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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滅的多極化歐元示弱後,人民幣何去何從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400

2014年9月,德國法蘭克福,歐洲央行新總部大樓前。9月4日,歐洲央行再度下調三大利率,同時單方面宣布啟動資產購買計劃。 (東方IC/圖)

隨著美日關系、美歐關系的重塑,多極化格局消解,全球政經秩序正在發生巨大而深遠的變化。

2014年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戰略性重構的一年。在眼花繚亂的地緣沖突、人倫悲劇和經濟金融博弈中,世界並沒有如戰略家和經濟學家所普遍預測的那般真正走向多極化,而是恰恰相反。

本輪全球性經濟危機,顯著的削弱了日本及歐洲的相對國際競爭力,這表現為日本和歐元區被迫犧牲本幣幣值及國際交易屬性來刺激脆弱的經濟。結構上,日元和歐元先後被迫放棄與人民幣的結盟,轉而接受美元的匯率救助。

最新的變化來自歐洲。隨著2014年9月初歐洲在美國幫助下的重新定位形成雛形,全球政治經濟與金融秩序正在發生巨大而深遠的變化。

歐洲政策轉向

繼2014年6月1日歐洲央行宣布史無前例的負利率政策之後,9月4日再度下調三大利率,同時單方面宣布啟動資產購買計劃。歐盟之內,法國宣布放棄歐盟制定的2014年赤字削減計劃,德國對南歐國家強烈的反緊縮主張采取了事實上的默許,甚至允許第三輪談判中進一步減免希臘債務。

這意味著,實施4年的強硬的“德國路線”在不斷弱化,歐元區宏觀經濟政策正從“寬貨幣+緊財政”向“更寬貨幣+松財政”轉向。更寬貨幣,是說歐洲央行正以“無底線”的姿態加速和擴大貨幣寬松,而松財政的涵義,是指歐盟委員會松綁成員國尤其是一些南歐國家的赤字削減計劃。

接下來,歐洲經濟政策將踏上日本之旅:超級寬松貨幣、財政松綁、結構改革並存。歐洲央行獲得越來越大的話語權,尤其還要考慮到統一的歐洲銀行聯盟之監管權將上收至歐洲央行。德國允許一個越來越具有侵略性的歐洲央行,亦屬非同尋常之事。

歐洲的宏觀經濟政策正在發生方向性的改變,這個改變與德國的角色轉移有很大關系,一方面,德國開始站出來為“歐洲病”負責,另一方面,德國在歐盟內部獲得了新的權力空間。

此前的緊縮財政政策盡管修複了歐元信用,但沒有實質性改善歐洲的經濟結構。2013年二季度起,歐元區經濟開始複蘇,2014年卻持續地向通縮滑去。

以通縮風險、貨幣政策失效、財政政策形成逆向選擇為特征的“歐洲病”盤旋不去,已經開始動搖歐洲一體化的根基,包括極右翼政治勢力的崛起、反猶主義擡頭、民族分裂主義興起(如蘇格蘭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德國路線還是不是合理,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今年年初以來,歐洲開始反思這種模式,並在意大利總理倫齊上臺以後達到高峰。

德國路線:歐元區曾經的夢想結構

德國路線並非是德國自己決定和自己能夠解決的,而是仰賴於整個歐洲的宏觀治理體系的變化。

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相當長時間內,德國的存在感消弭於經濟增長,德國民眾普遍反對德國出頭。北約、歐盟、歐元相繼誕生,有效約束了德國的擴張。但也由此在歐元區形成了遺患無窮的耗散型頂層治理框架:三權分裂、三方制約及軍事外部化。

歐元是有先天缺陷的幣種,一般被認為是貨幣統一但財權不統一,實際上是貨幣主權、財政主權、軍事主權的三權分裂。即歐洲央行掌握貨幣主權,歐元區各國掌握財政主權,美國接管歐洲防務從而約束了軍事主權,即軍事外部化。三方制約,則是在整個歐盟平臺上,英法德相互制衡。英法在博弈中領導歐盟,英國親美國,法國追求更獨立的外交政策,而德國通常只能在歐元區框架下主導貨幣政策。

在這種治理框架下,德國能起的作用很有限。但本輪危機改變了一切,號召德國承擔領導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尤其2013年波蘭這樣深受二戰淩辱的國家站出來呼籲,表明各國已開始放下二戰陰影,承認德國的領導權。

在2010-2013年這四年間,德國開始在歐元區層面主導經濟整合,上收成員國的財政主權。最終,在德國的主導下,歐元區走上了德國路線,達成了財政緊縮方案,經過艱苦努力在2013年構建了永久性歐洲救助機制(ESM),歐洲銀行聯盟機制(單一監管機制SSM及單一處置機制SRM)也初步構建完成。

這是以歐元區合眾國為夢想的整合思路。只是,2014年發生的事情,動搖了整個歐洲的治理框架。

新德國,新歐盟

2014年以來,系統外部風險集中釋放。肇始於利比亞的阿拉伯世界沖突傳導至烏克蘭,進而帶來俄歐深度沖突。

內部的一系列變化也在發生——歐洲手足無措、英國去歐盟化、歐元區結構調整空間逐漸擠壓殆盡、歐元挑戰美元能力的徹底喪失,這些都充分暴露了耗散型的歐洲治理系統存在的崩盤風險。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快速擴展的人民幣外交(即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條件加入中國經濟圈)和不斷西擴。

這推動了美國考慮調整歐洲的頂層治理框架,改變現有秩序。隨著2014年上半年全球局勢的演化,美國在7月開始“棄英扶德”,構建歐洲的新治理框架。這個框架首先就體現為布局未來10年的新歐盟委員會人事體系,該布局由德國主導。

在目前的歐洲人事布局中,新一屆歐盟理事會主席由波蘭總理圖斯克來擔任;英國強烈反對的老牌政治家前盧森堡首相容克,在德國支持下最終於7月順利就任歐盟委員會主席;西班牙財長金多斯成為歐元集團常任主席,也就是歐元財長——替換掉之前的荷蘭財長。這也說明德國已經放棄之前財政緊縮策略,因為荷蘭財長是財政緊縮的堅定支持者。

在此次歐盟人事權力安排中,德國利益主導顯露無遺,意法西等南歐國家寬松財政的意願被充分照顧,英國聲音在歐盟中被邊緣化。

在歐盟治理的層面,德國已獲得實質性的經濟、政治、外交主導權。這樣,德國更主動地承擔起歐洲的債務壓力,放松了對歐元區紀律的約束。

此輪人事安排決定了歐盟未來5-10年的政治經濟戰略路線。

重新定義人民幣國際化

從2012年12月安倍上任到2014年年中解禁集體自衛權,美國通過賦權換取了日本背棄中日貨幣互換協議支持美元,從而完成了對日本治理體系的重塑;2014年6月-9月,美國采用類似策略,完成了對歐洲治理體系的重塑。這一重塑對全球政治經濟生態的影響非常深遠。

歐洲央行正在接近其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角色,但硬幣另一面是,歐元已放棄了對抗甚至取代美元的目標,轉為美元的有力補充。歐洲的重新定位,意味著之前歐美相互掣肘的局面逐漸平息,歐美開始實質性的利益融合。

隨著美日同盟、美歐同盟的相繼修複,將推動全球政治格局從多極化向兩極化發展。這對金融市場的沖擊,實際上我們已身在其中,它已經將全球金融的十字架結構改寫為晶體結構。

歐盟的重新定位同時帶來歐元的重新定位,歐元將不再固執的追求幣值穩定甚至暫時割舍一些國際儲備貨幣份額,而更多服從於經濟增長和通脹目標,因此歐元長期走弱趨勢已經成立。

但與2013年有所不同,本輪貶值幅度最大的可能並非是歐元,而很可能是英鎊。美元與歐元關系的重新定位,正在消解英鎊作為美元與歐元潤滑劑的存在屬性。

日元和歐元先後重新定位,中國將被迫重新定義人民幣國際化。

在聯歐戰略出現問題之後,中國未來不得不通過金磚國家機制和上合組織機制,加大對周邊經濟體(中印緬經濟區、東南亞、中亞、俄羅斯)及金磚國家的整合力度,此外還有半腳踏進門的英國——隨著在歐盟人事安排中被邊緣化,英國7月以後突然與中國展開全方位經濟合作,並支持人民幣國際化。

客觀講,這些國家在國際金融戰略意義上遠不及日本和歐洲,但經濟結構上卻具有高度互補性,在幣種交易中,人民幣也更具有比較優勢。相反,G3集團(美日歐)在金融、信息、汽車、化工、高端制造等核心領域有很高重合度。

因此,國際貨幣秩序的改變對中國也許是塞翁失馬。人民幣國際化將選擇一種更為務實的路徑來推進,即“新興市場+區域金融治理體系+雙邊投資協定+商品定價”模式。

(作者為Macrosystem Finance Institute 首席研究員,文章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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