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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蔡昉：農民增收近八成為何不來自農業？

6月4日，在2016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稱，2015年山東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6.3萬億元，按當年平均匯率計算人均超過1萬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大概兩到三年之後，就會達到一萬兩千美元，這是當前世界銀行所定義的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和高收入發展階段的門檻。在全國經濟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全國要到2022年才會達到這一門檻。也就意味著，山東很顯然會在“十三五”完成之前，就可以領先於全國跨過這一門檻。

他說，實體經濟越是走向高端，城鄉越是形成中等收入群體占主體的一種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金融發展和財富管理的需求也就越強烈，也就越會以"會當淩絕頂"的姿態得到率先的發展。財富需要土地、勞動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以及創新這一財富湧流的終極源泉。

蔡昉認為，中國農業發展出現問題的根源在於農業生產方式，在於土地規模太小。目前國內的農戶平均農地規模是0.6—0.7公頃，只相當於世界銀行所定義的小土地所有者(農場規模低於兩公頃)1/3的水平。

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農業超小規模的現實讓彼此間的差距更大。他舉例說，日本和印度都是以小規模土地為特征，但是中國只相當於他們土地經營規模的一半;跟美國大農場相比，只相當於其平均規模的0.4%;跟非洲國家大體上平均水平比，相當於其1/4—1/5;跟拉美國家相比，大概相當於1/10。而且土地規模不僅小，而且細碎，地塊又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面對當前勞動力大規模向外轉移，中國農業經歷向機械化邁進的過程，機器在逐漸替代勞動。蔡昉說，在替代勞動的過程中，很快會到達一定的階段，非常狹小的經營規模就會制約投入的回報，遭遇資本報酬遞減。

以農業中的投資回報率為例，蔡昉提到，最近做過計量的研究，通過2007年到2013年的平均水平和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1984年的平均水平進行比較，發現糧食中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也可以看成資本的投資回報。

其中，粳稻下降了35%，這說明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是大幅度提高的，但是回報率在下降。玉米下降了34%，小麥下降了24%。最近以來，這個下降的趨勢更明顯了，也就意味著，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不能擴大經營規模，投入雖然是好事，但是投入之後沒有效益，導致的結果就是農民要增加收入，和農業本身無關，和農業經營本身無關。

蔡昉說，從全國的情況看，大約農民2/3的收入是和農業沒有關系的。在增收的成分中，每年的增量中大概78.5%是和農業無關的，是非農產業的工資性收入的。這就得出結論，農業要強就要采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而沒有規模經營就沒有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這都對金融服務提高了要求。

他透露，目前參加的全國人大立法工作，正在積極推動農村金融法的制定，將會根據這個法律的推進結果，於法有據的推動農村金融的改革。

在勞動力這一要素，蔡昉說，傳統概念下普通勞動力的供給，2004年進入劉易斯轉折點，出現了勞動力短缺。雖說數量不足要用質量來代替，但是當勞動力總量不增長的時候，也就是說每年沒有很強的新增勞動力群體的時候，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會放慢，新增的人力資本總量也會減少。這是由於新增的勞動力比存量的勞動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

他舉例說，大概做了一個測算，2011年—2020年期間，每年新增的人力資本總量是以每年1%的速度遞減，而不是遞增。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教育和培訓更大的發展和改革，人力資本是不可能支撐經濟發展的，也是不會支撐經濟結構的轉變的。

對於機器人，蔡昉進行高度評價，認為它改寫了經濟學中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就是資本報酬遞減，有了機器人或許就沒有資本報酬遞減。它對人的替代可能會發生得非常快，超乎我們的預料。

他說，過去經濟學家將機器人歸為資本一類，而非勞動一類。因為它只是人的簡單延伸。但是新一代機器人有了新的特點，也就是說它有更高的智能，可以把體力、智能甚至認知能力，在某些領域甚至非認知能力都融合到一起。因此在這里把它歸為勞動這種要素，也是為了特別強調必須高度關註機器人的發展。

在創新方面，蔡昉稱，創新是財富湧流的終極源泉，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面臨生產動能的轉換，也就是說面對過去人口紅利的收獲期，進入到現在的後人口紅利發展期，相應人口紅利動能一定要從要素投入驅動，向全要素生產力的驅動轉變。

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全要素生產率如何提高?

蔡昉提到，因為過去有一個概念，大家認為創新是用新的技術，政府也就習慣於大手筆給企業補貼，甚至越俎代庖幫助企業選擇什麽樣的新技術、新行業，但是這樣往往帶來政府鼓勵的產業變成了產能過剩的行業，政府覺得無能為力、使不上勁。

他說，其實創新分兩個層次，在企業層面，也就是微觀層面，歸根結底是按照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選擇最有競爭力的技術和最有競爭力的生產方式，這部分是企業的產業行為，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在市場的選擇機制方面，要保持充分競爭的市場，允許進入，也允許退出。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生產率提高的一半，來自於企業的進入和退出，即“創造性的破壞”。對政府來說，真正要做的就是維護好這種“創造性破壞”的機制。

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判斷經濟發展階段還要看人口結構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今天表示，推進改革要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要把改革的目標定在機制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

蔡昉是在北京舉辦的“2016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上，作題為“新型中國城鎮化”的主題演講時做如上表述的。

“判斷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僅要看人均GDP水平，還要看人口結構——看人口結構是有利於經濟增長，能夠創造人口紅利，還是會產生人口負債，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 蔡昉表示，我國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了比較高的老齡化程度，比較早地喪失了人口紅利，“過去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借助了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未來如果繼續保持，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蔡昉在演講中提到，人口結構有利於資本積累，如果人口撫養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眾”，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同時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資本回報率也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趨勢下的新移民，其年齡構成上更具生產力人口性質，有了他們，城市整體的年齡構成會更合理一些，因此變得有利於資本的積累和資本回報率提升。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只有19%的務農人口，其他人都在非農產業。“這部分人正常的年份在二產、三產中，如果在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觀經濟形勢，需要他們退回去，他們又回到農業生產力的蓄水池里。但農業越來越機械化了，這部分人越來越回不到農業中去，他們已經穩定從事非農就業了，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是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源泉。” 蔡昉解釋道。

每年新增的農民工被稱為農業轉移人口，這部分16～19歲的農村人口是初中和高中畢業生，沒有務過農。蔡昉在演講中提供的圖表顯示，2014年中國這部分人口數量已經到達了峰值，從去年開始出現負增長，城鎮化有減速的趨勢。蔡昉由此得出結論:“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這就證明，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要推進改革，蔡昉認為應該做三件事情：

一是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和增長不是此消彼漲，有此無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二是對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必須作出恰當的制度安排，讓每個人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才能推進改革。

最後，要把目標定在機制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著眼於真正意義上的資源重新配置，推動城鎮化獲得改革紅利。

社科院蔡昉：中國有望實現兩個“L”型增長軌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今天(28日)在京表示，如果中國能夠正確的判斷形勢，遵從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引領它，用正確的促進方式，就有望實現兩個“L”型的增長軌跡。

在出席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2016”時，蔡昉以“兩個‘L’型軌跡——中國經濟增長近中期和遠期”為題發表了主旨演講。

蔡昉說，“首先我們不希望是經濟增長是‘V’型的，或者說不能指望‘V’字型的經濟複蘇。”他說，原因是現在遇到的不是過去能夠給帶來“V”字型複蘇的需求側的問題，而是供給側的問題。

他分析說，一方面是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轉的，所以人口紅利這種動能回到原來的增長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他說，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負增長是從2011年開始的，2010年是峰值，2011年開始下降。

“我告訴大家，可能還會出現下一次勞動力短缺的高峰，因為按照當時的人口年齡結構預測，在這一段時間內，也就是2011年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以後，按人口年齡結構預測出勞動參與率還會提高，勞動年齡人口乘以勞動參與率等於經濟活動人口，就是等於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力。”蔡昉說，假設勞動參與率不變的話，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經濟活動人口也就減少。“只有假設勞動參與率提高，才會出現經濟活動人口的峰值晚一點到來的情況。但是現在勞動參與率還略有下降，那就意味著我們真實勞動力的下降比我這條線顯示的要嚴重得多。”

蔡昉說，人口的趨勢不僅是通過勞動力供給影響經濟增長，還通過勞動力供給短缺、工資上漲等影響經濟增長。單位勞動成本等於工資除以勞動生產率，工資上漲速度快於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成本就提高，加速向發達國家靠攏，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就會下降。 而勞動力的素質、人力資本是靠新成長勞動力來改善的，不斷的新鮮血液，他們受教育程度高，如果這部分人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存量的人力資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預測人力資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資本的回報率也相應下降。這些因素都是從供給側降低潛在增長率的因素。

蔡昉說，中國經濟增長近中期有一個“L”型的軌跡。就“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下限和上限應該是什麽樣的的問題，蔡昉認為，下限肯定是按照“十三五”時期測算的，假如什麽都不發生，就是正常趨勢，平均是6.2%，當然每年是不一樣的。

“我們設想，如果從明年開始改革紅利逐漸顯示出來，不用太高，就保持在今後四年平均6.5%的話，最後的結果會逐漸向上限靠攏。如果是這樣的話，和這兩條上限和下限相比，這條線接近於一個中近期的‘L’型軌跡了。”蔡昉說，從中近期看，“L”型軌跡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紅利，必須得靠改革。

他說，為什麽要設上限和下限呢?簡單地說，設下限是必要的，如果突破了底線，突破了潛在增長率，就意味著會出現周期性失業，這是保民生的一個基本需要。但是超越了上限的話，就意味著一定是用刺激的辦法，會導致增加的流動性進不到實體經濟，最後流向了那些和競爭力比較無關的產業，導致經濟泡沫，而這種情況當然也不想看到。

蔡昉認為，“現在最應該操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經濟風險，我們不希望有這個風險，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可能做好的話，我們能爭取得到一個‘L’型軌跡。”

至於長期的“L”型軌跡是什麽呢?蔡昉認為，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戶籍制度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等等。

日前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7年經濟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力求“穩中求進”。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領下，中國經濟巨輪將再次揚帆起航，踏上新的改革發展征程。

“財經戰略年會2016”主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的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夏傑長介紹，年會主題聚焦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改革、穩中求進”“絲綢之路城市網與全球城市競爭力”等議題，把脈中國經濟發展改革方向。

今天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還將與聯合國人居署聯合發布共同編制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攝影/章軻

“財經戰略年會2016”現場。攝影/章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