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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趟芬蘭之旅，最讓我驚訝的其中一點是：從政府單位到一般民眾，大家對於芬蘭最大企業諾基亞從高峰墜落，都是「冷處理」。

早就做好準備！ 企業本有起落，失敗政府不會救

「企業本來就有起落，他們必須自己reborn（重生）， 這是很自然的情況。」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執行董事何睿楷（Riikka Heikinheimo）說。「它失敗，就失敗了，政府不該救，損失也是它們自己應該承擔的， 這就是市場經濟。」芬蘭經濟研究所（ETLA）研究主管亞爾柯（.Jyrki Ali-Yrkkö）說。

說得這麼輕鬆嗎？我看著手上的數字，諾基亞在高峰時，其出口比重占全國四分之一；芬蘭政府傲視歐盟的高研發投資，諾基亞貢獻其中三七％。

而且，芬蘭單一年度的稅收，超過十分之一是來自這家公司。即便如此，芬蘭政府的態度還是不救？

「諾基亞還是芬蘭最重要的企業，但是，影響力正在降低，」亞爾柯修正記者手上的數據。他說，諾基亞產值現在占芬蘭國內生產毛額（GDP）已經降到一．二％。企業稅收比重已將降到三％。「它仍對芬蘭重要，但不是唯一。」

所以，芬蘭人已經準備好了？他笑著說：「對。」

翻開當地媒體《赫爾辛基時報》（Helsinki Times），左邊的專欄寫著：「Nokia is not junk.」（諾基亞不是垃圾），但右邊更大的篇幅報導，卻是寫著：「芬蘭軟體業的機會來了！」除了因為蘋果（Apple）與Google帶動的智慧型手 機風潮，讓各種應用軟體需求產生，更關鍵的是，諾基亞的墜落，讓更多的好人才釋出，流往軟體產業。

數據顯示，去年，芬蘭GDP成長約三．一％，雖高於歐盟二十七國平均GDP成長率一．七％，若考量二○○九年芬蘭經濟嚴重萎縮八．二％。去年的經濟復甦力道仍顯不足。

但根據芬蘭中央銀行研究，未來在出口擴張與建築業復甦帶動下，經濟成長率將高於預期；今年的GDP成長率可達三．九％，明年可達二．七％，分別高於原先預估之三％與二．五％。

狂撒創新種籽！ 年花兩百億元，支持近兩千個好點子

但芬蘭令人驚訝的不是這些數字，而是，芬蘭怎麼能夠，少了諾基亞的貢獻，卻立刻生出了一隻「憤怒鳥」（angry birds，編按：App下載遊戲冠軍，由芬蘭公司Rovio研發，詳見未來出刊一二三五期專文報導），成長動能接二連三。

「我們十年前就曾投資過憤怒鳥了。」何睿楷說。

所以是芬蘭政府很有先見之明，看到軟體產業未來發展趨勢，所以先行投資？

「不，事實上，我們不能，也不會決定，誰該在未來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誰知道好主意會從哪裡來？」何睿楷很誠實的回答。

對芬蘭政府而言，他們要做的，就是選擇來自各領域、具有創新性，並可能在該產業發揮關鍵影響力的想法，然後資助他們。「就像是撒下種子一樣。」何睿楷說。 去年，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投入約六億三千萬歐元（約合新台幣二百六十億元），支持一千八百九十六個創新想法的發展。

「那回報率是多少？」我問了一個笨問題。

何睿楷對我說：我們不計算這些。因為他們早有準備，這些錢，大部分會被這些新公司拿來繳錯誤的學費。

每年，國家技術創新局就是看似「笨笨的」砸下六億歐元去投資創新想法。

種子撒多了，總有大樹長出。

於是，芬蘭軟體業長出了「憤怒鳥」、「哈伯飯店」（Habbo Hotel）與「英雄本色」（Max Payne）等著名軟體遊戲，在硬體業，長出了如ABB Oy、Beneq Oy與Savo-Oy等太陽能電源系統公司。

對芬蘭政府而言，責任不再是選定一棵大樹費心培植，保護它不受風吹雨打，而是，不斷撒下創新的種子，讓它在森林長大自然成長，並由市場決定，誰可以繼續存活。

芬蘭並非一開始就體悟到這點，而是繳了不少學費後，才學會這個道理。

時間回到一九九九年，諾基亞登上王座還不滿兩年，路透（Reuters）就撰文警告：一旦諾基亞出事，芬蘭也遭殃（As Nokia Goes, So Goes Finland）。

小國家、大企業，是當時國際上對芬蘭與諾基亞的第一印象，當年的諾基亞前景正好，一九九七年擠下摩托羅拉（Motorola）後，不僅順勢搶進全球前五十 大企業之林，還助了當時尋求連任的芬蘭總理利波寧（Paavo Lipponen）一臂之力，這位立場親商的總理說，「或許說我們倚賴諾基亞沒錯，不過我們就是要這麼做，這樣才能在紙漿與鋼鐵工業外，立下第三根經濟支 柱。」這個決策讓他成為芬蘭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理。

曾扶植諾基亞！ 網路泡沫破裂，經濟被嚴重拖累

這種小池塘養著一隻大鯨魚不成比例的局面，其實是芬蘭政府過去十幾年刻意扶植的結果。

自一九八○年起，芬蘭政府先將隸屬國會的國家研究與發展基金（Sitra）轉型成為國營形態的風險創投單位，然後再設立國家技術創新局，專門投資通訊產業的創新業者。

根據亞爾柯的研究，諾基亞便是在這段時期接受兩個單位的研發補貼，總計共占企業本身研發經費的二五％。

諾基亞之所以能崛起，芬蘭政府那隻「有形之手」功不可沒。

只是，二○○一年，千禧年網路泡沫破裂，緊接著又是光通訊產業崩盤，諾基亞淨利衰退約五成，也拖累身後一票以它馬首是瞻的電信產業，這個貢獻全國工業產出 約四成的巨人，將芬蘭GDP成長率從五．三％一舉打至二．三％，跌幅逾半，這種市場瞬息萬變的變化，說明了要期待政府官員有「全面的知識」，選出「有前 途」的產業來發展，根本是不切實際的。

現在痛定思痛！ 不再拿納稅人的錢去扶植產業

於是，芬蘭痛定思痛，現任國家研究與發展基金主席科索寧（Mikko Kosonen）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說明：「二○○三年內閣改朝換代，逆轉了整個鼓勵創新的方向。過去八年來，Sitra每年投資多項創新計畫裡，八成是規 模三十人以下的中、小企業，而且不再鎖定高科技，更注重公共利益或國家競爭力。」

芬蘭政府也表明不會再支援諾基亞。掌握最多研發經費的教育部還放話：「芬蘭不會有一個新的諾基亞，所以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我們需要尋找新的領域。」

芬蘭已經看清楚，扶植「幼稚產業」的邏輯，不再適用於未來。因為環境，不斷在轉變。

由政府扶植幼稚產業讓它壯大，可以用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論點來代表：一個具有潛力的產業，在成長的痛苦期間得到政府的協助，將來就可以在全球市場上，和其他國家的對手競爭。所以，政府或課 徵關稅，或給予補貼，等到國內幼稚產業「長大成人」，就可以收穫果實。

只是，政府補貼就是人民被迫要拿出自己口袋裡的錢，去支持政府官員心目中認為「有前途」的產業。

姑且不論這些官員是根據什麼標準認定，事實上唯一值得政府補貼的產業，乃是這個產業在取消補貼後，還能把當初補貼時讓消費者付的代價連本帶利撈回，可以說，唯一值得補貼的產業，就是那種即使補貼取消，也能獲利的產業。但如果真有這種產業，那又何必勞煩政府來插一手？

無數國內、外經驗顯示，讓政府官員取代市場，選擇哪種產業「有前途」，絕大多數的結果都以失敗告終。甚至，連諾基亞這種頂尖企業，也可能在一夕之間崩壞。企業原本就有起落，政府何須多事，重壓納稅人的錢？這是芬蘭政府的體認。

從芬蘭的例子看回台灣。當台灣從政府到民間企業都說，要效法芬蘭的小國經濟策略，才能走向全世界，但我們是否已經看到，環境改變對政府官員決策能力的考 驗？這些年鼓吹政府扶植特定產業的聲浪始終不絕，例如雙D（DRAM、面板）產業的先例：幾年下來，已花了納稅人五百億元紓困，約台灣GDP的○．三％。 台灣政府真的清楚，自己砸的錢，是替未來種下希望，還是只是為幾棵根已腐爛的大樹，勉強延續生命而已？

【延伸閱讀】影響力逐漸降低！— 諾基亞產值占芬蘭GDP比

受惠手機和網路設備大賣創高峰-2000年達近4％iPhone威脅大，產品不賣陷危機-2010年跌至1.2％資料來源：芬蘭經濟研究所

「接近你的朋友，但要更接近你的 敵人。」這是電影《教父Ⅱ》裡，教父所說的經營之道。

台灣與中國大陸間貿易，常有人主張不可與敵人太接近，不過歷史上有些小國，卻正是靠著「更接近敵人」，與意識形態南轅北轍的敵人往來而致富，並找到生存之 路。北歐國家芬蘭就是如此。

芬蘭東邊有個傳統大國俄羅斯，歷史上芬蘭一直扮演著「基督教文明抵抗俄羅斯」的第一道防線。二十世紀時，芬蘭曾和蘇聯進行過兩次戰爭，芬蘭付出了極慘痛的 代價，這使得芬蘭開始重新思考國家的定位：即使再不喜歡蘇聯，搞對抗對芬蘭也絕沒有好處。

芬蘭：對蘇聯友好 以消費品交換，取得石油和天然氣

一九五六年，吉科寧（Urho Kaleva Kekkonen）當上芬蘭總統，他一開始是強烈的「反蘇派」，但隨著國際情勢變化，以及見到芬蘭與蘇聯對抗後的下場，他開始主張採取對蘇聯謹慎而友好的 策略。吉科寧當了二十五年的總統，他讓芬蘭成為「東西方的橋樑」，一方面對蘇聯友好，另一方面也維持和歐洲國家的經濟關係。

當時芬蘭曾與蘇聯簽訂了「蘇芬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裡面規定許多蘇聯對芬蘭的「權利」，這個條約無疑是屈辱的。當時在文明精神上與芬蘭更接近、也有實力對 抗蘇聯的國家，只有美國。然而美國實在太遙遠了，芬蘭也曾經期望借重德國的力量來對抗蘇聯，結果以慘敗收場。

就是這些現實，讓芬蘭不得不走一條看起來有點屈辱的外交道路，「不要激怒蘇聯」成為芬蘭國家最高指導原則。畢竟對芬蘭來說，近鄰（蘇聯）的友好，比遠親 （美國）的麵包更重要。雖然這不符合主權國家的尊嚴，但它卻避免了芬蘭步入像波羅的海三小國被蘇聯合併的命運。

芬蘭對蘇聯的友好，使得芬蘭可以輕易從蘇聯取得石油、天然氣，以交換芬蘭生產的消費品，蘇聯占芬蘭的貿易總額約一五％至二○％。

同時，芬蘭也不單蘇聯這張牌，它並未放棄與西歐國家發展經貿關係，雖然此舉為蘇聯所不樂見，但因為芬蘭已經得到蘇聯的信任，蘇聯並沒有公開反對芬蘭的經濟 與西歐走得更緊密。

冷戰結束蘇聯垮台，芬蘭來自蘇聯的安全威脅也下降，除了繼續安撫俄羅斯外，它也全力加入歐盟。芬蘭靠著「謹慎」與「克制」，拋開意識形態的束縛，和巨人做 生意，讓國內得以和平發展，投入高等教育，締造了自身的繁榮。最後，芬蘭終於撐到了身旁巨人的倒下。

這個「不激怒強鄰，和強鄰做生意」的策略，是芬蘭從歷史的痛苦經驗裡學來的。這也是芬蘭給那些身旁有強大國家的小國，最值得借鏡的一點。

威尼斯：和異教徒做生意 布局三角貿易，變中世紀商業王國

對資源貧乏的小國來說，除了拋開意識形態束縛、不惜與敵人做生意外，更需要開放才有活路，中世紀的商業王國威尼斯共和國（Venice）就是如此。

威尼斯位在義大利半島附近、亞得里亞海北端，它從事的是「三角貿易」：先到富有的伊斯蘭沿海城市，取得埃及和敘利亞的金幣，換取拜占庭絲綢，再轉運到西歐 出售。

在基督教與伊斯蘭這兩大敵對文明間進行貿易，對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商人一點困難也沒有。儘管和「異教徒」貿易，被當時在文化上更接近威尼斯的羅馬教皇及東 羅馬帝國反對，但威尼斯人卻一直在進行。因為貿易背後利潤極高，只要顧客付得起錢，他們信什麼教都沒關係。

威尼斯不受意識形態束縛而做貿易起家，享受了數百年的繁榮，但後來卻犯了商業王國最嚴重的錯誤——封閉。

從十六世紀開始，威尼斯的開放態度開始大轉變，例如對待同樣貿易夥伴的日耳曼商人，威尼斯用集中隔離的方式來限制這些外商的活動，同時也禁止自己商人去日 耳曼直接交易。

因為這種封閉心態，倫巴底商人、日耳曼商人都陸續離開威尼斯，威尼斯把這些貿易夥伴都推給對手，讓對手壯大，自己卻得不到好處，開始走向沒落，這個商業城 市王國的繁榮也就結束了。

開放不只意味著自己走出去，同時也要讓別人走進來，這當然還要包括容忍那些意識形態不同的人，史上做得最好的小國之一，就是荷蘭。

荷蘭：接納外來移民 靠多元種族，促進經濟與文化繁榮

中世紀時，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相當於當今的倫敦或紐約，是歐洲繁華的中心。但十六世紀，安特衛普落入西班牙之手，開始肅清異己，大批手工業者、商人、銀行家 逃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宗教寬容對任何人都有效，不管是工人、商人或逃亡者，都可以來這裡，不少學者因此避居荷蘭，因為阿姆斯特丹的開放與寬容，十七世紀成為荷蘭 文化的鼎盛時期，也帶來財富與繁榮。

芬蘭、威尼斯、荷蘭，都是小國拋開意識形態、走向開放而致富的例子。如果芬蘭無法拋開意識形態糾葛，全力和蘇聯對抗；或威尼斯拘泥於宗教情懷，不與異教徒 往來；或是荷蘭強調「本土化」，排斥外來移民，這些國家都不可能致富。

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在《小國崛起》一書中所說，既然小國玩不起大國的軍事遊戲，那麼就只能「以商立國」，但小國必須不被意識形態左右。對小國來說，是否 要用貿易「更接近你的敵人」，芬蘭、威尼斯與荷蘭的歷史提供了借鏡。

一家芬蘭的遊戲公司，成軍才三年，今年十月，被日本市值第二大公司軟體銀行砸大錢收購，軟銀董事長孫正義更宣布要藉此轉型。這家公司憑什麼稱霸行動遊戲市場？又帶給台灣什麼啟示？

撰文‧楊卓翰

十月三十一日，日本最大電信商軟體銀行（SoftBank）在東京舉行業績發表會，不久前，軟銀甫以市值九兆日圓（約三兆元新台幣），登上全日本市值第二大的巨人。但是，今天的主角不是軟銀創辦人兼董事長孫正義，而是他最新收購的一家芬蘭遊戲公司Supercell創辦人兼執行長，伊卡．潘納寧。

在孫正義的介紹下，金髮碧眼的潘納寧走上舞台，用生澀的日文打招呼。他穿著Ｔ恤和牛仔褲，與台下西裝筆挺的分析師形成強烈對比。這是他第一次見識到這種大陣仗，緊張的他，連講孫正義的名字「Masayoshi Son」都舌頭打結了好幾次，才終於把複雜的日文音節念對。

潘納寧拿著麥克風，站在台上最左邊角落，孫正義告訴他可以站中間一點，於是他向右踏了一步。講了幾句，孫正義終於忍不住，直接把潘納寧推到舞台中央，「你應該站在這裡。」孫正義耗資十五億美元（約新台幣四五○億元）買下Supercell，就是希望潘納寧站在最耀眼的位置，當一位帶領軟銀轉型的明星。

芬蘭手機遊戲公司

成孫正義世界第一關鍵

孫正義的投資總是搶先所有人，一九九五年，他在沒人看好時就投資雅虎；二○○○年，他在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最需要資金的時候，為阿里巴巴注資。如今孫正義更預言，「未來三十年，誰掌握了行動遊戲，誰就掌握了行動網路的內容。」他說：「未來，軟銀也將轉型，把行動遊戲變成我們的核心事業。」此刻，這家二○一○年成立於芬蘭，僅一百名員工的Supercell，不再只是遊戲公司，而是孫正義放眼未來最重要的一顆棋。究竟Supercell是如何讓孫正義這個狂人寄予厚望？它背後又代表什麼網路趨勢？

早在獲得軟銀青睞之前，Supercell的兩款遊戲就已經橫掃全球的蘋果和Android手機遊戲營收排行榜。〈部落戰爭〉和〈卡通農場〉以免費下載、精美畫風吸引人，卻藏著高營收的祕密。

這兩款遊戲，既有極具吸著度的遊戲系統，又能吊足玩家胃口。在玩家最需要道具時，要求玩家花少少的錢增強實力或繼續遊戲時間。而且，Supercell特別注重社群功能，玩家可以和朋友結成「部落」等同盟，造成「一個拉一個」的廣大效應，就這樣一點一滴，Supercell平均一天營收達到二四○萬美元（約七二○○萬元新台幣），成為今年二月到八月蘋果手機遊戲營收排行榜連續七個月的第一名。

不過，這樣的成功，可是Supercell獨特的「失敗哲學」打造成的。在十一月於芬蘭舉行的一場行動科技論壇中，潘納寧上台就說：「我們能做出這兩款遊戲，都是因為我們失敗得快、摔得又重！」他直言，最令人無法忍受的失敗，就是拖了二、三年，賠了大筆資金，才宣告失敗，「我們的遊戲用最少的人、最快的方法，先研發出粗糙的原型，然後拿去試驗；如果初步結果不理想，我們就馬上喊卡。」

慶祝失敗派對

打造出全球最賺軟體

最重要的是，Supercell能從每次的失敗中學到經驗。「我們有一個『慶祝失敗』的派對，大家開香檳，誠實面對自己和同事，討論這次失敗是在哪個環節出錯。我們從失敗學到的，遠比成功還多。」潘納寧說。

一家公司要藉著連續失敗來成功，除了組織必須具有彈性，員工也要比一般科技公司腦筋轉得更快。潘納寧解釋，公司取名為Supercell，就是希望公司每個細胞（cell）都是動得又快又靈活的「超級細胞」，因此，他從全球各地挖人，「公司的組成非常多元，我們從一開始就不想當芬蘭公司，而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打從二○○○年進入遊戲產業以來，「失敗」與「多元」，就是潘納寧的兩個關鍵詞。當他還在赫爾辛基大學攻讀碩士、只是一位熱愛網路遊戲和冰上曲棍球的研究生時，就與幾位同學共同創辦了Sumea公司，「我被推選為執行長，不過當時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做。」Sumea的第一款遊戲〈Racing Fever〉就獲得成功，「但開發過程中，其實經過了數不清的失敗，我會形容，這款遊戲是『血淚交織』後的作品。」他回憶，當這款遊戲站穩腳步後，「我先想到的事情，是總算有錢可以發薪水了。」○四年，Sumea賣給遊戲開發商Digital Chocolate，潘納寧除了賺得人生第一桶金，也自此在新公司擔任執行長職位，直到一○年自立門戶。在這段時間，潘納寧對於遊戲產業的本質有了新的體認，「這個產業的特殊之處，在於它能集合各路人馬的創意，公司內部並不存在競爭關係，而是一群聰明的傢伙彼此激盪；然後，再和世界上另外一群聰明的傢伙比拚。」或許就是這樣的概念，「盡可能地集合世界高手」，成了潘納寧對經營公司的自我期許。

「現在，我們離目標又更近一步了。」得到軟銀入股後，潘納寧說自己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他向媒體說，「我從來就不是為了賺錢而工作啊！」有趣的是，他卻急著在自己的部落格寫道：「接下來，我們可以成為一家真正國際化的遊戲公司。」另一方面，將Supercell納入軟銀旗下，孫正義也離他的目標更近一步：將軟銀轉型成全球第一的行動遊戲公司。因為，孫正義早已稱霸日本的行動遊戲市場。

日本上班族平均一天通勤一個小時，這些時間，他們透過軟銀行動上網，玩的更是軟銀旗下遊戲公司GungHo的當紅遊戲〈龍族拼圖〉。這款遊戲除了在日本造成狂潮，每日營收三七五萬美元（約一．一億元新台幣），還讓GungHo這家由孫正義的弟弟孫泰藏創辦的公司，市值一年飆升六十四倍，甚至超越任天堂。

就連在國外，GungHo的〈 龍族拼圖〉威力更不可當，在港、台暴紅的手機遊戲〈神魔之塔〉，當初就是參考〈龍族拼圖〉，日本東京產業新聞社還以「偽物」形容，網友也諷刺為「神抄之塔」。

芬蘭的啟示

小國也能變行動網路矽谷

有了GungHo和Supercell，軟銀的確已在全球的行動遊戲市場站穩腳步，孫正義和孫泰藏兄弟也正準備將GungHo的總部搬到芬蘭去，因為，孫正義認為，芬蘭將會出現「行動網路時代的矽谷」。

而Supercell和潘納寧，也帶給台灣另一個啟示。人口不過五百萬人的芬蘭，能夠不斷創造出小資本、大營收的行動網路公司，進而影響全球。以小搏大的網路世界，台灣下一個翻身的機會，是否隱藏其中，值得所有創業的年輕人與政府深思。

Supercell

成立時間：2010年

創辦人兼執行長：伊卡．潘納寧（Iikka Paananen）

日營收：240萬美元

著名產品：〈部落戰爭〉、〈卡通農場〉玩手機遊戲 台灣是第五大花錢大咖！

拋掉代工舊思惟 台灣仍有機會根據網路調查組織App Annie統計，今年第三季，台灣是Android平台Google Play上全球營收排名第五大的市場，僅次於日、韓、美、德。不過，為什麼我們市場這麼大，全球當紅的遊戲製造商，卻不見台灣入列，而錢，反而都被芬蘭、香港、日、韓賺走？

網路趨勢觀察家、也是LINE台灣區主管陶韻智就指出，問題在於台灣根深柢固的製造業思惟。「我們的製造業和代工非常強，可惜，台灣從來沒有直接接觸最終消費者（end user）的文化。」他分析，做App不是靠機械、靠資本、靠通路，而是靠人、靠老闆去貼近消費者。但是我們不會這樣做，我們不敢自己創品牌，總是想當代工，台灣做App時，也沒有這種「直觀市場」的文化。

此外，陶韻智也認為，國內許多網路的創投和創業者太過悲觀。「很多創投都覺得台灣起步太晚、沒有人才、來不及了，所以不願意投資。」但是，陶韻智仍然樂觀。「你看，三年前還沒有Supercell、還沒有〈憤怒鳥〉，誰知道下一波不會是台灣的公司？」他鼓勵年輕人，有願景，不要怕失敗，「就去做吧！」

第三站芬蘭。在這裡，政府正將網民導入立法過程。芬蘭環境部剛結束一場九個月的實驗，號召民眾參與修法。藉由三階段的實驗，產出法條草案，由環境部送交國會，做為修法依據。

「我必須承認民主的確正在面對危機，所以政府要試著更新自己、跟上人民，」芬蘭國會未來委員會副主席丁克楠（Oras Tynkkynen）對我說，他將透過網路群眾智慧（Crowdsourcing）立法的實驗，視作尋找「下一代政策制定工具」的任務。

群眾聲音，才能反映最原始的需求

他口中的危機，包括參與率降低、貪腐事件、透明度問題，威脅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及政府代表性。

這場實驗的三階段試著對症下藥。以修正「非道路區域交通法條」為實驗目標。

第一，由人民定義問題，就像開發產品時請來焦點團體那樣，分享使用者經驗、不滿、期待。第二，人民提出解決方案。全透明，所有提出來的點子不須具名，分類後透過史丹佛大學打造的系統，由參與者一一評分，最後清單進到下階段。最後一步，則由專家及人民共同檢視方案如何成為法律文字。

美國史丹佛大學學者艾塔默（Tanja Aitamurto?）觀察，過去，衝突可能在法條公布後產生，或者被其他議員擋下，如今衝突只是線上辯論的一個對話框，所有對話紀錄透明、永存線上，曾經棘手的衝突甚至成了對全民再教育的材料。

省錢、避免衝突，政治人物除了確保線上系統穩定、公正，沒有其他風險了。「我們看到唯一的挑戰是政府的心態，」丁克楠說。如今芬蘭各部會都在準備套用新模式，丁克楠在部會間溝通協調，教官員們如何抬起尊臀請民眾上門，「後來發現，你只要讓他們知道這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他們就肯學了，」丁克楠笑說。

長遠而言，人民對政治的疏遠就代表政府的失敗，如何在實驗中找到政府決策的新模式，便是政府未來的「專業」所在。

【延伸閱讀】首次線上立法，芬蘭學到7堂課

線上立法優點：更具建設性發現：網上討論品質高，4,000條討論只有20條必須刪掉

線上立法優點：態度更務實發現：只要政府不誇口，人民不至於過於天真，過度期待自己的影響力

線上立法優點：全民再教育發現：是一個全民學習的過程，給不同意見的雙方深入了解對方立場的機會

線上立法優點：打破小圈圈發現：意見來自各方，更具代表性

線上立法優點：匿名帶出好點子發現：網路匿名的特性，能找到最多點子

線上立法優點：剔除極端意見發現：經過比較，模糊、極端選項被淘汰，由細緻、有完整資訊的選項出線

線上立法優點：各方機會更平衡發現：立法過程透明，政治人物在利益團體、專家、民意間能取得更多平衡

資料來源：史丹佛大學研究員Tanja Aitamurto　　整理：劉致昕

如果用貼圖表現台灣，哪個圖案最有代表性？是融合傳統與現代的本土布袋戲、夜市小吃？還是追逐高度的台北一○一？

芬蘭政府老早就想到這問題，更率先發行全球第一套國家貼圖！逾三十款貼圖，將在十二月一日亮相，芬蘭外交部搶先公布三圖案嘗鮮。

首先是重金屬樂手，長髮造型加上搖滾手勢，說明芬蘭是孕育死亡金屬樂的國度。第二，則是三溫暖中的裸男裸女，因三溫暖不但發源自芬蘭，更是家家戶戶的基本配備。壓軸的則是「牢不可破」的經典，諾基亞（Nokia）手機3310。就算諾基亞品牌光芒不再，仍是芬蘭人共同的記憶與驕傲。包括中文在內，「這是芬蘭」（thisisFINLAND）耶誕月曆將提供十三種語言版本，到耶誕夜為止，每一天都會揭露一個代表芬蘭的emoji（表情符號）免費下載。

撰文者吳和懋

研發失敗開香檳慶祝，不拚公司規模、不衝刺產品數，超級細胞僅靠四款遊戲，吸引全球一億玩家，去年獲利逾三百億元。

國內遊戲股去年財報出

爐，十二家公司竟有一半虧損，以昔日遊戲股王網龍為例，當年於線上遊戲極盛時期，股價一度超越宏達電，如今連十季虧損，網龍總經理呂學森直指，產業正經歷從網頁遊戲轉往手機遊戲的陣痛期。

然而，正當台灣遊戲公司還努力轉型至手機遊戲領域時。

一家遠在北歐芬蘭的小公司「超級細胞」（Supercell），剛宣布其全球玩家人數突破一億，其執行長潘納寧（Ilkka Paananen）說：「我們的遊戲玩家遍布地表上每個國家，除了吐瓦魯以外。」潘納寧敢誇下海口，是因為超級細胞正是目前地表上最賺錢的手遊公司。根據統計機構App Annie估計，超級細胞已連續兩年蟬聯手遊獲利王。超級細胞去年營收為二十三億美元，淨利近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三百二十億元）。比《開心農場》開發商Zynga和《Candy Crush)開發商King還會賺。

驚人的是，這家公司成立五年來，只有一百八十名員工，只發展四款遊戲如《部落衝突》和《卡通農場》等，平均每位員工每年創造一千一百多萬美元的營收，相當於新台幣三億多元。這個數字是電玩大廠藝電（EA）的二十二倍。

每個團隊最多十五人

其吸金力，讓軟體銀行孫正義也砸下至少十五億美元投資，搶當超級細胞最大股東。

超級細胞成功秘密其實是:把企業分裂成很多小細胞。

大多數遊戲公司創辦人是研發背景出身，但潘納寧畢業自商管科系，在創辦超級細胞之前，他曾創辦過一家成功的遊戲公司Sumea，在二〇〇四年將其出售給藝電創辦人霍金斯（Trip Hawkins）的遊戲工作室後，他始終沒放棄再創業的念頭，二〇一〇年，當他看到網飛（Netflix）的扁平組織文化後，他決定創辦超級細胞。

超級細胞的組織管理師法網飛，成立時只有六個人，現在雖有一百八十人，但為保持彈性和效率，超級細胞高度授權每名員工，每一個團隊不超過十五人，就算是每天為超級細胞帶來一百五十六萬美元營收的遊戲《部落衝突》，其組成團隊也少於十五人。

不同於PC遊戲時代，暴雪一款電腦遊戲大作《魔獸世界》就有二百五十名設計師。

潘納寧相信，在手遊產業，團隊小，沒有繁複的決策，才能快速回應市場需求。

「我的目標是成為全世界最沒有權力的執行長。」潘納寧接受《連線》雜誌專訪時說。

在超級細胞，他把業界最優秀的人請來，組成各自的小團隊後，他就是百分之百授權，主要的工作只有支援需求。

小組可自行決定遊戲存廢

在超級細胞，團隊可以自主決定遊戲開發進度，甚至決定存廢後，才通知執行長。因為，沒有人會比遊戲製作人，更了解一款遊戲的前景。

組織變扁平，更有利於超級細胞塑造企業文化：只為了追求最好的遊戲而存在，這讓團隊不會為了權力升遷，執意發展前景有限的產品。

截至目前為止，超級細胞只推出四款遊戲，但砍掉未發行的就有十四款，超級細胞遊戲開發主管道威（Jonathan Dower）形容自家公司就像是「遊戲界的連續殺人魔」，因為十款遊戲當中，有七款在樣品階段就宣告腰斬，兩款則是在測試階段就說再見，最後留下來的只有一款。

每砍一款遊戲，公司內部就開香檳慶祝失敗，並分享經驗。團隊解散後，人員到其他團隊再開始。失敗，對他們而言是最好的學習。

超級細胞信仰:簡單、專

注、不求變大。即便公司已年賺新台幣三百二十億元，公司仍維持小團隊運作。潘納寧顯然不想追隨傳統組織的管理邏輯，他說，「我認為人們最常犯的錯誤就是，太容易把其他公司的東西照搬過來用。」有意思的是，去年底中國媒體提及阿里巴巴集團組織改組時，多直指這家大公司是在師法超級細胞。因為網路時代決策分秒必爭，大家現在必須學習：如何聰明把自己做「小」。

一隻憤怒鳥，讓芬蘭贏得手機遊戲王國的美名，雖然，憤怒鳥開發商Rovio連續三年虧損，但超級細胞順利接棒，估值突破五十五億美元，成全球最火紅的手遊公司。從Rovio到超級細胞證明了，資源與市場規模不是唯一決勝點，關鍵是你願意為理念，貫徹與顛覆到什麼程度。

撰文者李欣宜