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的分界线 吴晓波

今天，在FTC的专栏上发了一篇关于国进民退的文章http://sinaurl.cn/hlfOH。在两会上，有高级官员多次试图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否认了，就意味着不愿意去改变，不改变，中国到底要改革什么？。国进民退有三个特征：“资源垄断”，“楚河汉界”，“玻璃门现象”

 

 

 

标题：“国进民退”的分界线

 

正如事先所预料的，正在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国进民退”成为热议话题。一直到我写作这个专栏为止，似乎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试图论证“国进民退”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这一事实本身倒似乎是一个好兆头。不过，倒是有高级官员出面澄清，认为不存在这一景象。

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赵启正用一系列的数据证明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他认为，“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 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比翼齐飞。”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王君则表示，去年以来，山西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狠抓煤炭资源重组，整体来看，并 不存在社会上所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

在更早的一些时间，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2009年11月22日，经济学家出身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认为 ——中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因为，“中国统计数据不支持这样的说法。 ”他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5到200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几大指标上的数字都是逐 年下降，而私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在节节攀升。他因此说,“基本的结论，总体来讲，我们感觉到从统计数据来讲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

这些高级官员用统计数据说话的方式，再次证明“数据里面是有魔鬼的”。因为，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这几大指 标来看，从1978年之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里，国有企业都是在逐年下降的。所以，这些数据既不能证明“国进民退”，也不能证明“国退民进”。

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实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资源垄断”，二是“楚河汉界”，三是“玻璃门现象”。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国有资本在资源性、能源性领域中大规模跃进的景象是明显的，其表现有四，第一，在钢铁、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性领域中，明显出 现了民营资本的“挤出现象”，其中以山东日照钢铁案和山西煤炭整合案最为引人瞩目；第二，在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有资本几乎得到了所有的重要政府订单， “铁公基”成为国企的专享盛筵；第三，大量中央企业成批次地进入到地产领域，成为“地王现象”的缔造者；第四，在一向由民营资本把控的互联网领域，也出现 了国企设置准入门槛、加速进入和购并清洗的景象。

由此，便出现了第二个特征，那就是，“国进民退”并不发生在所有的行业中――比如，从2001年之后，国有资本几乎就没有进入到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家用 电器等等行业的。当今中国的产业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 少，但是盈利能力则迅猛增加。引起最大的非议的是，这种垄断的形成、效益及效率的提高，不是市场竞争和创新所达成，而是借助于政策设定、金融管制及微观干 预的力量。数量巨大的民营资本被限定在广袤的下游产业之中，当他们试图向上游进击的时候，必然被遭到政策性的打击，而其最重要的冲突时间，则是在宏观调控 的时期，比如2004年的夏秋和2008年底到2009年之间。

当“国进民退”浪潮发生的同时，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是，我们几乎在中央文件中看不到这一名词，甚至有很多决策层人士彻底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而在经济理论 界似乎也没有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支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玻璃门现象”。“发明”了这一词汇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是这样描述的――一些 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 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这三大特征之形成，是从2004年的那次宏观调控就发生了的。在一开始，民营企业家们对此并无知觉，直到两年后调控结束，才有人意识到事实的生成。 2006年开春，民营企业家冯仑在一篇题为《跨越历史的河流》的文章中写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 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 退裕如，持续发展。”

这段文字有着无比之辛酸，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篇“投降书”。后来这几年的事实发展表明，冯仑的结论只给对了一半，民营企业如果自甘“偏安一隅”，那么， “做点小买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上游领域被垄断控制之后，下游的利润空间和成长空间其实已被彻底钳 制，近期以来，在中国民营实业界四处弥漫着颓废和投机的气息，士气之低迷可谓是1990年以来所仅见，应该与这种政策逻辑不无关系。

细嚼“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一词，都不得不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或已成对立的“争利之势”。如果在今天，我们还试图回避这一事实，那就真成了埋头于沙堆中的鸵鸟了。

希望在接下来的两会时间，我们能够听到更激烈、更深入且理性的讨论。

 

【兩會特別報導】談國進民退，國企民企都低調

http://www.infzm.com/content/72136

原國航董事長孔棟說：「我和民營航空的老總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盛大集團總裁陳天橋說：「我們關注改革，也認可對改革的看法。有什麼爭議？我不知道有什麼爭議。」

低調「老闆」

全國兩會期間，兩個企業家的一張組合照片在微博上被瘋狂轉發。一個是王軍，國企中信集團原董事長，一個是許家印，恆大地產董事長。

兩人都是全國政協委員。前者手插口袋，一身休閒打扮，淡定而立，後者為了逃避媒體發足猛跑，西裝散開後被媒體拍到了腰帶。

前者的衣服和後者的腰帶都是頂級奢侈品牌。但一位微博用戶的跟帖道出了其中的差別：我土了，既沒看出下面那人腰帶是什麼牌子，更沒法認出上面那位的上衣居然比下面的腰帶貴好多倍，這才是「低調的奢華」。

王軍的淡定，一部分原因來自無官一身輕。2006年，王軍退休。

在王軍任內，中信的總資產從一千億元左右，做大到了八千億元上下。繼任者孔丹接棒後，中信集團的總資產做到了高達兩萬五千多億元。而恆大才1500 多億元。要知道，恆大算是中國房地產行業第一梯隊的企業，這個行業也被看作這5年來最為暴利的行業，也是與政府走得最近的一個非國有經濟主導的行業。

房地產業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支柱產業和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這個行業的高回報甚至引來了中央企業和大型國有企業湧入，地王頻出，房價進一步推高。更重要的是，由於經濟發展嚴重依賴於樓市，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工作推進緩慢。

2011年2月，中國啟動史上最嚴厲的地產調控政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是質問地產商是否流著道德的血液。這一切都讓地產商紛紛低調起來。2012年3月3日全國政協大會開幕的當天，許家印特意掐著時間到達會場，不給媒體圍堵和採訪的時間。於是有了上面那張照片。

孔丹的弟弟孔棟，也在2011年卸任退休。孔棟是從中國國航董事長的位置上退休的。航空業被認為是這幾年逐漸破除行業壟斷的成功典範。春秋航空等民 營航空已經壯大到即將登陸資本市場。3月5日，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孔棟談及國進民退的話題時說：「我和民營航空的老總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孔棟透露，3月4日，他所的政協小組，就現在應該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話題爭論激烈。他個人的觀點是，應該共存共榮，互相補充和競爭。

民企期待更大空間

在南方週末記者約訪的眾多企業界高管中，大部分明星企業家選擇了對改革話題的低調迴避。

TCL董事長李東生是個例外。3月5日，包括南方週末記者在內的十幾家媒體一起採訪李東生，每家媒體一個問題。在一個小時的採訪中，李東生用了二十多分鐘的時間來回答南方週末記者關於改革話題的提問。

李東生認為，目前對於政府到底在市場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存在爭議：有些人認為政府資本應該儘可能從經營性、競爭性的領域中退出，還有一些人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在經濟中的影響力，保持公有制的主導。

「到底我們要選哪一條路，現在真的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個人認為政府應該在經營性特別是競爭性領域退出。」李東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跟改革同生的TCL，誕生於1981年，三十年的時間裡，經歷了產權改革、改制上市和國際化試水後，TCL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標籤型企業。特別是產權改革，是中國企業這三十年裡最重要的命題之一。

跟李東生這個兩屆全國人大代表一樣，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同樣被貼上了改革的標籤和烙印。新希望集團今年30歲了，同樣因改革開放而生。

曾經被評為中國十大改革人物的劉永好，當了4屆全國政協委員。20年參政議政，他最大的「政績」，是成功推動了民營經濟發展的「非公36條」政策的出台。遺憾的是，2005年就提出的「非公36條」，至今尚未出台政策細則。

「更加市場化是必須的。國進民退，有一段時間這邊的說法比較多，最近說的少了一些，我相信國家在這個新格局下，國進民退會弱化。」劉永好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劉永好寧願把新希望的競爭對手歸為跨國企業正大集團，也不願意承認其實央企中糧集團才是其最大的對頭。

這幾年，央企中糧啟動了全產業鏈的擴張政策，幾乎包括了從原料生產到食品加工的所有環節，老百姓吃住用行的領域都要涉足。不少人質疑中糧作為央企的 大邊界擴張，會擠民企的生存空間。但中糧的理由也很充分，全產業鏈能很好地解決食品安全問題。潛台詞是，都是國家的企業生產的了，放心吃喝吧。在全產業鏈 的擴張中，連蒙牛這樣的大型民企也被中糧收歸旗下。

跟許家印和劉永好一樣，曾經登上過各種評選機構富豪榜首富的盛大集團總裁陳天橋，這次兩會期間對於改革的敏感話題也是避之千里。

「文化體制改革的問題嘛，大家都知道的。這個東西已經是公論了，你讓我再說一遍也沒有多大的意思。我們關注改革，也認可對改革的看法。有什麼爭議？我不知道有什麼爭議。」陳天橋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改革突破口

對於非公有制經濟的現狀，全國人大代表、鄂爾多斯集團董事局主席王林祥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目前大企業小企業都有難處。中小企業主要為貸款煩惱，因為銀行太少，由於政策限制太嚴格，民營銀行也沒有長足發展。大企業在貸款方面好點，但主要困難是項目審批過於煩雜。

首次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的中國銀行香港公司助理總裁朱燕來（朱鎔基之女）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金融領域的改革工作空間不小。在她看來，由於利潤率低， 國有銀行大型銀行對小微企業提供貸款的積極性不夠。國有銀行縣級以下分行貸款審批權限偏低，小微企業的貸款往往審批環節多，審批時間長，難以滿足小微企業 繼續貸款的需求。她建議，可以參考香港的經驗，由政府提供一筆資金，通過銀行評估機構進行評估，對小微企業進行貼息扶持。

從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看，如實行大包干、設立經濟特區等，選擇矛盾較少、阻力較小的新領域作為突破口進行試點，往往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一步。那麼，具體到經濟領域和產業領域，當前的改革突破口在哪裡？

對此，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鄧中翰給南方週末記者的回答是「戰略新興產業」。他認為，國家可以像當年搞改革開放一樣，建立 起新的橋頭堡，即在戰略型新興產業，通過新的體制，國家將資金更多地投入到企業中去。比如由財政部牽頭成立一個股份制單位，讓政府科研資金直接轉化為對員 工的激勵，「給員工期權，會在科技創新上爆發出很大的力量」。

鄧中翰認為，在這一改革路徑中，不一定要立刻改掉大學、研究機構的這些老的科研體制，而是要做好增量。在戰略型新興產業中以企業為主體，讓創新融入市場，既能把科研成果做好，又能夠富起來。如果大家都意識到這一點了，就都會從舊有的體制中解放出來，形成一種新的科研體制。

基於互聯網技術的產業，美國最早關注和推動，當時的戰略型新興產業如今已經演變成美國的支柱性產業，硅谷的產業規模遠遠超過了其他發達國家。這些新興產業領域，是國企先天優勢不足的領域，恰是民營經濟能夠大有所為的領域。

林左鳴再發聲：“國進民退”是故意把“國家”與“人民”對立

林左鳴再發聲：“國進民退”是故意把“國家”與“人民”對立

一財網 陳姍姍 2015-07-28 14:02:00

“一些人想盡辦法壓縮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存在的空間，找出一些所謂冠冕堂皇的道理，說什麽國有企業應該退出完全競爭性領域。這是沒有道理的！完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都退出了，國有企業只局限於不競爭的領域，其‘武功’自然就被廢了，哪來競爭力？那國有資產還怎麽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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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民退”擔保業過冬 寄望“安徽模式”脫困

“廣州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現在有業務做的勉勉強強有一二十家，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很難生存。很多擔保公司停業、歇業，即使沒有被摘牌也不做業務了，人走樓空，僅剩下一張招牌掛在那里。”昨日，廣東信用擔保業協會執行會長、廣東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銀達擔保集團董事長李思聰對《第一財經日報》感慨，近兩年經濟下行，再加上許多銀行只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擔保業很多同行已經斷炊。

而目前被國務院發文推廣的“安徽模式”，則被很多擔保業人士視為解救行業於困境的最有效途徑。

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急劇縮減

今年7月下旬，因近半年均未開展融資性擔保業務，不具備換發《融資性擔保機構經營許可證》的資格，廣州市有4家融資擔保公司退出融資擔保市場。其中，有2家公司被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公示“融資性在保余額0萬元，在保戶數0戶，訴訟保全在保余額0萬元，連續6個月內無新增擔保業務。”

此外，去年11月，有5家融資擔保公司被撤銷經營許可。實際上，從2013年以來便陸續有融資性擔保公司退市的情況發生，致使廣州市融資性擔保公司從以前的100家左右急劇萎縮至目前的42家。

“這些退市的，很多是因為沒有業務做，還有一些是因為業務違規被摘牌，比如幫關聯公司套取銀行貸款，但現在這種違規也不多了，因為相當多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拿不到銀行授信，想套錢也套不了。目前一些民營的融資性擔保公司轉去做非融資性擔保了。”另一位業內人士對本報說。

擔保業窘困到如此地步，除了受經濟大環境影響之外，還與銀行普遍只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有很大關系，拿不到銀行授信的民營擔保公司只能就此歇業。

上述人士對本報說：“目前在廣州市場上，工行是一刀切，不與任何擔保公司合作;農行采取逐步退出合作的策略，雖然給部分擔保公司授信，但實際銀擔業務是不批的;招行也是內部整頓逐步退出的態勢。還有一些銀行雖然不一刀切，但選擇只與國有擔保公司合作。廣州市場上就只有4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你想想民營擔保公司能活成什麽樣子?”

銀行只願意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多是考慮其有政府背景和財政兜底，且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在業務上更謹慎，使得風險更可控一些。

銀達是廣東實力數一數二的老牌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廣州市去年新增擔保額也就100億元，我們都占了一半了，即使這樣，我們的業務量還是略有下降，代償率也略有上升。你想其他同行會好到哪里？”李思聰介紹，因經濟形勢不好，從去年到今年，廣東省內擔保業務代償率實際上已高達3%-5%。

國有擔保授信使用率低

政府在財政上給與了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更多支持，銀行在授信上也優先選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這讓近幾年整個擔保行業呈現出“國進民退”的局面。

事實上，現在很多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處於“錢多花不出去”的狀態，授信使用率遠低於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

“我們的銀行授信根本用不完，在2010年頂峰時期，我們的銀行授信額有五六十億，但只用了10億元額度。今年我們有三四十億的授信，目前只用了1/10左右。”昨日，一位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人士對本報說，有時候去銀行辦業務，會碰到銀行客戶經理將客戶介紹給該公司的事情，“原因是銀達的額度已經用滿了。”

“受制於國企風格和體制，國有擔保公司的業務市場化程度不高，很多業務沒法兒做，決策效率脫離市場，業務開展以免責為前提，害怕承擔風險。其實政府財政資金大都投向了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但並沒有帶來多少市場增量。”另一位民營擔保業內人士對本報說，廣州某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每年能獲得幾百萬元政府補貼，而從去年開始，民營擔保公司的貼補卻被取消了。

“今年廣東財政劃撥了幾十億給幾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在全省建立擔保體系。但依然是上述老問題，不市場化，就新增不了多少業務。”上述民營擔保人士說，只有提高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市場化程度，才能更有效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寄望“安徽模式”

就在苦熬這種看不到盡頭的寒冬的時候，近期擔保業似乎看到了一絲光明。

據安徽省信用擔保協會網站消息，日前，國務院融資擔保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印發了《關於學習借鑒安徽擔保經驗推進政銀擔風險分擔機制建設的通知》(融資擔保辦通〔2016〕2號，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融資擔保機構監管部門開展借鑒學習安徽擔保經驗、推進政銀擔風險分擔機制建設工作。

“安徽模式”的核心是改變由融資擔保公司承擔全額代償風險的傳統模式，引入政府、再擔保、銀行，與擔保公司共同分擔風險。其具體做法是，對單戶2000萬元以下的貸款擔保業務，由融資擔保公司、安徽省信用擔保集團、銀行、當地政府，按照4：3：2：1的比例承擔風險責任，即“4321”新型政銀擔合作模式。經測算，新模式下政府投入1億元財政資金可撬動100億元貸款註入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銀行信貸風險敞口較自主發放貸款下降80%，融資擔保公司承受能力提升2.5倍。

安徽模式的一大好處是，讓目前手握“重金”的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的資金有處可去，讓拿不到銀行授信，沒活兒可幹的民營擔保公司活起來，以此幫助擔保業撐過寒冬並穩定發展。

“我認為安徽的模式是好的，我們觀察了一下，一是量上來了，二是銀行看到擔保和政府承擔了大部分風險責任，風險被分散，也樂於參與。三是，政府參與還能推薦一些好的項目進來。”李思聰說。

事實上，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在去年也創新了一種與“安徽模式”極其相似的模式，引入政府、再擔保與擔保公司共同分擔風險，區別只是沒有引入銀行。

“禪城模式是擔保公司承擔45%、再擔保公司承擔25%，當地政府成立的技改基金承擔20%-25%，我們的佛山公司都簽約加入了。禪城模式並不要銀行承擔一點風險，只要你給我業務做就好了。”李思聰介紹說。

李思聰認為，安徽和禪城的做法是當前真正能發展擔保業、支持小微企業的最有效模式。“一是把最具公信力的政府資源加入進來了，二是銀行樂意，三是擔保公司風險承擔小了，積極性提高;四是再擔保公司背後的財政資金也找到了資產標的。這是最容易落地和切合市場的做法。”而其中的關鍵點在於，政府一定要引導，擺出姿態。

安徽業界也是同樣的看法。《通知》明確指出，安徽在發展融資擔保的實踐中主要有五方面經驗和做法值得認真學習和借鑒。其中，政府重視是關鍵，舍得投入是保障。

金融雲端：「英」式國進民退

改革開放 扭轉「國進民退」 雷鼎鳴

圓方集：國進民退在政治亦在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