司成立後,我們會把文件寄給你。」日前「巴拿馬文件」震撼世界,這批文件逾一千一百萬份,從專門替客戶在避稅天堂設立離岸公司的巴拿馬律師事務所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洩露出來。這批文件揭露了一些威權統治者、俄羅斯富豪以至冰島總理的海外帳戶,讓我們看到某些人如何利用以至濫用金融體系。 數年前,我想知道設立自己的離岸公司有多困難,而艾蜜莉很樂意協助我。 我登入網站,線上選擇公司註冊地,然後放人購物車結帳…… CFS網站提供大量選擇,我可以選擇在貝里斯、英屬維京群島、賽普勒斯、美國德拉瓦州、塞席爾和庫克群島設立公司。該網站還說,它可以幫我找會計師和公司秘書,並替我在銀行開公司帳戶。 塞席爾(馬達加斯加以北的印度洋島國)吸引我的注意,因為它的文書要求是最少的。我只需要花三百三十五英鎊(約合新台幣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元)便能設立一家塞席爾公司,沒有居留要求,不需要提交年度報表,也不必繳稅,而且明言保密是「關鍵特色」。「我想設立一家塞席爾公司,」我說。「好的,先生,我現在就把它放到你的線上購物車裡,」艾蜜莉答道,然後要求我在網站上付錢。 我接著要求艾蜜莉提供 一種例行服務:用「名 義」(nomince)董事掩飾我的所有權。這種董事 名義上擁有和控制我的公司,但實際上把所有決策權交給我。這項服務一年只需要四百英鎊。為了加強保密,我安排我的塞席爾公司擁有設在德拉瓦州的另一家空殼公司。這種多層設計,是隱藏資產的典型手段。 這種結構產生的額外複雜性,有助混淆執法人員和私家偵探,例如俄羅斯的大咖,便往往動用二、三十家公司來持有一項資產。 幾天後,我在網路上付了一千八百三十二英鎊,並寄出我的護照影印本和最近的電費單,證明我是真有其人。我必須填幾份表格,當中有一格要求我填上公司的業務意向。艾蜜莉一名同事告訴我:「這一格不用填,空著就好。」兩星期後,我在廚房翻閱CFS 寄來的一大堆公司文件。我那家德拉瓦州公司的文件放在一個大文件夾裡,上面寫著公司名「鸚鵡公仔公司」 (Stuffed Parrot Inc)。至於名為「海盜藏寶箱」 (Pirate's Chest)的塞席爾公司,其文件有一個錯誤,把我說成持有捷克護照。它還告訴我,我的名義董事和股東是一家名為Universal EnterPrise的公司,設在塞席爾的Rue De La Perle。 現在我有兩家公司。理論上,我可因此擁有價值百萬英鎊的豪宅、捐錢給投入競選的從政者、進口香蕉或我自用的藝術品和跑車,而且可以瞞過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人。 我的離岸公司超乎想像隱密,靠文件追人,只查到公司名…… 為了測試我的公司有多隱密,我請公司情報業者GPW協助調查。他們搜尋官方資料數天後只找到一份文件,上面有我那兩家公司的名字和註冊地,但沒有任何其他資料。「如果不是非常認真打官司,要藉由這兩家公司追查到你,幾乎不可能,」GPW共同創始人華茲華斯(Andrcw Wordsworth)說。 他的結論是:如果有人想知道誰是資產的主人,只能查到資產由德拉瓦州空殼公司「鸚鵡公仔公司」持有。 如果想知道這家公司的股東身分,則必須提起訴訟並打贏官司,但也只能查到這家公司由塞席爾公司「海盜藏寶箱」持有。如果想知道「海盜藏寶箱」的股東身分,則必須再打贏一場官司,但也只能查到它是由我的代理人持有。理論上我是安全的。 一名英國會計師說,這種設計保密到家,我甚至不須在報稅時向英國政府申報相關資料。他說:「他們永遠不會發現的。」不過,我最後還是結束了我的離岸公司。維持它們每年需要七百英鎊,我負擔不起。 我的離岸帝國是在艾蜜莉協助下,在我家廚房建立,只花了幾千英鎊。至於那些財力雄厚到可以雇用莫薩克.馮賽卡的人,能建立何等隱密的離岸公司結構,我就只能想像了。 “我的離岸帝國在CFS公司協助下,在我家廚房建立,只花了幾千英鎊。” 撰文者斯托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