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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民退”擔保業過冬 寄望“安徽模式”脫困

“廣州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現在有業務做的勉勉強強有一二十家,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很難生存。很多擔保公司停業、歇業,即使沒有被摘牌也不做業務了,人走樓空,僅剩下一張招牌掛在那里。”昨日,廣東信用擔保業協會執行會長、廣東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銀達擔保集團董事長李思聰對《第一財經日報》感慨,近兩年經濟下行,再加上許多銀行只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擔保業很多同行已經斷炊。

而目前被國務院發文推廣的“安徽模式”,則被很多擔保業人士視為解救行業於困境的最有效途徑。

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急劇縮減

今年7月下旬,因近半年均未開展融資性擔保業務,不具備換發《融資性擔保機構經營許可證》的資格,廣州市有4家融資擔保公司退出融資擔保市場。其中,有2家公司被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公示“融資性在保余額0萬元,在保戶數0戶,訴訟保全在保余額0萬元,連續6個月內無新增擔保業務。”

此外,去年11月,有5家融資擔保公司被撤銷經營許可。實際上,從2013年以來便陸續有融資性擔保公司退市的情況發生,致使廣州市融資性擔保公司從以前的100家左右急劇萎縮至目前的42家。

“這些退市的,很多是因為沒有業務做,還有一些是因為業務違規被摘牌,比如幫關聯公司套取銀行貸款,但現在這種違規也不多了,因為相當多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拿不到銀行授信,想套錢也套不了。目前一些民營的融資性擔保公司轉去做非融資性擔保了。”另一位業內人士對本報說。

擔保業窘困到如此地步,除了受經濟大環境影響之外,還與銀行普遍只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有很大關系,拿不到銀行授信的民營擔保公司只能就此歇業。

上述人士對本報說:“目前在廣州市場上,工行是一刀切,不與任何擔保公司合作;農行采取逐步退出合作的策略,雖然給部分擔保公司授信,但實際銀擔業務是不批的;招行也是內部整頓逐步退出的態勢。還有一些銀行雖然不一刀切,但選擇只與國有擔保公司合作。廣州市場上就只有4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你想想民營擔保公司能活成什麽樣子?”

銀行只願意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多是考慮其有政府背景和財政兜底,且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在業務上更謹慎,使得風險更可控一些。

銀達是廣東實力數一數二的老牌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廣州市去年新增擔保額也就100億元,我們都占了一半了,即使這樣,我們的業務量還是略有下降,代償率也略有上升。你想其他同行會好到哪里?”李思聰介紹,因經濟形勢不好,從去年到今年,廣東省內擔保業務代償率實際上已高達3%-5%。

國有擔保授信使用率低

政府在財政上給與了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更多支持,銀行在授信上也優先選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這讓近幾年整個擔保行業呈現出“國進民退”的局面。

事實上,現在很多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處於“錢多花不出去”的狀態,授信使用率遠低於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

“我們的銀行授信根本用不完,在2010年頂峰時期,我們的銀行授信額有五六十億,但只用了10億元額度。今年我們有三四十億的授信,目前只用了1/10左右。”昨日,一位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人士對本報說,有時候去銀行辦業務,會碰到銀行客戶經理將客戶介紹給該公司的事情,“原因是銀達的額度已經用滿了。”

“受制於國企風格和體制,國有擔保公司的業務市場化程度不高,很多業務沒法兒做,決策效率脫離市場,業務開展以免責為前提,害怕承擔風險。其實政府財政資金大都投向了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但並沒有帶來多少市場增量。”另一位民營擔保業內人士對本報說,廣州某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每年能獲得幾百萬元政府補貼,而從去年開始,民營擔保公司的貼補卻被取消了。

“今年廣東財政劃撥了幾十億給幾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在全省建立擔保體系。但依然是上述老問題,不市場化,就新增不了多少業務。”上述民營擔保人士說,只有提高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市場化程度,才能更有效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寄望“安徽模式”

就在苦熬這種看不到盡頭的寒冬的時候,近期擔保業似乎看到了一絲光明。

據安徽省信用擔保協會網站消息,日前,國務院融資擔保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印發了《關於學習借鑒安徽擔保經驗推進政銀擔風險分擔機制建設的通知》(融資擔保辦通〔2016〕2號,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融資擔保機構監管部門開展借鑒學習安徽擔保經驗、推進政銀擔風險分擔機制建設工作。

“安徽模式”的核心是改變由融資擔保公司承擔全額代償風險的傳統模式,引入政府、再擔保、銀行,與擔保公司共同分擔風險。其具體做法是,對單戶2000萬元以下的貸款擔保業務,由融資擔保公司、安徽省信用擔保集團、銀行、當地政府,按照4:3:2:1的比例承擔風險責任,即“4321”新型政銀擔合作模式。經測算,新模式下政府投入1億元財政資金可撬動100億元貸款註入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銀行信貸風險敞口較自主發放貸款下降80%,融資擔保公司承受能力提升2.5倍。

安徽模式的一大好處是,讓目前手握“重金”的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的資金有處可去,讓拿不到銀行授信,沒活兒可幹的民營擔保公司活起來,以此幫助擔保業撐過寒冬並穩定發展。

“我認為安徽的模式是好的,我們觀察了一下,一是量上來了,二是銀行看到擔保和政府承擔了大部分風險責任,風險被分散,也樂於參與。三是,政府參與還能推薦一些好的項目進來。”李思聰說。

事實上,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在去年也創新了一種與“安徽模式”極其相似的模式,引入政府、再擔保與擔保公司共同分擔風險,區別只是沒有引入銀行。

“禪城模式是擔保公司承擔45%、再擔保公司承擔25%,當地政府成立的技改基金承擔20%-25%,我們的佛山公司都簽約加入了。禪城模式並不要銀行承擔一點風險,只要你給我業務做就好了。”李思聰介紹說。

李思聰認為,安徽和禪城的做法是當前真正能發展擔保業、支持小微企業的最有效模式。“一是把最具公信力的政府資源加入進來了,二是銀行樂意,三是擔保公司風險承擔小了,積極性提高;四是再擔保公司背後的財政資金也找到了資產標的。這是最容易落地和切合市場的做法。”而其中的關鍵點在於,政府一定要引導,擺出姿態。

安徽業界也是同樣的看法。《通知》明確指出,安徽在發展融資擔保的實踐中主要有五方面經驗和做法值得認真學習和借鑒。其中,政府重視是關鍵,舍得投入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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