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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經濟下行、估值偏高背景下的牛市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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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經濟下行、估值偏高背景下的牛市邏輯

作者:李迅雷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只有美國家庭的10%。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既然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那麽,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

大部分投資者總是喜歡用經濟向好、股價便宜作為看好股市的理由,而悲觀論者也同樣以否認這兩點作為看空的理由。一般而言,利益偏向會導致分析的不客觀,即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但即便拋開利益紛爭,也不能確保你的邏輯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趨勢發生的因果關系。因此,選擇具有更強解釋力的邏輯,總比死搬硬套通俗邏輯好。自2012年至今,筆者在看淡經濟,看淡貴金屬、大宗商品和房地產價格的同時,始終堅信會有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向金融資產交易市場,從而有利於債券和股票的估值提升。

估值偏高是事實  經濟下行難逆轉

大家一般都喜歡用市盈率高低來衡量股價水平的高低,那麽,創業板70多倍的市盈率應該屬於過高了吧,因為中國創業板市盈率水平差不多是美國納斯達克的3倍。其實,A股主板的估值水平同樣也不像大家所公認的那樣便宜。根據Wind數據,截至2014年12月16日,深圳主板的市盈率為27.1倍。盡管滬深300的市盈率只有11.7倍、上證A股的市盈率為13.1倍,但滬深A股主板市盈率的中位數為43.2。而根據彭博數據,美國道瓊斯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對應的市盈率中位數分別為17倍和19.3倍。假如30倍以上的市盈率可以定義為偏高的話,則主板中有60%的股票市盈率高於30倍。這還沒有考慮市場利率水平,利率越低,則估值水平可以越高,反之也然。如美國的利率接近於零,中國市場利率起碼在5%以上。

中位數比平均數更能客觀反映股票的總體估值水平,這就像在一個貧富差距大的社會里,大家經常抱怨自己收入被統計局平均之後“提高”了一樣,而中位數則會告訴你所處的收入地位。統計表明,A股市值規模500億元以上的上市公司只有103家,只占到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97%,但它們在2014年共實現A股市值增量71366.6億元,占增量總額的53.58%,這些大市值股票權重大但市盈率低,所以其他股票被平均之後,市盈率也就低了;而美股的市盈率分布比較均勻,故平均市盈率水平和市盈率的中位數就比較接近。

有人會辯解:盡管股市估值水平是不那麽便宜,但中國經濟還是向好,房地產行業有望重新回暖。中國經濟真的有那麽好嗎?半年前與半年後的股價當然是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有哪個經濟指標可以反映這半年內有戲劇性的變化呢?

我還是比較相信電量這一指標,因為這個數字比較真實,不會造假。2014年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3.8%,低於2013年3.7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03年有這一數字公布以來的新低,當然也低於次貸危機時的增速。如果說工業用電量增速的降低可以理解為經濟轉型,那麽,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增速只有2.2%,要知道過去10多年來,我們居民的用電量一直是以15%、10%、8%左右的增速遞減的,且進城農民工的數量也在不斷減少,從2010年的新增1200多萬,到2013年只新增600多萬。因此,用電量增速的降低,是否意味著城鎮化進程的放緩呢?當然,官方強調是因為去年夏天不熱、空調少用的因素,但我看到的卻是2014年大家電消費額負增長的因素,其中空調倒是唯一保持增長的大家電。

家電消費對應的是居民住房投資和消費,2014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12億平方米,比2013年少銷售1億平方米。而對中國而言,由於計劃生育的實施,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出現,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已經達到74.5%的高點,到2013年這一占比已經降至72.8%,預計到2020年這一占比將會降至70%以下。而25-44歲青年人口的總數也會在2015年左右達到頂峰,此後開始下降。從美日韓等國經驗看,伴隨著25-44歲人口見頂,地產銷量也會出現拐點,筆者可以斷定2013年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就已經達到峰值了。

其實,我們更應該關註決定經濟增速的長期因素,如人口老齡化將帶來的高儲蓄率不可持續問題。比如中國投資高增長主要依靠高儲蓄,而投資占比過高問題,也幾乎是世界獨有的。如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比重為78.9%,而歐美及日本這一比重均在20%以下。假如今後6年名義我國GDP增速平均降至8%,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平均降至13%,則到2020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將超過GDP總額,這就不可理喻了。因此,高投資不可持續,在今後儲蓄率不斷下降的背景下,經濟增速的支撐位恐怕要回落到6%-6.5%之間,投資增速也會接近GDP增速的水平,尤其是房地產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還會不斷下降。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

自2012年之後,實物資產投資的高收益不再,而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些,幾乎只有美國家庭的10%。從總量看,盡管2014年A股的市值有了大幅增長,年末達到37萬億,但占GDP比重(證券化率)也不過58%,而美國為120%,一般發達國家也都在100%以上。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占GDP比重雖然得不到一個準確的數據,但估計在300%-400%之間,大約是美國的一倍左右,顯然是過高了。

再從企業的債務結構看,中國企業的負債額占GDP比重估計為130%,而美國不到80%。2014年國企的債務增長超過10%,大約為66萬多億元,占企業總債務80%,國企債務龐大是中國企業債務占GDP比重高居全球榜首的根源。如此高的債務水平,勢必形成巨大的償債壓力,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目前銀行的平均放貸利率為7%,民間利率更高,故實業投資意願下降在情理之中。

所以,目前社會資金的脫實向虛,從實業和房地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看似不正常,其實是合理的。因為經濟連續下行,在資金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實體經濟缺乏賺錢項目,而實物資產如煤礦、鐵礦、油井等又在折價,房地產交易的活躍度也在下降,過去幾年盛行的這些投資模式都在賠本。

從2001年至2011年,居民投資實物資產中的黃金可以獲得高回報,但從2012年至今,投資黃金則是虧本買賣。熱錢總是流向能賺錢的領域,故從2012年之後,信托產品、銀行理財產品、創業板和中小板股票都逐一受到大資金的青睞。這一進程目前似乎有了加快跡象,尤其是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實際上這輪美國股市的上漲並創新高,也是在美國持續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的過程中發生的,美國的標普和道瓊斯指數就是在經濟回落的過程中見底回升的。股市原本就是經濟的晴雨表,是快於實體經濟的變化而變化的,教科書上說是提前經濟周期6-18個月。所以,對於把經濟下行當作股市的利空看待,似乎又重新回到到散戶思維中了。

隨著經濟的下行和高負債下社會信用風險的增大,相信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寬是可以期待的,2015年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防通縮。此外,投資者也對經濟改革賦予更好的預期。對於此輪經濟改革看好的最根本理由在於,再不改革已經沒有退路了,屬於倒逼式改革。而中國與西方國家相比,所擁有的最大一塊資源,就是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如果說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與土地升值高度相關,那麽今後10年中國要化解債務問題和經濟結構調整,估計會與國企改革和國有資本的運作高度相關了。

盡管本人始終認為,改革有助於化解風險,但難以在短期內解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諸多問題。但投資者往往不會對改革前景進行量化分析,且在改革推進的早中期(2014—2017年)總是比改革後期(2018-2020年)要樂觀。這就像中國球迷對中國足球比賽前景的預期變化一樣,在上半場的前20分鐘,大家對於換帥之後的中國隊獲勝預期肯定高於下半場的後20分鐘。

從長期看,無論是經濟上行還是下行,政策基本都會對沖掉現實中的利好或利空。如果政府所采取的針對利空的對沖力度超預期,則又構成利好。美國的QE政策超預期,最終使得美國經濟複蘇,股市則提前反映了投資者的樂觀預期。而“中國政策工具箱里的儲備還很多”,這意味著在經濟下行過程中,中國政府更有實力和可能性讓政策超預期。

企業盈利增長有望逐步與GDP增長脫鉤

中國已經步入從增量經濟發展模式到存量經濟主導的發展模式階段,即經濟增速放緩但還必須實現充分就業。長期以來,美國經濟增速遠低於中國,但股市的表現遠好於中國,其原因就在於企業的盈利能力強,其平均利潤率遠超GDP增速。而這幾年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估計在5%-6%之間,低於GDP的增速。如2014年世界500強中,美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為9.33%,中國企業僅為5.1%。

不過,中國企業的盈利改善是可期的。首先,從長期看,融資成本有望下降。中國企業的盈利水平低下有諸多原因,其中銀行擠占企業利潤是主因。如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14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顯示,17家銀行企業凈利潤總額1.23萬億元,占500強企業凈利潤51%。這是500強企業中銀行業利潤總額首次超過其余483家企業的總和。因此,從今後看,銀行的息差收入將繼續減少,估計2015年銀行的盈利增速將進一步下降,而得益方應該是企業和儲戶。

其次,中國企業盈利的改善將通過去杠桿來實現。去杠桿的形式多樣,如破產重組、並購、資產證券化等,尤其是國企改革方面。國有資產通過轉讓,可以將目前的債務負擔變為公共資源。盡管中國不會複制西方國家私有化的模式,但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政府減輕債務壓力,並引發了股市牛市,還是值得借鑒的。

第三是來自產業結構調整和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趨緩等因素。2014年已經呈現出企業盈利增速與GDP增速“脫鉤”的跡象,即企業盈利增速不再隨GDP增速下行而下降,如果能夠持續下去的話,這對於資本市場應該是利好。2015年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將加大,這對於出口導向型企業而言,應該是有利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眼下中國企業面臨的負面因素會更多些,這一方面可以迫使企業轉型升級,如三大產業中服務業比重上升,先進制造業在制造業中的占比提升等。另一方面,這些不利因素可以用各種寬松工具來“對沖”,相信中國企業的未來前景還是看好。畢竟中國目前高負債下的經濟回落與歐洲、日本這些高福利發達國家的衰落是不可同日而語。

估值偏高與定價錯誤現象將長期存在

記得1993年年初,筆者曾在《中國證券報》頭版發表了未來股市的六大趨勢展望,當初預言高估的市盈率會不斷走低,A股與B股會接軌,隨著股票存量規模的擴大,投資者不再恐懼新股發行和市場擴容……如今看來,當初過於理想化了。迄今為止,個人投資者仍然主導市場,平均交易量占全市場的80%以上,A、B股價差仍然很大。A股估值偏高的原因,主要是證券市場的發行管制導致股票供給偏少,去年股權和債權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只有17%,而美國一般要占80%以上。此外,監管部門兼有維護市場穩定的職責,經常在股市低迷時暫停股票發行,即便今後推行註冊制,估計發行規模也難隨意擴大。

此外,由於A股是交易活躍的散戶主導的市場,從過去20多年的交易歷史看,A股的平均年換手率水平確實名列全球前茅;A股兩融業務開展時間也不長,但2014年的交易量占比已經超過14%,這一比例在全球資本市場上也是屈指可數的。這可以解釋A股高估值的部分原因,如小市值股票的流動性超好,流動性好對股價有正向提升作用。而在機構投資者主導的成熟市場,小盤股往往不會得到分析師和機構的青睞,流動性很差,估值就會偏低。目前,A股仍未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可以預期,中國未來10年仍將是個人投資者主導的市場(目前QFII加RQFII占A股的市值僅3%,而我國臺灣地區的QFII已經接近30%)。由於個人投資者的知識結構和投資理念普遍存在缺陷,加之資本市場的融資管制存在,這就導致估值偏高和估值扭曲的現象長期存在。

對境內公募基金和QFII投資者而言,其擁有股市定價權的時期大約只有在2003-2007年,這恰恰是它們規模高成長期,之後機構投資者的市值占比就沒有顯著上升,交易額一直維持在15%左右。據說2014年個人投資者的交易額占比進一步上升至85%,這對於機構投資者而言既是機會又是挑戰。機會來自於由於市場定價錯誤產生的套利空間很大,而目前滬港通、股指期貨和股票期權等工具也為套利提供了便利;而挑戰則是機構如何來適應散戶的投資理念和操作思維,而且,這樣的散戶思維還將長期延續下去。

監管政策只能平滑而不會改變趨勢

由於主板市場在過去近三個月內出現了巨大漲幅,顯然超出了包括管理層在內的大部分人的預期,而且這又導致了市場的杠桿率陡增、利率水平上升和流動性風險加大,故抑制市場過多投機行為是必然的選擇。對於“一行三會”為主的監管者而言,眼下正面臨多重艱難的選擇:1、既要阻止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向資本市場,又要防止資本市場過於低迷而難以提高直接融資比例;2、既要抑制散戶市場的過度投機和盲目投機行為,又要維持市場穩定,防止市場大起大落對中小投資者造成的傷害;3、既要防止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卷入高杠桿融資的風險中去,又希望各類養老基金、企業年金等社會保障基金能夠利用資本市場獲得好回報。這正是中國股市處於新興市場的典型特征,政府不放心市場的自我修複能力,而投資者也總是看著政府的臉色做投資決策,經常會感到無所適從。

實際上,監管政策的變化不用過於關註,因為從歷史看,監管政策只能平緩趨勢,卻不能改變趨勢。這些政策會短期內讓市場回歸理性,讓曲線收斂,但難以改變市場的長期趨勢。例如,對券商兩融業務的檢查和違規處理,其本意是防範風險、打壓投機,讓市場更健康地發展。因此,監管者的用意與投資者的長期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但大部分投資者都解讀為監管者要將股市打下去。

A股市場的新股認購會聚集巨量資金,這會導致回購利率的上升,進而迫使央行在公開市場釋放流動性。而且,A股的持續火爆也導致了貨幣市場流動性的緊張,與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目標相悖,這也是央行、銀監會等監管部門不願看到的現象。因此,限制銀行資金流入股市也是必然之舉,但這也同樣不會改變市場趨勢。就如2004年開始國務院就出臺多項舉措來抑制房價漲幅過快、過大一樣,2004年之後,房價依然長期保持上漲趨勢。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既然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那麽,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過去25年來的市場特征也已經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吧。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的話,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


來源:海通證券
(註: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看法,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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