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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蔡昉:農民增收近八成為何不來自農業?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3332.html

6月4日,在2016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稱,2015年山東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6.3萬億元,按當年平均匯率計算人均超過1萬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大概兩到三年之後,就會達到一萬兩千美元,這是當前世界銀行所定義的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和高收入發展階段的門檻。在全國經濟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全國要到2022年才會達到這一門檻。也就意味著,山東很顯然會在“十三五”完成之前,就可以領先於全國跨過這一門檻。

他說,實體經濟越是走向高端,城鄉越是形成中等收入群體占主體的一種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金融發展和財富管理的需求也就越強烈,也就越會以"會當淩絕頂"的姿態得到率先的發展。財富需要土地、勞動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以及創新這一財富湧流的終極源泉。

蔡昉認為,中國農業發展出現問題的根源在於農業生產方式,在於土地規模太小。目前國內的農戶平均農地規模是0.6—0.7公頃,只相當於世界銀行所定義的小土地所有者(農場規模低於兩公頃)1/3的水平。

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農業超小規模的現實讓彼此間的差距更大。他舉例說,日本和印度都是以小規模土地為特征,但是中國只相當於他們土地經營規模的一半;跟美國大農場相比,只相當於其平均規模的0.4%;跟非洲國家大體上平均水平比,相當於其1/4—1/5;跟拉美國家相比,大概相當於1/10。而且土地規模不僅小,而且細碎,地塊又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面對當前勞動力大規模向外轉移,中國農業經歷向機械化邁進的過程,機器在逐漸替代勞動。蔡昉說,在替代勞動的過程中,很快會到達一定的階段,非常狹小的經營規模就會制約投入的回報,遭遇資本報酬遞減。

以農業中的投資回報率為例,蔡昉提到,最近做過計量的研究,通過2007年到2013年的平均水平和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1984年的平均水平進行比較,發現糧食中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也可以看成資本的投資回報。

其中,粳稻下降了35%,這說明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是大幅度提高的,但是回報率在下降。玉米下降了34%,小麥下降了24%。最近以來,這個下降的趨勢更明顯了,也就意味著,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不能擴大經營規模,投入雖然是好事,但是投入之後沒有效益,導致的結果就是農民要增加收入,和農業本身無關,和農業經營本身無關。

蔡昉說,從全國的情況看,大約農民2/3的收入是和農業沒有關系的。在增收的成分中,每年的增量中大概78.5%是和農業無關的,是非農產業的工資性收入的。這就得出結論,農業要強就要采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而沒有規模經營就沒有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這都對金融服務提高了要求。

他透露,目前參加的全國人大立法工作,正在積極推動農村金融法的制定,將會根據這個法律的推進結果,於法有據的推動農村金融的改革。

在勞動力這一要素,蔡昉說,傳統概念下普通勞動力的供給,2004年進入劉易斯轉折點,出現了勞動力短缺。雖說數量不足要用質量來代替,但是當勞動力總量不增長的時候,也就是說每年沒有很強的新增勞動力群體的時候,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會放慢,新增的人力資本總量也會減少。這是由於新增的勞動力比存量的勞動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

他舉例說,大概做了一個測算,2011年—2020年期間,每年新增的人力資本總量是以每年1%的速度遞減,而不是遞增。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教育和培訓更大的發展和改革,人力資本是不可能支撐經濟發展的,也是不會支撐經濟結構的轉變的。

對於機器人,蔡昉進行高度評價,認為它改寫了經濟學中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就是資本報酬遞減,有了機器人或許就沒有資本報酬遞減。它對人的替代可能會發生得非常快,超乎我們的預料。

他說,過去經濟學家將機器人歸為資本一類,而非勞動一類。因為它只是人的簡單延伸。但是新一代機器人有了新的特點,也就是說它有更高的智能,可以把體力、智能甚至認知能力,在某些領域甚至非認知能力都融合到一起。因此在這里把它歸為勞動這種要素,也是為了特別強調必須高度關註機器人的發展。

在創新方面,蔡昉稱,創新是財富湧流的終極源泉,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面臨生產動能的轉換,也就是說面對過去人口紅利的收獲期,進入到現在的後人口紅利發展期,相應人口紅利動能一定要從要素投入驅動,向全要素生產力的驅動轉變。

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全要素生產率如何提高?

蔡昉提到,因為過去有一個概念,大家認為創新是用新的技術,政府也就習慣於大手筆給企業補貼,甚至越俎代庖幫助企業選擇什麽樣的新技術、新行業,但是這樣往往帶來政府鼓勵的產業變成了產能過剩的行業,政府覺得無能為力、使不上勁。

他說,其實創新分兩個層次,在企業層面,也就是微觀層面,歸根結底是按照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選擇最有競爭力的技術和最有競爭力的生產方式,這部分是企業的產業行為,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在市場的選擇機制方面,要保持充分競爭的市場,允許進入,也允許退出。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生產率提高的一半,來自於企業的進入和退出,即“創造性的破壞”。對政府來說,真正要做的就是維護好這種“創造性破壞”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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