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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在租車業又一大動作:與Avis Budget達成全球戰略合作

11月15日消息,移動出行平臺滴滴出行今日宣布與Group達成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攜手為超過3億的中國用戶在近175個國家和地區提供境外安飛士(Avis)以及巴吉(Budget)的租車服務。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根據合作協議,滴滴和Avis Budget Group集團將協同彼此的產品、技術及當地商業資源,為中國用戶提供簡單便捷的跨境租車服務。屆時,滴滴用戶可以租賃安飛士、巴吉在機場及市區門店的車輛。

滴滴出行高級副總裁、租車事業部總經理付強表示: “國際化是滴滴出行的明確目標和方向,與Avis Budget Group集團的戰略合作則是滴滴國際化道路上的重要一步。雙方攜手開展境外租車業務,將為中國增長迅速的出境用戶群提供優質的當地租車體驗,有利於全球移動出行行業的資源整合及共享開放、協同發展。”

據資料顯示,Avis Budget Group是全球汽車租賃服務商,Avis、Budget兩大汽車租賃品牌在世界175個國家擁有10,000多家門店,在全世界擁有一百多萬會員。集團總部設在美國新澤西州帕西帕尼市,在全球擁有三萬多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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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研究建立社會保障基金 探索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機制

上海將研究建立社會保險基金儲備機制,建立上海市社會保障基金,探索建立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機制。

近日,上海市發布了《上海市就業和社會保障“十三五”規劃》(下稱《規劃》),提出要建立社會保障基金可持續發展的動態平衡機制。

這其中包括著手建立社會保險基金風險預警機制,形成科學的預警指標體系;研究建立社會保險基金儲備機制,在實現基金來源多渠道和財政資金穩定投入的前提下,建立上海市社會保障基金,並相應成立上海市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

與此同時,還將探索建立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機制,結合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運用部市合作機制開展試點;穩慎開展基金投資運作管理。

目前上海市職工社會保險基金收支情況較好,有一定的積累且年度有結余。

數據顯示,2015年,上海全市10項社會保險基金收入3269.9億元,其中保險費收入2768.5億元,財政補貼收入442.3億元。10項社會保險基金支出2819.6億元,本年收支結余450.3億元,年末累計結余3043.9億元。其中,養老保險基金和醫保基金,累計結余都超過1000億元。

2016年上半年,上海全市10項社會保險基金收入2047億元,支出1766.4億元,截至6月底,累計結余3624.7億元。

但是“十三五”時期,上海的就業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面臨諸多挑戰。比如,人口老齡化加劇和戶籍就業人數的減少(每年凈減少約12萬人),不僅進一步加大養老保險和長期護理的壓力,而且給人口總量調控、結構優化帶來更大挑戰。

另外,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面對廣大市民對美好生活日益增多的新期盼,需要積極回應。城鄉發展一體化也需要提高就業和社會保障政策的統一性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

從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本身來看,《規劃》稱,還存在一些需要著力補齊的短板問題。比如,上海市社會保險制度體系尚未與《社會保險法》完全接軌,社會保險待遇合理確定與正常增長機制尚不健全,社會保險基金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有待建立等。

上海此前就提出,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基金的預警、儲備和保值增值機制,擴大職工社會保險的覆蓋面,加強社會保險費的征繳和基金管理,加大財政、國資等對社會保險基金的支持力度,以增強上海市社會保險基金的抗風險能力,確保參保人員的各項社會保險待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逐步提高。

社會保障基金不同於社會保險基金,以2000年8月設立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為例,其與地方政府管理的社會保險基金,在資金來源、運營管理、用途上都存在區別。

其中,社會保險基金是為了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傷、失業、生育等情況下獲得物質幫助而建立的,主要由用人單位和個人繳費構成,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工傷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和生育保險基金,用於公民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各項社會保險待遇的當期發放。

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是由中央財政預算撥款、國有資本劃轉、基金投資收益和國務院批準的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構成,專門用於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支出的補充、調劑,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負責管理運營。

而2014年12月成立的山東省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則是作為省政府直屬公益一類正廳級事業單位,負責承接劃轉部分省屬企業國有資本和其他方式籌集資金,進行管理運營,實現保值增值,以及用於補充社會保險基金。

2015年,山東省出臺規定,將省屬471戶國有企業30%的國有資本(包括國有控股參股企業中的國有資本)劃轉充實省社會保障基金。

從投資運營的角度來看,社會保險基金因為是當期發放,所以投資風險的控制要求更高,投資範圍較窄,投資運營活動限定條件更多。

而社會保障基金則由於短期內暫不發生支出,更適宜開展中長期投資,投資運營上,堅持安全性、收益性和長期性原則。

截至2015年12月底,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規模已由設立時的200億元發展到15085.92億元,累計投資收益額為7133.34億元,年均投資收益率為8.82%,超過同期年均通貨膨脹率6.4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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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造全球最優金融科技生態圈,一批國內外企業集中入駐

擁有充分金融資源的上海推出了打造全球最優金融科技生態圈計劃,包括銀行在內的眾多持牌金融機構成為積極參與者。

5月10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區——陸家嘴金融城發布了2.0版的金融科技“陸九條”,以扶持和推動金融科技行業的健康發展,從而進一步提升上海金融服務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形成“上海服務”的品牌效應。

包括中國銀行、中國平安、中國銀聯、螞蟻金服、瑞銀集團等,成為陸家嘴金融城的合作夥伴,多方一起共同打造“金融科技應用場景創新平臺”,以促進金融科技在支付清算、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智能投顧、智慧合同等領域的務實發展。

同時,陸家嘴金融城還迎來了建信金融科技、金證、中科金財、英國越蕃(World First)、英國預遠(Redington)等一批國內外知名金融科技企業機構的集中入駐。

傳統金融機構發力金融科技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技術的興起,金融業正在註入更多更新的科技元素,傳統金融加快向金融科技、智慧金融等方向轉型發展。

今年4月中旬,中國建設銀行的全資子公司——建信金融科技落戶上海陸家嘴,這也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設立的第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註冊資本金16億元,由建設銀行體系內直屬的7家開發中心和1家研發中心整體轉制而來。

建信金融科技副總裁姜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金融科技正進入上半場與下半場切換的時段,上半場商業銀行更註重基礎能力,互聯網更註重場景和體驗。但下半場雙方互相融合,互聯網遇到強監管,商業銀行也對便利、風險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也因此,任凱鋒表示,金融科技領域的“獨角獸”,將出現在傳統金融機構內生出來的科技部門,以及專註服務於持牌金融機構的金融科技公司。

當前,包括杭州、深圳等地都在大力發展金融科技。但是,任凱峰說,相比北京,上海在制度環境和市場化程度上具有優勢;相比深圳、杭州,上海在金融市場環境,包括國際化的金融機構集聚、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良好的金融法治環境等具有優勢。

數據顯示,陸家嘴已是國內金融機構集聚度最高的區域之一,擁有800余家持牌金融機構,12家要素市場,國內外眾多銀行的第二總部,中國80%的外資法人銀行、中國1/3的公募私募基金、5000余家各類新興金融機構;還同時擁有3000多家法律、會計、咨詢、征信等專業服務機構,已經形成較為完備的金融服務產業鏈。可以為金融科技企業從種子階段到孵化階段,再到加速階段,最後到成熟階段和場景應用階段,提供最優質的資源和最專業的服務,讓陸家嘴成為適合金融科技企業茁壯成長的“熱帶雨林”。

中國平安集團總經理、平安信托董事長任匯川說,平安集團每年拿出1%的收入做金融科技的研發。“在過去十年里面,我們大概投入有500億做科技研發。” 任匯川表示,陸家嘴在市場、機構、人才和政策等領域所具有的優勢,為發展金融科技培育了豐厚的土壤和環境。目前平安集團已經孵化了平安壹賬通、平安好房、平安好醫生等新興金融科技公司。

瑞銀中國戰略委員會主席錢於軍表示,瑞銀已在蘇黎世、倫敦、新加坡等地建立金融科技實驗室,將在金融科技,尤其是生態系統建設方面全力推動創新。瑞銀積極參與打造陸家嘴金融城的“金融科技應用場景創新平臺”,將努力發揮瑞銀的全球影響力和資源優勢,引領金融科技的變革發展。

2.0版本“陸九條”

早在2014年底,自貿試驗區陸家嘴管理局率先發布1.0版“陸九條”,著手打造中國首個金融科技垂直領域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培育和集聚了一大批金融科技領域的優秀企業。

為進一步提升上海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實力和優勢, 剛剛推出的2.0版“陸九條”,則分別對接了金融科技企業在應用場景、孵化投資、專業服務、技術研發、風險防範、展示交流、人才服務、財政扶持、國際推廣等方面的具體訴求。

其中,2.0版“陸九條”首先提出的,就是要打造應用場景創新平臺,聯合各類持牌金融機構定期發布不同行業需要科技賦能的具體應用場景,推動金融科技企業對接金融機構的科技訴求。

“平臺發布主體初期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基金、第三方支付等五類機構的十余家知名企業,中遠期將擴展至金融城所有重點金融機構。”任凱峰說。

Plug and Play中國總裁、管理合夥人徐潔平表示,將引入或發現一批中小型企業,將其與傳統金融機構所形成的應用場景對接,進而推動金融科技企業的發展,培育這個領域的獨角獸企業。

同時,陸家嘴還將在在原有1萬平方米由政府運營和5萬平方米由市場運營的金融科技園區的基礎上,謀劃金融科技產業基地。

近期,陸家嘴將開工建設4萬平方米以上體量的金融科技集聚中心,中遠期還將探索規劃並建設總體量超過十萬平方米的金融科技綜合產業園,在區域內打造較為完整的金融科技產業鏈。

此外,陸家嘴將與持牌金融機構、互聯網公司合作,建立金融科技聯合實驗室等公共研發平臺,采取資源互換、團購、補貼等機制,降低金融科技企業的運營成本。陸家嘴將加強與國際知名金融中心合作,促進金融科技領域的國際交流和跨境投資,推動金融專業服務業對外開放,積極引進國際知名金融科技企業。

任凱峰表示,這些服務中,除了一小部分由政府承擔,大部分由相關市場主體提供。通過這種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服務,培育更多的金融科技“獨角獸”。(實習記者唐燕飛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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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的Watson如何改善中國醫療

2016年年初,IBM的女掌門人羅睿蘭(GinniRometty)宣布將公司整體向認知解決方案和雲平臺公司(CognitiveSolution&CloudPlatformCompany)轉型之後,IBM開始逐步向外界展示自家的認知計算機器人Watson在深度問答技術之外的商業價值。

對於IBM而言,在認知計算和人工智能領域有兩個標誌性事件,一個是十多年前IBM研發的計算機“深藍”(DeepBlue)戰勝了國際象棋冠軍卡斯帕羅夫;第二個是,2011年以這家公司創始人ThomasJ.Watson的名字命名的智能計算機Watson在經歷三輪的比賽後,最終贏得了問答節目《Jeopardy!》(危險邊緣)的冠軍。Watson7.7147萬美元的成績,把參加這個節目最聰明的兩個人類選手遠遠甩在了後面。

而如今,體積從主臥縮小成3個疊放的比薩盒大小,擁有超過30個API的Watson正忙著將認知商業領域頗具前景的醫療領域帶到中國市場。

2016年8月12日,WatsonforOncology(Watson腫瘤解決方案)進入中國的契機,代表WatsonHealth(Watson健康)開始進入中國,將用認知計算技術助力中國醫療事業發展,在中國推行“認知醫療”。

在此之前,Watson健康在醫療領域的應用更多集中在中國之外的市場。在2015年4月設立Watson醫療業務後,在國際上,IBM先收購了幾家規模較小的醫療數據公司,並跟蘋果、Johnson&Johnson和Medtronic建立合作關系,還與大型藥房連鎖店CVSHealth達成合作。

而這一次,IBMWatson的野心是期望通過與政府部門、醫療機構、商業機構和學術團隊合作,推動認知醫療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醫療健康領域面臨的一個突出挑戰是,優質健康醫療資源配置不均衡,除了要在政策和體制上想辦法之外,我們更要向科技創新要解決方案。”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解釋道。

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

被改變的癌癥診斷

對於認知商業,羅睿蘭的觀點是“未來是認知的,而我們正朝著一個認知的物聯網前進。”

而萬物數據的物聯網時代給當下醫療領域帶來的困擾是數據太過冗雜。

IBMWatson醫療與生命科學項目帶頭人羅布·默克爾提供的數據是,在研究領域,每年發表的文章足有70萬篇之多。每位研究人員平均每年要閱讀200篇文獻。“當所有數據來源都被包含在內之後,每個人能夠產生1100TB的數據。這遠遠超出了人類的認知能力,大腦是不可能處理這麽龐大的數據量的。”

於是,一個能夠代替人類處理這些海量數據的系統在如今的認知時代備受期待。

三年前,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與IBMWatson達成了合作,共同訓練IBMWatson腫瘤解決方案(WatsonforOncology)。

據了解,這是一個基於認知計算系統的方案,可以分析大量的數據,包括醫學文獻、病人健康記錄、臨床試驗和病歷等,從而為癌癥病人符合個人化特征的、對癥的,有權威依據的治療建議。

具體來說,WatsonforOncology在獲取了病人的情況後,能不斷地從全世界的醫療文獻中篩選信息,找到與病人所患癌癥相關度最大的文獻,並分析權威的相關病例,根據病人的癥狀和就醫記錄,選取可能有效的治療方案。

根據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提供的數據,2016年,美國約有170萬新增癌癥病例,其中約有60萬人會因此死亡。約有40%的美國人會被診斷出患有癌癥,這種疾病已經成為了全世界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僅需約十五分鐘,Watson腫瘤解決方案便能完成一份深度分析報告,而這在過去需要幾個月時間才能完成。針對每項醫療建議,該系統都會給出相應的證據,以便讓醫生和病人進行探討。

同樣的癌癥問題也困擾著當今中國。

有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每天大約有12,000個新的癌癥診斷病例。對於醫生專家來說,實現精準的癌癥診斷不僅需要了解先進的最佳治療方案實踐,不斷地對龐大且複雜的腫瘤研究資料進行深度的研究和分析,他們最大的挑戰還包括每天以秒遞增的海量數據,這其中包括80%的非結構化數據(例如聲音、行為等)。

日前,IBM與杭州認知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宣布,在華已有21家醫院計劃使用經由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訓練的IBMWatson腫瘤解決方案,以期基於此認知計算平臺助力中國醫生獲得個性化的循證癌癥治療方案。

而Watson腫瘤解決方案只是Watson健康提供的眾多解決方案之一。

IBM大中華區副總裁、戰略部總經理郭繼軍表示:“3月,IBM宣布正式轉型成為一家認知解決方案及雲平臺公司,隨著Watson腫瘤解決方案引入中國,Watson健康也正在進入人們的視線,這也是公司戰略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相信未來,大家將會看到更多IBMWatson及認知計算技術在各個行業中的應用,我們做的不只是發明先進的技術,更是要將這些技術應用到行業中,助力行業轉型升級。”

在陳黎明看來,Watson健康將認知計算科技、醫學生物學前沿科技創新與循證醫療大數據結合起來,能夠在醫學研究、高效診療、認知關懷和個人健康管理等四個方面提供獨特的價值。

輝瑞中國副總裁谷成明先生

認知醫療的未來

不可忽視的醫療環境是,如今的中國有約3.3億的高血壓患者,近1億糖尿病患者,近1億慢性呼吸病患者,每年有400萬左右新發的腫瘤患者。這些患者每年要去醫院接近70億次,而接近70億次的就診背後意味著大量醫療資金的投入,這對個人、家庭和國家都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那麽,讓機器、系統具備了理解、推理跟學習的能力的認知計算能對當下的醫療產生多大的影響?

IBM大中華區首席技術官、IBM中國研究院院長沈曉衛博士表示:“在大數據時代我們今天所用到的數據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很多時候僅包含電子病歷檔案等。而認知醫療帶來的想象力是構建一個面向未來的具有認知能力的系統,能夠對環境、醫療文獻、醫療影像數據、社交、生活習慣等大健康數據進行理解和利用,例如對大量文獻進行自動閱讀,總結經驗,通過機器學習不斷提升,高效支持醫生決策等。”

“科技帶來的變化對行業所產生的沖擊應當說是非常巨大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越是在行業當中成功的企業,它對於新的科技有可能越是有所保留,在引領自己的變革的時候越是畏首畏尾,道理很簡單,要革自己的命總是不容易的。”陳黎明強調的是不能夠低估科技對於某一個行業所帶來的沖擊。

而目前IBM在這方面的努力重點是攜手合作夥伴致力於把認知技術運用到心腦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領域,通過構建更精準的預測模型,實現了疾病的個性化預防,通過融合從複雜醫學知識庫挖掘的最佳治療路徑和從數據分析找到的最佳臨床實踐,助力醫生決策,極大地促進了診療規範化和個性化。

具體來看,其認知醫療雲平臺項目將利用IBM的認知醫療和行業雲技術,從心腦血管和糖尿病開始,以患者相似性分析和風險預測為入手點,圍繞疾病管理打造完備的認知醫療雲平臺,為醫生和患者提供高效慢病管理系統。

IBM中國研究院認知醫療研究總監謝國彤表示:“在慢病管理中有三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疾病風險預測;二是通過個性化患者分類分群提供個性化治療;三是給醫生更好的建議,而IBM的認知計算技術可以從科研文獻、教材指南和持續的治療記錄中不斷學習,以支持為醫生提供有建設性的決策輔助支持建議。”

輝瑞中國副總裁谷成明表示:“通過與IBM中國研究院攜手,利用全球領先的認知技術等科學技術,使我們可以更了解病人的個性化需求,從而使醫生實現更高效的針對性診治。輝瑞希望運用科學手段及我們的全球資源為病人服務。”

此外,IBM中國研究院利用認知技術、大數據分析等科技助力阜外醫院在急性心梗方面,開發了“死亡風險預測模型”,並展示不同類風險因素對院內死亡影響的權重。

而Watson健康在中國市場的目標是期望通過與政府部門、醫療機構、商業機構和學術團隊通力合作,推動認知醫療在中國發展。

“我們的願景是讓中國患者將來不論是在基層社區醫院還是邊遠山區,足不出戶,就能夠享受到一流健康醫療服務。”陳黎明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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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特朗普親俄,東歐國家脊背發涼

特朗普的勝選,讓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東歐國家擔心,如果特朗普和普京“交朋友”,美歐目前對俄羅斯的包括制裁在內的政策將會出現變化,而這些變化很可能讓該地區在大國博弈中僅剩的發展空間進一步壓縮。

美國前駐莫斯科大使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認為,美國大選最大的失敗者是烏克蘭。而最近,麥克福爾被莫斯科列入黑名單,禁止進入俄羅斯,麥克福爾自稱,莫斯科這麽做是因為自己“和奧巴馬關系親密”。

而在18日的柏林峰會上,美國總統奧巴馬剛剛和歐洲各國領導人達成共識,將會探討對俄羅斯進行制裁的計劃。除了美國和德國以外,參加峰會的還有法國,英國,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領導人。

峰會上,奧巴馬警告特朗普不要在俄羅斯違反國際公約的時候與其站隊。德國總理默克爾則提醒俄羅斯稱,歐洲得以和平的原因即是所有國家對二戰後劃定的國境線的尊重。

美歐領導人在柏林峰會所談的,正是擔心新一屆美國政府將給美歐盟友的制裁計劃帶來的變數。從2014年俄羅斯幹預克里米亞開始,美歐啟動對俄經濟制裁,這份制裁將在2017年的1月份到期,美歐的要求是,俄羅斯承諾停火並從烏克蘭東部撤兵。

歐洲高層擔心,俄羅斯會趁特朗普就職前的這段時間對敘利亞和烏克蘭展開新的進攻。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所透露的內容稱,歐洲領導人將會對特朗普發出信號,讓他意識到,轉變目前美國的政策或者親近俄羅斯,這條路將不好走。

14日,特朗普和普京曾通了電話,根據克里姆林宮的聲明,兩人在交談提到了改善美俄關系,反恐,敘利亞問題,但並未提及烏克蘭或者克里米亞。

《紐約時報》的分析稱,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正在挑戰傳統的盟友關系,而特朗普的當選也擾亂了很多國家的政治安排,烏克蘭將可能是這波政治風向轉變中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國家之一。

《華盛頓郵報》報道稱,一些烏克蘭政治家私下里對烏克蘭可能失去美國支持深感擔憂。此前,烏克蘭議會副主席西羅伊德(Oksana Syroyid)認為,隨著競選結束,特朗普在烏克蘭相關問題上的立場將有所轉變,但是,大選已經過去將近兩周,他們發現華盛頓幾乎沒人重提特朗普對烏克蘭問題的看法。

17日,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和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後首次通話,順利的話,他們將會在2017年2月烏克蘭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輪值主席的時候在紐約舉行會晤。

在競選階段,特朗普曾贊揚普京是一個比美國總統奧巴馬“更強大的領導人。此外,特朗普還曾在競選團隊中任用與俄羅斯和烏克蘭頗有淵源的說客曼納福特Paul Manafort。而另一方面,4月份YouGov對G20國家的一項調查顯示,G20中唯有俄羅斯人更希望特朗普成為美國新任總統。這些跡象表明,迎來特朗普的白宮並不排除與克里姆林宮互相提升好感。

還應該註意的是,特朗普對北約存續同樣充滿質疑,他曾以商人的務實角度提出,北約成員國應該和美國一樣,繳納條約中承諾的相當於GDP2%的公攤軍費,以維持北約的運作,否則美國將不提供保護。

正在發生的這一切,無疑讓幾個依賴於北約保護的東歐小國感到脊背發涼,對於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可能向俄羅斯妥協的可能性,東歐的北約成員國們將越來越警惕。

5月份,在立陶宛出現特朗普和普京擁吻塗鴉的時候,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青年學者封帥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果特朗普當選,美俄關系可能會借機有所調整,這是很可能發生的。”

《華盛頓郵報》文章分析,只有在兩種可能之下,烏克蘭等國可以稍微緩口氣。一是特朗普本身的前後不一,即他先前的很多競選語言可能和實際的外交政策相差很大。二是眾議院內的鷹派人物會強扭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疏遠俄羅斯。

關於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政策變化,未來的進行判斷的看點可能存在於幾個方面:首先是特朗普在一些關鍵職位上的任命,包括負責俄羅斯和烏克蘭事務的外交職位。其次是新政府是否會放松對俄制裁,最後,美國是否延續對烏克蘭的資助、增強軍事合作,雙方是否會簽訂一些象征性的聯盟聲明來鞏固以往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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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萬億財政投入績效堪憂,醫改升級可借社會力量

從2009年到2016年8年間,全國各級財政醫療衛生累計支出已近7萬億元。然而,財政對新醫改的巨大投入卻沒有換來民眾就醫滿意度的同步提升,醫患矛盾亦未明顯改善。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在17日的“社會力量助推醫改升級”研討會上表示,醫改已經不能滿足城鄉居民的新訴求,政府不可能包辦醫改,必須大力支持社會力量介入來促進醫改升級。

在“三醫聯動,醫保先行”成為醫改方針的當下,醫保基金經辦和管理部門也向社會力量發出“英雄帖”。

人社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副主任黃華波表示,異地結算、城鄉居民醫保整合、智能監控、大數據利用等列入醫保2017年工作重點的項目均需要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

目前全國年均衛生總費用突破4萬億元,其中,由醫保基金支付的約占1.5萬億元。這個1.5萬億元的蛋糕正在吸引資本的目光:海虹控股、平安保險、萬達、阿里巴巴等涉足醫療業務的上市公司早已開始圍繞醫保服務鏈和產業鏈進行布局。

近7萬億投入被低效消耗

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09年到2015年全國各級財政醫療衛生累計支出達到56400多億元,年均增幅達到20.8%。根據年初預算,2016年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預算安排12363億元。據此推算,從2009年到2016年,全國各級財政醫療衛生累計支出將達到6.8萬億元。

新醫改以來,各級財政對於醫療衛生的投入一直都是慷慨的,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從2008年的5.1%提高到2015年的6.8%。

2016年的預算顯示,全國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增長3%。各級財政醫療衛生預算安排比2015年增長3.7%,比同期全國財政支出預算增幅高1.3個百分點。其中,中央財政醫療衛生支出預算安排3731億元,比2015年增長9.3%,比同期中央財政支出預算增幅高3個百分點。

數萬億元的財政投入加速實現了全民醫保,大幅度提高了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含金量,醫保報銷比例的提高也有效緩解了人民疾病醫療的後顧之憂,但各個階層對疾病問題仍然焦慮不安;醫生、醫保、患者難以達成利益共識,醫患矛盾突出,醫院存在的過度醫療也是導致醫保基金吃緊的重要原因之一。
鄭功成認為,民眾在醫療服務上的獲得感與財政的巨大投入不相匹配的原因,並非是老百姓期望上升太快,而是公共資源在實踐中被無效消耗或者低效消耗。

眾所周知,財政對於新醫改的投入有一大部分變成了患者不該吃的藥和不該做的檢查。醫改中各種問題導致的結果是公共資源浪費嚴重,不當醫療行為與藥價虛高帶來的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不僅損害了醫保制度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也直接損害了醫療服務與醫藥供給的良性發展,導致醫患關系惡化。

鄭功成認為,必須優化醫療機制,在不損害制度公正的前提下力求效率提升。當務之急是強化監管機制,嚴格懲治醫療領域的腐敗與違法違規現象。

新醫改無法令人民滿意的另一個原因是跟不上民眾訴求的變化。民眾需要的不只是報銷多少醫療費用,而是穩定的安全預期,否則,即使報銷水平不斷提升,人們的疾病醫療後顧之憂依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除。

鄭功成說,當前不僅低收入階層畏懼疾病特別是重大疾病,即使是中產階層也同樣充滿著不安與焦慮。下一步醫改必須用確切的制度安排來為全體人民提供穩定的安全預期。

鄭功成看來,在醫改分歧巨大並遭遇阻力的條件下,調動社會力量特別是市場主體參與醫改是一條必由之路。只有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醫改,才能促使體制機制在變革中走向成熟定型。

醫保借力完善監管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三醫聯動中,公立醫院改革不到位固然是一大頑疾,但醫保部門也應該反思在“看病難”、“看病貴”、醫改目標流失等問題發生過程中需承擔的責任。

從1998年至今,中國用不到20年的時間,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醫療保險計劃,基本上實現了13億人醫療保險制度的全覆蓋。

楊燕綏說,2014年之前醫保只管基金收支平衡卻不知道如何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醫保部門作為醫療基金的守門人本應該構建抑制道德風險的信息系統,卻受限於醫保資金使用的信息不對稱,醫保只能站在醫院門外和醫生對話。

成都市醫保局副局長狄進在17日的研討會上表示,醫保經辦機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服務能力不能適應群眾對醫療保險服務可及性的需求;二是傳統經辦服務管理方式不能適應風險管控的要求;三是落後的管理型思維不能適應防控醫療衛生費用不合理增長的內在要求。

狄進表示,成都市從2013年引入第三方智能監控審核系統後,有效地解決了費用審核專業性、權威性不夠的問題,緩解了審核人員人手不足的現實矛盾。通過該系統,成都共審核完成住院醫療費用597.32萬人次,明細數據13.15億條,涉及審核預付金額255.93億元,實際扣款1.98億元,實際扣款比為1.02%。

成都市針對醫保對醫療機構財務管理上的監督不夠專業和深入的問題,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對定點醫療機構財務、藥品及材料“進銷存”關鍵環節進行審計。2015年,公開遴選5家事務所對全市200多家定點醫療機構進行專項審計,追回基金1000多萬元,扣減保證金2000多萬元。

醫保通過引入社會力量提高了管理能力,也提升了服務參保者的水平。“只有充分引入社會力量參與醫改,才能透過競爭提高效率與醫療服務質量。”鄭功成說。



社會力量參與醫改的空間

鄭功成表示,政府雖然可以主導醫改,但因存在公共資源有限、傳統體制機制束縛以及無法提供個性化服務的局限性,不可能包辦醫改。

2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要加快發展健康產業,支持社會力量以多種形式參與健康服務,推動醫療、養老、旅遊等深度融合,增加醫養資源有效供給。會議還確定了“十三五”期間深化醫改重點任務,其中之一就是創新綜合監管,放寬社會力量舉辦醫療機構準入要求, 加強事中事後監管。

2015年相關的統計公報顯示,全國衛生總費用達40587.7億元,其中,城鎮基本醫保基金支出9312億元,新農合基金支出2993.5億元,兩者相加醫保總計約為1.2萬億,按照每年約15%的支出增幅,到2016年底,醫保支付規模約為1.5萬億元。社會資本看中這1.5萬億元醫保基金所延伸出的服務鏈和產業鏈,紛紛主動與醫保部門進行合作。

黃華波認為,醫保管理部門引入社會力量參與醫保經辦,將有助於形成多元化的競爭格局,從而可以提高基本醫保經辦服務效率和質量。

黃華波說,全民參保計劃、全民聯網結算、城鄉居民整合、醫保省級統籌、電子社保、互聯網+、支付標準研究、談判機制研究等方面都需要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和深度參與。

海虹控股助理總裁韓煒表示,引入社會力量有助於緩解醫改所面臨的多種風險,如醫藥費用持續不合理增長所引發的基金風險、以醫患矛盾和欺詐騙保所代表的社會風險,以及缺人才、缺手段導致的治理體系不健全、治理能力有限等風險。

鄭功成表示,在引入社會力量時,政府需要奉行不歧視原則,放開能夠放開的服務內容,同時確保競爭環境公平,以質量與技術取勝,不搞本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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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監會:預計前三季度保險業利潤同比降35.68%

2016年前三季度, 保監會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和五中全會會議精神,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緊緊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貫徹落實保險“新國十條”,堅持“抓服務、嚴監管、防風險、促發展”,著力深化保險改革創新,著力加強和改進監管,著力防範化解風險,著力保護保險消費者合法權益,行業規模和社會影響力繼續擴大,努力實現“十三五”時期保險業發展的良好開局。

統計數據顯示, 前三季度,全行業共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25168.26億元,同比增長32.18%,增幅較上年同期上升12.69個百分點。其中,產險和壽險業務分別同比增長7.78%和36.95%。賠付支出平穩增長,同比增長23.80%,增幅較上年同期上升4.27個百分點。保險業資產總量14.63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8.38%。

保險業經營效益較去年同期有一定幅度下降,預計利潤總額同比下降35.68%,降幅較上半年收窄。行業資金運用收益率3.95%,同比下降1.97個百分點。具體來看,保險市場運行呈現以下特點:

一是保險業務快速增長,前三季度保費規模超2015年全年水平。

前三季度,保險市場業務規模快速增長。分險種看,財產險業務增速保持穩定,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6370.58億元,同比增長7.78%,增幅同比下降2.88個百分點。其中,車險業務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4903.68億元,同比增長9.28%。壽險業務高速增長,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14783.87億元,同比增長36.95%,增幅同比上升15.70個百分點。其中,新單業務同比增長59.20%,增幅同比上升19.55個百分點。普通壽險貢獻突出,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8967.26億元,同比增長63.47%。

二是業務結構持續優化,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保障民生能力增強。

產險公司農業保險、責任保險和工程保險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前三季度,農業保險、責任保險和工程保險原保險保費收入分別為360.06億元、280.74億元和77.16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1.82%、19.89%和10.55%,占財產險公司業務的比例分別為5.28%、4.11%和1.13%,分別較上年同期增加了0.14、0.37和0.02個百分點。壽險公司普通壽險業務原保險保費收入8967.26億元,同比增長63.47%,占壽險公司全部業務的48.89%,同比上升5.96個百分點。

三是賠付支出平穩增長,前三季度壽險業務給付金額超2015年全年水平。

2016年前三季度,保險公司賠付支出累計7750.7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490.16億元,同比增長23.80%,增幅較去年同期上升4.27個百分點。其中,財產險業務賠款支出3321.5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29.40億元,同比增長14.85%;壽險業務給付金額3610.53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867.74億元,同比增長31.64%;健康險業務賠款與給付支出687.1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70.90億元,同比增長33.10%;意外險業務賠款支出131.3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2.12億元,同比增長20.24%。

四是外資保險機構業務增速快於行業水平,市場份額同比略有增加。

前三季度,中資保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23924.73億元,市場份額為95.06%;外資保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1243.54億元,同比增長45.00%;市場份額為4.94%,比去年同期增加0.44個百分點。外資財產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138.06億元,同比增長8.74%,市場份額2.02%,與上年同期持平。外資壽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1105.48億元,同比增長51.30%,市場份額6.03%,同比增加0.31個百分點。

五是資金運用收益率下降。

3季度末,資金運用持續面臨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保險公司資金運用余額128286.19億元,較年初增長14.75%。實現資金運用收益4828.76億元,同比減少1139.74億元,下降19.10%。資金運用收益率3.95%,同比下降1.97個百分點。銀行存款和債券余額合計66396.34億元,占資金運用余額的比例為51.76%,較2季度末下降了0.52個百分點,較年初下降4.41個百分點,實現收益2164.39億元,與去年基本持平。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余額合計18281.82億元,占資金運用余額的比例為14.25%,較2季度末上升0.75個百分點,較年初下降0.93個百分點,實現收益492.89億元,同比減少1994.30億元。

六是經營效益有所下降。

前三季度,保險公司預計利潤總額1569.60億元,同比減少870.59億元,下降35.68%,降幅較2季度收窄18.37個百分點。其中,產險公司預計利潤總額482.44億元,同比減少200.40億元,下降29.35%;壽險公司預計利潤總額819.50億元,同比減少730.97億元,下降47.15%;再保險公司預計利潤總額50.66億元,同比減少24.52億元,下降32.61%;資產管理公司預計利潤總額56.00億元,同比增加10.72億元,增長23.68%。

七是保險公司從業人員大幅度增加。

截至3季度末,全國保險機構203家,較年初增加9家。其中,保險集團公司12家,保險公司165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22家,其他公司4家。保險公司中,產險公司79家,壽險公司77家,再保險公司9家。保險公司職工人數109.27萬人,較年初增加6.81萬人,增長6.6%;保險公司簽訂了委托代理協議的保險銷售從業人員628.13萬人,較年初增加156.83萬人,增長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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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數突破100整數關口! 創下去年12月以來新高

美元指數突破100關口,創下去年12月以來新高。

在岸人民幣跌逾300點,報6.8465元;離岸人民幣兌美元跌至6.8522元,創歷史新低,日內跌近300點。

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表示,未來人民幣貶值壓力可能會更大;今年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6.8左右,明年底為7.2左右。如果美元走弱,美國不對中國產品提高關稅,則明年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可能強於預期;但如果美國對中國產品實行單邊關稅措施,美元顯著升值,則2017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幅度可能超過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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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普二季度虧損274億日元 銷售收入同比減三成

夏普發布第二季度財報,本季該公司凈利潤虧損274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8億元),上年同期虧損339億日元。銷售收入為4233億日元,同比減少了31.5%。

財報分析銷售收入下降原因,主要是由於向主要客戶提供的相機模塊和中小型液晶顯示器銷售下降等。同時,該公司的太陽能業務和家電業務的銷售收入也有所下滑。

該公司第二季庫存為186.2億日元,與上季相比上升1.9萬億日元,主要原因是液晶顯示器生產的戰略性增長以及空調等產品進入需求旺季。

夏普原本計劃最晚在6月底完成鴻海對其的收購,然而到目前為止支付手續尚未完成。夏普表示,鴻海註資後,新的管理結構將推動公司不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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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手機大戰鄉鎮市場

山東菏澤武縣伯樂大街上,顯眼的綠色招牌與春節的紅色交相呼應,熱情的導購員介紹著OPPO最新的機型。在這個擁有800萬人口的鄉鎮市場上,不計入合作網點和運營商門店,僅僅是OPPO自營的體驗店就達11家。

OPPO副總裁吳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截至2015年,OPPO線下門店已經有20多萬家。這個數字遠超華為,也是像魅族這類品牌的10倍。緊挨著OPPO門店的vivo也完成了2016年渠道的密集織網。目前vivo線下零售店數量已經達到25萬家,售後服務中心已達430余家。

2016年,國產手機在中國鄉鎮市場的表現令人欣喜。

GFK中國手機零售監測數據顯示,去年中國低線市場(四至六線城市)增速達到鼎盛時期,月同比高線城市增長率最高相差30%,即便年尾有所回落,增長率也比一線城市的銷量高出9%,遠超上年同期水平。

“隨著鄉鎮市場紅利的集中爆發,2016年國產手機線下銷量增長達17.9%,是線上增速的3倍。”GFK通訊事業部研究副總監金瑞兆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5年下半年開始,低線手機市場消費升級下沈,推動產業資源向線下、低線市場聚集,手機廠商也紛紛抓緊時間“跑馬圈地”。

華為的千縣計劃、步步高(OPPO、vivo)的低線渠道持續擴張,以及金立等廠商聯合運營商搶占資源的做法直接觸發了國內排位的變更。憑借著全渠道的滲透,OPPO和vivo更是擠上了國內手機出貨量前三的位置。

但競爭永無止境。金瑞兆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鄉鎮市場的紅利將在2017年開始逐漸減弱。“如果去年是渠道之年,今年將會是效益之年,如何維持各級市場良性的增長以及提高單店產出能力都將考驗手機企業的內功。”金瑞兆對記者說。

“OPPO和vivo保姆式的風格讓渠道管控能力變得非常強,裝修不用操心,有資金支持,售賣不用擔心,有導購培訓,控貨能力和利潤優先的原則讓不少店鋪成為了這兩家廠商在鄉鎮市場的據點。”金瑞兆對記者表示,鄉鎮市場的競爭力體現為“以門頭為代表”的圈地上,在線下零售中,通訊獨立店已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這個業態占據著線下零售47%的份額。

華為在兩年前也開始加入門店的爭奪中。華為消費者BG負責人余承東曾對記者表示,目前全國地級市500個左右,縣級市2100多個,鄉鎮4萬多個,而華為2016年的目標只是覆蓋了縣級市的一半,這個目標還不夠,預計2017年華為將會覆蓋到中國將近2000個縣。

迪信通聯合咨詢集團零點發布的2016年手機零售和消費者指數顯示,截至2016年12月底,華為、OPPO、vivo三家國產智能手機的總銷量,已占據中國線下渠道手機銷售市場50%以上。

渠道的紅利,特別是鄉鎮市場的爆發讓不少調研機構繼續看好2017年國產手機的表現。

GFK預測,2017年中國手機市場零售規模4.95億部,同比增長5.1%,其中智能手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預計全年占比超97%,2017年中國手機市場零售額規模9740億元,同比增長10.8%,高於零售量同比增長率,市場均價持續升級。

2017年部分廠商開始向4000元以上的價位發起沖擊,樂觀情緒持續蔓延,金立董事長劉立榮對記者表示,市場的消費升級可以帶動國產手機在中高端市場的表現。

雖然高端市場空間對於中國品牌存在機會,發布產品和擁有市場地位還是有很大差距。金瑞兆告訴記者,高端市場地位的獲取更關鍵的是技術能力的突破、供應鏈的把控、對全球資源的整合能力,都需要逐步積累。

這也意味著國產手機從銷量上超過蘋果、三星並不難,但利潤差距需要時間慢慢追趕。

以三星為例,盡管受到“電池事件”沖擊,三星電子在去年第四季度仍然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運營利潤飆升50.16%,至9.22萬億韓元,創三年新高,手機業務運營利潤增長12%,至2.5萬億韓元。最大的“功臣”來自於包括存儲芯片和顯示器面板在內的零部件業務,運營利潤分別飆升76.9%和347%。

“廠商渠道、細分市場、高低線、產品布局等結構型短板突破,成為國產手機能否再次增長的關鍵。”金瑞兆對記者表示,匯率、成本、缺貨等考驗廠商盈利能力,人口紅利消失、城鎮化等深層影響品牌戰略發展前景,市場重點由性價比主導的規模驅動向產品主導的價值驅動轉移,產品創新成為品牌價值提升的戰略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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