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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手」還是「推手」？ 那些藝術圈說不清楚的事兒

藝術圈流傳著一種說法：「張頌仁手上沾滿當代藝術家的鮮血。」

也有一種說法：「張頌仁把中國當代藝術推向國際。」

剝削藝術家，還是幫助藝術家？

二十年來，「張頌仁們」一直有著兩面評價。

2014年3月，71歲的藝術家余友涵終於向張頌仁要回了自己的作品《春》——這幅畫10年前給了張頌仁，一直沒有收到畫款。

要畫的過程很簡單，余友涵給張頌仁寫了一封信，其中一句是：「最近在上海，關於你的議論很熱鬧。」余友涵認為這很關鍵。

4月剛結束的2014香港蘇富比春拍季，張曉剛的《血緣：大家庭3號》以8300萬港元成交，創下他個人的最高價。最早把「大家庭」系列推向國際的，就是張頌仁。張曉剛、王廣義、方力鈞、岳敏君曾經被打包貼上「藝術圈F4」的標籤，也一度代表當代藝術交易的風向標，包括張頌仁在內的「藝術中間人」，「亦有很大貢獻」。

余友涵說的「議論」，是指「1993威尼斯雙年展丟畫事件」。議論20年來一直存在，但2013年，忽然被擺上了檯面。想盡辦法之後，2013年上半年，李山、孫亮委託了律師，向張頌仁追討因為「威尼斯雙年展」丟失的畫。

2013年10月，張頌仁「因為辦展」清理倉庫時，「找到了丟失的畫」，並一一還給了藝術家。

余友涵從張頌仁手裡拿回畫後，很想感謝李山、孫良，「也許這個壓力起了作用，所以他決定把東西還給我」。

不光在上海，北京、廣州的藝術傢俬底下的議論也很熱鬧：無論香港、大陸，乃至於國外，畫廊扣畫、畫家丟畫的事常有，大部分藝術家選擇不說，畢竟還要合作下去。

畫來了，畫不見了

藝術圈流傳著一種說法：「張頌仁手上沾滿當代藝術家的鮮血。」

王廣義對南方週末記者做了另一番解釋：「還原到當時，藝術家能參加展覽，作品能賣掉，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鮮血』這句話的含義是張頌仁賺了很多錢，但是倒過來說，和張頌仁合作，也對這些藝術家的推廣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3年12月，張頌仁創建漢雅軒畫廊，最開始，經營的是港台藝術家。

1980年代中期，他讀到關於「85美術新潮」的報導，找到了新的興趣點。1989年他策劃「星星十年」展，齊集星星畫會的幾乎所有成員，第一次把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帶到了香港。

這一時期，中國當代藝術在國內的地位是：邊緣、半地下，在國際上，參展的機會也很稀罕。

威尼斯雙年展前，中國藝術家第一次參加大型國際展覽是1992年卡塞爾文獻展，其中的一個外圍展——「時代性歐洲外圍藝術展」，李山、孫良都沒有去現場，「經濟條件不允許」。參展的台灣藝術家，也是第一次參加西方國際大展。

據張曉剛回憶，這次展覽，「看展的人極少」，宣傳也不夠，影響力有限。

1993年，更大的機會來了。意大利大使館的使館秘書茀蘭，同時也是中國藝術的發燒友，把中國藝術家介紹給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人奧利瓦，14位中國藝術家被選中。

這一屆雙年展，29個國家有各自專屬的國家館，中國並不在此列，藝術家們參加的還是外圍展——名為「東方之路」，集合了俄羅斯、日本和中國的作品。

即使這樣，藝術家們還是很雀躍，自費去了威尼斯雙年展現場。

「這是中國當代藝術正式與國際對話的開端。」事後，已是「中國當代藝術教父」的栗憲庭總結。他帶領藝術家們去參展，得知主辦方提供3000美金的策展費，傻了，這對他來說是個天文數字。

很快麻煩接踵而至。

藝術家以私人身份參展，沒有政府組織，也沒有官方批文，藝術作品不允許出關，最後委託一傢俬人公司，以工藝品的名義運出。

方力鈞稍有安全意識，提出要給藝術品上保險，其他人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又不肯為「保險」付額外的費用，就這麼把作品運走了。

到了意大利，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出國，沒有翻譯、沒有宣傳、沒有專人接待，布展全得自己來，行程並不愉快。

展覽結束，作品分五箱，1994年由威尼斯運到天津，不合法，入不了關，滯留三個月後，有人提議轉運香港，由張頌仁代為接收，再找渠道回國。

過了一陣子，藝術家陸續聽到消息：畫不見了。

2000年左右，茀蘭組織丟畫藝術家簽字，申明丟了畫，計劃再請她的律師父親，用法律手段追討。事情很快進行不下去。

李山當時在美國，瞭解到大致情況：第一是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畫究竟怎麼丟失、在哪裡丟失；第二，有的藝術家同意通過法律途徑尋找，孫良簽了字，丁乙也很積極，但大部分藝術家不願意。

有人不客氣地指出：在那個機會稀缺、出入不自由的時期，張頌仁掌握天時地利，很多人對他抱有幻想，不敢得罪。

產銷結合，價格飆升

徐冰也在丟畫藝術家名單裡，實際上，他的作品沒有丟。

1993年，徐冰收到威尼斯雙年展的邀請時，已在美國生活了三年。

參展的作品是《天書》，作品從美國寄到意大利，展覽結束，完好無損地回到美國，很快又運去西班牙參加一個展覽。

1990年徐冰受威斯康辛大學的邀請，成為榮譽藝術家移居美國，相當於進入了美國的藝術系統，而中國大部分的藝術家此時在國際上寂寂無名。

而在中國，沒有成熟的藝術推廣體系，市場也未成型，藝術家只能指望中間人。

1993年，張頌仁和栗憲庭合作策劃「後八九——中國新藝術展」，對應當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展」，展出54位藝術家的兩百餘件作品，先後在香港、澳洲、美國巡迴展出八九年，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藝術開始與國際交流的突破口」。

「後八九」是包括李山、徐冰、王廣義、方力鈞、張曉剛等在內的許多大陸藝術家，第一次跟張頌仁合作，其中90%的作品被張頌仁購買，展覽遭到大陸官方藝術的抵制，張頌仁的購買讓它們擁有了向海外運輸的權利，展覽也得以實現。

1994年，張頌仁為第22屆聖保羅雙年展的中國部分策展，邀請余友涵、李山和王廣義等人參展，後來又補上了方力鈞和張曉剛，國內申請手續麻煩，張頌仁設法把他們的身份變成香港藝術家，才得以順利參展。

1995年，張頌仁為第46屆威尼斯雙年展推薦了三名藝術家：張曉剛、劉煒和谷文達。這次，他和好友、香港的當代藝術收藏家鄧永鏘一起請來戴安娜王妃，參觀中國藝術家的作品。晚宴上，張頌仁穿一身中式長衫，用流利的英文向戴安娜和各國賓客介紹中國當代藝術。對於在座的中國藝術家來說，這追加了一道對外推廣的籌碼。

兩屆威尼斯雙年展和一屆聖保羅雙年展之後，藝術家的身價開始飆升。

上海藝術評論家吳亮認為張頌仁沒有什麼學術水平，但買賣做得不錯，把他稱作「藝術的經銷商」。

「後八九」之後，張頌仁幾乎壟斷了跟中國藝術家的合作。沒有合約，雙方憑口頭協議，由張頌仁向中國當代藝術家固定地批量買畫，這種模式被總結為「產銷結合」，藝術家專注創作，畫廊則動用各種關係和渠道為藝術家打開市場。

在歐美，策展人、畫商、藝評人，往往各司其職，要注意利益規避，但是張頌仁卻集多幾種身份為一體，買賣和推廣、學術和生意同時進行。

「認命」和「代理」

王廣義1993年以威尼斯雙年展回來，也丟了畫，但和孫良的激憤相反，他表現得很淡漠。頭一年，王廣義想過找畫，漸漸就不想了，還勸孫良：「肯定找不到了，認命吧。」

王廣義把丟畫歸結為「命運」，此後十多年，從來沒有問過張頌仁，事實上，他「完全忘了，跟沒這個事情一樣」，直到半年前，2013年10月，他接到了張頌仁打來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在威尼斯的畫找到了，你什麼時候過來取？

相比李山、孫良這些追著張頌仁找畫的藝術家，王廣義受到更多的是「禮遇」。

2014年1月16日，王廣義從美國看完展覽場地，直接趕到香港，參加漢雅軒「漢雅一百」開幕式，順便取回了畫。這天，張頌仁在擠滿賓客的畫廊裡到處找他，念叨著一定要打個招呼。

王廣義和張頌仁的合作還算順利，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之間沒有什麼不愉快：「大家按照約定，你的作品我收藏，錢一個月到賬，這就是藝術家和畫廊老闆的關係。」

對「丟畫」，王廣義「不憤怒，也不怨誰」。一方面，「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另一方面，他對張頌仁相對信任，「我們有過比較漫長的交往，我也曾經是他代理的藝術家」。

1990年代初，王廣義在武漢。那時大陸沒有像樣的畫廊，藝術家們倒是都知道香港有個漢雅軒。

張頌仁去了一趟武漢，看藝術家的作品。王廣義此時剛開始畫《大批判》系列，張頌仁很感興趣，提出要「代理」。

代理是怎麼回事？王廣義不懂。張頌仁告訴他，代理一年，畫家要給畫廊10張畫，一張3000美元，預付1萬，代理期五年，畫廊承諾每年或兩年為畫家辦不少於一次個展，同時負責在海內外推廣，作品賣出，由畫廊和畫家五五分賬。

等於說，一年能收入3萬美元，王廣義很高興，和張頌仁簽了合同。

在張頌仁之前，四川有兩個學歷史的年輕人「下海」，賺了錢，收藏了王廣義早期的六七張畫，每張1萬元人民幣左右，比張頌仁給出的價格要低。

1994年王廣義參加第22屆聖保羅雙年展。回國後很快身價上漲，他的《大批判》系列被一位國外藏家收藏，價格漲到3萬美金一張。這時期的藏家主要來自國外，而國內鮮有途徑接觸。

那一年，王廣義和張頌仁的合同到期，沒有續約。合作「以類似朋友的模式」進行，漢雅軒對外宣傳代理藝術家的名單上仍然打著王廣義的名字，但不再硬性規定每年交10張作品，而是變成，「張頌仁有時打電話來，直接要三五件作品，我說給你兩件。」每當張頌仁在國外策劃展覽，也會問問王廣義有沒有興趣參加。

2007年，王廣義的作品，無論成交總價，還是單價，都達到了新的頂峰。2011年，他的作品拍出了三百多萬美元的個人最高價。

「你就不能跟我談點別的？」

參加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的14位藝術家大多參加了「後八九」，也跟張頌仁保持合作。「方力鈞的畫，好多年以後才來取，他知道在我這裡，他也不急，因為反正我一直跟他有合作辦展覽。馮夢波是有一組九張，賣給我了。張培力的當時沒有拿，七八年後，他說賣給我算了，我根本沒看就買了，因為跟他一直展覽合作嘛！」張頌仁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丁乙丟了畫，圈內有一個傳說：2010年，張頌仁要跟丁乙合作，丁乙提出先把威尼斯丟失的畫還回來，再談合作，最後丁乙如願以償。不過，丁乙以「實在沒有時間」，拒絕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

「畫商不講信譽，不講基本的道德規範，多多少少都有，張頌仁是最厲害的一個。」孫良對南方週末記者的說法很直接，他最不滿的是，「沒有人敢站出來，有膽量和勇氣去跟他對立。中國藝術家因為經濟的問題，長期壓抑，永遠看人家的眼色行事。」

孫良是14位藝術家中，惟一沒有和張頌仁合作過的，兩人也從未碰過面。為了找畫，孫良「不計代價」。

1996年，李山從美國回到上海，才知道畫丟了。他電話張頌仁，對方幾句話就打發了：打開看了，就是沒有，談話無法繼續。接下來十幾年，李山每次打電話問張頌仁，情況都一樣。

2008年，李山在一次展覽上碰到張頌仁，當面談起「丟畫」，張頌仁有點不耐煩：「我每次見到你，你都談這個問題，難道你就不能跟我談點別的？」

李山越來越不信任張頌仁，發展到：2010年，張頌仁在上海跟藝術家見面，李山恰好在場，得知他是廣州三年展的策展人之一，掉頭就走，也拒絕參加廣州三年展邀請；亞洲藝術文獻庫讓李山參加一個項目，他發現張頌仁是該機構的聯合創辦人，立即拒絕。

在張頌仁之後，李山「十年怕井繩」，再也不願意被畫廊「代理」。

「早幾年我希望用協調的方式來解決，因為大家很熟，但他很不誠實，已經失去我的信任。」李山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開始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

斷定張頌仁「不誠實」、畫一直在漢雅軒，李山有兩個關鍵的依據：

1994年10月，他曾經在漢雅軒的倉庫，看見幾件捲起來的畫擺在地上，張頌仁告訴他，那些就是威尼斯回來的作品，但是不能打開看，必須有律師在場，其中一幅是將近三米的長卷，李山相信那就是他的作品；另一個證據是，丁乙找回了畫。

2012年，李山在美國委託律師李亞倫為他和孫良找畫。追回來的作品賣掉後對半分成，孫良甚至表示，他的畫款都給李亞倫也可以。

2013年上半年，李亞倫先把丟失的作品申請掛失，讓這些作品不能交易；接著向張頌仁發出律師函，讓他在一個月內提供作品丟失的報告。

兩個月後，張頌仁通知李亞倫，60天之內到他那去取作品。

張建君被欠款，比其他人都早。1989年張頌仁舉辦「墨旋」展，這是中國最早關於當代水墨藝術的展覽，他與谷文達、楊詰蒼、王川三人聯展。

展覽結束，只有張建君作品賣出，十多幅。但張建君很久沒收到畫款。他寫信去問：什麼時候可以收到錢？得到的答覆是：為了辦展覽，畫廊開銷很大，至於沒賣出的畫，哪天到倉庫去找找。

按照最初的約定，作品賣出，雙方要對半分賬。照例，約定是口頭的。「按理講他做畫廊的，應該知道要有書面協議，我們大陸的藝術家不清楚，結果被欺負。」張建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至今沒有收到畫款和餘下的畫。

「是因為要辦『漢雅一百』展覽，清理倉庫，正好找到了。」張頌仁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自己純粹是好心幫忙，並不應承擔責任，當年清點貨物的員工已經離開漢雅軒，無從查證，他自己也從來沒有時間親自清理倉庫。「他們現在說我吞他們的東西，好像我是賊一樣，這沒有道理。我吞他的畫幹嘛？我不能賣，又不能展。」

李山不認同，「他可以說作品不見了，再偷偷賣了，藝術家很難知道。」他也堅決反對「張頌仁把中國當代藝術推向國際」的說法：「藝術家都是在奮鬥中成長起來的，也許有批評家、策展人的推動。」

吳亮很激憤：「張頌仁可能是推手，但我認為他首先是個扒手。」

栗憲庭對此事公開發表評論，表示要「還原彼時彼地的情景」。

十萬個「不知道」

1994年威尼斯雙年展，余友涵有兩張畫參展，沒有丟。展覽之前，張頌仁已經買下。

1992年，栗憲庭和張頌仁合作策劃「後八九」時，介紹張頌仁和余友涵認識。張頌仁想買畫，余友涵一口回絕：只借，不賣。僵持很久，張頌仁請余友涵吃飯，地點在希爾頓酒店，一邊吃飯一邊要買畫。

張頌仁給余友涵開的條件不錯：一般人三四百美元一張，你年紀大資格老，按一千美元一張——當時余友涵夫婦工資都是每月六七十塊人民幣。

余友涵盤算：賣這些畫，錢夠的話可以買個大點的房子當畫室，但房子怎麼個買法，他不知道；這筆錢夠不夠買，也不知道，那又何必割愛呢？

余友涵猶豫，張頌仁就一點點把價格抬高，最後提出一張四千美金，五張一共兩萬。飯桌上沒談妥。第二天張頌仁又打電話去余友涵教書的學校，繼續磨。最後，余友涵終於同意，「被金錢感動了。」

五張畫中有兩張參展1994年威尼斯雙年展。但說好的兩萬美金，余友涵遲遲沒有收到。

合作開了頭，張頌仁開始固定跟余友涵買畫，價格定為每張2500美元。

1993年到1996年，余友涵賣給張頌仁的畫超過20幅。但是，沒有簽訂合同，畫款支付方式也很特別，從「寫申請」開始——每次需要用錢時，余友涵就給張頌仁「寫信商量」。比如，「我要參加威尼斯雙年展，需要一筆路費」，或者，「我兒子要出國，需要學費」，這樣，每次能收到畫款三千至五千美元不等。

1996年，張頌仁問余友涵要一批新畫。余友涵不干了。他的太太專程去了香港九龍一趟，主要任務是幫他「吵架」：把所有欠款還清，再談新畫。賬單一拉，欠款還有幾萬美元。

1996年，香格納畫廊在上海開張，余友涵轉頭跟香格納合作，和漢雅軒斷了聯繫。

2003年，聯繫又續上了。漢雅軒成立20週年，張頌仁要辦慶典活動，請余友涵貢獻一幅畫。

「我就發揮我的善良，以前的不要計較，畫了一幅《春》。」余友涵這次主動開價六千美元。畫寄到香港，情況照舊：沒有收到畫款。

2013年，漢雅軒要30週年紀念，張頌仁又請余友涵畫一幅畫，並表示：現場會請很多對中國當代藝術有興趣的評論家、收藏家來看，來回機票報銷，住在五星級酒店。余友涵在意的是：「畫是送給他，還是賣給他？沒有講清楚。」最後也就沒有給畫。

李山和孫良拿回畫後，余友涵藉機寫信給張頌仁：十年前畫的《春》，既然還沒有收到畫款，請把畫寄回來，如果實在不願意還畫，就按今天的市價：80萬人民幣支付。2014年3月，余友涵收到了漢雅軒寄回來的《春》。

余友涵對張頌仁「談不上仇恨」，但是有點遺憾：「從經濟上考慮，我很多好畫如果當時沒有賣給他，藏在我這裡，今天的價格可能挺高的。」

徐冰對南方週末記者肯定了張頌仁的貢獻：「他較早地關注中國當代藝術，並且介紹給西方，可能很多藏家都是從他手裡最早獲得中國當代藝術的藏品。他當時關注的一些藝術家，後來出來的也很多。」

張頌仁完全不同意「自己手上沾滿了藝術家的鮮血」的說法：「張曉剛那時賣給我的畫大概幾千塊美金，現在是幾百萬，他們賺的錢跟我做的工作是不是都有關係呢？我賺的就是那幾張畫的錢，其他的全是他們自己身價的提高。這怎麼說呢？」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完這些，張頌仁有些生氣。

別相信「樸素的道德」

對余友涵來說，國外畫廊也不保險。

1989年夏天，余友涵家來了一個金發藍眼的年輕姑娘，她是德國一家名叫inForst的畫廊的員工，要他的畫去德國辦展。余友涵堅信，「德國人是地球上比較好的一個民族，除了希特勒」，於是慷慨地給了七張畫，簽收單還是姑娘主動給的，當場換到2500塊人民幣，算作預付金。

兩三年間，余友涵寫信去問畫怎麼樣了，對方總是表示：即將在歐洲巡迴展出。但巡迴展杳無蹤跡。

1992年，德國策展人史安迪來問余友涵要畫，聽說inForst的事，非常驚訝，當場拿了當年的簽收單，回德國打官司，要回了六張，另一張找不到了，畫廊破產倒閉，無法追究責任。

找回的六張畫1993年在柏林世界文化宮的中國前衛藝術展展出。展覽結束後，史安迪說服余友涵接受路德維希基金會的收藏，說好五張畫，2500美元一張，一共12500美元。最後余友涵只收到5000美元，據說其餘的畫款，被扣在德國畫廊老闆柯林斯手中。

余友涵請史安迪幫他要回所欠畫款，他將支付畫款的四分之一作為酬謝。2008年，余友涵預先支付了這四分之一，也就是1250美元給史安迪，仍然沒有寫任何書面憑證。

「我們還是都相信自己，不相信律師。」余友涵不好意思地笑。

到現在，余友涵還是沒有拿到餘下的畫款，原先收到的5000美金，反而縮水成3750。他後來聽說，一些中國藝術家的畫也在柯林斯手上，畫款則一直拖欠。

王廣義把這些看作「江湖之中無關痛癢的恩怨」：「中國藝術家做事，永遠靠君子協定，但是沒有法律文本約束，靠樸素的道德是做不到的。」

他還看到一個有點殘酷的現實：「如果藝術家有名，作品有影響，誰也不敢欺負你。」

(龍健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鐵地下化　賴清德說不清的三疑點

五月十四日，台南市長賴清德在民眾抗議聲中，通過以「鐵路地下化」之名擬定的六項都市計畫變更案。這項計畫進行超過二十年，此次定案卻從原本只是「徵用」土地，最後還是還給老百姓，如今改為「徵收」，民眾再也回不去自己的老家，因此引發激烈抗爭，也成為賴清德這位支持率超過七成的市長，面臨主政以來最大的信任危機。

台南市鐵路地下化工程主要是為改善鐵路沿線平交道，以及地下道衍生的交通問題。原本沿線三百多戶居民都支持，後來會演變成抗爭，主要原因是鐵軌設計改變。一九九六年通過環評的版本，是將地下鐵軌設在既有鐵軌下方，施工期間向鐵路東側居民徵用土地做臨時軌，完工後再拆除臨時軌把地還給居民。

但二○○九年行政院核定的新版本，改成直接在鐵路東側做永久軌，由交通部鐵工局負責興建，台南市政府隨後提出都市計畫變更，這三百多戶從原本「徵用」變成「徵收」。徵收與徵用，一字之差，但居民卻要永遠失去家園，人生巨變。

至於為什麼鐵路非要東移、又為什麼非要採取強制徵收手段，台南市府的說法始終無法讓居民信服，導致爭議越演越烈，主要有以下幾項疑點。

台南市政府表示，推動都市計畫變更徵收三百多戶是為了「配合」鐵路地下化工程，賴清德在十四日台南市都委會通過後也說，此案採行政院版本，未來還要送內政部審議，最後核定權在中央，幾乎撇清所有台南市政府的責任。

疑點一：為了開發利益？難保證拿土地做商業利用

政治大學地政系助理教授戴秀雄認為，這是一個典型以都市計畫變更進行土地徵收的例子。台南市有都市計畫的絕對主導權，並非是只配合交通部才做的計畫。他問：「鐵路地下化完工覆土後，交通部還要不要用地表？」如果用不到，為什麼不能讓土地恢復私有。

大地工程師王偉民表示，這是全台灣有史以來在都市精華區最大面積的土地徵收，徵收後的開發利益非常龐大。賴清德則說，當初的確有將這些土地做商業利用的想法，既然大家質疑，這次都市計畫變更一併將未來地下化鐵軌上方土地、以及現有鐵軌拆除後的土地全部做道路，他保證沒有人有機會利用徵收的土地去謀利。

但他的保證能維持多久？因為都市計畫隨時都可以變更，細部計畫更是台南市自己核准就好，不必送中央審查，一旦開發地價翻漲數十倍，但卻是用非常低價徵收民宅，如果這點沒說清楚，居民如何甘心，土地不明不白被徵收。

疑點二：拿工法當藉口？沒威脅到公益，不應強徵收

賴清德表示，如果在鐵路東側蓋臨時軌，要做臨時火車站跟平交道，有些路段還要往外拆六米，拆的房子可能更多。而且鐵軌要切換兩次，對照行政院版本只要切換一次，時間會加長、經費增多，對交通的衝擊更大。

王偉民說，鐵軌切換是鐵工局的核心專業，根本不用台南市政府擔心，而且切換鐵軌只要一個晚上，並不困難，也沒有所謂時間加長、衝擊交通等問題。

戴秀雄則認為，工法的差異除非是天文數字、或非這樣做工程無法進行，否則省錢、省時間、或經費自償都不構成公共利益，自然不能以此做為徵收土地的理由。

疑點三：都市計畫不透明？跳過重劃、換地等人性手法

一位八十歲陳媽媽的家也在徵收範圍內，她在十四日台南市都委會上聲淚俱下：「我們再活也不過幾年，明明不用拆我們房子也可以做，為什麼非拆不可？」土地徵收之無情、政府都計權之濫用、審查制度之無能，在那個場合表露無遺。

戴秀雄說，都市計畫在規畫階段就要選擇對民眾產權侵害較小的方式，但政府對保障基本權利的價值認知非常薄弱，加上都計階段不公開透明，地方首長握有都計大權，就像拿著尚方寶劍亂砍，高興怎麼劃就怎麼劃，導致人民權利被剝奪。他說，就算非要土地不可，也可優先採用換地、直接購買、或市地重劃等更人性的方式，但現在都跳過這些，直接土地徵收，無非就是想用便宜價格取得土地。

面對抗爭，台南市府強調將採市價徵收，但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提醒，土地徵收條例雖明訂市價補償，但又規定所謂市價，是由縣市政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所以並非真的市價，而是幾近公告的低地價，形同搶奪人民財產。

以上疑點本可透過公開程序釐清，但台南市政府、交通部一再拒絕舉行聽證會，連十四日的都委會，事前資訊不上網、現場只允許五名自救會代表發言，會中因住戶陳致曉發言時間過長，連同王偉民、徐世榮三人被警力強行帶離，更讓居民感到黑箱審查的氛圍。

賴清德如果鐵路東移的土地徵收沒處理好，賠上民意信任度，將是這位滿意度高達七成的市長施政上的最大敗筆。而政府土地徵收一直以來都是只問效率、利益，其中少了顧及民眾對土地感情的依賴，即便支持率排名第一的賴清德，也無法擺脫前人的舊路；期待土地徵收有一天會做到「賓主盡歡」 ，似乎越來越難了。

【延伸閱讀】政策一變，民眾的家非拆不可？——台南鐵路地下化2版本比較

1996年版施工範圍：鐵路地下化範圍（在既有軌下方）土地使用方式：徵用東側民宅，完工後還地於民工法差異：鐵軌切換2次，時間及經費增加利益爭議：鐵軌切換簡單，沒有利益問題

2009年版施工範圍：鐵路地下化範圍（在既有軌東側）土地使用方式：徵收東側民宅，完工後土地歸公工法差異：鐵軌只要切換1次，時間及經費減少利益爭議：徵收土地，是為了開發利益

（設計從臨時軌變永久軌，因此土地從徵用變徵收）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工程師王偉民 整理：朱淑娟

只有不喜歡你的投資人，沒有說不清的商業模式

剛到 500 Startups（下稱 500）參加培訓時，每個人都需要向其他人介紹自己的項目。當時我很緊張，覺得自己一定會說不清楚。因為在過去的半年里，從拒絕我的投資人那里，我不斷接收到這樣一個回饋：你沒說清楚。

我很擔心，Fiberead 的商業模式，我用母語都說不清楚，用外語解釋起來恐怕就更難了。所有人都這麽說，所以我也不得不接受：我們的商業模式很複雜，很難在短時間內說清楚。

我決定向我在 500 的兩位創業導師之一——Zafer 求助。

讓我驚訝的是，Zafer 一下就聽明白了。我甚至不用多說，他自己都能推斷出好多細節。而之後我遇到的所有人，就沒有一個是聽不懂我用英語介紹的商業模式的。

後來我想明白了：當一個人不想投你，又不願意承認自己不了解你的行業的時候，你怎麽解釋，他都是不會清楚的。

怎麽可能會有創業者說不清楚自己的商業模式呢？這恐怕是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上最大的謊言了。只有不喜歡你的投資人，沒有你說不清楚的商業模式。

那時候，大多數人都在教我如何包裝自己的項目。我明明已經把所有東西都說清楚了，但還是會遭遇各種挑剔。最難受的大概是，你處在一個和自己價值觀不一樣的環境里，進而質疑自己。

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夠更早地明白：融資和你的智力沒有一點關系，它就是一個體力活。你不需要把自己的語言變得很有“說服力”。如果你想著如何提升自己的論述能力，這會讓你變得很痛苦，因為這麽做根本就是錯的。真正有“說服力”的，是你做了什麽，而不是你說了什麽。你的公司的“Traction”，永遠是你已經達成的值得驕傲的成就，而非那些存在於計劃里的未來，更不會是你的嘴上功夫。

現在的我，已經不再去糾結這些細節。我的公司引進外版書的能力已經超越國內任何一家出版社。我們的用戶里，有駐美大使，有普利策獎得主，有紐約時報一線暢銷作家，還有納粹大屠殺幸存者。我們的微信和微博，雖然看起來很普通，可是這些內容，全部是系統自動發送的，我們沒有任何人在運營它們，而且每一次叠代，它
們都變得更好。能夠支持我的，不是我的能力，而是我們做的事情。

一年前，我犯過很多錯。一開始，我覺得公司未來的發展大概需要300萬人民幣，然而，當別人告訴我去融200萬美金的時候，我就開始懷疑自己了。我本來就沒有經驗，而給我提這個想法的人見多識廣。於是，我犯了別人的錯誤。我想我不會再有比那更愚蠢的時刻了。

後來，我認識了很多非常優秀的創業者，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是估值高到不可理喻還拿了十幾個Term 的。也許傳說中這樣的人的確存在，一來我沒有見過，二來即便如此，他也一定不是我想成為的人。如果你的目的是做一個偉大的公司，而非融一筆巨款，過高的估值只會傷害你的公司。

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想想最終為了什麽。當你很想招一個人的時候，你想一想，你最終的目的是做成一個偉大的公司，還是僅僅把這個人弄進你的團隊里？如果這個人百里挑一，那麽世界上會有一百萬個他這樣的人，你何必糾結於只要他呢。當你想要一個投資人的錢的時候，你要的是他的錢，還是僅僅因為喜歡他作為一個成功的前創業者，希望得到他的指點？如果是後者，為什麽一定要糾結於讓他的名字出現在你的股東里呢。

所有這些，給我的一個教訓是，任何時候，不管別人說什麽，都不要懷疑自己的心。哪怕你是錯的，你也要自己錯一次，否則你永遠會活在別人口中的後果里。犯你自己該犯的錯，旁人信誓旦旦的警告，很多時候只是虛設在你前方的障礙。如果他們的話都要聽，那麽創業這條路，你是絕對走不下去的。

在我短短一年的創業中，有很多人像親眼所見一般，用過來人的口氣，言之鑿鑿地告訴我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然而，實踐證明，事情根本不像他們說的那樣。

不要聽信所謂的權威，或者表面上看起來很酷的人。真正應該聽從的，是你自己的心。如果你真的非常需要建議，去向那些你認可的創業前輩求助。那些你喜歡的創業者，往往持有和你一樣的價值觀，你們在一起聊天，只會讓你感覺茅塞頓開，非常受啟發。

如果你覺得，有的人和你的價值觀不一致，不要因為他的話懷疑你自己，哪怕他的經驗比你豐富，你希望成為的也不是他那樣的人。

我記得 Andrea（500的導師之一）對我說，每個人都會給你不同的建議，他們不是權威，一切都取決於你自己。

Demo Day 那天，在我上場前，Rob（ 同為 500的導師之一）告訴我，永遠不要做別人，而要做你自己，如果你做別人，你永遠不會做得比別人好。

還有 Roost 的 Jon（Batch12 的創業者），他告訴我，他永遠只犯自己的錯。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江苑薇，文章為原創，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獲得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只有不喜歡你的投資人，沒有說不清的商業模式

剛到 500 Startups（下稱 500）參加培訓時，每個人都需要向其他人介紹自己的項目。當時我很緊張，覺得自己一定會說不清楚。因為在過去的半年里，從拒絕我的投資人那里，我不斷接收到這樣一個回饋：你沒說清楚。

我很擔心，Fiberead 的商業模式，我用母語都說不清楚，用外語解釋起來恐怕就更難了。所有人都這麽說，所以我也不得不接受：我們的商業模式很複雜，很難在短時間內說清楚。

我決定向我在 500 的兩位創業導師之一——Zafer 求助。

讓我驚訝的是，Zafer 一下就聽明白了。我甚至不用多說，他自己都能推斷出好多細節。而之後我遇到的所有人，就沒有一個是聽不懂我用英語介紹的商業模式的。

後來我想明白了：當一個人不想投你，又不願意承認自己不了解你的行業的時候，你怎麽解釋，他都是不會清楚的。

怎麽可能會有創業者說不清楚自己的商業模式呢？這恐怕是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上最大的謊言了。只有不喜歡你的投資人，沒有你說不清楚的商業模式。

那時候，大多數人都在教我如何包裝自己的項目。我明明已經把所有東西都說清楚了，但還是會遭遇各種挑剔。最難受的大概是，你處在一個和自己價值觀不一樣的環境里，進而質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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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認識了很多非常優秀的創業者，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是估值高到不可理喻還拿了十幾個Term 的。也許傳說中這樣的人的確存在，一來我沒有見過，二來即便如此，他也一定不是我想成為的人。如果你的目的是做一個偉大的公司，而非融一筆巨款，過高的估值只會傷害你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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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給我的一個教訓是，任何時候，不管別人說什麽，都不要懷疑自己的心。哪怕你是錯的，你也要自己錯一次，否則你永遠會活在別人口中的後果里。犯你自己該犯的錯，旁人信誓旦旦的警告，很多時候只是虛設在你前方的障礙。如果他們的話都要聽，那麽創業這條路，你是絕對走不下去的。

在我短短一年的創業中，有很多人像親眼所見一般，用過來人的口氣，言之鑿鑿地告訴我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然而，實踐證明，事情根本不像他們說的那樣。

不要聽信所謂的權威，或者表面上看起來很酷的人。真正應該聽從的，是你自己的心。如果你真的非常需要建議，去向那些你認可的創業前輩求助。那些你喜歡的創業者，往往持有和你一樣的價值觀，你們在一起聊天，只會讓你感覺茅塞頓開，非常受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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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Roost 的 Jon（Batch12 的創業者），他告訴我，他永遠只犯自己的錯。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江苑薇，文章為原創，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獲得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賽為智能玩遊戲說不清收入 高價買來的開心網收入疑竇叢生

曾經風靡一時的開心網又回來了，只是再次出現在大眾眼前時，開心網選擇的是“賣身”給賽為智能（300044.SZ）。

停牌五個月之久的賽為智能一紙公告發布後，公司立即成為市場關註的熱點，公司此次逾10億元收購的北京開心人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下稱“開心人信息”），正是之前風靡大江南北的開心網運營商，旗下的“偷菜”、“爭車位”等遊戲當初的火爆情形仍歷歷在目。

不過，創始人程炳皓已經選擇了離職，公司主業早已經是遊戲開發。作為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開心人信息三國題材遊戲的ARPU有著超乎尋常的表現，而運營公司披露的信息則顯示，遊戲的收入並沒有那麽豐厚。

開心網高價轉讓

10月13日，賽為智能發布收購預案，擬以10.85億元收購新余北岸技術服務中心（有限合夥）（下稱“新余北岸”）等六名股東持有的開心人信息100%股權。

其中，賽為智能計劃以13.09元/股發行股份支付交易對價的70.32%，剩余3.22億元以現金支付。同時， 上市公司擬向不超過5名特定對象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5.4億元。

在逾3億元的現金支付中，開心人大股東新余北岸獨攬2.71億元，另外兩名創始人程炳皓和周斌分別獲得4741萬元和331萬元。

除了獲得大量的現金支付，新余北岸還將獲得股份支付對價3109萬股，考慮配套融資後，其持股比例為7.18%，賽為智能實際控制人周勇以14.64%的持股占比仍然保持著大股東的地位。

與此同時，周勇還與公司二股東周新宏簽署了一致行動人協議，即使配套融資後，周勇實際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權比例也將達20.82%，實際控制人的地位得到了加強。

控制權的安排顯然與開心人信息的高估值有關。此次收購溢價達到了20.66倍，對於“過氣”的開心網，這樣的身價顯然不菲。要知道，在原實際控制人程炳皓離職時，開心人信息的轉讓身價只有7000萬元。

7月底，開心人信息的創始人程炳皓宣布離職，離職前他也讓出了公司的控股權，新余北岸以5300萬元拿下了開心人信息75.71%的股份，公司的執行總裁、80後周斌成為實際控制人，程炳皓的持股剩下23.36%。此時，開心人信息的100%股權估值為7000萬元。

8月，開心人信息完成最後一次股權轉讓，3家機構投資者出資2.8億元獲得開心人信息28.78%的股份，此時開心人信息的估值已經直線拉升至9.73億元。兩個月以後，賽為智能以10.85億元收購了開心人信息的全部股權。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後入股的3家機構中，共青城嘉樂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和共青城嘉誌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的普通合夥人（執行事務合夥人）均為深圳嘉禾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嘉禾資產”）。

而廣州市嘉諾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持有嘉禾資產50%股權，系嘉禾資產控股股東；李枝持有廣州市嘉諾投資咨詢有限公司100%的股權，是嘉禾資產的實際控制人。出生於1983年的李枝無疑是搭上了開心人信息上市的末班車。

作為開心網的運營商，如今的開心人信息主業已經換了方向，遊戲是公司目前的主要收入來源。只是對於依賴一款遊戲的開心人信息來說，公司的ARPU值遠超同業公司。

超高的ARPU值

成立之初，開心人信息最主要的業務就是運營以社交平臺為主的開心網，開心農場、爭車位等多款社交遊戲都曾風靡一時，峰值日登陸人數過千萬。然而，時過境遷，如今的開心人信息與之前的火爆情形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目前，開心人信息的主要收入來自網遊而非社交，社交平臺的運營收入只占一小部分。賽為智能的收購預案顯示，2014-2015年，開心人信息的收入分別為1.72億元和1.81億元，其中來自遊戲的收入分別為1.06億元和1.4億元，占比達到61.23%和77.41%；社交平臺的收入分別只有6683萬元和4085萬元，占比分別為38.77%和22.59%。到了2016年前8個月，社交平臺收入占比進一步下滑。2016年前8個月，開心人信息的收入為1.17億元，其中遊戲達到1.02億元，占比87.11%；社交平臺為1512萬元，占比只有12.89%。可見，在社交平臺收入逐漸萎縮的情況下，開心人信息對遊戲愈發依賴。

在開心人信息的遊戲中，三款三國遊戲構成主要的收入來源，其中《一統天下》貢獻了最多的收入。

《一統天下》自2013年6月發行上線以來至今已持續運營逾3年，月度流水仍保持在1500萬元以上。2014年和2015年，《一統天下》分別取得了9403萬元和1.22億元的收入，占公司遊戲整體收入的比重達到了89.11%和87.42%。

2016年，開心人信息新上線了三國題材遊戲《三國群英傳》並取得了不錯的收入流水，即使如此，《一統天下》前8個月7861萬元的收入，占公司遊戲收入的比例仍達到了76.92%。

用戶規模、付費率、ARPU值是網絡遊戲行業的三個核心因素。ARPU值即平均每個用戶收入貢獻，顯然ARPU值越高，意味著公司從每個客戶得到的收入就越多。

《一統天下》的ARPU值明顯不低，甚至可以說是非常高。預案顯示，從2014年3月起，該款遊戲的ARPU值就超過了1000元，隨後一路走高，直至2016年8月達1900元上下。

三國題材是網遊市場最多的題材之一，但ARPU值超過1000元的情況非常罕見。三七互娛（002555.SZ）作為一家網遊平臺，旗下運營的《盛世三國》月均ARPU值只有497元，另一款三國遊戲《街機三國》只有298元。

《啪啪三國》是一款較為流行的三國題材遊戲，其上市時間在《一統天下》幾個月之後，其開發商是拓維信息（002261.SZ）的子公司。彼時的收購案顯示，《啪啪三國》的總用戶數在2014年4月就逼近500萬人，但ARPU值只有10元上下。

王子新材（002735.SZ）收購的飛流九天同樣運營多款三國遊戲，雖然沒有公布ARPU值，但卻公布了ARPPU值，也就是每個付費用戶的平均收益。其中《攻城掠地》的ARPPU值最高不過400元上下，其負責運營的《啪啪三國》ARPPU值基本也在200-300元。

除了這些經營多年的三國遊戲外，遊族網絡（002174.SZ）2015年推出的《少年三國誌》單月最高營收達1.6億元，單月流水長期維持在億元左右，雖然年報中沒有披露ARPU值，但公開報道中其上線時的ARPU值也在300元以下。

無論是同時期上線，還是新上線的遊戲，其ARPU值的表現都遠遜《一統天下》。同樣是三國題材，遊戲人數無論多少，都難以企及《一統天下》付費用戶的付費熱情，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對此，賽為智能相關負責人對《證券市場周刊》記者表示，《一統三國》是一款精品遊戲，經過三年積澱，積累了大量高端用戶，因此整體付費ARPU高於一般遊戲。

開心人信息的收入疑雲

對於高估值，開心人信息也給予了未來豐厚的業績承諾，公司大股東新余北岸和實際控制人周斌承諾，2016-2019年，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凈利潤數分別不低於7300萬元、9300萬元、1.16億元和1.41億元。

作為公司目前最為依賴的收入來源，《一統天下》的表現直接決定開心人信息的收入多寡，從賽為智能披露的信息來看，這款遊戲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

2014年初《一統天下》總玩家人數破百萬，直至如今總人數已經超過700萬，但總人數的增加並不意味著付費人數同比例變化；實際上，這款遊戲的月付費玩家數已經從2014年年初的兩萬余人降至2016年8月份的不足萬人了。

截至2016年8月底，在總計逾700萬的玩家中，韓國的玩家接近70萬人，占比接近10%。在寶通科技（300031.SZ）收購廣州易幻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易幻網絡”）時，也對這款遊戲有簡單的介紹，後者是《一統天下》在韓國的代理商。收購書顯示，截至2015年7月，《一統天下》累計玩家為60.85萬人。也就是說，一年時間，該款遊戲在韓國只增加了不到10萬人，與賽為智能披露的用戶人數高增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此外，在開心人遊戲前五大客戶名單中，易幻網絡始終是公司的第一大客戶。2014-2015年分別貢獻了2630萬元和2797萬元的收入，2016年前8個月也已經貢獻了1554萬元。

在寶通科技收購書中，開心人信息相應地出現在了易幻網絡的前五大供應商中，其中2014年貢獻的采購金額為1980萬元，2015年前7個月則獲得了2133萬元的采購金額。

對於2014年雙方之間的采銷數據，賽為智能收購預案中公布的數據多出650萬元，差距接近25%。那麽，這多出來的數百萬元收入是從哪里來的呢？

跟普京的關系說不清？特朗普國家安全顧問辭職引白宮“地震”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弗林(Michael Flynn)當地時間2月13日深夜宣布辭職。

幾個小時前，美國司法部剛剛通知白宮，認為弗林在同俄羅斯外交人員的聯絡上存在不當行為，並且還為副總統彭斯、白宮發言人等官員提供了“誤導的信息”，此外，弗林可能面臨受到俄羅斯政府勒索的風險。

但是，據白宮的一位官員向《華盛頓郵報》透露，總統特朗普並沒有炒掉弗林，而是弗林自己提出的辭職，弗林13日晚間向特朗普遞交辭職信之後，特朗普接受了他的辭呈。

國家安全顧問毫無疑問是白宮內閣最重要的職位之一。同內閣其他成員不同，國家安全顧問由總統直接任命，且不需要經過參議院的“會審”。

白宮要員弗林成了特朗普班子中第一個“出師未捷”者，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越過了看不見的“紅線”。

“我不經意地向副總統和其他人通報了與俄羅斯大使打電話的不完整信息，我真誠地向總統和副總統道歉，他們已經接受了我的道歉。” 弗林在白宮公布的辭職信中說。

辭職還不算完。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包括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在內的美國情報機構已經對弗林與俄羅斯政府的關系，以及弗林此前與其他俄羅斯人士的聯絡展開調查。

白宮原本不會服軟？

白宮發表的聲明還指出，特朗普提名陸軍退役中將約瑟夫·基思·凱洛格(Joseph Keith Kellogg)暫時接過國安顧問的職位。

72歲的凱洛格退役前為美國陸軍具有傳奇色彩的精銳部隊第82空降師的總指揮，曾在越南服役，並曾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擔任在巴格達的西方聯軍的總司令。在退役前，凱洛格擔任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負責指揮、控制、通訊和聯絡的司長。在特朗普競選期間，凱洛格曾是特朗普的一位高級政策顧問，目前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幕僚長。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電視臺引用一位白宮官員的話說，特朗普有意考慮讓凱洛格全權接替國安顧問的職位。同時，國安顧問的考慮人選名單中還有另外兩位：一個是美國聯合部隊司令部的副總指揮哈瓦德(Robert Harward)，還有一個是之前特朗普考慮的國務卿人選之一、中情局前局長彼得雷烏斯。

凱洛格、彼得雷烏斯與哈瓦德目前都是潛在接替人選

過去的3周來，弗林一直被指在去年12月與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基斯利亞通過電話。起初弗林否認在電話中與基斯利亞討論過涉及制裁俄羅斯的議題，彭斯還因為相信弗林而在多家美國媒體中為他發聲表示支持。後來，弗林又對白宮表示，他可能在談話中談了制裁的事。而在本星期，弗林在被問到相關議題時表示，自己“記不清楚是否談了制裁的事”。

“白宮的許多人都認為他暫時不會被解職。畢竟，在媒體的各種負面攻擊和民主黨呼籲炒掉他的時候，最不應該出現的一個局面就是對這些反對的聲音服軟。”白宮的一位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

因此，雖然弗林的處境一直“不妙”，但白宮多位官員直到其辭職當天，都還為弗林作辯護。

失去所有人的信任

媒體和外界也都認為，弗林“可能暫時不會丟了飯碗”，因為，如果特朗普解除弗林的職位，就等同於承認自己用人不當，也會暴露出他剛組建的班子內部混亂。

除了民主黨方面一直對弗林繼續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更有多位民主黨議員要求特朗普應該立即把弗林解職，而且，共和黨方面也對弗林自相矛盾的態度不滿。弗林也一直被共和黨要求“必須向特朗普和彭斯把事情說個清楚，讓白宮能徹底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

媒體也一直窮追猛打。上周末有消息稱，特朗普上周在佛羅里達招待安倍晉三時，曾對弗林給他造成的麻煩表示不滿。後來白宮發言人斯派策表示，“這個消息不真實”。

正因如此，弗林一直都在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下稱“國安會”)顧問的身份正常工作：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接見工作由他主導，13日當天的加拿大總理訪問白宮也是由他主要負責，周一早上的特朗普總統國家安全例行簡報也是由他主持。周一的一整天都和以往一樣，直到晚間，美國新任財政部長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宣誓就職後，弗林向特朗普遞交了辭職信。

“弗林應該是感受到了那樣的一個時刻。”白宮的這位官員表示，“他在白宮的辦公室四周一看，卻找不到一個‘朋友’了，比如，誤導副總統彭斯的事就絕對不是在白宮里能過得去的一件小事，所有人都知道這點。”這位官員說。

那麽，國安會在白宮里到底有多重要?在白宮西翼的一角，國安會單獨占據很大的一個辦公空間。《外交政策》雜誌主編羅斯科夫(David Rothkopf)曾指出，國安會就是美國政府掌控世界的工具。因為，這里是美國政府最高級別官員討論國家最重大機密和最重要利益，決定“戰爭”還是“和平”的地方。

要員弗林犯了哪幾個大忌

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弗林的深夜辭職盡管發生得突然，卻被認為是“早晚都要發生的事”，因為他所觸犯的是很難補救的多個政治錯誤。

首先，他在是否同俄羅斯外交人員討論制裁的問題上一再地誤導公眾和白宮，並連累副總統彭斯親自幫他辯護也遭到外界懷疑的後果。“把副總統和白宮的公信力置於危險當中”是弗林所犯下的一個嚴重錯誤。

此外，弗林因為之前同俄羅斯外交人員“私下舉行會談”本就已經在接受司法部的調查，盡管不一定會面臨司法指控，但擔任擁有最高安全級別的國安會顧問已經被公認為不合適，辭職只是時間問題。

還有，弗林因為“親俄”的態度而一直遭到媒體和外界質疑，並被認為是主導特朗普“親俄”的主要力量。同美國軍方人員大多主張對俄羅斯強硬相比，弗林卻一直提出美國應該改善同俄羅斯的關系，並被外界拍到曾在2015年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同坐一桌，參加俄羅斯媒體主辦的豪華晚宴。因此，弗林也是美國司法和情報機構一直所調查的、特朗普競選期間同俄羅斯政府有關聯的重要人物。

曾與普京同坐一桌

在外界對弗林和俄羅斯關系的諸多質疑中，最受關註的是他在2015年曾參加過“今日俄羅斯”(RT)電視臺10周年慶典活動並進行了一次付費演講。

對於此事，弗林在2016年8月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解釋，自己是受演講中介機構的推薦去俄羅斯做付費演講，當時演講的主題是激進伊斯蘭和中東，現場大約有200名觀眾。

但是，美國媒體報道稱，弗林當時就坐在今日俄羅斯總編瑪格麗塔·席美亞(Margarita Simonyan)旁邊，和普京之間也仿佛“零距離”。

媒體對此曾提出質疑。但弗林稱，並非他要求與普京坐近一點，而且他和普京之間的談話只是簡短的自我介紹罷了。

2015年的一次活動上，弗林“偶然地”和普京同桌。

雖然弗林在參加上述活動時距他從部隊退休已過了16個月，但是國會中的民主黨人依舊發難稱，美國憲法中的報酬條款禁止退休軍事將領在未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從外國政府處接受資金。可弗林稱其在出行之前已經向國防情報局(DIA)報備過。

除了那次演講，弗林還曾上過幾次今日俄羅斯的電視節目，在節目中呼籲美國和俄羅斯應該更緊密合作，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並且嘗試找到結束敘利亞內戰的方式。

2016年10月，弗林在接受美國媒體Politico采訪時把普京稱為“極權獨裁者”並認為特朗普對普京的贊譽有點“誇張”，但話鋒一轉又說普京聰明且領悟力很強。

弗林必須走！傳副總統彭斯內定

多位政治分析人士指出，雖然特朗普的國安顧問只做了24天，就在爭議中辭職讓新政府“臉面上很不好看”，但這也傳遞了外界之前所沒有註意到的一個細節，就是彭斯在白宮和對特朗普的影響力。

根據美國媒體Buzzfeed的報道，13日早晨，就在白宮都在忙著接待加拿大總理的時候，本應也在白宮的彭斯卻來到國會山，同多位國會成員舉行了兩個小時的閉門會談。在他位於國會山一樓的副總統辦公室，彭斯與來自兩黨的多位成員舉行會談的一個主題，據說就是討論弗林的去留。

如果說副總統周一訪問國會山已經讓弗林的命運變得非常難測的話，白宮一天之內更是就相關議題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在副總統前往國會之前，白宮高級顧問康威表示，“弗林對特朗普(留住自己)保持絕對自信”。但是，在中午白宮的新聞簡報會上，白宮發言人在被問到相關問題時則換了口吻表示，“白宮正在評估與弗林有關的問題。”

而《華盛頓郵報》周一晚間所發表的一篇報道，被認為是壓垮弗林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這篇文章中，該報引用司法部的消息稱，司法部曾就弗林同俄羅斯的電話聯絡警告過白宮，甚至在彭斯為他在美國媒體面前辯護前，白宮就收到過這個警告。

如果他不辭職，也就意味著白宮和副總統在明明知道內情的情況下，還為他的不當行為袒護和辯解掩飾;而如果他承認故意誤導，白宮和副總統的可信度還不至於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分析人士指出，幾個星期來一直面臨內外交困“沒朋友”的局面，最後在《華盛頓郵報》文章的轟炸下，弗林甚至不想等到周二早晨，而選擇在周一晚間就把辭職信遞交到了特朗普的手上。

彤叔周大福持股 保薦人說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